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让中医尽快全面介入新型瘟疫防治

非典刚流行卫生部就定名非典为“温病”,给出治疗方案:清热解毒。对高热、神昏、肢厥病危患者的抢救,方案要求使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但临床效果不好,甚至还加重。中医讲究“辩证治疗”。广东省中医院一位77岁老人在大手术后感染上重症非典,高烧、神昏、手撒口开、四肢冰冷,被紧急送入ICU病房进行抢救。主管医师用安宫牛黄丸无效,打电话向江苏南通朱良春老师求救。朱老听了临床症状报告后,判断为阴厥,用温开的苏合丸。果然立竿见影,老人康复出院。就是这套听起来乱七八糟的道理和方法,广东中医院实现零病死率。

邋遢道人:让中医尽快全面介入新型瘟疫防治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处在急速上升期,让很多中国人想起2003年4月非典流行高峰期的恐怖情况。贫道以为,卫生部门应该尽快总结2003年中国抵抗非典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这次抵抗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指导思想。

2003年6月,非典已基本绝迹。世卫组织统计全球病死率为11%,中国內地为7%,香港17%,台湾27%,北京8%,广州仅为3.6%,为全球病死率最低的地区。广东这么低的病死率引起一些人怀疑,6月12日,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六国的著名媒体以及广东地区媒体记者到广东调查,对钟南山院士进行采访。钟院士和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王鸣解释说:广东自第一例非典至今总计发病1274人,死亡46人,死亡率3.6%。现在通过检查,1274人中有因转院的重复计算和误诊的,实际有70%可确定的非典患者,实际病死率应该有5.1%。此后依旧有人对这一数字怀疑,有人计算说病死率应该是6.2%甚至7.8%。

贫道以为,广东省病死率只要比同样成为主要疫区北京的8%的病死率低,都是有经验值得总结的。道理很简单:广东是非典最早出现地区,诊断和治疗的难度都最高。广东动用资源的能力也有限,如果病死率高不奇怪,不明显高就该想一想。广东非典病死率低于北京,说明有其特殊的治疗经验可以总结。从另一角度说,北京在各方面都优于广东,病死率竟然高于广东,说明其防治工作有教训可总结。

贫道注意到这样几个消息:

【钟南山和王鸣在解释广东病死率低时提到当时广东广泛实行的“中医介入”。钟南山所在医院中医科科发表的论文《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钟南山是作者之一。论文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改善显著,且时间较早,重症患者病死率低。”】

很多人提到这一年钟院士的女儿不幸也得了非典,但他自己没有治疗,而是把女儿托给了广州著名老中医邓铁涛先生,最终治愈。

最重要的是:邓铁涛率领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非典期间治疗73名非典病人,无一例死亡,病死率为0。平均退烧时间3天,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同时,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总计接受117名非典病人,其中46人完全由西医治疗,死亡9人,病死率20%。其余71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死亡1人,死亡率1.4%。

虽然没有广东省在这一时期中医和中医介入治疗的病死率以及完全西医治疗的病死率数据,但仅从广东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和广东医学院附属一院治疗情况看,中医介入与广东省非典病死率低有强相关关系。两院总计接收非典病人190人(117+73),死亡10人,死亡率5.3%。这个数字与前面提到的全广东5.1%的病死率接近。其中全西医治疗病死率19.6%,中医及中医介入病死率0.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医介入,广东非典病死率有可能达到20%。对于最早发生的,开始很长时间不能确定是什么病,且没有被卫生部确定为甲类传染病的广东,20%的病死率不算很离奇,这个数只是略高于香港的17%,比台湾27%的病死率还低很多。是广东及时让中医介入,使广东非典病死率大幅下降。

非典初发时期,只知道是传染病,中西医都参与治疗。卫生部甚至还组织专家给出中医治疗的方法指导意见。等大面积在首都爆发,而且西医提出了用呼吸机+激素的治疗方法,中医反而越离越远了。等小汤山医院建好,呼吸机和西药设备齐全,中医基本靠边站了。

