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大学副教授因四大发明言论被停职产生的一些议论感想

光靠提倡快乐教育,轻松学习,小学轻松,中学轻松,大学更轻松。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大部分人根本连已有的知识体系都谈不上扎实掌握,深入理解,要指望涌现出高质量的创新,这几率就是很小的。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现代数学,靠什么轻松学习,灵机一动的小聪明想要掌握,那是天方夜谭。而现代数学和物理学恰恰是现代科技的根本基础。所以靠减负,轻松学习之类,对创新真的帮助不大的。以前中国创新能力薄弱是大学学习太松垮了。希望以后不要变成连中小学都垮掉了。

关于某大学副教授因四大发明言论被停职产生的一些议论感想

一、四大发明本身的所谓争议

四大发明是中国的成就,这一点基本没什么争议。证据之确凿详尽充实程度,无可辩驳

有些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争议,其实不叫学术争议,只能叫谣言展览和情绪宣泄。

造纸术,一种所谓的争议是把埃及的莎草纸当成是纸,但莎草纸是依赖当地的植物,把当地的纸草茎片处理后编织而成的东西。这东西要能说成纸,那中国的竹简、丝帛,欧洲的羊皮纸也都可以当成纸了。不必说不符合世界公认的纸的定义,就其技术含量,还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都与真正的造纸术不可同日而语。

火药,这点上,中国的发明权连狂热的膜拜西方者都无法挑战。但一些人贬低火药的说辞是现代炸药是黄色炸药三硝基甲苯,和黑色火药无关,所以黑色火药发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然而所谓的黄色炸药是19世纪中期(1863年)的产物,在此之前三四百多年,推动世界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转换的,只能是中国发明的黑色火药。在黑色火药的基础上,才有一系列枪炮炸弹火器的产生,才有历史格局的根本性的变动,也才催生了更大量的对更高威力性能的炸药的需求。以黄色炸药来贬低黑色火药的巨大意义,是相当无厘头的。

至于火药在中国的作用,也不是一些人想当然的什么只用于烟火,实际上首先制造火药类火器的是中国,就大规模运用而言,明代中晚期对火器的运用规模在世界同期范围内也是最大的。明代因为面对的战争对象是游牧和狩猎部族,炸弹类火器的研发更突出,地雷、水雷、手雷、烟雾弹等都是明代中国首先发明的。火炮方面引进和独立研发同时进行,也可圈可点。有些人以明末进口红夷大炮贬低明代科技水平是以偏概全。只有愚昧的满清才以为自己一切都领先,不需要任何外国东西。就是现在的美国,火箭发动机照样要进口俄罗斯的rd180高压补燃液氧煤油发动机,按这些人的逻辑是不是请君入瓮,以此为理由说美国技术全方位落后于俄罗斯?

指南针,看到一篇自称科普的文章,《如何科学看待四大发明》,里面宣称四大发明一个半是站不住脚的,这其中的一个,就是指南针。其理由,“中国古代的指南针的就是司南”,然后下面长篇大论的说这个司南就是天然磁石磨成的汤勺。而这汤勺其实是不能指南的,所以说指南针是四大发明之一不成立云云。

从这篇文章的论述可以看出逻辑链条是这样的。指南针=司南=磁勺,磁勺指南效果不理想,所以等于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是假的。

作者根据大概网络上看了些材料,再加自己脑补,东拼西凑出来这么一篇奇文。甚至谈不上完整看过任何一篇严肃讨论指南针发展历史的文章,更别说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的原著了。就因为中小学教科书里有司南是个勺子的图片,然后看见网络上有人说勺子不能指南,就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就脑补出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不成立的结论。

实际上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就是指南针,那是针,不是勺子!这个用于指南的钢针,就是中国首先发明,并运用于航海上的,这点不存在任何争议。

有些标榜自己客观的人,成天大骂李约瑟抬高中国古代科技地位,不过这些人大半其实都是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原著都根本没看过。

