陶勇:贻误联想 柳传志的七大失策

自称联想“创始人”,放弃芯片技术,废弃程控交换机,驱逐总工程师,抛弃“技工贸”路线,剥夺技术人员股权,攫取科研用地搞房地产——最后致使联想沦落为全球最差科技股!

【陶勇,察网专栏学者,北大国经智库研究员、中关村历史课题组研究员,有着十数年平媒、网媒工作经历,先后从事财经(人物、企业)、时政法制和调查报道,在多年的新闻实战经历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作者著有《联想做大华为做强》。本文为作者向察网投稿。】

陶勇:贻误联想  柳传志的七大失策

图为中科院计算所创建60周年所史展有关柳传志的介绍,其中,明确说明他“1984年在计算所和中科院支持下参与创办了联想”。

联想被恒生指数剔除了,你去采访一下柳传志,问他后不后悔?”在IT媒体供职20多年的朋友对我建议道。

是啊,联想今天的一切,都跟举世“著名”的所谓的中国“IT教父”柳传志直接相关,只可惜,这位号称中国企业家的“教父”却把联想的大船驾驭到“贸工技”的小河沟搁浅,已经快要沉没。这里,笔者历数柳传志曾经犯下的不可饶恕错误,看看这个大神是怎么一步步把联想带入濒死境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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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两位领军人物倾力打造全球PC领军企业,但全球老大的地位,关键时刻是否顶用?

长期以来,中国不少企业无不以做大为能事——因为缺乏创新或不愿创新,毕竟挣快钱更来得容易。当年,在问及联想是做大还是做强时?柳传志犹豫片刻回答说,“做大”。而一直以来,联想也以做大、成为全球PC老大为荣。直到中兴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制裁,因为无法得到美国的芯片供应而面临倒闭,人们才骤然发现:“做大”关键时刻根本不顶用,“做强”——拥有自主创新才能掌握产业命脉和国家根本。

那么,“做大”与“做强”矛盾吗?,我的回答是,“做大”与“做强”对于联想而言是矛盾的;但“做大”与“做强”,对于华为来说,则是和谐统一。华为目前的企业规模、市场规模不仅大过联想,其经济效益更是大过联想,而且数倍于联想。近些年,联想一路悲歌、频现败绩以致连续三年亏损;而华为则一路高歌、业绩上扬、捷报频传,业绩令全球震惊!

联想华为今天的业绩冰火两重天、功败垂成,都跟“创新”密切相关。

当年联想初创时,由于依托中科院计算所自主创新产品联想汉卡,仅头三年的净利润就达到了30% ,当时,作为一家小公司,联想与西方初创车库类公司无异,依靠创新获取利润来源,但是,联想在尚未成长为真正的企业巨擘时,就离经叛道地抛弃“技工贸”战略,搞什么“贸工技”、多元化和并购等,尤其是联想并购与思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结果联想不仅铩羽而归,企业发展也日薄西山……

而华为,这家凭借两万元创业,真正以贸易起家、甚至卖过减肥药的民营小公司,在代理小型交换机的过程中,饱尝缺乏自有技术、品牌的苦痛,从自己组装小型交换机开始,创立自有品牌,进而自主设计小型交换机,然后逐渐对自己产品升级换代,加大自主研发技术含量。完全走上自主创新的“技工贸”道路,最后依靠自主核心技术占据市场主动权,把企业打造成既大更强的国际化企业。

事实上,联想发展历程中战略改变招致的挫败只是表面现象,造成现在联想每况愈下的深层次、内在原因在哪里呢?笔者通过对联想三十四年发展历程的研究,发现根本在于联想掌门人柳传志的多重失误为联想的发展埋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对此,我们姑且叫做柳传志贻误联想的重大失策。

第一大失策:自称“联想创始人”

长期以来,柳传志杜撰自己“创办联想”的神话,并在各种场合以“联想创始人”身份出现,把中科院计算所创办联想的历史完全抹杀,纯属贪天功为己功,是不折不扣地欺世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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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牌匾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并排挂在计算所大门上。

在联想控股香港上市的招股书中,关于“我们的历史”也是这样介绍的:

【“经中科院批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一家专门从事计算器科学技术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机构,于1956年由中科院创建)于1984年11月在中国出资设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本公司的前身,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300,000元。1990年6月,经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批准,本公司前身将注册资金减至人民币1,000,000元,并于1991年4月更名为北京联想计算器新技术发展公司。1998年8月,经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促进与企业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批准,北京联想计算器新技术发展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控股公司,并将注册资金增至人民币100,000,000元。……”

招股书中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执行董事、时期、职位”这样介绍道:

柳传志先生
1984年11月至1985年9月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1985年9月至1989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
1989年11月至2001年3月联想集团(包括其前身)总裁
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联想集团董事长
2004年12月至2009年2月联想集团董事
2009年2月至2009年9月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联想集团董事长
2009年9月至2011年11月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董事长
2011年11月至2012年6月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2012年6月至2014年2月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上述两段文字看,关于联想起家的描述比较客观,实际上等于柳传志自己否定了自己制造的“创办联想”之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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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早年的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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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首任总经理王树和与时人副总经理柳传志(站立者)合影。

计算所巨大投入创办“联想”

2014年6月,中科院计算所所史展览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记者获得了这次展览的原始材料。在这份原始资料中,详细的记载联想集团创办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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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85年初计算所公司油印的第一份产品目录,汉卡名列产品第一项。

计算所公司创业团队排序是:所长兼董事长曾朝茂副研究员,总经理王树和(所业务处原副处长),总工程师倪光南副研究员,副总经理张祖祥(所研究室原副主任),副总经理柳传志实习员。

之后,所内大批科技人员陆续加入,形成强大科技创新力量,先后有约130名科技人员到联想工作、直到从联想退休。这130名科技人员在联想工作期间除了由联想发工资等外,依然享受计算所工资等待遇。在联想退休后依然属于计算所退休员工,享受计算所退休员工待遇(接近于到公司兼职的待遇)。下面名单中的126人都是计算所先后到联想工作、直到从联想退休的科技人员。

王平生 步铁锚 常金声 高平 何早立 黄凤丽 霍双仁 李京红 李明义 李维忠
刘绍棠 芦杨青 梅桂娥 孟秋芬 米凤军 任晋安 王玉娥 吴国利 肖琪 张献珍
李天福 王帮楚 王洪婵 王秋菊 王嵩正 吴红鹰 杨继文 张建平 安学林 白世昌
曹桂琴 曾冠群 陈大有 陈光明 陈美玉 陈燕云 陈芷英 陈志刚 崔宝杰 戴惠芬
董瑞珍 窦喜平 范秉真 冯恭祜 冯锡山 甘鸿 高东荣 戈维民 葛淑云 龚国兴
郭华 何其庆 何涛 何玉珍 胡罗生 胡振忠 贾庆玉 贾婉珍 姜延玲 金开贵
李德君 李敬一 李平 李燕仲 李玉新 梁培基 林秀英 凌德芳 刘汉才 刘俊麒
刘筱琇 马宝凤 马盛发 庞大伟 秦瑞祺 邵秀秀 宋世金 孙祖希 唐恩鸣 唐煦
田玉文 万良银 汪秀英 王爱芬 王惠芝 王俊峰 王世兰 王世琪 王世儒 王世英
王双增 王廷俊 王文芳 王心蓉 王秀芬 王永利 魏元均 吴学端 谢德实 闫书琴
杨宝琪 杨丽芳 杨仁绂 杨秀香 杨永强 袁保玑 张克敏 张良超 张露茜 张品贤
张汝耀 张淑兰 张侠华 张振强 赵贵英 赵建平 赵金贵 赵全堂 赵新民 郑亚娴
支碧岑 钟秉慧 周玲秀 朱行超 庄青荣 邹志国