贫道虽然不懂医,但看到上面这些信息后有个粗浅判断:

中国成功战胜凶恶的冠状病毒非典,除了动员有力组织得当外,与中医介入治疗有关。中医及早和全面介入应该是一个成功经验,后期中医介入减少应该是一个教训。这次面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把这个经验教训认真总结,作为战胜新型瘟疫的有力武器。

抗击非典到现在17年了,这期间估计没几个人知道抗击非典期间中医起到什么作用。这17年也是方舟子等人放肆攻击中医,中医越来越衰败的17年。“中医不科学”,这是批判中医最有力的武器。贫道也认为中医“不科学”,但贫道认为科学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不是唯一方法。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有优点就有缺点,贫道2007年参加北大潘维老师组织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曾谈到这个问题。

科学方法要求结论必须是可观察的,必须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分析,将事物越分越细,并且要清晰解释事物内部的因果关系。科学方法的这个原则使科学对“拆分后事物整体特性一样保留”的事物没有问题,而且能够越认识越深入。但也正是科学这样的方法导致科学研究那些“一旦拆分后事物作为整体才显示的特性将消失”的复杂事物是不灵光的。

有些事物如果拆分开来,虽然能描述其各个部分的规律,但整体的一些性质就消失了,或者无法从对局部的理解回归到整体。

人体是个整体,西医用科学的方法通过解剖把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和机理研究清楚,把病态和病因的物理、化学特征认识清楚。但是人一旦被肢解,很多处于整体状态才显示的特性就消失了。比如中国人发现人的某些部位与另外一些部位有感应上的联系,用针刺手可能脚会酸麻。这种刺激方法有效地治疗了某些疾病,还形成一套复杂的经络关系理论。用解剖手段,西医无法描述这些关系的物理、化学原因。即使能观察到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于是“科学”判定“根本不存在经络”。人身体明明有的特性因为观察不出来,解释不通因果关系就不承认其有,显示出科学方法在系统认识人体上是无能为力的。

中医说黑色主水,水入肾,肾通发,因此吃黑色谷物会长黑头发,有“科学头脑”的人一听就会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事实上这些治疗作用不仅可以被观察出来,而且中医这个论述并非临时编造,还是根据一套系统理论推演的,叙述逻辑是不矛盾的。中医理论看起来无论多么“不科学”,多么“形而上”,但毕竟是“整体”描述了人的各个部分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病态与常态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还能不断加深,越来越系统化。而西医确实能够把人每个部位说个清楚,但无法描述中医观察到的人体现象。因此西医至今不算一套关于人体的系统理论。西医的所谓“医学进步”,其实无非是“物理”、“化学”、“电子”等技术领域的进步。

2003年春节广东流行非典,钟南山的医院接诊117名非典病人。完全用西医方法治疗的46人死亡9人,死亡率20%。其中介入中医71人,死亡1人。死亡率1.4%。广州中医大学接诊73多人,无一例死亡。广东非典死亡率为3.7%,为2003年非典流行期世界最低死亡率。为什么胡吃乱造最早折腾出这个病的广东人这么有“福气”?因为开始不知道非典属于什么性质的病,病因病理都不清楚,科学还插不上手。于是给了“非科学”的中医一点空子。

春天非典开始传染到全国,但全国人就没有了广东人的福气。这个时候非典已经被“科学”定性为高致病性传染病。既然“科学”已经接手了这个麻烦,中医就靠边站了——传染病归西医。于是北京各中医院再不敢接收病人。全国最终非典死亡率达到8%左右。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的主要是单纯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

西医为什么治死这么多人还理直气壮,还能在4年后喊出“取消中医”?因为西医“科学”。科学方法治疗传染病要求分离出确定的致病传染体;搞清楚究竟是不是病菌,究竟是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还要找到致病的机理;最主要的是要研究出“特效疫苗”才能具备治疗条件。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西医有“理由”让病人等一等,这期间病人死亡了,西医确实是没有责任的。可惜,非典病人等到解放军302医院发现是感染心脏传导系统并且细胞凋亡主要方式时,并欢呼“做出了合理科学的解释”是2003年12月,这时非典已经消失半年多了。