李约瑟磁学章节的中国部分首先就是谈磁罗盘,而第一个列出的文献资料就是沈括梦溪笔谈里对指南针的记载。沈括是1031—1095年的人,比欧洲人最初提到指南针的时间早了一个世纪

这里直接附上沈括原文: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有点中学古文阅读能力的人,都能明白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吧?沈括不仅是记载了指南针的各种不同用法,而记载了磁偏角的存在,比西方最早发现磁偏角的哥伦布早了四百年。

比沈括更早提到指南针的还有北宋司天监杨惟德,在1041年的记载,也记录了磁偏角现象。[1]

不仅如此,在1044年成书的《武经总要》里还有利用漂浮在水面的鱼形铁叶来指南的记载。这实质上和指南针是同样的原理。[2]

几乎完全雷同的用漂浮在水面的磁化铁鱼片来指南的记载见于两百年后阿拉伯人写的《商人宝石知识大全》,李约瑟正是据此认为,阿拉伯人见到的指南术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3]

中国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同样是世界上最早的,

【“朱彧叙述公元1099年到1102间的海船已经使用指南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萍洲可谈》卷二)”“徐竞在公元1123年到朝鲜回国后描述航海过程时说‘背晦暝则用指南浮针,以撰南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南宋泉州提举市舶司赵汝适根据外商和水手所谈的材料以及有关著作材料所写的《诸蕃志》说:

【“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4]】

阿拉伯、欧洲提到指南针的最早记载在13世纪,比中国晚了近两百年。[5]

指南针是中国发明,并首先运用于航海,这点没有任何严肃意义上的争议。即便那些成天试图否定中国四大发明的,也没有一个能正面来否定指南针是中国首先发明的记载。

那真正有争议的是什么呢?

争议的不是指南针本身,而是先秦至东汉古籍中记载的“司南”究竟是什么?

争议的不是中国首先发明磁性指南仪器本身,而是中国发明这种磁性指南仪器的历史究竟早到了什么时候?

把指南针偷换成司南,司南又等价于磁石杓,然后否定磁石杓能指南就当成了中国没有发明指南针,这纯属方向都没摸到的胡扯。

李约瑟的著作里论述中国指南针的磁罗盘,和汉代磁石杓也是完全分成独立的两节来论述的。

先秦古籍中就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如韩非子,鬼谷子,而影响最大的是东汉王充《论衡》中对司南的描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 其柢指南”。

最早详细论证王充论衡中的司南是磁勺的是王振铎,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还自己采取武安磁山的磁石做成磁勺,加以验证。

但在五十年代,刘秉正不同意王振铎的看法。他认为在宋代以前“司南”大致有四种含义,第一种是字面就是指南之义,第二种,“司南”和“指南”都是“指南车”(一种纯机械的定向指南装置)的简称。第三种情况,和北斗有关。第四种,表示指导准则的含义。刘秉正认为王充论衡的中的司南是指北斗七星,所谓的司南之杓,在古文中常用于指北斗柄三星。

闻人军提出第三种看法,论衡中的司南,不是磁勺,也不是北斗天象,而是把磁针置于小瓢,小瓢再漂浮于水面上的指南装置。投之于地,是投之于池之误。而启发这种观点的则是唐代韦肇的《瓢赋》中说“充玩好,则校司南以为可。有以小为贵,有以约为珍;瓠之生莫先于晋壤,杓之类奚取于梓人?”。古人有以小葫芦为特别珍贵者,陆游就有关于小葫芦的诗。被磁石吸附磁化的钢针在先秦古籍到唐代一直都有记载,而所谓司南则是“将小葫芦沿轴向一剖为二,以半个小葫芦干壳为载体,沿轴向放一根磁化过的钢针,浮载在水上,就是磁针小葫芦瓢司南。韦肇《瓢赋》的司南,正是此物”[6]。闻人军根据这个设想,用半个花生壳代替特小葫芦,做了复原试验,指南效果不错。