与此同时,计算所的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也无偿给予公司使用。

计算所公司创办初期,计算所从人力、物力、财力、科技成果以及无形资产等等诸多方面给予了大量支持,实际上是作为“计算所的窗口”。创办时期计算所对计算所公司的投入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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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科院计算所办公楼,联想早年依托计算所品牌拓展业务,在该楼亦有几十间办公室。

中科院也给公司以很大的支持,并将计算所公司作为中科院推行“一院两制”(两制即研究体制和企业体制)的样板。下图为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在公司首任总经理王树和陪同下视察公司,观看倪光南等作汉卡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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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在公司首任总经理王树和陪同下观看联想式汉卡演示

联想的第一桶金:联想式汉卡赚得70万

1985年,中科院要给下属研究院所配备500台微机的愿望,给计算所公司带来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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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自行设计的ASIC芯片的7型卡

当时,因为计算所已开发出联想式汉卡,因此,刚刚创立不久、少为人知的计算所公司(联想)凭借“这个附加值”在与当时中关村赫赫有名的信通公司——也是中科院下属公司争夺五百台进□电脑的验机、培训、服务业务,嬴得了合同。这些PC机都配联想式汉卡,因而通过这一合同获得了70万元利润。这就是联想式汉卡为公司赚来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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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式汉卡销售量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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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式汉卡年销售量直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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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自行设计的TLX9200 芯片

柳传志为了把自己编造成“联想创始人”,不惜歪曲历史,以致留下笑柄——据联想一位中层干部亲口披露:联想员工都知道公司自己宣传的起家历史“扭歪”了的。以下几张联想官网有关创业历史的图片,对1995年就推出的、为联想倔得第一桶金的联想奠基产品——联想汉卡的问世,进行歪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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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官网截图一:把联想式汉卡推出时间“推迟”到1986年,实际是1985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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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官网截图二:把联想式汉卡推出时间“推迟”到1986年,实际是1985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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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官方网站截图三,把联想创办初期的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抹去,直接就“命名”为联想;把联想式汉卡推出时间“推迟”到1987年,实际是1985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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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官方网站截图四:把联想式汉卡推出时间“推迟”到1987年,实际是1985年出品。

这里我们根据不可辩驳的事实来证明那些处心积虑编造的谎言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请看下图以及后面的获奖证明、证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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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汉卡应用于生产实践成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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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计算计算所公司头三年(1985-1987)营业额增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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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汉卡装机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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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式输入法发明人、联想汉卡与联想微机研发主持人,两次获得国家重大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倪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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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因为主持研发联想汉卡的突出成就,中国科学院嘉奖倪光南人民币50万元。但倪光南把自己获奖的50万捐献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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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因为联想集团的瞩目成就,中科院嘉奖6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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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失策:灭掉联想芯片

核心提示:联想1988年开始研发芯片,到1993就研发出五个ASIC芯片,实现产业化。但却硬生生放弃,联想丧失技术的结果是产业空芯化。

在联想集团《1995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建成专用芯片,ASIC开发设计中心,集团公司内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重点是高性能接口芯片,多媒体用芯片,全定制VLIC专用芯片,使联想集团在芯片设计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带动国内IC产业发展。”请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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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作假成性的柳传志

“又在乱说了。该你出击了。”2018年9月12日,一位对中关村历史颇有研究的兄友在微信上给我发信息。

我没想到,柳传志这次直接以视频形式对当年自己灭掉联想芯片项目的往事文过饰非。

2018年9月11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受媒体采访当被问及“当年联想为何不敢投资芯片”的时候,柳传志回应道:“是因为当时民企的底蕴不够丰富,投了芯片若干年以后才能见到回报,而且还极有可能投错。”“当一个企业年利润只有10亿元的时候,你让它年年用20亿美元去做芯片,根本没有底气这样做。”

柳传志还声称“直到2001年联想集团的总收入也不过才192亿港元,纯利润不到10.26亿港元,如果联想要拿出全年利润才有可能投出一条生产线的十六分之一,相信只要不是败家子的企业家都不会这样做,这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不但联想不会这样做,同样紫光、同方以及全世界的企业都不会这样干。”

那么,事情真相真是这样的吗?我们用事实、有关材料和数据说话,彻底揭穿柳传志祸国行为的既往。

联想芯片设计始于1988年

事实上,联想1988年开始研发芯片,到1993就研发出五个ASIC芯片,进而产业化。而华为1991年才涉足芯片研发,联想曾经领先华为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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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1年6月,倪光南在香港联想给柳传志、吕谭平、张祖祥等演示在激光打印机上加联想激光打印卡(ASIC芯片)的效果。

“中兴事件”,令更多的人们知道了集成电路技术(芯片)和软件技术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但在198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芯片还很不了解,很少有公司敢于去碰芯片研发。

1992年,倪光南提出的联想激光打印机项目获得总裁柳传志支持,由北京联想R&D的孙祖希、徐非、刘洪等开发用于联想汉字激光打印机的ASIC芯片LXCG9000。

联想激光打印机从无到有,在与HP等外国大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后来成为国内激光打印机的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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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用了ASIC技术的7型卡,就是DLX9000芯片,它集成了约6000个门,采用1.5微米工艺,在当时是较先进的,并成为联想式汉卡中销量最大的一个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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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用TLX9200芯片的9型卡(又称CSVGA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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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TLX9200版图,其上集成了21000个门,采用1微米工艺,在当时其集成度是较高的。

通过在联想式汉卡、联想微机和联想激光打印机上的成功尝试,联想在设计和应用ASIC方面,到1994年时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而华为在1991年才开始研发设计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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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用ASIC芯片LXCG9000的联想激光打印卡,使打印汉字的速度提高十倍左右。

“联海”ASIC设计中心夭折

1994年,“联海”曾是联想、上海复旦大学微电子中心和上海长江集团筹备中的一个专用集成电路(ASIC)设计中心。

当年,联想作为中国科院计算所的“国有民营”企业,拥有任何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科技、人员与资金条件。作为“民营”企业,联想得到优惠,作为“国有”的中科院企业,联想又能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拨款及从银行借贷到大笔钱,而且能方便地向外发展。