前年贫道到301看一个患呼吸衰竭三期朋友,他说医生对他的治疗方法与治疗非典病人一样:吸氧加激素。我说你错了,是非典治疗是按呼衰治的。因为当时西医根本没法治,只是因为非典症状与呼衰一样,就用了治呼衰的方法,尽量维持患者生命,让抵抗力强的患者活了下来。

中医治疗非典的逻辑根本让人看不懂。中医用“春温”给非典下定义简直是不讲理——春天的瘟疫?等于没说嘛!什么非典是“气虚发热”,而“甘温除大热”——从西医角度看纯粹是忽悠人。但中医还有模有样去治了。因为从战国的内经开始就有了温病理论和治疗方法。对中医来说,只有不同时期温病理论要与时俱进,并不存在“没法治”的问题。

非典刚流行卫生部就定名非典为“温病”,给出治疗方案:清热解毒。对高热、神昏、肢厥病危患者的抢救,方案要求使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但临床效果不好,甚至还加重。中医讲究“辩证治疗”。广东省中医院一位77岁老人在大手术后感染上重症非典,高烧、神昏、手撒口开、四肢冰冷,被紧急送入ICU病房进行抢救。主管医师用安宫牛黄丸无效,打电话向江苏南通朱良春老师求救。朱老听了临床症状报告后,判断为阴厥,用温开的苏合丸。果然立竿见影,老人康复出院。就是这套听起来乱七八糟的道理和方法,广东中医院实现零病死率。

西医让非典患者死的明明白白,中医让非典患者活的糊里糊涂。

为了更有效的战胜新瘟疫,贫道建议卫生部尽快让中医全面介入治疗。

【邋遢道人,察网专栏学者,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邋遢道人”,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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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中医一附院“抗非”经验: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

作者:冼绍祥 陈坚雄 等

邋遢道人:让中医尽快全面介入新型瘟疫防治

【原编者按】2003年,SARS爆发。作为当年诊治SARS的定点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方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直至今日,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汲取当年“抗非”经验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据统计,2003年SARS发生时期,中国大陆死亡率最低,广州的死亡率更低。溯其原因,当与广州中医药介入治疗最早有关。中医为主治疗SARS不仅有较好的疗效,而且肺部残留的纤维化、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发病率均明显较低。

SARS给公共卫生防疫敲响了警钟,也以血的教训提醒我们应时刻具备防疫意识,加强预防才是减小损失的最好办法。而中医防治SARS的经验,为防控流感疫情提供了借鉴。

“抗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广大医护人员在这场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中,以汗水和热血,乃至生命,重塑医之灵魂。它留给我们的还是一种精神财富,是勇于担当,不怕苦不怕累,奋不顾身、众志成城的“抗非精神”。

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流行,人类经历了一次全球性的大瘟疫。在这场抗击SARS的战役中,中医药为挽救病危、减少后患,最终战胜瘟疫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当年诊治SARS的定点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患者73例,所有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创造了患者零死亡、零转院、零后遗症,本院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的成绩

直到今日,虽然SARS未再大规模爆发,但当今不明原因的疾病频发,病原体不断变异,反思和总结“抗非”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疫之前敢担当

当年SARS疫情爆发的态势、病原未明的恐慌,极高的病死率、强烈的传染性和部分医院大批医护人员被感染,曾一时间让全社会谈“非”色变。

危难当前,医护人员没有一个退缩,都积极主动请缨支援“抗非”第一线。名老中医们不顾年事已高,日夜钻研中医的诊治方法,或到病区查房指导抢救,或到院外参加会诊辨别疑难,诠释了新时期的“大医精诚”。

建言中医药及时介入

SARS肆虐之际,87岁高龄的邓铁涛教授听说有些地区不允许中医参与诊治SARS,他毅然执笔向国家建言:“非典”是本世纪出现的第一个传染性很强、病死率很高的新发传染病,在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学、治疗学等诸多方面,对于中西医都是陌生的问题。