那么王振铎说的司南是磁石勺的可能性,是否真的就被否决了呢?实际上也并没有。王振铎自己用磁山的天然磁石制成的小磁勺,有人验证过,指南效果是不错的。郭沫若访苏,为了礼物好看,要外形精致,体形最大的磁勺,那个指南效果不好,于是就用磁化钨钢勺来代替。这其实是郭沫若只图外表要大,要体面所致的结果,并不能以此来论断王振铎制作的复原磁勺没有效。

【“林文照用王振铎制作的2枚磁石司南做了指向性试验,结果表明有97.5%的几率指南或基本指南,2.5%几率异常;并检测了这两枚磁勺磁头、磁柄的表面磁感应强度(表磁)”】

戴念祖则从磁石加工角度论证汉代制作磁勺是完全可能的,

【“只要用金刚砂,依照良渚玉器的片、线切割方式,完全可以将一条形磁石切成勺状;切割虽极其耗时,但不会有强烈震动以致退磁”】

黄兴则指出一些人之所以未能重复王振铎的磁勺复原试验结果,是采用磁石磁性太弱的结果,“有的实验想将铁矿石人工磁化,却未考虑铁矿石内因”。他亲自“在邯郸武安、张家口赤城等地采集了数批磁铁矿和磁赤铁矿,后者表磁最高可达800高斯以上,远高于前人实验所用样品”[7]

4、印刷术

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是中国发明的,这都有详尽的文字证据乃至文物证据。

唯一能拿来说事的就是古代中国,活字印刷应用远不如雕版印刷规模大,以此来贬低印刷术在中国的意义。但这些人大概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一个事实,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比同时期西方的活字印刷效率更高,印刷规模更大。

雕版印刷是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中国发明的。这两种印刷技术本身都是中国发明的,只不过在动力机械革命之前,都主要使用人力的情况下,雕版印刷更适用于中国汉字,活字印刷更适用于西方字母文字,这两种印刷方式并没有什么绝对的高下之分。

还是让晚明来华的传教士说一下他们亲眼目睹的中国印刷业发达程度吧

《利玛窦中国札记》

【“可以十分肯定中国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
“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书的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沾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板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象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中国印刷工人刻这类木版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这种刻制木版的方式极适合中国既大又复杂的特点,但我不认为能适用于我们欧洲的字型,我们的字型太小,很难刻在木头上。
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我们从这种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非浅。因为我们利用自己家中的设备印出了我们从各种原来写作的文字译成中文的有关宗教和科学题材的书籍。老实说,整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看过一次这种印刷过程,人们都会想亲自试试。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眼目睹的人很难相信这类事实。”[8]】

就印刷业的发达程度而言,在主要依赖人力的时代,西方采用活字印刷的效率和印刷的规模数量,是远低于晚明时期的中国的。

有些人之所以把活字印刷抬的高,又贬低这个技术发明的母国,其实就是一些人民族自卑心理过重。某个东西只要西方采用了,就具备了特殊意义,中国没有采用,那就是落后愚昧野蛮。而实际上活字印刷,中国既是发明国,中国也使用国,只是用在汉字上,作为民间商业出版工具而言,经济效率上低于雕版印刷而已。

朝鲜也是用汉字印书,倒是主要推行铜活字印刷,那是李朝君臣强力推行的结果,主要是朝鲜贫穷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民间书籍出版业更没有办法和中国相比,对印书的速度和效率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一本书也用不着印太多。这种情况下用活字印刷,可以节省材料,可以印更多品种的书,每本书的印刷量则不必太多。是更合理的选择。这本身是朝鲜比中国落后的结果。中国出版业出于商业考虑,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主要选择雕版印刷。朝鲜则是权力干预下,强迫文人参与活字排版,以铜活字印刷作为主流。

拿活字印刷规模大当成先进,雕版印刷规模大当成落后,是膜拜西方的非理性情绪支配下想当然才会有的结论。

题外话-中国古代其他发明:

其实中国古代对世界影响特别巨大,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发明,当然不止这四大发明。以上四大发明涵盖了文化、交通、军事。

