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突破香港法治困局的思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港。我们真诚地希望大多数香港人能够爱国爱港,分清是非,保持清醒,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对特区的全面管治,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修法、释法,让我们共同团结起来,突破香港法治困境,根除香港法治弊端,让法治真正撑起香港的一片蓝天。

【本文为作者佘富勤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关于突破香港法治困局的思考

香港号称“法治社会。”然而在持续五个多月的暴乱中,暴徒们在“违法达义”的旗帜下,严重突破和平游行示威的底线,不断上演着暴力冲击特别行政区总部、暴力冲击中央驻港联络办、打砸新华社香港分社、占领机场毁损地铁、制作燃烧弹袭击警察、占领大学校园追逐围殴内陆学生、烧伤打死无辜老人的暴力闹剧,使香港陷入了恐怖混乱的状态;警察拼命抓暴徒、法庭变着法子放暴徒的戏码频频上演,法庭成为暴徒最后一道“保护墙”, 使香港陷入了空前的法治危机;随着美国涉港法案的签署通过,暴徒们如打了鸡血一般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继续酝酿和举行大规模聚集,甚至继续实施打砸烧杀的暴行,使“法治香港”陷入了陷入了空前的法治困局。

如何突破香港的法治困局,彻底打败这场由国外敌对势力蓄谋已久策划发动的乱港“颜色革命”,是摆在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海外华人面前一道不小的难题。虽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虽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港部队可以平息暴乱,然而,那只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不到万不得已才会拿出的最后“杀手锏”。

本人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只有从《基本法》入手,用足用好《基本法》赋予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的各项权利,创造性地充分运用法制手段彻底突破香港法治困局,彻底改变“老虎吃天”的被动局面,更全面、更准确、更严格地贯彻“一国两制”大政方针,特别是在坚守 “一国”底线上做足做好法治文章,才是解决香港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一、香港回归前的法治状况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通过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1898年英国逼迫清政府于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分别取得了香港、九龙半岛所有权和新界99年租赁权,新界的租借,让当时香港的面积扩大了十倍之多。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41年12月25日到1945年9月15日被日本占领,曾经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日本战败后又恢复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至到1997年6月30日才结束。

在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期间,港督,各个政府部门高层全部都是英国人以及英人指派,香港人从来没有权利去选择的,香港从来没有民主政权,英国人逐步建立的所谓的法治社会,只能是一个兼具殖民和普通法特色的法治社会。

(一)香港回归前的法治水平并不高

英国开启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以后,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将香港这个荒岛开发为商埠,利用香港所具备的天然良港口的潜力,在这个小渔村开始发展远东的海上贸易事业。英国人将本土的部分法律体系逐步引入香港,对香港使用相对文明的法律手段进行殖民统治,通过法律手段建构一个稳定的投资发展环境,不断吸引与香港有天然渊源的广东人来香港做生意、做劳工。

二战后,香港的经济和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一度时期成为还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香港的法治水平并不高,在回归前的1996年,世界银行对香港法治方面进行“世界管治指标”综合评分,香港世界排名不过也就是七十名左右,和现在大陆的排名差不多。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是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港英殖民地政府听命于英国女王和国会,极少数人有极大的权力,行政局和立法局所提出的建议对港督不构成任何的法律制约;港英的立法会和法院系统也不是选举产生,多数都是白人或亲英人士,立法会和法院系统对港英政府基本上是合作或配合的态度,回归前香港无独立意义的司法,香港法治水平在回归前,即使按照西方标准来说,也是不高的。

(二)香港回归后在法治水平迅速提高

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后,在“一国两制”宪制安排下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实行了类似“三权分立”的做法,香港在回归后的法治水平能够迅速提高和全面擢升,短短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法治水平从全球七十名左右提高了五十多个排名,基本上达到亚洲最佳的程度,很多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要高。

香港法治成果无疑是得益于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不干涉,即使是在回归后出现反国安立法、反国民教育、“占中”及最近的反修例等等争议性乱局和暴乱事件,中央政府仍然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但是面对目前尚未完全平息的香港乱局,我们不能不反思造成如此乱局的法治根源,特别是香港的司法长期被外国国籍法官所控制,受西方影响的外籍法官的价值趋向和受英美控制的政治立场,无疑为香港今天的暴乱埋下了隐患,无疑助推了香港今天暴乱的不断升级和死灰复燃。