1993年,联想汉卡的主要设计者、当时的联想总工倪光南院士根据联想在各项产品中应用自己开发的专用集成电路所获得的经济与技术优势的经验,提出了建立ASIC专用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方案。为此,他多次出国调查国外的IC设计企业的运作管理经验。同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1994年4月26日,联想、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长江集团签署了《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简称“联海”)合作意向书。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陈至立亲自接见了三方负责人,表达了上海市的全力支持。

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唯一的专门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投资已达180万美元。因此,联想在合作中投资额会相对较小。同时,“联海”是一个“产学研”结合的典型例子,亦就是多年后国家一再强调的“产业化”改革方向。美国大学为之所以能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教授与学生们参与到尖端的实际研究项目。

然而,在意向书签署后一个多月的6月6日,联想总裁柳传志突然给倪光南和另一位联想的负责人写了一张改变了联想在核心技术问题上的走向的“200字便条”。在便条中,柳传志对整个“联海”项目的“可行的解决方向”提出质疑(尽管这个项目的筹组多次向联想领导层作报告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并且联想的多个其他负责人以至柳传志本人还参加过其中的一些合作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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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一个字条,就把联想芯片研发项目化为无形。

为了“答疑”,6月26日,在三方合作意向书签订两周月时,倪光南向整个联想最高管理层发出了一份《与上海微电子中心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合作计划》的报告材料,再次详尽地从市场、技术、人才、管理、产品、效益、和风险等等方面论述了非常清晰的解决方向与具体方案。

柳传志没有对这个报告作任何反应。

1994年下半年,倪光南进一步为联想争取到了经贸委《多媒体技术产业化》项目的1100万人民币的拨款和数千万元的贷款,在实际上完全解决了向“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投资资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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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为联想申请到的国家基金项目。

1994年11月24日,合作三方商定:在12月10日签订正式合同,12月底召开首次董事会。倪光南向柳传志报告后,柳传志不置可否,拖过了日期。

1994年12月27日,倪光南再次与上海方面协商,延至1995年1月20日签合同,春节前召开董事会。对此,柳传志仍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又拖过了日期。

于是,“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胎死腹中。中国企业在掌握核心技术方面失去了一支潜在的力量。

不久以后,在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解除了联想总工的职务。

1999年9月,为配合对倪光南的彻底解聘而进行的媒体宣传中,讲述柳传志有胆识地否决了倪光南“独自”与外面商议成立的“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是柳传志使公司避免了一场危机,“拨正了革命的航船”,挽救了联想。

但是,从1999年9月1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吕彤和徐滢的报道“柳传志倪光南各说十年恩怨”中,我们从柳传志的身上找到了事情的真相:

【“1996年的一次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把(联想)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改了一个顺序,变成了‘贸工技’。他(柳传志)说,这是他在与倪光南的矛盾(决策分歧)发生后痛定思痛的产物。”

一个积极瞄准以市场需求的核心技术来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总工,毫无疑问是柳总酝酿中的“贸工技”路线的障碍。倪光南犯了许多老实人的共同错误:不懂得或不愿意“领会上面的意图”。(笔者注:倪光南院士被解除总工职务,及于99年9月1日被联想彻底解聘并被剥夺一切创业股票期权,与联想的“负债持股”事件有密切关系。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在此说明。)

联想失去了“对核心技术的联想”,安下心来做买卖、做装配了。并且这些年来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坏的成绩。因此,大家就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亚洲xx强”、“世界xx强”、“国产品牌”等等词组。

这里讲个小故事吧:

朋友甲和乙,一起学会了驾驶汽车。下一步干什么?甲说:“该去学开飞机。”乙说:“距离远、速度快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把握。我还是骑自行车实在些。”

联想1995年企业规划发展芯片

1994年下旬,联想集团制定了1995年企业发展规划,在这份规划中的第三部分“产业重点4”提出:“建成专用芯片,ASIC开发设计中心,集团公司内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重点是高性能接口芯片,多媒体用芯片,全定制VLIC专用芯片,使联想集团在芯片设计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带动国内IC产业发展。”具体内容请见下图第二张中红线框围处,有鉴于此,柳传志关于联想当年不投芯片的说法不攻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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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旦大学合作研发芯片

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领导班子的一致同意下,1994年上半年联想总裁柳传志与上海复旦大学微电子中心、长江集团多次谈判,筹建ASIC联合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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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4年1月20-21日,柳传志、吕谭平、倪光南等和巫先生会谈纪要,柳传志等表示“我公司有意通过与XXX等人的合作,发展芯片方面的能力”。

香港联想公关部1994年5月为此专门出了一个“新闻剪影”,收集了十多家报纸的报道,它们都对这项合作给以很高的评价。由于该联合设计中心可以依托复旦大学的ASIC国家实验室(投资已达180万美元),所以投资额相对较小,总股本金为1200万人民币,联想预计占55%,合66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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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联想公关部1994年5月出的“新闻剪影”上第一页就是吕谭平宣传ASIC设计中心的报道,在建ASIC中心问题上,吕谭平紧跟了倪光南。

柳总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正当联合设计中心准备就绪,即将启动之时,总裁柳传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1994年6月5日,总裁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一张200多字的便条。

柳传志首先肯定“建立设计芯片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然后提出几点意见:

一是“要有销售市场”,并认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二是“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他认为“目前无把握”;

三是“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他认为“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四是“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 他认为这“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最后他认为“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即“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

于是柳传志说“这件事是由香港联想GMO(总经理室)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

总裁柳传志写了这个便条后,没有经过讨论,原来的计划就停止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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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柳传志停止上海芯片合作项目的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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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合作项目流产

1994年8月,倪光南担任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多媒体技术”国家技术开发项目的技术组长,他为联想申请了一个“多媒体芯片和板级产品技术”项目,得到了国家经贸委1100万元的科研费和数千万元的贷款支持。倪光南很高兴,认为这样联想连钱都不用出,就可以建立ASIC设计中心了,应当没有什么风险了。但不知道总裁柳传志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始终没有批复,急得倪光南一点办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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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倪光南为联想申请的“多媒体芯片和板级产品技术”项目,得到国家上千万元资助和大量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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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多口卡。

附件:

一、联想集团1992年、93、94研发项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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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想集团1992年——1994年研发工作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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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想集团1995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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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并购香港“威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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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经贸委项目可行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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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贻误联想  柳传志的七大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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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失策:废掉程控交换机

核心提示:联想程控交换机已经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所在的中南海电话局采购使用,本来前景巨大,但柳传志不仅不给予资金支持,而且一个电话就让联想程控交换机集资发展项目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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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电子部部长胡启立等视察联想程控交换机,右起第一人为项目负责人罗争。

程控交换机立项

1991年12月中国邮电工业总工司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合作开发的HJD-04程控交换机通过国家鉴定。这是我国自主开发的第一个数字程控交换机机型。

1992年,全国兴起房地产热。

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2月,联想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也恰逢其时的召开。

一位曾与联想有过业务合作的知情人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会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多种经营”。