其实还有如经济领域,中国宋代发明了纸币,这在经济史上应该是划时代的发明。

医疗领域,明代中国发明了人痘种植预防天花的技术,这在免疫医学史上上又是开天辟地划时代的大事。

还有吴文俊院士认为10进制位值制计数法可以和四大发明相提并论。他的原话是:

【“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创造与发展了记数、分数、小数、正负数以及无限逼近任一实数的方法,实质上达到了整个实数系统的完成。特别是自古就有了完美的10进位位值制的计数法。这是中国的独特创造,是世界其他古代民族都没有的。这一创造对世界文化贡献之大,如果不能与火的发明相比,也是可以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类发明相媲美的”[9]】

那么至少可以把纸币、人痘预防天花、10进制位值制加进去,是中国产生的对世界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七大发明。

其他如瓷器、丝绸、马镫、水密舱等科技发明其实还很多了。重要性相对小一些

二,再说网上沸沸扬扬的那个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关于四大发明的言论

到知乎看了一下相关截图对话,这个教师是自己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要求学生写文章,一定要按照他的定义写才通过,不按他的定义,就不通过。这个其实并不是学术自由的态度。而多少是有些以教师的职权压迫学生服从他的观点。

如果他的态度是鼓励学生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只要写的有理有据就行,那是学术自由的态度。

而这位的做法是学生写文章不赞同他的观点,他完全禁止,写了就不合格。

至于这个教师涉及四大发明的那些言论“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

作为个人,他当然说什么都是自由,但如果他把这些观点当成是学生写了四大发明就不能通过的理由,那就有些滥用教师职权,他的私人观点怎么能作为评价学生课程成绩的根据呢?

有些媒体把这说成教师的学术自由,但学术自由的前提是理性讨论啊。这个教师抛出的这些话完全是他自己的想当然,甚至连四大发明究竟怎么回事他可能都没搞清楚,这和学术根本扯不上关系。如果随便信口开河,而且不许学生质疑,叫学术,那学术未免也廉价了一些。

这个教师如果是系统阅读过相关文献,写论文,写专著论证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都不领先,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这叫学术自由。现在面向学生,只有结论,没有依据,还要学生非得接受,学生不按他的思路写,就不通过,这和学术自由扯得上什么关系?

当然这学校停止这个教师两年授课资格,过于小题大做了,也没必要,反而授人以柄。

我觉得不必一刀切停止两年授课资格。这位教师的专业好像是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专业,那就还是教他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领域不就行了。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去开一个他本身没有多少知识,甚至连书都没读过几本,完全是凭自己想当然自说自话的课程?如果他确实在创新的理论上有公认的成就,那当然也可以,问题是好像也没有吧。

三、许多评论为什么认同这位教师说的四大发明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

这位教师说的四大发明没有形成实际生产力,本身当然是不值一驳的。不说这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生产力起到的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天翻地覆的推动作用。

培根、马克思对印刷、火药、指南针的高度评价是很多人都列过的。李约瑟的评价也不必说了。

还有其他西方人的评价人也是可以列举一些的。比如16世纪就有英国人歌颂纸的作用:

【“1588年的一首英语小诗也能说明纸的重要:‘我讴歌最先造纸的人,纸才能把一切美德传诵;它产生新书并使旧著贵重;它的价格低廉,世间更无它物可比;虽然羊皮幅宽耐用,也不能把纸排斥;纸还能在人间普遍传流,羊皮只能为少数人拥有。’”[10]】

1925年卡特评价四大发明:

【“文艺复兴初期传入欧洲的四种伟大发明,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造纸和印刷,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平民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有助于摧毁封建制度,建立国民军;指南针是使用导致了美洲的发现,进而使整个世界代替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对这四种以及其他的一些发明,中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中国发明印刷的事实。”[11]】

许多人应该不是否认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带来巨大推动性作用,而是认为这四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起到什么变革性作用。这种看法其实是由来已久。

