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中来,到暴力中去”——反对派的夺权阳谋

暴力升级,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运动看得更加清楚:运动就围绕对暴力的定义、诠释展开的。什么是暴力?谁可以使用暴力?如何惩治暴力?对暴力话语权的争夺,就是运动的核心。激进反对派的本质目的,是想在政治上、道义上、法律上抢夺国家/政府对暴力/武力的垄断,将暴力作为己方抗争的“合法”、“合理”手段,夺取对暴力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暴力达到瘫痪政府、推动“脱中”的政治目的。

“从暴力中来,到暴力中去”——反对派的夺权阳谋

“从暴力中来”——就是香港反对派通过暴力制造事件,实现本次香港运动的升级及持续,并最终使得社会陷入僵局的现象。

“到暴力中去”——就是香港反对派经过反复不断的尝试,最终认定暴力就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通过在关键时刻诉诸暴力,劫持香港政府及公共管理机构,劫持社会,在社会上树立新的政治正确及行为标准、要挟中央妥协、在香港内部实现“排华”、“排蓝”,实现在不改变现有制度的情况下政治夺权。

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一、从暴力中来

首先,没有暴力,2019年的香港运动就不会发展到今天。暴力是运动的不可切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示威者一开始使用暴力,香港警察(HKP)就不会使用武力反制;如果HKP不使用武力,当初就没有指控HKP的依据;如果不能指控HKP,自然也提不出相应的几大诉求。往后数月的胶着,两方即北京、蓝营和HKP谴责激进示威者的暴力,黄营/反对派/激进示威者反过来谴责HKP暴力,来来去去,没完没了。现在所能看到的各种聚焦事件都围绕对HKP的指控,包括721、831、新屋嶺等一系列事件,还有这两天新近发生的科大学生周梓乐坠楼死亡事件。运动的主题早已从针对修例转化为反警。

表面上看,黄营反警的逻辑是:

1)不认同HKP在重大政治运动上能够脱离政治中立、站出来担当国家机器职能的能力(本博类比说,只允许HKP停留在类似“小区保安”这样更低级的职能和定位);

2)心理上不接受HKP采用同级或升级暴力来针对年轻的激进示威者(“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的下一代”),认为不能看果,要看因,年轻人一方面有理想,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因此系统性地倒向年轻人一边。

但问题来了,反对派谴责HKP暴力,但对数月来年轻人/反对派自己一方施行的令人发指、无边界、无差别、无道德底限、犯罪性的仇恨暴力如何看待?他们选择集体缄默。

这次运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对派和黄营(包括一般对运动抱有同情的市民及和理非,到政客、媒体和意见领袖,到年轻人及激进示威者本身),从原则和理论上实际上并不理解“和理非”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和理非”(国际上称“non-violence”)并不是描述行为主体在某一次具体活动里的采用的具体抗争手段(means/tactics),而应当是一项道义的(ethical)、哲学性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如果容忍暴力,拒绝谴责暴力,那就是默许和承认(endorse)暴力,如果这样就没有资格管自己叫“和理非”——你是没有亲自下场施行暴力而已。

这次香港运动中,“和理非”或“暴力”不是道德原则,而是“策略”和“手段”(tactics,strategy),用“和理非”去笼络市民,帮助市民形成道德上的自我满足、陶醉、麻痹,对外进行积极国际宣传造势,以和平粉饰暴力,最后通过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的心理机制为自己更大的暴力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暴力是一个激化矛盾的重要手段:用长期持续的硬、软暴力把HKP逼到墙角,令其心理崩溃,逼迫HKP武力升级,并无止境的放大HKP的任何差错,以期制造出更多的矛盾、争端,将事件持续激进化、扩大化。

