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高玉宝去世了,“周扒皮”还能走多远?

在“996”、“35岁裁员”、“90后遭遇健康危机”等等问题表面化的情况之下,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形象在今天再次具有了典型性的意义。尽管之前的某个时期里部分人拼命否定历史上“周扒皮”的存在,可是光明网相关的新闻所指出的,“直到今天,遇见黑心老板时,人们还是会骂上一句‘周扒皮’”。

【本文为作者鹿野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鹿野:高玉宝去世了,“周扒皮”还能走多远?

据媒体消息,12月5日16时12分,知名作家高玉宝因病逝世,享年92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2月7日在大连市殡仪馆举行。

而在报道高玉宝病逝的新闻时,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约而同的冠上了“周扒皮作者”的头衔,像光明网相关的新闻便明确表示“直到今天,遇见黑心老板时,人们还是会骂上一句‘周扒皮’”:

【《半夜鸡叫》的故事曾引起很多共鸣:地主周扒皮为了辞退辛苦一年的长工,不让他们拿到应得的工钱,想出了半夜学鸡叫的损招。当时,“周扒皮”成为了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直到今天,遇见黑心老板时,人们还是会骂上一句“周扒皮”。
“周扒皮”形象作者高玉宝去世 《半夜鸡叫》有他童年影子 _光明网
http://meiwen.gmw.cn/2019-12/06/content_33380978.htm

的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涌现出了无数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像仅鲁迅的笔下就涌现出了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等等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但是如果说哪一个人物形象最有生命力,最让今天的普通劳动者感同身受,恐怕还要数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

如果不信的话,朋友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我们在身边找一个和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这些人物形象高度相似的现实当中的人,恐怕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只能是有个别不重要的特征近似。比如说,在现实当中根本不大可能找到祥林嫂这样因为守寡受到敌视的例子,乃至于现实当中不少人把爱唠叨的人称之为祥林嫂,这其实和鲁迅当年谴责“吃人的礼教”这一小说最重要的本意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不是说鲁迅的文学水平不行,而是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要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而鲁迅,特别是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鲁迅书写的《呐喊》和《彷徨》为代表的作品,主要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尊孔复古的逆流这一“典型环境”,在那个年代的人是感同身受的。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禁止寡妇改嫁等等礼教传统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人们自然也就隔了一层。要是不了解相关社会历史环境的话,就很难深入的理解这些作品,所谓“文史不分家”也就是这个意思。

而“周扒皮”却与此相反。过去乃至到今天不少人都把周扒皮解读为“恶霸地主”,其实个人认为,周扒皮虽然有封建性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代表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其体现的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封建生产关系走向瓦解,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替代的“典型环境”。

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必了解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租佃关系”,也就是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农民之后,一般是不大参与具体的生产过程的,而是在相对固定的时间一次性的收取的地租。在中国,收取地租以及衍生出的高利贷的时间一般是在过年时,所以贫苦农民也把过年称之为“年关”。诸如《红楼梦》里的贾政和《白毛女》里的黄世仁都是采用这种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过度劳动”只是一种个别的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指出的: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核心是“雇佣关系”。也就是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劳动,除去支付给工人少量工资以外,尽可能的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无论是削减工资还是过度劳动,都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化、常态化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指出: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如果要是对照一下周扒皮的相关事迹,我们可以发现,其大体处于第1种和第2种状态之间。假如是在前资本主义状态之下,其根本就不会刻意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如果要是已经进入了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超时劳动就已经变成常态化,他完全可以为了少给工钱制定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也根本用不着辛辛苦苦的搞什么“半夜鸡叫”了。

简而言之,我们之所以感觉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比鲁迅比下的大多数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生活,根本上说是因为鲁迅笔下主要描写的是一种旧的剥削方式的终结,而高玉宝笔下描写的则是一种新的剥削方式的开始。