就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说法的形成及其他》在谈及四大发明对中国本土的影响时说:

【“可是在纸和印刷发明最早的国家,却没有发现纸和印刷的结合给社会带来巨变。”
“在传统中国,纸和印刷的结合只是传播了经典文献,对于一般的通俗文学,知识阶层不屑一顾;对于普通大众的公共教育,无论政府还是士人都没有给予更多关注。”[12]】

这种看法,其实是和宋代明代的事实背道而驰,却是许多人深信不疑的。造成这种情况,是长期丑化矮化乃至妖魔化中国古代的教育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

从这点上说,那位电子科技大学教师郑文峰本身也是一些僵化教条长期灌输洗脑下的受害者。中国历史方面的宣传乃至教育确实有这种悖反的情形,一方面为了提倡爱国,也说一些中国古代的重大成就,以激发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一到具体实处,长期灌输的就是中国封建制度下如何暗无天日,停滞轮回,几千年来政治经济如出一辙,文人官员大多是愚昧奴才。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儒家思想的愚昧保守,程朱理学的兴起扼杀了进步活力等等。负面性的洗脑自然永远是更有力量的。丑化永远比赞美更容易深入人心。

按这类深入人心的历史观念,四大发明产生重大作用的宋代明代和汉唐相比,不但谈不上多少进步,反而更加倒退保守,中国的历史乃是倒退的。清朝统治不过是给中国固有体制,固有的文化背了黑锅,中国的文化天生就是保守僵化的。

在这种历史观长期的洗脑灌输下,能让这位教师的观点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获得如此多数人的赞同,正是丝毫不奇怪。他们会觉得,这人说的对啊,这什么四大发明,在中国根本没起过什么实质意义的积极作用么,所以四大文明纵然不是一文不值,充其量也就是只值两三文吧,至少在中国本土是这样。尤其对许多这方面了解有限,看些公知和营销号文章作为获取知识渠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了。

但实际真正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宋明的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经济诸多领域的情况,就明白这两个朝代是中国文明发生了巨大飞跃性进步的时代。这两个朝代的社会性质和汉唐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些人是以结果倒推原因,你灭亡了,被蛮族侵略打断了,就一股脑把所有的东西都否定,把一切的进步都看成是假的,不存在的。这种思维其实是很僵化机械的。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更省力也更能满足他们的心灵需求。不过奇怪的是如果碰到西方,古希腊灭亡了,古罗马灭亡了,他们却又是另外一种态度,对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科技乃至政体法律津津乐道,眷眷无穷。

这种思维习惯层次的原因更进一步展开来说,许多人习惯于把眼前时间段的东西放得无限大,占据了整个心灵,缺乏那种把一个时间段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的视野和心胸。正因为如此,近现代这三四百年,在他们看来决定了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只有西方才能找到民主,只有西方才配说科学。只有西方的法律才配说是法律。西方说有了民族国家,那就有了民族国家,西方说有战争道德,才能谈战争道德。西方说有了光,那才能说有光。没有西方,那就没有民族,没有国家,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法律,没有道德。

西方在这三四百年崛起,就说明西方从头先进到尾,哪怕中世纪的黑暗落后,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光明和先进。中国在这三四百年中落后,就说明中国古代的东西大多是糟粕垃圾。任何技术或文化或思想,只有被这三四百年中的西方采纳认可,才能获得意义,才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未来,也只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文化,才可能有光明前途,如果还重视非西方的,中国古代的某种思想资源,文化资源,那就没资格面向未来。

这类人,其实真的就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心胸和视野都被圈禁住了,是时间层面意义上的井蛙观天。

他们因为膜拜近现代西方的崛起,会把非西方的其他文明的一切成就,或者看成是附属于西方的,或者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认为近现代西方的科技革命乃是西方人独有的禀赋所造成的结果,却不知道近现代西方的科技革命其实是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交流汇集后催生的结果。只不过是西欧这段时期内正好如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不被外来势力侵袭破坏的有区域,摘到了这个果实。

