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从梁羽生到金庸,武侠小说发展的两个阶段

金庸早年也曾经一度向往过革命,因此所写出来的一些作品中也带有一种革命者的气息。但是,随着金庸社会地位的提升,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革命走向反动也就是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逐渐转为了猥琐的韦小宝。当然,在否定一些东西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肯定了另一些东西。像《鹿鼎记》中极力渲染的康熙大帝英明神武,对于反清复明义士的种种攻击,其实也就是对于当时仍然统治香港的英国殖民者的一曲赞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庸晚年所写的武侠小说的确是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因为即使是民国的武侠小说中,也从来没有对于殖民者进行歌颂。从晚年的金庸开始,武侠就已经从鼎盛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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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从梁羽生到金庸,武侠小说发展的两个阶段

所谓武侠小说,在民国的时候曾经热过一阵子,不过这些小说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武侠小说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归。仅仅就今天来看,影响力比较大的是港台武侠小说。因此,本人也是从五十年代的港台武侠小说谈起。

武侠小说的第一个时代是梁羽生时代。很多人认为,武侠小说就是以古代为背景的。其实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恰恰是以近代的义和团运动为背景的,也就是梁羽生的著作《龙虎斗京华》。其对于义和团的热情赞颂足以让今天的公知们心惊肉跳:

【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木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击。是的,他们简陋的原始武器,抵挡不了八国联军的枪炮,然而他们的行动,表现了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人骑在他们的头上,谁敢欺侮他们,他们就要和谁拼下去。经过了义和团的事件,西方列强,也感到中国人是不容易“对付”的了,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当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于中国民气的不可轻侮了。
义和团失败了,但这失败却是另一成功的起点,他们退出了城市,退入了乡村,不再是几十万人的大集团,而是结合着数十数百人的小部队,火种没有熄灭,火种埋在民间。
在李来中退出了北京时,他才感觉到柳剑吟以前劝他不要入北京的话是对的。他们还没有条件进入大城市,他们应该做的是生根在广阔的农村。
京津失陷之后,混入义和团中的坏分子都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满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对外谄媚,对内“镇压”的面目。它竟然和联军一起“会剿围匪”,中国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训:封建的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赖的。】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以革命为主题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新中国的革命给了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因为香港与台湾两地恰恰是革命尚未波及的旧中国的残余,所以那个旧世界的江湖气仍然存在,同时形形色色的腐朽势力与向往新世界的侠义力量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巨大的写作空间。所以,梁羽生的 “革命武侠”一横空出世,马上就吸引了广大读者。在此之前,民国的武侠小说虽然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多少社会方面的思考。

梁羽生写的最好的武侠小说是《白发魔女传》,其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为背景,其实是一首农民起义的赞美诗:

【李自成翻身下马,招手请玉罗刹下来,同坐在地上,正色说道:“满州图谋我们中国甚急,边关形势极紧,这你是知道的了?”玉罗刹道:“边防之事与这批珠宝有何关系?”李自成道:“你听我说。先前我还不知道这番人身份,所以也想劫他的珠宝充当军饷。现在查得他是南疆罗布族大酋长唐玛的儿子,唐玛是南疆各族盟主,若然他的儿子被杀,珠宝被夺,他一定把这笔账算在明朝皇帝头上。说不定就要起兵报仇,那时东北西北都有边患,由校这小子,可挡不住!”玉罗刹默然不语,一时还想不过来。李自成义道:“我们虽然也与明朝皇帝作对,可是若然异强入侵,那么我们就宁愿与官军联合,共抗异族的,你说对么?”玉罗刹点了点头。李自成道:“所以不能再替明朝皇帝再开边衅。可惜的是由校这小子糊涂透顶,勇于对内,怯于对外。抽调大军来打我们,却不整顿边关,连熊廷粥这样得力大将都罢免了。”玉罗刹不觉心折,觉得李自成气度之广,见识之高,殊非常人所及。笑道:“可惜你替皇帝小子打算,他却要派兵打你。”李自成道:“那是他的事。”玉罗刹又笑道:“看样子,只是满州,明朝就挡不住。你还是赶在满州兵入关前之前,赶快打到北京吧。由你来做皇帝,就不怕满州兵入侵了。”李自成哈哈笑道:“皇帝人人可做,若然由我来做,可以保住神州,那么就做做也无所谓。”】

武侠小说的第二个时代是金庸的时代。金庸早年也曾经一度向往过革命,因此所写出来的一些作品中也带有一种革命者的气息。像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采用对乾隆皇帝是汉人之子的民间传说的全新演绎,讲了一个红花会首领陈家洛对于自己的亲生哥哥乾隆皇帝抱有幻想,最终付出了失去恋人等惨重的代价的故事。故事说明了“亲不亲,阶级分”的道理,也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较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来说,走得更远了一步。其续篇《飞狐外传》讲了大侠胡斐看到恶霸地主凤天南残杀平民百姓,不惜一切代价愤然出手,具有着更浓重的阶级斗争色彩。特别是《射雕英雄传》把对民族压迫的批判与对阶级压迫的批判熔为一炉,一举奠定了其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