全世界的学者都对这一凶险而突然出现的新疾病展开争分夺秒地研究。中医药界不能袖手旁观。应该积极参与抗非实践,在临床方面采用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提高治愈率,缩短治疗时间,降低病死率。

随后党和政府发出号召,要求重视并发挥中医药作用,让中医药医护人员参与抗非,贡献他们的力量。

据统计,2003年SARS发生时期,中国大陆死亡率最低,广州的死亡率更低。溯其原因,当与广州中医药介入治疗最早有关。

献计献策论治SARS

2003年,广东中医最早介入诊治SARS,并很快取得成效,广东省卫生厅高度重视,及时提出在“抗非”的“省医疗专家指导小组”中增加中医专家,在治疗指导方案中增补了“中医治疗原则”。

SARS是新发的传染病,尽管爆发初期病原体不明确,但中医辨证论治仍能发挥作用,邓铁涛教授认为,关键在于分析疫毒进入人体后邪正相争所表现的证候。

SARS属中医温疫范畴,其发生是因气候环境、致病物质活跃、正气不足以拒邪所致,所以重视致病物质固所应当,扶持人体正气亦不可少,改善环境因素更不可忽视。

SARS属中医春温病伏湿之证;病机以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并易耗气挟瘀,甚则内闭喘脱为特点;分早、中、极和恢复期进行辨证论治。彭胜权教授分析广东患者发病情况,认为本病初期为风温兼湿之疫毒,或湿热秽浊疫毒侵袭肺卫,或侵犯卫气,随之湿热久蕴化毒留恋气分,出现邪毒壅肺、肺热移肠,严重者营阴受损,邪入营血,晚期可出现内闭外脱或阳气暴脱的危象。

他强调治疗重在宣透与渗湿;应注意透邪开闭,忌寒凉冰伏。可用银翘散加祛湿药物,以辛凉透邪,祛风于热外,渗湿于热下,使邪有出路。若病邪入里,证候表现呈多样化,应结合脏腑辨证。

当年2月11日,我院采写的新闻《中药综合治疗初见成效》见诸《羊城晚报》,这是全国第一篇报道中医中药治疗SARS的新闻。文章马上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全国上下立即展开用中医中药治疗SARS,并取得空前的效果。

2月17日,我院又在《羊城晚报》刊登文章《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立大功》,综合介绍了中医中药治疗SARS的显著效果和治疗经验,为抢救病人争取了宝贵时间,为最终战胜疫情立下了大功,这篇文章获得2005年“全国中医药好新闻”一等奖。

不惧危难群策群力

2003年,时年88岁的岭南温病学家,全国名老中医刘仕昌教授仍多次深入临床一线,直接指导、会诊SARS病人。

当年春节期间,刘仕昌教授正患脚伤,但他一接到参加“怪病”会诊通知,二话没说就登上了开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专车。

事后很多人都为刘老“后怕”,刘老却笑说:“建国前什么病没见过?霍乱、天花、麻疹,我们带一支笔一张纸,几颗樟脑丸就冲过去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名老中医们的真实写照。

以近90岁的高龄深入抗非最前线,刘仕昌堪称抗非战线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功臣。

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拥有华南惟一的岭南温病专门研究机构,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急诊重点专科,汇聚了一批国内一流的中医温病学、中医急诊学专家。根据中医治未病思想,温病学专家们还合拟出预防SARS的中药通方,及时用于医院员工和大学师生的公共预防,并同时向市民公布。

除完成本院的治疗任务外,多位专家还应邀外出会诊,与兄弟医院联合攻克难关。从2002年11月钟嘉熙教授应邀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全国(也是全球)首例SARS患者庞某会诊,我院专家先后共会诊病人37名,均在半月左右出院,无一例死亡。