最后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最近几个月,反对派的暴力从在街头争议中伤害蓝营的个人(“私了”),发展到攻击中资商铺(本博称为“香港的‘水晶之夜’”),甚至弥漫到高等院校,殴打、威胁、迫害内地学生,暴力已经完全超出HKP范畴,指向了新的目标(同时,他们也指控,所有这些新目标都是HKP的支持者)。明眼人都知道,指向新的目标背后有更大的政治意图,就是“排华”,试图通过恐吓、恐怖、犯罪等手段令中国内地人禁言,或撤离香港。

这种暴力升级,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运动看得更加清楚:运动就围绕对暴力的定义、诠释展开的。什么是暴力?谁可以使用暴力?如何惩治暴力?对暴力话语权的争夺,就是运动的核心。

激进反对派的本质目的,是想在政治上、道义上、法律上抢夺国家/政府对暴力/武力的垄断,将暴力作为己方抗争的“合法”、“合理”手段,夺取对暴力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暴力达到瘫痪政府、推动“脱中”的政治目的。

这就将我们引向下一个主题,“到暴力中去”。

二、到暴力中去

暴力,就是香港反对派劫持社会,绑架社会,实行政治夺权并推进既定政治目标的手段。

1、暴力突然成为“合理”的政治抗议手段。

运动发展五个月,除了HKP的前线应对外,GOSAR一直在市民沟通上非常不力,给人形成冷漠、机械、刻板、官僚的印象,进一步激起了反对情绪。这都为暴力提供了“合理依据”——既然你冷漠应对,那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实现目的,我就能诉诸暴力。另一方面,当反对派诉诸暴力时,GOSAR又因为种种原因(行政机构的权力限制、政治中立及反政治、deep state、“3.5%”等),不能有效执法,持续采取克制、隐忍、优容的态度,甚至不时还就会采取一些所谓“绥靖”姿态进行安抚——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时不时做一些让步性的表态和妥协,不断暴露软弱性,长暴徒威风,灭执法者士气。

GOSAR的所有让步和妥协,最后都可以被反对派归功于暴力——“如果当初没有勇武,那么修例一定会通过”。“如果没有暴力,政府怎么可能答应我们的诉求”。通过这种形式,勇武示威者/暴力施行者锁定了自己及暴力手段在运动中的角色、合法性及核心地位。而香港的政治都是围绕反对GOSAR(认为施政不力,也不能代表香港普通人利益)、“港中矛盾”(包括不接受北京的主权与治权,抗拒内地对香港的渗透、影响、族群矛盾等)展开。通过2019年的运动,暴力突然成为黄营逼迫GOSAR让步,获取政治突破的有效手段。

2、通过暴力,树立“两个凡是”这一新的政治正确,在关键领域对GOSAR夺权

由于GOSAR一直以来对暴力的忍让、妥协,无力或不能强势执法,使得反对派不但取得了政治成绩,还通过暴力极大动摇了GOSAR及HKP的政治威信及法律权威,并树立了新的政治正确标准:新的正确标准就是在任何“涉关政治”的领域,反对派都能达到凌驾法律的状态。“涉关政治”的范围极广,一切涉及中、港、警、对本次运动态度、香港未来的政治安排等都可被纳入政治范畴。一旦纳入政治,法律就要让位。本博早前将这个特征总结为“两个凡是”:

“凡是行为涉及反政府、反中、脱中的行为,就需要谨慎考虑是否诉诸常规法律解决,建议予以优待或豁免处理;凡是涉及拥中、拥政府、拥警的行为,就必须严格按照常规法律解决”。

之所以称之为“夺权”,就是一旦GOSAR作出了不符合反对派立场和倾向的决定,后者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诉诸极端暴力),要挟政府,逼迫政府退让,做出反对派满意的决定。GOSAR既然被剥夺自主选择权,当然也就被夺权了。