但是,随着金庸社会地位的提升,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革命走向反动。从《倚天屠龙记》里面 “无能的革命者”到《天龙八部》里面 “不受理解的革命者”,最终沦为《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里面对中国革命赤裸裸的攻击:

【岳灵珊道:“爹爹,女儿有句话说,你可不能着恼。”岳不群道:“甚么话?”岳灵珊道:“我想本门武功,气功固然要紧,剑术可也不能轻视。单是气功厉害,倘若剑术练不到家,也显不出本门功夫的威风。”岳不群哼了一声,道:“谁说剑术不要紧了?要点在于主从不同。到底是气功为主。”岳灵珊道:“最好是气功剑术,两者都是主。”岳不群怒道:“单是这句话,便已近魔道。两者都为主,那便是说两者都不是主。所谓‘纲举目张’,甚么是纲,甚么是目,务须分得清清楚楚。当年本门正邪之辨,曾闹得天覆地翻。你这句话如在三十年前说了出来,只怕过不了半天,便已身首异处了。”】

一九六六年身为《大公报》副编辑的罗孚想借着武侠小说的热浪,将自己创办的《海光文艺》推向读者,于是请来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其中有如下内容:

【读者们欢迎武侠小说,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喜见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人物。可惜的是,许多武侠作者着力于创造离奇的武功,却忘记了武侠小说还有一个“侠”字。
金庸初期的武侠小说并没有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令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为显著。《书剑》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禹《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妖气满纸,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于如何写法,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是正,通常卖国的一班人长白三英、曹太监等等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人是邪;《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糊涂,后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金国的袭千仞等人是邪……正邪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谪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李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值。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要比后期的高得多。如《书剑》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存的幻想(书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划了凤人英这么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被凤惨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著例子。《天龙八部》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的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后,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后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誓报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干杯,说:“从今之后,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不是负义!”于是就把丐帮昔日的兄弟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当日其实未死,于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的人彼此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还通过了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大多数读者就很难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又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仅次于契丹皇帝的统治者)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画,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的刻画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烧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致减弱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是否听得进去?
……
武侠小说中的爱情,多是与“侠”与“情”联结起来来写的,金庸的后期小说则往往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如《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兄是元朝的丞相、将军,正是义军的死对头。赵敏本人也是站在父兄这边,与要推翻元朝暴政的汉族英雄作对的,她还亲自出谋策划,捉拿过大批反元豪杰。但作为明教教主反元领袖的张无忌却爱上了她,这就不能不慨叹张无忌的只顾爱情敌我不分了。
武侠小说中的爱情,多是与“侠”与“情”联结起来来写的,金庸的后期小说则往往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如《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兄是元朝的丞相、将军,正是义军的死对头。赵敏本人也是站在父兄这边,与要推翻元朝暴政的汉族英雄作对的,她还亲自出谋策划,捉拿过大批反元豪杰。但作为明教教主反元领袖的张无忌却爱上了她,这就不能不慨叹张无忌的只顾爱情敌我不分了。
……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莱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果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嵋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至。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
在《倚天屠龙记》还勉强可以分得出正派邪派,到了《天龙八部》,则根本就难说得出谁正谁邪,看来人人都似乎是为了自己打算。慕容博为了要复兴“大燕”,便造谣言来挑拨大宋英雄去杀契丹的武士;他儿子慕容复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要去娶大夏的公主而抛弃表妹的深情;游坦之为了要得到阿紫,不惜向敌人磕头求饶,可以做出种种不顾人的尊严的卑劣之事;丐帮副帮主的妻子为了正帮主不欣赏她的美貌,未曾偷偷看她,未曾向她笑了一笑,而就千方百计的要陷害正帮主;甚至少林寺方丈也曾与“天下第二恶人”叶二娘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而意图包庇她……试看这种种刻画,是不是都贯串着一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线索?
好莱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前不久演过的《江湖豪客》就是一个例子。演手段毒辣的大资本家的佐治·毕柏,原来是因为儿时他哥哥因精神病死了,他自己受了刺激,长大之后,就不由自己的做出了种种坏事。
金庸的《倚天》之中,谢逊到处乱杀人,是因为受了师父杀父奸妻的刺激;他师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师兄抢了他的情人。《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吮吸婴儿鲜血,是因为她与少林寺方丈的私生子,由于方丈的尊严身份,而不能由她抚养,于是受到了“刺激”,就要残害别人的孩子来泄愤。谢逊、叶二娘在作者的笔下,最后也是得到了同情,得到了宽恕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随着金庸思想观念的变化,其作品的风格也逐渐的发生了改变。也就是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逐渐转为了猥琐的韦小宝。当然,在否定一些东西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肯定了另一些东西。像《鹿鼎记》中极力渲染的康熙大帝英明神武,对于反清复明义士的种种攻击,其实也就是对于当时仍然统治香港的英国殖民者的一曲赞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庸晚年所写的武侠小说的确是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因为即使是民国的武侠小说中,也从来没有对于殖民者进行歌颂。从晚年的金庸开始,武侠就已经从鼎盛走向衰落。(当然,在八十年代以后,金庸看到英国殖民者站不住脚了,又积极支持一国两制。但是,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本文中的“晚年金庸”指的是其武侠小说创作生涯的晚年。)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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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金庸 文学 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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