据悉总经理柳传志和副总经理李勤提出的“多种经营”思路是从事房地产业务,以获取更大效益,这似乎把握住了“时代脉搏”。

而总工程师倪光南则提出扩展PC相关业务,向“技工贸”广度进军,以求在“产学研”结合方面能够更好发展。倪光南提出创立程控交换机和中文激光打印机等项目。那时的柳传志在科技业务方面对倪光南的意见还是尊重的,再说倪光南提出的项目投资也不多,每个项目几十万元,比做房地产化的钱少多了,所以柳传志也表示支持。

会后,柳传志、李勤在烟台、福州买地,1993年柳传志更用8000万港元在惠阳买了大块地,后来成为“联想惠阳工业园”或“联想大亚湾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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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亚湾联想科技园生产基地,当年孤独地坐落在空旷的田野上。

倪光南弟子领衔研发

对于联想来说,做程控交换机是要进入一个新的通信领域,牵涉问题更多,倪光南把这个项目交给罗争负责。

罗争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的硕士,做过磁盘控制器。1991年硕士毕业后,就读倪光南的博士,安排在贺志强组里做UNIX驱动程序。他硬件、软件都做过,知识较全面,从小在贵州长大,吃苦耐劳,能与人共事。

对于导师的委以重任,罗争欣然从命。他从1992年春天开始,组建起程控交换机部,凭借几十万元经费,着手开发联想程控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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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程控生产定型鉴定会

就在联想程控交换机项目初见成效的时候,几乎同时,南国深圳,任正非的华为也开始涉足程控交换机与芯片研发。

1993年年初,上年销售业绩刚刚突破一亿大关的华为,以置死地而后生的气概,背水一战,以较大投入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

1992年联想的市场业绩是17个多亿,联想还有PC技术等等华为不具备的各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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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首台程控机挣了上百万

在联想程控部的日夜奋战下,一年半以后,1994年元旦凌晨,第一台联想程控交换机LEX5000在河北廊坊顺利割接,替换了旧式的程控交换机,获得开局成功,倪光南和联想分管子公司的副总胡靖宇都跑到现场去向罗争等表示祝贺,当地用户对程控部大为表扬。这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卖了100多万,把开发投入的费用都挣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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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3年12月28日,胡靖宇与廊坊方面签约,1994年元旦,第一台联想程控交换机LEX5000在河北廊坊开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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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罗争把奖励他的二万八千元与团队成员共享,自己才分到3500元。

项目遭遇资金瓶颈

在立项两年半后,1994年7月联想程控交换机拿到了入网证,可以批量销售,程控部在上地联想微机生产部的五层开设了程控交换机调试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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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LEX系列程控交换机的发展计划图,由于缺乏资金,这个计划未能实施。

1994年1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电子部部长胡启立参观联想集团时,柳传志还陪同他们视察LEX5000。这给倪光南带来了希望,他想,也许柳传志会支持程控交换机的,毕竟通信是一个大市场,他不应该因为是“倪光南立的项目”而不支持。

当时,程控交换机的毛利超过40%,但这种产品是卖给电信局的,回款慢,平均回款周期约一年,因此要扩大市场就需要流动资金。同时,LEX5000只是LEX系列程控交换机的一个型号,程控部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计划,这也需要加强投入。按照程控部1995-97年度的投入产品方案预算,如果资金到位,到1997年就可以取得近3亿元的销售额和2000多万元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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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5-1997年程控交换机部的投入产品方案预算,计划三年内销售达到约三亿元,纯利超过2000万元。

创立子公司计划流产

但是柳传志就是不批程控部的资金计划,程控部资金周转困难,形势严重,怎么办?

在倪光南看来,柳传志不是真的没有钱,银行还争着给北京联想贷款呢,不批程控交换机的资金计划是一种报复,从1994年上半年他向院领导反映港商负债持股问题后,虽然外界看不出来,但两人之间已有过几次交锋,实际上两人关系已非常紧张。倪光南知道靠不上柳传志,要自力更生。

为了帮助程控部度过难关,倪光南就和当时分管子公司的胡靖宇商量,想把程控部改造为子公司,你柳传志不是不重视程控部吗,那么把它从总公司分出去好了。当时联想已有不少分公司,有控股的也有不控股的,如做通信的“联宇”,《电脑爱好者》,“轻印刷”等等,所以并不特殊。倪光南等认为,如果变成子公司,就可以自己去争取贷款,以当时联想的声誉、他们的关系、程控部的实力,争取贷款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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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程控部改造为子公司的方案。

倪光南、胡靖宇和程控部一起拟了一个方案,由联想控股51%,员工自己出钱投资入股,一切都依公司法的要求去做。

1994年12月1日柳传志批准了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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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1日柳传志同意建立程控子公司的批示。

于是程控部就给员工分配股份,骨干多些,一般员工少些,为了今后能搞好关系,联想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给了一些股份,200万元左右的个人集资额度一下子就分配完了。当时大家都看好程控交换机,程控部分配的股份远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除了本部的员工外,其他部门,包括后勤、保卫等等都争着向程控部要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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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程控子公司员工集资入股登记表,当时员工反响热烈,股份不够分配。

看着群众的反映那么热烈,倪光南等都很高兴,以为这次程控部有救了。可惜高兴得太早了,正当程控部要分发“集资入股登记表”筹资时,柳传志给罗争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们集资的事不要做了,这事我另有考虑”。一句话,程控部改造为子公司的计划就流产了。

子公司成立不起来,倪光南去找曾茂朝求助,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时曾茂朝是支持倪光南的,他提出可以一起写一个报告给柳传志。这样,1995年3月,以曾茂朝、倪光南、胡靖宇的名义联合写了一个报告“关于发展程控交换机的几点意见”。在作了市场、技术、队伍等等详细分析以后,这个报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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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5年3月曾茂朝、倪光南、胡靖宇联合写的“关于发展程控交换机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柳传志根本不理会。

柳传志不批程控部资金计划的一个理由是“有亏损”,胡靖宇就率他的“子公司管理部”会同“财务部”对程控部从1992年8月到1995年4月25日的财务情况作了调查:程控部从零开始,经过短短的三年,不但完全收回了开发投入,而且已为联想创造了286万元纯利,发展成为联想的第二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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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5年6月2日胡靖宇关于程控交换机事业部经营情况的报告说,“程控部从零开始,经过短短的三年,不但完全收回了开发投入,而且已为联想创造了286万元纯利,发展成为联想的第二大部”。

联想程控机项目终于消失

据知情人说明,胡靖宇此举是上了柳传志的当,不管你程控部有利润、没利润,反正他不让程控部发展,所以调查报告柳传志没有理会。联想的所有者是国家,但所有者往往被虚化,作为公司的掌权者,有自己的考虑,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就在联想程控交换机项目“土崩瓦解”之际,华为万门程控交换机项目火热进行,今天,华为之所以几乎在各个方面大大胜出联想,就因为程控交换机项目铸就的分水岭。

第四大失策:驱赶总工程师

核心提示:长期以来,由于柳传志利用广告发布权操控媒体的宣传,使当年的“倪柳之争”蒙上一层雾霾。“倪柳之争”的真相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之后,一场纷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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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8日的招股书第三版(文件上重要数字都打着***号)。

我第一次接触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8日的招股书第三版(文件上重要数字都打着***号)。而我知道中科院有位副院长当时因享受这一‘待遇’而拒绝在联想上市文件上签字,后来,柳传志拿着中科院院长的签条找到那位副院长,他才签字。”倪光南如是说。

552.58万美元哪里去啦?

