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与《叫不醒的倪光南》无名氏作者商榷

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实名(从未匿名)向上级反映。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免职,中科院一个局长宣读中科院调查组“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岐的情况通报”,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大部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此后倪光南实名继续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一直呼吁及时追回非法给港商的贷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这就是倪光南“离开”联想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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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与《叫不醒的倪光南》无名氏作者商榷

2018年12月27日,一位无名氏作者以《“叫不醒”的倪光南》为题,在DoNews发表文章,但全文却不乏主观臆断、传言当真的内容。

倪光南是怎么离开联想的?

该无名氏作者开篇就说:

【“了解倪光南和联想的人知道,当初倪光南之所以与联想分道扬镳,其根源就是与柳传志在‘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上的分歧。当时身为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固执的认为联想应该走‘技工贸’路线,并且因此离开联想。”

事实上,倪光南离开联想,是被联想“开除”—解除劳动合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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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被解除合同,是因为倪光南发现柳传志违反专款专用的规定,未经联想董事会,擅自决定借钱552万美元给港商购买联想股票。于是倪光南向董事长曾茂朝反映,之后,一场纷争开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倪柳之争”。

“‘倪柳之争’的真相与实质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于是,一场纷争产生。”

几个有关上市的蹊跷会议

1993年6月14日 柳传志主持召开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香港联想情况”,但除了说要“加强对香港工作的支持”,“加强财务监控”以外,没有谈及香港联想上市的任何情况。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的其他会议上也都没有讨论过香港联想上市问题。

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召开总裁室会议,其记要表明香港联想上市对于北京联想来说是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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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这在招股书上没有任何记载。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增资时的每股成本价约为0.2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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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贷款文件和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记载了贷款用于港商负债持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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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上市发行价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股民买股票的成本价约为2.2元。上市当天股价升至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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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发现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

上市后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实名(从未匿名)向上级反映。

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免职,中科院一个局长宣读中科院调查组“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岐的情况通报”,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大部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此后倪光南实名继续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一直呼吁及时追回非法给港商的贷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陶勇:与《叫不醒的倪光南》无名氏作者商榷

这就是倪光南“离开”联想的真相。

联想当年没有自己研发芯片?

该无名氏作者称

“倪光南与柳传志分歧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考证,但据后来的报道,其大致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994年底,也就是倪院士本次发言中,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当时按照倪光南的设想,联想应该对标国际上的英特尔,全力开发芯片等核心技术。”
“而当时的情况是:CPU市场英特尔一家独大,AMD通过稍微低廉的价格勉强分羹,IBM(代工)和Cyrix的CPU则凭借更加低廉的价格夹缝中求生存,以至于后来Cyrix不得不卖身IBM以自保。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研发自己的芯片不仅投入巨大,就算研发成功了,在技术上也很难与英特尔、AMD竞争,甚至与Cyrix也没有对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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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尼玛您老人家基本事实都不清楚,就来信口雌黄、妖言惑众,怎不贻笑大方之家?

事实上,联想1988年开始研发芯片,到1993就研发出五个ASIC芯片,进而产业化。而华为1991年才涉足芯片研发,联想曾经领先华为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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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1年6月,倪光南在香港联想给柳传志、吕谭平、张祖祥等演示在激光打印机上加联想激光打印卡(ASIC芯片)的效果。

“中兴事件”,令更多的人们知道了集成电路技术(芯片)和软件技术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但在198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芯片还很不了解,很少有公司敢于去碰芯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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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用了ASIC技术的7型卡,就是DLX9000芯片,它集成了约6000个门,采用1.5微米工艺,在当时是较先进的,并成为联想式汉卡中销量最大的一个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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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用TLX9200芯片的9型卡(又称CSVGA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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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TLX9200版图,其上集成了21000个门,采用1微米工艺,在当时其集成度是较高的。

1992年,倪光南提出的联想激光打印机项目获得总裁柳传志支持,由北京联想R&D的孙祖希、徐非、刘洪等开发用于联想汉字激光打印机的ASIC芯片LXCG9000。

联想激光打印机从无到有,在与HP等外国大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后来成为国内激光打印机的第一品牌。

通过在联想式汉卡、联想微机和联想激光打印机上的成功尝试,联想在设计和应用ASIC方面,到1994年时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而华为在1991年才开始研发设计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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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用ASIC芯片LXCG9000的联想激光打印卡,使打印汉字的速度提高十倍左右。

与复旦大学合作研发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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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4年1月20-21日,柳传志、吕谭平、倪光南等和巫先生会谈纪要,柳传志等表示“我公司有意通过与XXX等人的合作,发展芯片方面的能力”。

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领导班子的一致同意下,1994年上半年联想总裁柳传志与上海复旦大学微电子中心、长江集团多次谈判,筹建ASIC联合设计中心。

香港联想公关部1994年5月为此专门出了一个“新闻剪影”,收集了十多家报纸的报道,它们都对这项合作给以很高的评价。由于该联合设计中心可以依托复旦大学的ASIC国家实验室(投资已达180万美元),所以投资额相对较小,总股本金为1200万人民币,联想预计占55%,合66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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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联想公关部1994年5月出的“新闻剪影”上第一页就是吕谭平宣传ASIC设计中心的报道,在建ASIC中心问题上,吕谭平紧跟了倪光南。

柳总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正当联合设计中心准备就绪,即将启动之时,总裁柳传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1994年6月5日,总裁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一张200多字的便条。

柳传志首先肯定“建立设计芯片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然后提出几点意见:

一是“要有销售市场”,并认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二是“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他认为“目前无把握”;

三是“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他认为“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四是“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 他认为这“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最后他认为“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即“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

于是柳传志说“这件事是由香港联想GMO(总经理室)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

总裁柳传志写了这个便条后,没有经过讨论,原来的计划就停止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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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柳传志停止上海芯片合作项目的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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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合作项目流产

1994年8月,倪光南担任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多媒体技术”国家技术开发项目的技术组长,他为联想申请了一个“多媒体芯片和板级产品技术”项目,得到了国家经贸委1100万元的科研费和数千万元的贷款支持。倪光南很高兴,认为这样联想连钱都不用出,就可以建立ASIC设计中心了,应当没有什么风险了。但不知道总裁柳传志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始终没有批复,急得倪光南一点办法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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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倪光南为联想申请的“多媒体芯片和板级产品技术”项目,得到国家上千万元资助和大量贷款。

笑话连篇的“叫不醒”奇文

该无名氏作者还称:

“在当时的背景下,联想的生存比超前发展的思路更加重要。如果按照倪院士的思路来,也许联想这个明星企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时,倪院士在联想的职务是总工程师,对于技术带头人而言,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尽量的提升技术没问题。但在‘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企业战略和生存问题上指手画脚,就有些越界了。”
“当然,技术思维与商业思维从来不是绝对统一或者对立的,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在对的时间,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才是最关键的。”

然而,以上种种说话却是不折不扣的笑话,简直不把人笑死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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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无名氏作者还有不少对联想华为雾中看花或盲人摸瞎马式的评论,纯粹隔靴搔痒、文不对题,这里不再一一展开,浪费大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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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北大国经智库研究员、中关村历史课题组研究员,有着十数年平媒、网媒工作经历,先后从事财经(人物、企业)、时政法制和调查报道,在多年的新闻实战经历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作者著有《联想做大华为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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