这个事件后,可想而知推动23条立法、国民教育的难度。

3、“两个凡是”不但可以劫持GOSAR,而且会向全社会蔓延。

目前香港的高校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在反对派的政治狂潮下,校长/教师/学校管理机构迅速“变位”,黄营不用说——他们要么是反对派运动的组织者及参与者,要么是香港更广泛的deep state的组成部分。那些有限的中立派,蓝营是泥菩萨过河,为求自保,迅速转化为通过“两个凡是”自保。这样,反对派可以殴打内地学生、打砸学校内的蓝营食肆、逼迫校长;校方可以拒绝警察进入校园,校长出面质疑和指控警察,学校保安没收内地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携带的国旗。这些都是在暴力胁迫下的结果:树立“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将横扫香港整个社会。任何问题一旦被指涉及政治,马上落入“两个凡是”,法律、道义、社会行为规范瞬间让位。社会全体被暴力政治劫持,无力反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社会对北京主权、治权的挑战、对GOSAR和蓝营的抗议,社会反中、厌中、恐中情绪及族群矛盾的表达将更加表面和尖锐。歧视、仇恨、破坏行为都可以在“两个凡是”下畅通无阻,不受法律和道义约束。

(在香港的港漂和蓝营新港人,这时有如1930年代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奉行“两个凡是”的政府和社会不会保护你们,只能祈求他们不加入迫害)。

4、通过暴力达到最终的政治目的

这里有几方面的机制。

一是劫持GOSAR,瘫痪GOSAR,让GOSAR无力反制,在本地政治政策层面夺权;

二是通过劫持GOSAR,在“港中”问题上逼迫北京让步。过去十多年以来,北京都希望给予香港社会最大的政治信任,希望善意能够换回政治忠诚,每逢重大冲突,必做让步,给GOSAR及香港社会形成强烈预期。一旦问题不能解决,GOSAR即对北京摊手,寻求更多的政策支持。这种模式已成定势,只不过在反对派用暴力逼压的情况下,未来会更加明显。北京可能将面临一个困在“两个凡是”,无法解决和反制反对派暴力的GOSAR。反对派寄希望于此,一层一层逼压,逼迫北京妥协,改变中央及香港政府的政治、制度及资源安排。

三是即便不对现有政治制度作出任何改革,反对派也可以通过暴力排挤蓝营的方式,从区议会选举、立法会地方选举、功能界别选举、特首提名委员会等,逐个击破,将香港逐步黄化,最终实现在现有体制下的夺权。蓝营/建制派发现再也无法在立法会通过自己的政策,或者提名委员会推举出泛黄的特首,为北京制造“宪政危机”,均可以预期。

5、暴力的平庸化及对社会的代际渗透

更令人担忧的是,香港社会经历几个月,就从“文明社会”的神坛跌落。同时,社会在不知不觉经历一个对暴力脱敏、默许暴力的潜移默化进程。在几个月前,父母可能还会对孩子积极屏蔽暴力镜头,不时解释一下暴力;但当暴力普遍存在,逐步升级,且社会道德和行为标准(norms)一个一个被打破,被美化、浪漫化为有效、勇敢的抗争手段,甚至开始具备一定的道义合理性时,人们就会对暴力逐渐脱敏。暴力已经变成平庸(banality),被认可为是解决政治争议的重要手段。少年儿童对暴力的接触(exposure)也会越来越多,父母的解释会越来越少,反省及抵抗暴力的道德话语越来越边缘。新的社会标准将被树立;暴力不再是禁忌,而是正常化、常态化的,成为香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少年儿童步入校园后,还会在前辈的宣传下崇拜黑衣人,前仆后继的追随暴力。

这个缺乏理论和心灵自省能力及自我纠正能力的社会,在暴力面前似乎无力挣脱。未来几代人价值观和行为如何发展,不可想象。

这就是“从暴力中来,到暴力中去”。

香港的现状已经不能再按照固有的模式维持下去。情况将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整治的代价越往后越大。回到一国两制,回到基本法才是根本,并且不是落于理论,消极应对,要施行积极政策。同时,必须积极保护、出手援助我们在香港最坚定的支持力量——本地蓝营与港漂。如果失去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在香港丧失政治上最可靠,可能也是最后的基本盘。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tuzhuxi”,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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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暴力中来,到暴力中去”——反对派的夺权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