1993年6月14日  柳传志主持召开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香港联想情况”,但除了说要“加强对香港工作的支持”,“加强财务监控”以外,没有谈及香港联想上市的任何情况。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的其他会议上也都没有讨论过香港联想上市问题。而会议记要也表明,香港联想上市对于北京联想来说是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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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这在招股书上没有任何记载。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增资时的每股成本价约为0.2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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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贷款文件和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记载了贷款用于港商负债持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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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上市发行价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股民买股票的成本价约为2.2元。上市当天股价升至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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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发现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

上市后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实名(从未匿名)向上级反映。

……

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免职,中科院一个局长宣读中科院调查组“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岐的情况通报”,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大部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此后倪光南实名继续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一直呼吁及时追回非法给港商的贷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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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3日联想报关于免除倪光南职务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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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退民进”后,吕谭平等变成与北京联想并起并坐的大股东,香港联想破天荒地连续二年(1995年4月—1997年3月)出现巨额亏损,合计达二亿五千万港元,1996年公司财务无法周转,靠国家巨额贷款渡过难关,港商未出一分钱支持,未承担任何风险。

由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业务因连续二年亏损而大伤元气,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嬴利能力,变成“鸡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

其时,杨元庆领导联想微机取得了亚洲第一的业绩,再加上当时股市大势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但柳传志不采用北京联想单独上市,也不买壳上市,而是在港商负债持股的情况下,决定将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

倪光南闻讯后实名向上级反映,希望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造成港商侵占大量国有股的情况,认为“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1997年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后,股价不断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价曾升至70港元。由于港方已退出香港联想,可自由买卖股票,离开联想时,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债,化了0.32亿股,最后净剩1.76亿股(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所以这些股票套现后有可能得近百亿元港币。

1997年9月倪光南要求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

防止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关于将北京联想资产注入香港联想组成“中国联想”的问题

1997.9.

一、问题的提起

目前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正在操作将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组成“中国联想”,这一消息传出后,使香港联想的股票价格从去年最低点的每股2角左右迅速上升到现在的2元多。但是,这一行动隐含着严重的负面效应。由于在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中,柳传志曾挪用公款552.8万美元借给港商,使港方通过负债持股多得了约30%的股份。现在,股权分配的这种极不合理情况没有得到纠正,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继续流失。

二、柳传志挪用公款借给港商负债持股侵占国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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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香港联想招股书上记载的各股东方实投股本金。

(总股本金中,“联想电脑”= 10000万;Quantum = 1000万;深圳联想 = 850万;总共为10850万。)

已发现柳传志和港商操持的香港联想集团上市中,各股东方实投股本金和上市后它们所持的股权比例严重不符。在香港上市的实体是香港联想集团(主要包含“联想电脑”和Quantum二个公司)以及深圳联想集团。根据招股书上的记载(参见附录1,招股书133-134页),这三部分的总股本金为11850万元(单位:港币,下同),其中北京联想实投10802万,占91.3%;港商实投647万,占5.5%;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实投382万,占3.2%。图1为它们实际投入的股本金比较。按招股书的68页上记载,香港联想上市的总有形资产值是12778万,总股本金11850万已占到了总有形资产值的93%,各股东所持股份理应与实投的股本金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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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股东方实投股本金和上市后所持股权比例的对比。

但是从图2上我们看到,上市后港商占有的股权却大大超过了其实际投入的资本。对此我们也已经查到,是柳传志挪用了以“微机板卡出口”名义申请的低息贷款(参见附录2)552.8万美元(合港币4300万元,人民币4592万元)借给港方增加股本,使港方通过负债持股多得了30%左右的股份。这些股份按上市时的股价(1.3元/股)计算,值二亿五千万元。上市时,与香港联想的每元股本金相当的股权价值为5.8元,即每元股本金增值4.5元,所以港商当时就得利约2亿元。从附录3上我们可以看到,柳传志是通过北京联想在香港的一个中介公司(即“北明”公司,它仅是一个帐号,不是实体)把上述巨款借给港商吕谭平等人的私人公司(即“源富来”、“导远”等公司),作为股本投入香港联想。这一化公为私的行为不但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在公开发行的上市招股书上也未写入,对香港联想主要股东之一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也加以隐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9条,“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手、管理国家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是挪用公款罪”。据此,柳传志的行为理应依法查处并挽回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

三、北京联想资产注入香港联想的利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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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香港联想集团历年利润表(财政年度结算日为3月31日)

图3为香港联想集团历年的利润情况,我们看到,它在创办后有五年的连续增长。1996和1997连续二年出现巨额亏损,达二亿五千万元之多,说明问题严重,其中原因尚有待于查清。如果不是传出北京联想要注入香港联想的风声,股价低落将不堪设想(最低时为二角左右)。由于现在北京联想的声誉和利润都很好,如果北京联想的资产真的注入香港联想,据报上预测,股价会上升到4元到5元,甚至更高。但如上所述,目前香港联想的股权分配极不合理,股价上升的成十亿元的利益将大量地被港商侵占。

现在科学院正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调查联想集团的问题,在问题尚未彻底调查清楚和解决之前,当然不宜草率地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以防止国有资产继续流失。

联想股价图——香港联想股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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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没有向股民披露港商负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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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银行外汇贷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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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严院长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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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倪张证明——表明曾茂朝、倪光南二人没有参与南明公司(即借贷给港商的北京联想子公司)运作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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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院士给中科院领导的信及中科院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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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想董事会1999年8月解聘倪光南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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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00年的人大代表意见及中科院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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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失策:抛弃“技工贸”

核心提示:《联想之路百题问答》第35题问答:“联想集团在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什么?建成技工贸一体化的产业结构。”由此,联想所谓“贸工技”起家的谎言不攻自破。

关于联想“技工贸”内涵,《联想之路百题问答》第36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这就是联想初创阶段的企业发展战略“技工贸一体化”:

“在完成第一个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1985-1986年,以技术服务积累资金阶段;

1986-1988年,以拳头产品开拓市场阶段;

1988年至1990年,形成外向型技工贸一体化的产业结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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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家两项科技进步一等奖得主、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