从16世纪到17世纪,古希腊的,阿拉伯的,印度的,中国的,欧洲的文明成果交流碰撞,全人类的智慧结晶有机会聚拢在一起。当时其实有两个汇聚地,一个是晚明的中国,一个是西欧。明末的中国大灾叠至,野蛮部族政权入侵,君臣因受民间舆论掣肘影响太大,无法把社会及时转入军事化状态,明朝灭亡。而西欧各国则没有蛮族外侵的干扰,得以顺利吸收全人类智慧聚集之成果,最终催生了近代科技革命,产生了工业革命。

这里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因为近代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就无限膜拜西方,也是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者常常会陷入的误区。

至于谈论什么中国古代有没科学之类的问题,那就要明确概念,如果硬要吧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说成科学,那在西方近代以前也同样不存在。如果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科学,那西方古代有,中国古代也有。

席泽宗院士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古代无科学吗?》

【“说无亦可,但要论据充分,而说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其论据有的竟然是中国古代没有 ‘科学’这个词汇。‘科学’和‘科学家’词汇都是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前者于1830年左右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提出,后者于1840年由剑桥大学教授休厄尔提出。按照这些同志的论证,则在此之前,欧洲也没有科学家,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也都不是科学家,岂不成了笑话!研究问题贵在从分析事实出发,我奉劝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同志,认真读一读这本《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读完以后,如果能写出批判文章,证明这里讲的都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或其它什么的,那才算是脚踏实地地做了一点科学工作,但也只能算是你们论证 工作的一小步。
“我同意李伯聪先生于1999年1月26日在《科学时报.海外版》上发表的《言有易.言无难——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方法论分析》所说的,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必须遍查所有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文献,驳倒其中的全部(一个也不能少)涉及‘证实’中国古代存在过某一种‘自然科学’的论据和论点’,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下结论。”】

四,要说四大发明和创新的关系,怎么说?

我说的创新,自然不可能是那个教师自己定义的所谓创新。就一般意义上理解,随便说说就行了。

第一个看法是,创新,多是长期积累后的成果。

创新是是攀登到前人没有达到的高度,是探索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径。但要实现这点,恰恰需要对前人的成果有深刻透彻的学习的掌握。一个矮子攀登上巨人的肩膀才有可能超出巨人的高度。一个侏儒成天喊着创新,却对旁边的巨人不屑一顾,认为爬上巨人肩膀,显不出自己的新,结果终究只能是侏儒而已。

中国首先发明造纸术,其实和中国很早就发展的丝绸技术有关。[13]

印刷术则和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有印章使用的制度和文化有关

火药则和源远流长的道士炼丹术有关。

指南针则和中国生产磁铁矿,先秦时期就大量磁石吸铁的观察和记录,后来又和堪舆风水重视方位的文化有关。

每一种技术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经验累积,技术累积的自然结果。

有了现代科学体系之后,技术发展当然不需要这么漫长的经验累积的过程,但同样还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前人的知识成果,技术成果掌握的越是扎实丰厚,那能涌现出的高质量创新成果的概率也越大。

光靠提倡快乐教育,轻松学习,小学轻松,中学轻松,大学更轻松。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大部分人根本连已有的知识体系都谈不上扎实掌握,深入理解,要指望涌现出高质量的创新,这几率就是很小的。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现代数学,靠什么轻松学习,灵机一动的小聪明想要掌握,那是天方夜谭。而现代数学和物理学恰恰是现代科技的根本基础。所以靠减负,轻松学习之类,对创新真的帮助不大的。以前中国创新能力薄弱是大学学习太松垮了。希望以后不要变成连中小学都垮掉了。

当然不排除有少数个别人,天赋异禀,能花很少的时间,掌握很少的材料,就能洞见前人之所未见,想他人之所未想。但这毕竟只能是少数人,如果要大规模涌现质量不错的创新,靠少数人是不行。还是要以大多数人的资质为准。