二、香港目前法治存在的突破“一国底线”的六大法治困局

“一国两制”在世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上可以说是个创举,这一制度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现在的香港暴乱中我们不难发现,“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实行22年的实践中,我们过分迁就香港人单方强调的“两制”,大大忽略了“一国”底线的坚守,轻“一国”而重“两制“的做法,实际上才是目前香港法治的最大问题,在香港的法治体系中明显存在着无法坚守“一国底线”的六大法治困局

(一)面对香港沦为危害国家安全最大基地我们无法可依

70年前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大兵压境香港,真实目的是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毛主席很早就制定出了“维持现状” “充分利用”的方针,给英国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成为反华国家、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前线大本营”;第二,香港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威、挑战一个中国底线的活动;第三,中央所有驻港机构和人员必须得到高度尊重,在港的中国内地企业和国人必须受到高度保护。只要做到这三条,香港就可以维持现状。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不仅接受了这三个条件,而且也基本履行了这三个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67年香港民众还高举毛主席画像,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之久的“反英抗暴运动”,成为香港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使港英当局遭到自殖民统治香港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在回归22年之后,今天的香港却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公然煽动、资助、培训暴徒的一个反华国家和势力的“桥头堡”; 在回归22年之后,今天的香港却成为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出巨资资助配合美国搞乱香港,借机攻击‘一国两制’失败,煽动台湾民众捞选票、以求连任的“黑窝点”; 在回归22年之后,今天的香港却成为数典忘祖甘当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走狗的黄之锋、黎智英之流,上蹿下跳,公开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台独分子沆瀣一气出卖国家利益、香港利益以换取个人的政治利益“大本营”。

最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痛心的是,对这些公开猖獗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只要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无法在《基本法》和三附件以及全国人大的三次释法中,找出中央政府出手的法律依据。

最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痛心的的是,对这些公开猖獗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原本是指望特区政府依据《基本法》二十三条自行立法来解决的,但历届港府都在示威抗议下未能实现,现在看来几乎已无可能。由于把宝都押在了《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这一很难完成的工作上,造成了我们今天在香港的安全战中处处被动的局面。

最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痛心的的是,对这些公开猖獗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15年7月1日已经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到底是否履行了维护国家安全责任这一法定义务,我们不得而知。另外需要思考的是,把如此艰巨的维护国家安全政治重任交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特区,香港特区政府是否能够尽心尽力承担的起国家和十四亿中国人民的重托。

(二)面对香港外籍法官助推“颜色革命”我们无可奈何

回归后的香港一边倒地全面接受了普通法制度,而且香港的司法界长期被英国籍贯的终身制大法官牢牢把控, 7位大法官中仅有2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这些外籍法官以英美法系的“自由心证”衡平为幌子,在大是大非上在为暴徒开脱罪责。香港爱国民众掌掴“港独”分子要坐牢要重罚,而“港独”分子实施严重破坏行为,却仅被罚社区劳动而已;港独分子头目黄之锋虽被警察逮捕,但至今以保释的名义逍遥法外,而且仍然还在上蹿下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八十八条的规定,这些外籍法官来源于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虽然由行政长官任命,但基本法只规定独立委员会的推荐,没有规定行政长官不予任命的权利,而且按照《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的规定,罢免这些外籍法官不仅需要繁琐的司法程序,而且没有所谓的“法定事由,”罢免这些法官绝非易事。

(三)面对香港“废青”暴力驱赶内陆学生我们爱莫能助

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不断呼吁的 “去殖民化”教育,在特区政府没有得到重视和落实,国民教育方案最终也被搁浅。学校被西方背景的人士或教会把持,源源不断地培养着港独分子;课本里只要出现中国正面形像,他们就高呼“洗脑”,只要有爱国主义字眼,他们就群起而攻之,连乱港头目黄之锋之流,都被教材列入“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及名人系列”;一位中央政府委派到香港港工作的人员,听到自己在香港幼稚园上学的女儿回家说“北京真坏”后大吃一惊,反动教育真是做到了“从娃娃抓起”;西方势力不断以“自由”之名,对年轻人进行洗脑毒化,不断地宣传英国人在殖民时期就为香港带来了民主、法治等各种优秀制度来美化殖民统治,鸦片战争在香港讲解员的嘴里,不再是充满暴力的侵略,反而是温情脉脉的交流通商;反动媒体极尽谣言污蔑、挑拨离间之能事,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抹黑中国。