如某医院一例危重病人,在ICU上呼吸机已十多天,生命垂危,遂请彭胜权教授前往会诊,彭教授予扶正祛邪方药,治疗五天后病人顺利脱机转普通病房,半月后出院。

4个“零”创“抗非”奇迹

零死亡、零转院

2003年中医药治疗SARS的疗效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赞赏和肯定。

WHO的统计: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8400多例SARS患者,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有7700多例。全球死亡率为11%,香港为17%,台湾为27%,中国大陆为7%。广东SARS死亡率为3.8%,其中广州为3.6%,全球最低。

我院以中医急诊科隔离病区为治疗主体,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患者73例,全部治愈出院,创造了患者零死亡、零转院的成绩,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的临床疗效。

实践发现,有中医及时介入治疗,患者平均退烧时间在一个星期以内,最短者1天,病人的治疗周期和恢复期也明显缩短。

中医药治疗SARS的近期疗效是肯定的,那么远期疗效如何?经追踪我院SARS患者治愈出院1年后生存质量状况,结果测得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及环境四个领域,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能、活力、精神健康等8个方面以及健康变化,和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在我院住院治愈的SARS患者出院1年后的生存质量良好。

经过两次追踪SARS康复者的生存质量,结合同步随访的免疫功能、肺功能以及影像学等多方面的结果,显示中医为主治疗SARS可提高和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中医药治疗SARS的远期疗效是肯定的。

零感染

2003年“抗非”期间,我院无1例医务人员或患者家属发生院内感染。

取得这一成绩有多方面经验:首先是全院服中药预防。医院按照预防SARS通方煎好汤剂,免费提供给大学师生、医院职工及患者家属,几千人服用后,无一人感染。

再者,坚持充分隔离的原则,坚持对SARS病区医护人员实施严格的个人防护。我院在安排SARS患者住院时,坚决把病人安置在既能隔离、又通风的老式病房,而不是有中央空调、空气不流通的病房,这是促进病人尽快好转、不发生交叉感染与重复感染的关键所在。

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合理的健康教育。事实证明,针对不同人群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使各类人群采取科学方法做好自我防护工作,提高医务人员防护的自觉性,也是阻断本病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对于预防和控制SARS疫情在院内的蔓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零后遗症

SARS患者主要存在三大后遗症:肺部纤维化、骨坏死、抑郁症。

据南方都市报2013年的系列报道,至今仍有一些活在SARS阴影里的后遗症患者,或患有不同程度的肺纤维化,或多处骨坏死,或轻重不一的抑郁症,或几种后遗症兼而有之,SARS之于他们,不仅仅是疾病缠身,更令生命暗淡。

后遗症当中,骨坏死主要是由于抢救时大剂量使用激素所带来的副作用。激素对于SARS的治疗有重要作用,但同时又可引起全身多器官组织的副作用,骨坏死便是其中一种。

激素还有降低人体免疫力的副作用,SARS属感染性疾病,在使用大剂量激素治疗时,如果抗感染治疗不足,还会引起感染病灶扩散。

我院坚持先中后西,能中不西的原则,严格把握激素的使用指征。在收治的患者中,有5例当时因病情危重而短期地少量地使用了激素。出院后随访到2例,胸部CT、髋关节X平片及MRI检查均提示未见异常。

另,追踪我院中医为主治疗的SARS患者,康复出院一年后肺部及髋关节的影像学表现,结果显示:随访的33例,髋关节影像学未见与SARS疾病或激素治疗后相关的并发症或后遗症;肺部影像学大多数无异常,少部分异常表现多与基础病史、年龄等有关,也不排除SARS本身发病后所残留的部分纤维化。

因此,我们认为中医为主治疗SARS不仅有较好的疗效,而且肺部残留的纤维化、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发病率均明显较低。

汲取“抗非”经验应对传染病

加强预防是减小损失的最好办法

本世纪之初,SARS给公共卫生防疫敲响了警钟,也以血的教训提醒医护人员应时刻具备防疫意识。疫情多突发且危害极大,加强预防才是减小损失的最好办法。

医务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诊治疫病的临床技能,特别是提高对新发传染病的认识,在平时的工作中应保持专业的警觉性,以争取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

