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在个体与集体之间

相较于王菲个人色彩浓厚的“清新”版曲风,以“快闪”的方式组织各界群众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无疑带有更为强烈的表达及感染效果——这是一种化用“人民战争”式的历史经验,通过“到民间去”而产生“向下超越”的真实力量;它也向我们昭示了经典的集体主义叙事在今天依然存在着旺盛的生命活力。

【本文为作者宋祎凡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我和我的祖国》:在个体与集体之间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又一次在国人耳畔反复回响。而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之前,由王菲演绎的新版主题曲率先引起了不小的热议:不同于李谷一版所表现出激扬澎湃的爱国热情,电影版主题曲旋律宛转悠扬、演唱空灵呢喃,显然试图为一个不同的时代注入崭新的精神内涵。

对传统爱国歌曲的全新编排,近些年来已不乏获得好评的成功案例。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由林妙可、杨沛宜演绎的童声版《歌唱祖国》,无疑为演出的开场制造出了感动亿万观众的不俗效果——当宏大威严的集体合唱被天真烂漫的童声独唱所替代,“革命世纪”的经典叙事模式亦被同时重塑,这不能不使人思忖其背后所蕴藏着的政治话语的某种转变。

由张藜作词、秦咏诚作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歌曲的主题之所以为此而不是“我的祖国”或者“祖国和我”,其中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展现我和祖国之间联系性的同时,突出作为个体的“我”在作为整体的“祖国”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就彼时正经历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整个国家而言,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政治”愈加以“去政治”的面目呈现,新中国七十年建设所带来的红利由国家整体向国民个体不断蔓延时,歌曲亦以更加富于个体性的方式获得了全新的表达。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演唱者王菲本人的丰富经历中窥探这首改编作品的多重意味:一向被标签化为“香港流行歌手”的王靖雯,少年时代成长于北京的工人大院,又以学习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演唱技法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若以流行音乐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来看,此番由王菲唱出的《我和我的祖国》,在无形之中即将两岸三地整合进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

个体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政治与“去政治”的张力,以及将“祖国”整合为一种共同体的努力,可以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探寻更加丰富的意涵。有别于此前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为代表的“献礼片”, 《我和我的祖国》有意避免盲目的群星闪耀与空泛的宏大叙事,而由“七”这一时间性主题出发——七位导演分别讲述新中国七十年来七个特殊历史时刻下牵涉“普通人”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故事。在两个半小时的总时长中,连续上演七部各具风格的短片,既对观众精力构成一种挑战,也对每个导演提出了更加复杂的要求。现在,就影片上映后的实际效果来看,七部作品的完成质量参差不齐,统一的主题思想却能大体贯穿始终;所谓“形散而神不散”,加之不乏用心的艺术构思与精湛的演员表现,总体而言可以算是一次对国产电影“献礼片”的突破。

如何在单片的独特性与整片的统一性之间进行权衡度量——既能够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呈现一部内容独立、叙事完整、引人入胜而又不失个人特色的“微电影”,还要在此之上统一展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的命运牵连,共同的问题在不同的导演那里显然具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管虎的《前夜》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工程师林治远如何在开国大典之前的最后时刻解决电动升旗的种种技术难题,强烈快速的叙事节奏在整部影片一开始即将观众引入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情感氛围之中;张一白的《相遇》与文牧野的《护航》,篇幅情节相对短小简单,却分别通过长镜头与闪回手法的运用,深刻触及个体选择与集体荣誉的悖论关系;徐峥的《夺冠》将故事的地点置于上海里弄,在夸张诙谐的剧情中促成孩童的小别离与国家的大事记有机结合;宁浩的《北京你好》利用巧妙的情节设计与自然的演出效果,将小人物的决断镶嵌于特殊的历史时刻;而薛晓路的《回归》与陈凯歌的《白昼流星》,前者多线并行,后者境界宏大,但故事的完成度却显然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如人意,因而情节上的不明就里便在所难免。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无论不同的故事选取何种具体的表现手法,无不要在特定而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现出普通个体的挣扎与决断。但相异于曾经的主旋律影片中主人公“伟大光辉”的革命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形象,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得到重点呈现的则是属于个体的存在主义式的“两难”境况;然而当个体最终无不被汇入集体的洪流、被置于民族国家的集体性时刻,所谓的“两难”顺势得到瓦解,政治性的意义似乎就以“去政治”性的形式获得了崭新的内涵。

《我和我的祖国》看似在巧妙周旋于政治与“去政治”的复杂张力下同时彰显了普通个体的丰满形象与国家集体的历史荣耀,但却依然无法弥合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割裂与矛盾。看过影片的观众大都会对《相遇》与《夺冠》的男女主人公在欢呼胜利的群众海洋中始终无法靠近、最终被迫离散的结局印象深刻,也会为《北京你好》中将奥运开幕式门票得而又失、《护航》中从被迫到主动放弃阅兵式飞行表演机会的主人公遗憾惋惜,还会注意到《回归》中的升旗手为圆满完成任务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以及《白昼流星》中从下乡知青成长为扶贫干部背后数十年如一日的困苦艰难……当牵涉复杂的选择与决断仅仅在简短的故事中被置于某一微小而特定的时刻,“两难”的悖论便只能够维持短暂的意义,对于政治性的表达也随之化为一种“去历史性”的浪漫化产物,试图令“个体”与“集体”最终达致统一的效果必然受到削弱——我们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是游走在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中间物”,这不仅体现为其表面的叙事特点,也是潜伏于深层的创作局限。恰如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所讨论的,影片或许也仅仅是在描写一个个“事件”,而不是在叙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

无论如何,尽管“一分为七”的创作手法只是一份诞生在特殊节点下的纪念性构思,但其中的某些探索和新意也能够向未来的国产影片提供进一步发掘的可能。当“革命世纪”已然成为过去,如何在处理好历史与当下、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一位中国电影人不能回避的复杂问题。就纵向的历史进程来看,《我和我的祖国》以七段发生在具体时刻下的故事串联起新中国七十年来的重要片段,较之仅把“历史”作为“背景”来讲述的低级作品传递出更加鲜活的有机性;但若要彻底克服前述“去历史性”的局限,我们的电影人仍需要找到进一步深刻地介入新中国整体历史的具体方法。

在影片结束后,伴随片尾字幕播放了种种“集体快闪”主题歌曲的片段。相较于王菲个人色彩浓厚的“清新”版曲风,以“快闪”的方式组织各界群众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无疑带有更为强烈的表达及感染效果——这是一种化用“人民战争”式的历史经验,通过“到民间去”而产生“向下超越”的真实力量;它也向我们昭示了经典的集体主义叙事在今天依然存在着旺盛的生命活力。

2019年9月30日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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