在这样的氛围背景下,在港就读的内陆学生,首当其冲成为“废青”暴徒攻击的对象,香港大学竟容不下内陆学生一张安静的课桌。“废青”暴徒们在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燃起了熊熊火光,阵阵黑烟四起。黑衣暴徒们到处打砸,扬言要炸掉校园和放火烧山。大批内地学生因安全受到威胁,在各界好心人的“营救”下连夜逃往深圳,场景彷如战时的叙利亚。

(四)面对特区政府消极对待“一国底线”我们无从下手

香港回归后,原封不动继承了原有的政治体制,香港政府和特首的权利非常低。特区政府在施政履职过程中,也缺少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概念主动理解和自觉维护的意识。

香港的立法机构被英美资本牢牢控制的舆论绑架,香港立法会的反对派效忠的对象是外国反华势力。他们挑起香港人民对内地人民的反感,绑架众多无辜的香港老百姓;他们三天两头跑到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地“告洋状”,出卖国家利益、香港利益以换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特区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局长罗范焦芬上台后,推行教育改革,将中学设的“中国历史”和历史两门课以不符合效益为由合并为一科,自毁长城取消了独立的中国历史科,放任纵容 “去中国化”的 “港独”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大行其道,导致今日回归后成长起来的香港年轻人,自认为香港是世界的香港,而不是中国的香港;自认为自己是法治圣地,甚至刻意保持和中国的距离,切割和中国的关系。

回想回归前的八十年代的香港人,他们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去钓鱼岛开展“保钓运动”,他们情同手足、义无反顾地支援大陆的汶川地震。抚今思昔,扪心自问,这是谁的责任?难道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区政府没有责任吗?

(五)面对拒绝与内地开展刑事司法协助我们无法出手

中国是单一主权国家,在“一国两制”的国策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实与内地的刑事司法协助,应当是国家主权的“一国底线”的应有之义。

香港与澳大利亚、法兰西、美国、英国国、韩国、新西兰、葡萄牙、瑞士、加拿大、菲律宾、爱尔兰等十几个外国政府直接签署司法协议,而且与美国所签订的协议还有特别约定,对于涉及例如贩毒、劫机及其它恐怖活动罪行,违反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的罪行,以及涉及非法入境的罪行,不论被指称构成罪行的作为或不作为在被要求方的法律规定下会否构成罪行,缔约双方都同意就有关罪行的调查、检控和诉讼提供协助。

然而,至今香港回归祖国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香港特区与中国内地尚未有一套完整和具备法律基础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协议。有关的工作一直只停留在个案性的刑事司法协助层面,由中国内地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与香港特区的警务处、律政司、高等法院作单项展开,一般也只牵涉到文件送达、搜查、取证、录取口供、充公犯罪得益、移交疑犯、遣返非法入境者和移交赃物等工作,而且也是由中国内地向香港特区单方面提供者居多。为有效打击持续上升的跨区域有组织犯罪,香港事实上很有必要与内地建立刑事司法协助机制,但香港司法界拖延制订与内地的刑事司法合作协议。

(六)面对各级学校、反动媒体毒害香港民众我们无力还手

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在香港被英国殖民九十九年时期,“中国历史”尚是必修科,英国人也不基本不干预中国人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以锵锵的古典语文讲述“中国历史”,讲来自史记、资治通鉴的历代治乱兴衰,在传统史学的熏陶下,英国人治下的香港华人,真正融入了中国文化,当时的香港华人社会中民族情绪最浓烈的,对中国和身为中国人的认同感最高。在七八十年代,所有香港的大学学生会都是亲中的,而且在当时港英政府的打压下,都强烈支持主权回归中国。香港影视的霍元甲、陈真、黄飞鸿,民族情感强烈无比。

而回归后的香港,一直没有进行“去殖民地化”教育。700万香港居民中,有40万拥有英国护照,其语言、司法、文化、教育、生活都仍然保持着殖民统治时期的状态,部分民众对英国依然有着殖民地情结,视自己为香港人而非中国人。当敌对势力组织煽动不满情绪时,这部分人很容易在情绪上、思想上产生呼应,这正是香港容易被敌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基础。