1988年,联想汉字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联想微机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与此同时,“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联想汉字系统研发人、联想微机研发主持人倪光南成为唯一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得主,并入围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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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信息化革命的功臣——联想微机,为我国个人计算机用户立下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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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总裁柳传志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在1995年联想集团公司《联想之路百题问答》中,第20问答题是:联想集团的主流产品有哪些?答案是:微机主机板、功能卡、微机整机、汉字系统、应用软件、汉字激光打印机、程控交换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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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数篇文章里,我曾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联想创造的诸多“IT神话”:联想汉卡、微机主机板、联想微机、联想汉字激光打印机、联想程控交换机、联想芯片项目等等,这里,给大家再介绍联想Office等曾经在业界闪耀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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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Office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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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汉字部总经理的皮卓丁决定开发LX-Office(汉字办公应用软件系统),包括LX-WP(文字处理)、LX-DTP(排版)等等软件,倪光南对此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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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总裁柳传志对此态度暧昧。为防止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倪光南在联想大会上提出全力支持LX-Office计划,继续汉字系统事业部的事业,博得会场上的热烈掌声。这样,汉字系统事业部的名称得以暂时保持下来。

据介绍,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职后,汉字系统事业部总经理皮卓丁及其他骨干纷纷离去,LX-Office计划胎死腹中,汉字系统事业部也逐渐“消亡”。

有关资料表明,在之后的一些年里,除了金山WPS还在勉强维持外,中国的IT公司没有研发汉字应用软件。于是,微软Office几乎一枝独秀,在中国市场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最后基本占领中国Office市场。

如果当年联想总裁柳传志支持LX-Office计划,那么,今天中国Office市场的格局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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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成系统公司LAS将LXBS平台软件作为公司的拳头产品,LXBS是自主知识产权平台软件的优秀代表。

——联想LXBS

与联想Office项目几乎同时开发的,还有联想LXBS金融平台软件。

据了解,联想LXBS在业界评价很高,它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平台软件。LXBS及其发展和衍生出来的软件在金融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外国的平台软件非常昂贵,而银行这类用户不会用盗版,所以如果没有LXBS,我国用户将付出巨额的软件费用。

据当时有关人士估计,LXBS为我国银行用户节省了成亿元的经费。相比之下,在其他行业中(如电信),由于缺乏像LXBS这样的平台软件,我国企业用户大多数需化高价购买外国平台软件,因此LXBS对联想、对金融行业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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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联想式汉卡构成的IBM中小机的汉字仿真终端,性能价格比大大超过了IBM5550,帮助了小型机部开拓市场。

——联想FAX卡与GK-40

PC-FAX通讯系统(FAX卡)是由计算所钱华林研究员领导开发的,钱华林早期曾经做过计算所公司副总工程师,后来因为担任中关村科技网的总体设计,转到了中科院网络中心担任总工程师,钱华林主持的中关村科技网曾经获得中科院的特等奖。FAX卡曾是计算所公司和联想集团的重要产品,取得了很大的效益。这也是公司转化计算所科技成果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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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华林等开发的FAX卡在技术上当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1989年3月倪光南和当时香港联想的副总经理蒋国辉先生,销售经理张先生、周先生等四人一起到德国汉诺威参加CeBIT展览会,他们带的主要展品是联想286主板和FAX卡。

钱华林研究员领导开发的PC-FAX通讯系统,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由冯锡山、戴惠芬研究员等开发的GK-40可编程工业控制器系列也曾是计算所公司和联想集团的重要产品,取得了很大的效益。与FAX卡一样,这也是公司转化计算所科技成果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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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锡山、戴惠芬研究员等开发的GK-40可编程工业控制器系列也是公司的重要产品。

由“技工贸”到“贸工技”的转轨

《联想局》作者迟宇宙曾问联想总裁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强还是想做大?”柳传志犹豫了半天回答说:“那还是做大吧!”

今天,说来为之令人扼腕,曾经创造无数产业辉煌的联想却在“技工贸”—“贸工技”—“技工贸”之间反复轮回,结果痛失做强良机。虽然如今终于做大,但却陷入产业空芯化的被动局面。

1996年3月11日,联想总裁柳传志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了题为《联想集团的战略设计》的文章,文中柳传志表示,联想的计划“称为海外发展三部曲:第一步……。第二步建立一个集研究、生产和销售的技、工、贸一体的跨国公司。”“在1989年底,我们开始了第二步办技工贸一体的产业。这一步就困难多了,用了四年多时间。”

然而,1996年,联想这辆中国高科技企业“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之领跑者,开始减速、变向、拐了一个180的大弯,奔向“贸工技”发展路径……

1996年,联想总裁柳传志接受中青报的采访,把“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改了一个顺序,变成了‘贸工技’”。这在著名IT评论人杨海峰看来,联想走上了一条“冒进与自负”之路。

1998年对于来联想来说是不同凡响的一年,堪称“彪炳”联想发展史册。

这一年的3月30日,《计算机世界》报发表了柳传志撰写的《贸工技三级跳》文章,以这篇文章为转折点,联想从此由“技工贸”彻底转到“贸工技”。

陶勇:贻误联想  柳传志的七大失策

柳传志在《贸工技三级跳》表示,高科技产业化的内涵是科研成果、规模生产、规模经销三个部分的结合。其中规模营销是龙头,它既是科研、生产投入的保障体系,又是把科研、生产成果转化为效益的制高点,只有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此前的1995年中,联想撤销了为联想早期发展立下赫赫功勋的倪光南总工程师职务;与此同时,联想撤掉“总工程师”职位,认为这是“前苏联体制的产物”并永久地废除。

据了解,原来由倪光南领导的研发中心所有人员全部下放到事业部的研发部门,由事业部总经理领导。1996年到1997年间,联想曾经组建了由许志平领导的技术中心,不久技术中心解散,企业的研发被搁置一边,无人领军。

有关人士透露,学雷达出身的联想总裁柳传志,不谙计算机技术(作为计算机公司总经理的他,很长时间甚至不会用计算机,据悉在参与联想创办之前,意在“指点江山”,“对技术提不起兴趣”),所以对技术趋势缺乏远见。因此联想先后终止了程控交换机、ASIC中心,联想-Office等等高技术项目或业务,同时为了抬高‘贸工技’,又投12亿巨资兴建大亚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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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联想大亚湾房地产项目无奈变成“生产基地”,20年过去,大亚湾变成乏人居住的房地产“鬼城”。

据倪光南院士披露,联想ASIC中心的投资额是1200万,只有大亚湾的1/100, 并且得到国家经贸委项目的支持;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已盈利,拿入网证比华为早一个月,产品进入了中南海,毛利约100%……;LX-office基本上是找清华协作开发,所需研发费用很少……。另外,此时联想除大亚湾外,还花大钱在烟台等地投房地产。从此,联想再不奖励研发人员,研发没有地位。

而随着倪光南院士的离开,倪光南的博士生等几十位研究生毕业后投身联想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全部离职,早期参与联想技术研发的骨干基本上都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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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庆非常重视信息化,他领导微机事业部后,于1996年6月6日即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后来进一步在全公司实施ERP。

此时的联想控股,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而作为联想控股利润最稳定来源的“融科置地”,其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技工贸”和“贸工技”之争的范畴了。有鉴于此,我们讨论联想集团有关问题时,采纳继承了联想传统PC等业务的杨元庆的联想集团而不是柳传志掌控的联想控股集团,在此向读者说明。

附:联想之路百题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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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大失策:剥夺技术人员股权

核心提示:柳传志公开声称仅持有联想3.4%股份,但实际上拥有联想15.9%以上股权,而且被指来源不正。而任正非仅持有华为1.4%股份,而且被赞合规合法。那么,联想走向衰落,败在柳传志持股过多?华为创造辉煌,功在任正非重义忘利?