第二个看法,要产生有独特价值,巨大意义的创新,就不能排斥无用之用。

指南针的发明使用其实是被堪舆术催生的,堪舆术按现代标准看来,当然是迷信,是无稽之谈,即便在古代,其实理性的知识分子也是不信这套的。但它确实对推动指南针的产生和运用起了重要作用。沈括提到的“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中的方家就是指风水术士。

至于火药起源于道士炼制长生丹药,那也是众所周知了。炼长生药现在看来当然是极其愚昧的,但没有这种愚昧的活动,火药的产生就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了。

在现代科学体系的指引下,当然已经不需要再借助这么盲目的手段来产生发明。但对无用之用仍旧应该有宽容的态度。科学体系内部一些暂时看不到实际用途的基础科学研究,并不能因为似乎没实用价值就放弃,只要有人感兴趣去研究,那就有价值。

在非科学领域,艺术文化里更明显,要使文化有活力,要为各个领域的创新提供更好的土壤,就应该有宽容的态度,支持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而不能说抱着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认定只有具备某种正面价值的影视或小说,才能存在。某些小说或影视就是无用的,或者就是有毒有害的,必须消灭。抱着这样的态度,文化发展就只能成为一潭死水,就连那正面价值,也会走向反面。

就如金瓶梅按现在的标准内容或许是不健康的,但如果缺了金瓶梅,还会有红楼梦么?或者觉得红楼梦也有毒,那中国的小说文化还有多少可以称道?四大名著每本都可以揪出迷信暴力反动等等。而且金瓶梅本身也是对明代的世俗生活做了多方面的描绘,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如果不是明代社会有相当宽容的态度,那中国文化势必减色很多。

同样聊斋志异主体都是说鬼怪神仙狐狸精,按一些现代人的看法就是迷信,必须扫荡,不允许出现鬼。那把聊斋志异从中国文化里拿掉,岂不又是一大遗憾么?

所以文化方面应该宽容一些,多元化一些,让创作者有更多一些自由,少一些束缚限制,比如影视方面只要不是给民族压迫洗地粉饰的,其他的古装戏,或鬼怪戏之类,都用不着管那么多,最多就是质量上,服化道上要有个标准体系。内容题材可以放开。对网络小说也不必管头管脚的。这当然是很小的两个方面。

这样也是更有利于各个领域的创新,看似负面消极的东西,会催生正面。光保留正面也会向负面消极转化。这才是辩证法么。

总结我上面两个关于创新的看法,其实就是:教育宜严,文化应宽。更有利于大规模催生出创新。

[1]见刘秉正刘亦丰.关于指南针发明年代的探讨.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4)

[2]李约瑟引用武经总要记载的加热薄铁片再冷却以制作指南鱼的方法之后,评论说“当铁片以地球磁场方向放置,被急速冷却通过居里点(600-700摄氏度),则该金属将被磁化。这种现在被称为热顽磁效应,看来极可能已为这些宋代的技师们所知晓”。也有人认为,仅仅利用热顽磁效应产生磁力太弱,武经总要记载铁片加热淬火后“以密器收之”,这密器实际上就是以磁石为底的的小盒,这被称为养针法,而并非仅仅是利用热顽磁效应。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1分册

[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1分册

[4]李晋江.指南针、印刷术从海路向外西传初探.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06)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1分册

[6]闻人军.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瓢针司南酌之发现.闻人军.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

[7]黄兴.中国指南针史研究文献综述.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1期

[8]何高济、李申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21-22.

[9]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76

[10]王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说法的形成及其他.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8)

[11]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The Ronald PressCompany,1955.转引自 王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说法的形成及其他.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8)

[12]王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说法的形成及其他.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8)

[13]段玉裁给《说文解字》的“絮”字注释中说“按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荐而成之今用竹质木皮为纸”郑也夫反对说漂絮是击打破旧丝织品,但他的论点在逻辑上并不成立,论据并不充分。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杜车别”,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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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于某大学副教授因四大发明言论被停职产生的一些议论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