同时,医务人员应从2003年防治SARS感染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做好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既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更是为了病人的健康。

医院应加强传染病防控的日常工作,防控结合,督促有关制度的落实,使基础性工作保持良好的运转状态,完善传染病疫情防控的常态应急机制。

健康教育是最有效的“疫苗”

我院“抗非”零感染与重视实施健康教育是分不开的。面对突发的疫情和不断变异的病原,健康教育才是最经得起考验的“疫苗”这是“抗非”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预防传染性、流行性疾病,要从基本的个人卫生做起,减少到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活动,日常要勤洗手,在家要经常开窗通风,平时应注意保暖、休息和适度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这些最简、便、验、廉的预防方法,往往最容易被忽视。

医院应组织深入学习《传染病防治法》、《医院内感染管理规章》,加强健康宣教,针对不同人群普及预防传染病的科学知识和方法。

发挥中医经验和“治未病”思想

中医药治疗传染性、流行性热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远在东汉末年,“伤寒”大流行,《伤寒杂病论》活人无数,为后世治疗该病确立了范式。清代出现了许多新的传染性热病,叶天士等温病学派的医家,在不明致病微生物的条件下,用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方法,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足见中医温病学说的价值,许多宝贵经验仍有待我们去挖掘和传承。中医古代无预防医学之学科,但早在《内经》时期就总结了包含“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医学思想的“治未病”理论。

中医“治未病”指的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疾病、疫情未形成之前,对可能导致疾病的各种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预防其发生。在疾病无明显症状之前要采取措施,治病于初始,避免症状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深重。

疾病已经存在,则当及早治疗,防其由浅入深,或发生脏腑之间的传变。对于疫病,还应当截断防传,既切断疫源,防传他人;亦截断传变,防传他经。

铭记SARS教训应对流感疫情

中医防治SARS的经验也为防控禽流感提供了借鉴。早在2005年,我院老中医就表示,中医有理论,有经验,防治禽流感将大有可为,应充分借鉴2003年“抗非”的经验教训,及早把中医药纳入流感防治体系。

流感是世界性难题。中医药对病毒性疾病疗效确切,且毒副作用小,受到中外医学界的极大关注。

2007年我院《寒温并用中药复方防治流感的系统监控性临床与试验研究》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成为国家“人用防治禽流感病毒药物和新型疫苗研制”项目6个承担单位中唯一的一家中医单位。

这也是中医首次参与禽流感防控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目前医学界普遍承认,西药抗病毒效果还有待提高,像“达菲”这类药物价格高、货源紧,难以普及;而流感疫苗的研制滞后,病毒变异却极快,难以应急。

2009年,为应对猪流感疫情,我院公布了预防中药方,还在门诊部免费派发煮好的凉茶。该方由我院温病教研室主任钟嘉熙教授研制,他曾是广州市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治中医组组长,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病毒性疾病的优势。

弘扬“抗非”精神

SARS期间,医护人员奋不顾身、舍身忘我,谱写了当代的“大医精诚”。经历抗非,医务人员的高尚情操、对患者的一片爱心和苦心,换回了群众的理解。

一位SARS患者康复后坦言:只有在疾病流行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医护人员的付出。

2003年的护士节,我院急诊科的一位护士先后收到10多束鲜花,当天她激动得流下热泪,她说:“我在急诊室干了5年,经常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谩骂,从没有像今天受到如此的尊重。”

无私奉献之大医精神如冬日正午的阳光,医患关系之坚冰悄然消融。

“抗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广大医护人员以大无畏的精神,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在这场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以汗水和热血,乃至生命,重塑医之灵魂。

它留给我们的还是一种精神财富,是勇于担当,不怕苦不怕累,奋不顾身、众志成城的“抗非精神”。

【作者:冼绍祥、陈坚雄、黄可儿、方宁;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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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让中医尽快全面介入新型瘟疫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