联想公司股权的变迁

1989年11月,改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由所管公司升级为院管公司,仍为国有独资。

此后涉及公司产权变更的第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1994年由中科院副院长等人签署的“三方协议”:经中科院、计算所和联想管理层商定,公司股权分配为中科院20%,计算所45%,联想员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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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股改前联想控股结构图,计算所为第一大股东

2001年联想改制,结果是计算所出局,中科院(国科控股)持股65%,联想职工持股会35%,但未有公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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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计算所股权被归零?有人说,计算所属于中科院,中科院可以收取计算所的股份。不过,当年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所投入的主要是知识产权,按一家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在资产评估基准日1985年5月31日,知识产权——专有技术‘联想式汉卡’的经济价值为人民币11,007.02万元”(这一亿多仅是计算所投入的知识产权中的一项)。显然,计算所科技人员创造的知识产权转化的经济价值很大,而根据国家《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科技人员的激励比例不低于科技成果转化收入的50%。那么,计算所股权被归零是否意味着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转化的价值也被归零呢?也有人说,联想职工持股会的35%中,包含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转化的价值,但据公开报道,这35%“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购得”,与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无关,事实也表明这35%基本上归柳传志等少数高管享有,确实与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无关。

“这是中科院干的坏事!”2014年6月的一天,笔者在中科院计算所亲耳听到该所行政部门一位干部的抱怨,“中科院凭什么把计算所的股份拿走?”“联想现在跟计算所一点关系都没有啦,以前联想每年都要给过计算所分红一两千万,今年就不给啦。”由于科技人员的股权被剥夺,有人曾迁怒于时任计算所所长增茂朝,因为中科院拿走计算所股份必须要曾茂朝经手。

笔者在对计算所中层干部采访中获悉:有人半夜三更给增茂朝打电话威胁他,曾茂朝从此也是小心翼翼,有些地方连白天都不敢去,怕被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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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卢志强的泛海以27.55亿元的价格,受让国科控股所持的29%的联想控股股权。容易算出,这次股权转让中,联想控股仅被估值为95亿元。转让后股权为:国科控股36%,联想职工持股会35%,泛海29%,公司从国有控股变成民营控股。此次股权变更未公开竞标,基本上是暗箱操作。

不过,按照2011年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公开发布的评估报告(见下表),联想控股2009年的总资产为872.6亿元,资产负债率82.39%,故净资产为153.7亿元,远超过了95亿元。按此,2009年泛海应该出44.6亿元才能买到国科持有的29%股份,而实际上它只出了27.55亿元,等于国科白送给了它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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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戎伟伟高利鹏

2011年12月20日,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协议方式分别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黄少康转让其所持联想控股的9.5%和1.5%股权。

2012年2月20 日,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到2015年联想控股上市前,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常副总裁朱立南等多位高管成为自然人股东,柳传志为最大的自然人股东。

根据联想控股《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股权结构略有变化:目前,柳传志持股3.46%,朱立南持股2.44%, 中科院持股34.83%,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联持志远”)持股24.43%,泛海持股20.36%……。

联想控股子公司联想集团2015年3月31日的股东名册,共有864名登记股东,其中97.22%登记股东的注册地址为香港。

然而,联想公开的股权结构并未完全真实反映联想高管持股真相。

柳传志实际持股15.9%

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由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运作。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柳传志出资255万,持股51%;宁旻、朱立南出资72.5万,分别占股14.5%;曾茂朝、李勤出资50万,分别占股10%。

根据上述情况,柳传志实际占有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24.43%联想股权中的12.46%份额,再加上柳传志作为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联想3.46%的股份,两者相加一共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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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由北京联恒永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具体运作,占有联想控股9.06%股权。北京联恒永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三万,宁旻、李虹和唐旭东分别出资一万,三分各持3.02%股份。

在该架构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联恒永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均为联想管理层直接控制,是其核心利益的体现,其法定代表人正是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和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宁旻,二人均为执行委员会成员(执行委员会成员还包括朱立南、赵令欢、陈绍鹏、唐旭东)。通过这样的有限合伙企业的安排,联想控股的管理层占有35.72%的控股权,成为具有最大决策权的力量,国有股东中科院占有34.83%股权,泛海控股占有20.36%股权,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占有9.09%股权。

联想控股的管理层成员持股情况:柳传志15.91%、朱立南持股5.99%、曾茂朝2.44%、李勤2.44%、宁旻6.56%、唐旭东3.02%、李虹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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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想集团中,朱立南占0.04%的股份,柳传志、赵令欢各占0.03%的股份,李勤为0.01%(据联想控股2107年财报)。

需要说明的是:柳传志直接拥有联想集团2,795,968股普通股,并被视为透过信托于其配偶所持的690,000股普通股中拥有权益。彼亦持有698,992个可转换为普通股的股份奖励单位。朱立南拥有2,886,713股普通股以及2,880,729个可转换为普通股的股份奖励单位。赵令欢拥有442,148股普通股以及3,288,881个可转换为普通股的股份奖励单位。

近年来,联想系业绩下滑、屡屡亏损,甚至到了卖房卖楼自救的地步(前有联想控股出售融科智地房地产项目、后有联想集团出卖集团办公楼)。而华为却如日中升,业绩不断飘红刷新。

那么,造成联想华为业绩冰火两重天的深层次根源是什么?笔者认为这跟两家公司的股权分配密切相关。下面,我们从两家企业的股权结构入手作进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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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7年联想控股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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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7年华为股权结构。

说到造富,人们有所不知,事实上,30年来,联想与华为都在造富、即分别造就了一批富翁。

从数量上看:联想超级富翁柳传志公开股权约3.4%,实际持股15.9%、按2017年上半年市值核算价值33亿左右。此外,联想还有几位高层分别持股约2%—7%,为亿万富翁,少数几十位高管持股不到1%,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而华为任正非则是顶级亿万富翁持股1.4%,按近期市场评估核算价值140亿左右。但华为千万富翁逾千,百万富翁上万,因为不上市,共有八万员工持股。

从质量上看;作为上市公司的联想,富翁大多是企业高管以上人士,而华为则让众多科技人员富裕起来。科技人员持股的结果就是极大地调动了技术创新热情,因此华为研发成就巨大,而联想科技人员没有华为那样的大面积持股,因此技术研发成果缪缪,这也与当前两个公司业绩冰火两重天的结局正相关。

从企业掌门人来看:柳传志实际持股比例高达15.7%,似乎抱得西瓜归;任正非持股仅仅1.4%,似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然而,按上市公司联想控股2017年早期市值核算,柳传志的股权资产价值只有33亿左右;而按非上市公司华为近期市场评估价值核算,任正非1.4%的股权资产价值高达140亿左右。由此可见,柳传志及其高层高管把股权集中在自己手上,没有让众多研发人员分享,遏制了他们的创新热情,导致联想如今每况愈下、每下愈况的局面,柳传志等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任正非让利与民,使广大技术研发人员持股,进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创新热情,从而创造出无数ICT辉煌业绩,最后华为企业价值超过联想一两百倍,任正非个人资产超过柳传志十几倍,可谓抛弃芝麻收获西瓜。