顺便说一句,前些年很多自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谈资本主义时,马上就兴高采烈地大谈资本主义的“进步”。其实,马克思写《资本论》等一系列作品并不是为肯定资本主义,恰恰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其对资本主义进步性的肯定仅限于其作为已经孕育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历史事实,而对于劳动者的待遇等其他方面则并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评价。比如说,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比作人类历史上最屈辱的“卡夫丁峡谷”,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些显然都是否定而不是肯定的评价。

另外,由于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偏差等一些缘故,前些年中国出现了不少奇谈怪论,最为典型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会造就懒汉”。其实,这些人是混淆了过度劳动与适度劳动,把被迫的过度劳动当成了勤劳。比如说,如果全民就业下劳动8小时就可以满足社会需求,那么1/3的人口失业则需要劳动12小时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社会主义公有制肯定追求的是前者,资本主义私有制肯定追求的是后者,但是能否说明后者的环境下劳动者就比前者更勤劳呢?当然不能。因为要是有机会,那么长期过度劳动环境下的后者,就会像马克思口中那样“如同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恰当的认识,中国前些年部分人过度地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追求过度劳动并且推行医疗市场化等等措施,也造成了实践当中的不少恶果。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由世界领先变成了相对落后:

【中国201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73.3岁,和1980年相比增加了6.3岁,同期世界上有11 1个国家增长年限超过6.3岁,占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量的52%,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为什么近三十年我们相对落后了,虚心一些,认真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的邻国泰国和越南在近三十年中做的比我们好,这两个国家198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分别为65.5岁和55.7岁,都比我们的67岁低,到了2010年他们分别为73.9岁和74.8岁,都比我们的73.3岁高。再看看同属于亚洲的韩国,198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65.8岁,也低于我们的67岁,2010年更是达到了80.8岁。
简棣著,论新医改和扩大内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08,第32页】

于是,在“996”、“35岁裁员”、“90后遭遇健康危机”等等问题表面化的情况之下,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形象在今天再次具有了典型性的意义。尽管之前的某个时期里部分人拼命否定历史上“周扒皮”的存在,可是正如前文光明网相关的新闻所指出的,“直到今天,遇见黑心老板时,人们还是会骂上一句‘周扒皮’”。

我不知道今天的课本当中是否还有《半夜鸡叫》,但是不管有没有,现实当中过度劳动与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大量存在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要忘了,当年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的国民党?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共产党站在高玉宝笔下的长工一边,国民党站在周扒皮一边?一个社会当中,劳动者永远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周扒皮永远是极少数。谁胜谁败,其实一开始就决定了。

而近几十年来“颜色革命”屡屡发生,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原因固然很多,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不再站在高玉宝一边,而转到了周扒皮一边。正如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尹汉宁在文章中指出的,苏联解体前绝大多数普通群众仍然赞成社会主义,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却已经转向了资本主义:

【在苏联解体前,美国的一个机构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了一次民主测验,抽样人口中只有17%的人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1991年6月,美国另一个机构对苏联高层党政官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竟有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从列宁的建党思想看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
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17-05/10/c_1120947301.htm?bsh_bid=1697515123

幸运的是,十八大以来,过度追求利润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从“996”引发热议到《追我吧》永久停播,都是这种大趋势的反映。像央视便在《追我吧》停播之后表态:

【对高以翔的最好告慰,也许不是停掉一档节目,而是深层次“反刍”悲剧何以发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没有什么比呵护生命更重要。生命经不起怠慢,期待敬畏生命的意识深入人心!
央视热评|追我吧永久停播,停不了的追问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2126173577343625&wfr=spider&for=pc

是的,“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没有什么比呵护生命更重要”。这绝不仅仅局限在文艺界,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要比文艺工作者更加辛苦,收入却要少得多。靠践踏劳动者的生命与健康来换取利润的“996”等“周扒皮模式”该终结了,只有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和普通劳动者的自由与幸福等社会效益为中心,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我相信,正如中国共产党已经让祥林嫂变成了永久的历史遗迹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有一天我们在看待周扒皮时也会像看待祥林嫂那样,仿佛隔着一层雾而非感同身受。我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而且相信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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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高玉宝 周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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