今天的香港暴乱中,年龄最小的暴徒只有十二岁,一半左右都是学生,他们被学校和媒体洗脑,被西方敌对势力和“港独”势力所左右,他们不惜上街实施暴力,甚至打出美国旗帜,这都是回归后的教育失误所造成的。

三、突破香港法治困局的思考和建议

(一)将体现“一国底线”的《安全法》适用到香港特区

1、建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必要时由全国人大立即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解放军开始维持秩序并强制推行二十三条立法,由国家安全部接管香港安全案件,重点抓捕暴乱的幕后搞手。

2、建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修改《基本法》有关条款。根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直接修改《基本法》,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存在的安全问题、教育问题,从法律上明确,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由安全部驻港工作处负责,香港警方、驻港部队协助,国家安全案件可以由内地司法部门依法起诉、审理。

3、建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进行释法。根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释法,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适用到香港地区,以填补香港本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短板。

(二)积极推进香港立法会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如果形势允许,还是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督促香港特区政府,尽量在香港特区政府主导下,顺利完成香港本地立法工作;如果香港本地立法过程中,出现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情况,导致特区遭遇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第四款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直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三)创新、细化、强化中央政府在香港国防、外交事权

1、建议全国人大进行释法,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加。《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为此建议全国人大进行释法,对列于本法附件三增加:国家安全部因国防、外交和其他需要可全权负责香港的安全案件,在抓捕间谍和叛乱、叛国、暴乱分子时,可请求香港警方及驻港部队协助,对于抓捕的罪犯,送最高检察院指定的检察院起诉,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法院审理,要用煽动叛乱及暴乱罪重判黄之锋、罗冠聪之流。

2、建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预备役部队或在香港实行义务兵役制。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有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香港人也不能例外。驻港部队可以直接或由特区政府协助,招募香港当地适龄青年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役部队,在预备役部队中要特别注重政治学习和引领,以备在特殊情况下发挥当地人的特殊作用;也可考虑直接允许香港当地适龄青年到祖国各地从军报国,给香港爱国青年一次从军报国的机会,给香港无业青年一条出路,让香港青年有机会融入祖国大家庭。

3、创新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制度设计和工作。依据《基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外交是中央政府事权。外交部驻香港公署代表中央在香港行使相应的职权。建议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办法创新,要借鉴内地2016年4月28日经表决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由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做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全面清理、规范包括宗教团体、新闻媒体在内的外国非政府在港机构;对外国政府的外交机构,必要时也可考虑对插手香港最多、唯恐香港不乱的美国在港领馆的人数规模进行缩减。美国在港领馆人数多达1000人以上,我想这1000多人决不是来吃干饭的。

(四)全面落实特区政府首长、主要官员、终审法官任免权

1、建立起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任命、述职、罢免新的行政惯例。行政惯例其实是无形的法。建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宣誓仪式,设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北京举行;建议参照内地干部管理办法,定期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向中央政府述职;建议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的罢免权落到实处,特别要注意教育局长的人选,要让“不换思想就换人” 成为常态,真正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

2、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修改法律或进行释法,将香港终审法院法官任免权收归中央政府。《基本法》第八十八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建议让第八十八规定的推荐法官的那个所谓的“独立委员会”实实在在地仅仅拥有推荐,千万不能让那个所谓的“独立委员会”以推荐之名,行任免之实。

(五)积极推进香港与内地刑事司法协助关系协议签订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也打破了中国法律的统一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能在特区适用,因此产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是必然的。为了有效打击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跨境犯罪,建议中央政府责令香港特区,限期落实与内地的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签订工作,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真正体现和坚守“一国底线”。

(六)以落实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为抓手实施国民教育

《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属于《基本法》的附件,是依《基本法》在香港特区全面实施的法律。建议责令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相应的具体的落实办法。

落实《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不仅仅是举行仪式悬挂国旗、国徽和唱奏国歌,而是要对全港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全港公务人员乃至全港具有中国籍的居民,要进行爱国主义、去殖民化教育。要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坚持下去。有关爱国主义的国民教育制度要强制执行,对于不符合爱国主义要求的课本要停止使用,有卖国言行的教师要解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港。我们真诚地希望大多数香港人能够爱国爱港,分清是非,保持清醒,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对特区的全面管治,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修法、释法,让我们共同团结起来,突破香港法治困境,根除香港法治弊端,让法治真正撑起香港的一片蓝天。

【佘富勤,大同市政协委员、广灵县政协常委、司法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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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香港法治 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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