业内评论人士指出:“华为的崛起不仅仅是任正非及其管理团队的意志与理念的成果,更是其独特的激励机制并使其与人性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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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想控股与华为2012年以来业绩比较,华为的营收与净利润从开始的低于联想控股,到现在的营收超过联想控股两倍、净利润超过十倍。2016年,联想控股卖掉融科置地主体业务,获利136亿,获得当年“净利润”48.5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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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大失策:攫取科研用地搞房地产

核心提示:以建设“联想科技园”的名义无偿(或低价)获取国家科研用地,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盖成高档写字楼出租赚取巨额收益,这就是联想房地产起家的真相。

陶勇:贻误联想  柳传志的七大失策

此为计算所地皮的卫星图。“龙芯服务中心”用了原“攻关楼”(一个六层小楼)中的几间房,与其竞争对手INTEL、AMD在融科大厦中的豪华设施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是中科院干的坏事!”2014年6月的一天,笔者在中科院计算所亲耳听到该所行政部门一位干部的抱怨,“中科院凭什么把计算所的股份拿走?计算所那么多土地都给联想拿去了,计算所都没有地盖楼了。”“联想现在跟计算所一点关系都没有啦,以前联想每年都要给过计算所分红一两千万,今年就不给啦。”

直到1998年,联想总部都是在计算所院内、用的计算所的楼,尽管联想宣传只承认计算所只投资20万元,从不承认用了计算所的知识产权、商誉、地皮、楼房、设备等等。对于联想(柳传志)否认与计算所的关系,计算所干部表示:“联想怎么说是联想的事,我们该怎么(按事实说)就怎么说。”

约一周之后,这位干部在与笔者的通话中再次强调中科院计算所在创办联想时的无形资产等等各种投入。这位干部提到的“计算所那么多土地都给联想拿去了”的“地”就是联想控股当今的融科智地房地产的起家资本。2016年,联想控股把经营不善的融科智地房地产主体业务作价136亿出售。

说起联想的融科智地房地产,还有一段曲曲折折的故事,它还跟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搞大型计算机项目有关。

八万平方米土地起家

中科院计算所曾经研发新中国一系列大型计算机,由于早期的大型机占地面积有篮球场那么大,所以计算所的地皮面积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中最大的,总共有八万平方米的“宝地”——位于中关村东区核心地带。

1995年1月,在中科院原负责人支持下,柳传志担任计算所所长,计算所划归联想托管,此间舆论上宣传“儿子管老子”即联想集团管计算所,尽管中科院没有发文明确这点。

1998年9月7号,中科院颁发文件,确定联想接管计算所的八万平米国拨地,进行重新规划、建设联想科技园。

在一段时期里,联想集团和计算所不分家。当时的宣传说,“2000年,中科院为进行科研体系改革,将计算所二部和联想以及计算所所在地的8万平方米地皮统一划给联想管理,由联想负责在其上建科技园。”

2000年,联想科技园作为高新企业孵化器项目获得北京市政府批准。

但是,2008年8月18日,在计算所国拨地上破土动工、2001年12月18日建成的项目,却并非作为高新企业孵化器的联想科技园,而是高档写字楼——联想控股集团下属融科置地房地产公司的融科置地中心A座。

如今,十数年过去,“联想科技园”始终不见踪影,而在这块国家划拨的科研用地上,建设了高档房地产项目——租赁给跨国公司使用的高档写字楼和五星级宾馆,这些高档房地产项目的业主就是联想控股属下的融科置地房地产公司——联想控股相当一个时期的主要利润来源。

下图为联想控股母子公司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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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001年11月17日《北京晚报》关于“1.7万人明年迁出中关村”的报道。

当时,联想控股旗下有5个企业,其中融科置地已成为主要利润来源。联想以计算所知识产权、商誉等等起家,后来柳传志一直想割断和计算所的“亲子关系”,只承认有20万元,但到头来却还靠“老子”的8万平米地皮赚大钱,并靠它从高科技转向房地产。

在“儿子管老子”期间,似乎这8万平方米地皮也有联想的分,实际上联想没有那怕是1平方米的地皮,这8万平方米地皮全是计算所的。

但后来柳传志卸任计算所长,再后来,联想与计算所分家了,但却没有交出计算所的8万平米地皮,而是成立了融科置地房地产公司,对外称为“融科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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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人民政协报》2002年4月6日《新都市里的大“流放”》一文中引述了倪光南在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不要将科学城建成CBD的发言。

鉴于倪光南、白以龙等人的反映,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就中关村科学城改造问题作了批示:明确该地区功能仍定位为科研和创业孵化区;要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先建好搬迁安置用房再实施拆迁工作;通过改造,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工作要多做少宣传等。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科学城的规划才逐渐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广大科技人员和中小高技术企业都希望承包中关村科学城改建工作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中关村建造像“融科资讯中心”园区那样的高档写字楼和高档公寓的同时,也能建造一些经济适用的住房,让一般科技人员和中小高技术企业的职工住得起。

中科院擅自将科研用地搞经营性开发

2014年11月3日11点32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一条新闻:“《中央巡视组:中科院擅自将科研用地搞经营性开发》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4年7月31日至9月5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科院进行了专项巡视。据悉,专项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擅自改变科研用地用途搞经营性开发”。

目前,尚未得知中科院“擅自改变科研用地用途搞经营性开发”是否包括联想融科智地房地产项目,但是融科智地是不折不扣的“擅自改变科研用地用途搞经营性开发”,即便这次榜上无名,下次也会被揭露出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个道理!

“以敬畏之心建造百年基业”点击融科智地房地产公司主页,右上角醒目之处可见这句口号。但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看来,这是一句流氓口号:“融科智地天不怕、地不怕,破坏计算所的百年基业。当时监管不严,中科院才出现违规,现在肯定不行。”

直到今天,“联想科技园”依然存在纸上。

以下为融科智地房地产项目曾经的一笔土地转让交易。

海淀区科学院南路6号综合楼
海淀区科学院南路6号综合楼
·       土地属性:其他
·       总用地面积:15388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58133平方米
·       容积率:3.78
·       项目地址: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公告/宗地号:京土整储挂(海)[2007]046号
出让方式:招拍挂土地
出让时间:2007/11/1
挂牌时间:2007/10/18
区域:海淀区
板块:中关村板块
环线:三至四环间
受让方:北京融科智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属性:公建配套(文化娱乐、酒店、加油站、科教等);
成交总价:66400(万元)
楼板价:11422.0838(元/㎡)
每亩地价:28766774.54(元/亩)
土地现状:全部开工
交地标准:熟地
成交情况:已成交

附件:1998年中科院关于计算所改革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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