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红阳:新老两代冠状病毒爆发地,是“凑巧天定”还是阴谋设定?

中国加入WTO在2002年。2002年之后,美资把投资重点从广东珠江三角洲转向长江三角洲与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成为美资稀缺的“旷野”!两个对美国在华经济利益无关紧要的地区中心城市,都遭到了冠状病毒的突袭,这样高度的相似性,会是巧合?曾经的广州对美国很重要,后来不重要了,就出现了一轮非典!无论什么时候的广州,对中国都很重要,被猝不及防的非典突袭,汲取教训,我们是不是也该未雨绸缪?

【本文为作者长河红阳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题中的老一代冠状病毒,指2003年的广东非典;新一代冠状病毒,就是目下在武汉集中爆发的新型病毒性肺炎。因为这两种病毒性肺炎的祖源相同,所以,不妨将之称为“新老两代冠状病毒”。网上,包括学术界很多人都将这两场疫情发生的可能原因指向一处——美国进行的基因战、生物战。笔者深以为然!

因为早先就翻看过一本书——《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徐德忠 李峰 主编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5年8月),书的编者言辞谨慎,并未确指是哪一个“大国”制造了SARS这种新型瘟疫,可是书中“美国”二字却几乎呼之欲出。

长河红阳:新老两代冠状病毒爆发地,是“凑巧天定”还是阴谋设定?

现而今,又有三位中国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研究员、军事医学研究院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钟武研究员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李轩研究员合作文章《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来源和传染人的分子作用通路》,解释了新老两代冠状病毒的高度近似性。

那么这两代病毒性肺炎的始发地/集中爆发地是凑巧的“天定”?还是美国人蓄谋的设定?笔者个人认为,这美国人蓄谋已久的设定。

之所以说这是蓄谋已久的人为设定,首先因为,两次疫情的集中爆发地,03年的广东广州与当下的湖北武汉的相似度很高:都是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还都是地跨数省的大区域的中心城市:广州是华南的中心城市,武汉是华中的中心城市,也都是交通极其便利的交通枢纽,如武汉就号称“九省通衢”。两座城市这么高的相似度都集中爆发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病毒长眼睛了?有高等级的思维了?既然这样两座近似度很高的城市集中爆发同类型的瘟疫用“自然”说法不容易解释清楚,那么,不妨换一个角度试试!

网路上有种“引经据典”为美国人喊冤的说辞——“SARS”的基因与云南山洞里菊头蝠99%重合,那么就该把冠状病毒爆发的罪名板子打在菊头蝠身上,但是,这样的说辞于史不合!云南菊头蝠的SARS要祸害中国,那必然在历史上有一个从西南向全国流布的路线反映在史料里,这个路线在哪些史料能找得到?比如天花在中国大规模流行的路线,就在葛洪的著述中找得到踪迹,SARS呢?即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手段保留那些历史痕迹,但是,以我国现实的饮食习惯而言,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老饕们喜欢吃野味,这路人无论何时都有,无论何地都有,为什么偏偏在03年的广东吃出了非典?为什么在当下的武汉吃出了“SARS”?这个,你得有合理的解释!不能说因为某“团队”在菊头蝠身上找到了这个那个,就要给美国人喊冤!再者,菊头蝠身上的病毒与武汉“SARS”的基因99%重合,那么,那1%的不重合是怎么造成的呢?1%的基因不重合,放在自然界要用多少万年的自然进化才能造成,这个是要有严苛的科学数据的!谁来提供这个数据?!而且这样的自然进化必定是个渐进的过程,对人类的毒害也必然是个渐进的过程,请问,这些渐进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呢?!起码中国人的文字史不下4000年,菊头蝠身上的SARS病毒对中国人缓慢渐进的毒害过程,在这4000年中,该有个文字记录吧?这些记录谁来提供?!谁能解释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能不能排除是有人在是实验室中,用非自然办法加快变异得来的呢?!

这些问号找不到答案,就得换个角度来看!

广州是华南的中心城市;而武汉是华中的中心城市。两城市在当下的政治地位重要性,固然比不上首都北京,也稍逊于其他三座直辖市,但是论到经济的重要性,那就比上述四座城市不差多少了。再论到历史人文底蕴,它们比某些直辖市还要强得太多,而且有特色很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这两个城市制造这么一场烈性瘟疫,对这两个城市能辐射到的中国经济发达的华南、华中两个跨省大区来讲,打击有大,现在根本无法预估,超出我们常识的预估是肯定的。至于说由瘟疫引发的恐慌情绪,以及溢出效果产生的负面效果,更不是疫情能波及的范围、程度能比的:

“中国经济网”——大年初一全国票房仅181万,去年同期超14亿;而这个数字在“四川观察”中——大年初一收入181万,去年同期14.85亿。这个创收的黄金档骤遇这样的波及全国的黑色寒潮,这一年这个行业怎么维持?这仅仅是娱乐业中的电影分项的损失,其余的呢?旅游等等行业是什么惨状?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如果我是佩洛西,我一定会用一切手段制造这样的重击给予中国!对中国出现这样的光景,那我会很高兴的!

不过呢,美国在华投资多多,这样的大瘟疫打击了中国经济,会不会捎带了美国的在华投资利益?这个,还真不必为美国担心,美国人在华投资的重点区域,就在这病毒肆虐的地区之外。最近翻看早先下载的一些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1.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通过对相关样本数据的分析,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河北、山东几个省市。这些省市约占美国对华样本企业数的53.61%。另外美国在辽宁、福建、四川也占一定份额,约占样本比例份额10%左右;而其它省市的比例则相当少。另外,通过对美国企业的调查研究,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间,美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商开始加大了在华投资。80年代这个时期美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与西部吸收外资包括美资金额的差距急速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差距有所缩小,沿海地区引进美资等外资比重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变化不大。例如,据美国《财富》杂志1999年的世界500强公司排序,在世界500强中美国跨国公司占184家,而这184家公司中有半数以上在中国设立了公司,投资项目达683个,除了青海省,其他29个省市都有涉足。而分布在东部沿海项目达576个,占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总数的85%。(詹锦华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决定因素》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可见,美国资本在武汉这座疫情中心城市的直接投资是很少的,美国资本在这里没有什么大的利益。那么美国在这里“放手大打”基因战,不会有投鼠忌器之忧。当然,这个文章发表在《经济纵横》2007年6月,反映的是之前的情况,那么2007年以后,武汉的美资企业投资状况又是什么样子?在《武汉有613家美资企业,总投资近30亿美元 》(2018-12-06 09:58)中有这样的话:

【长江日报融媒体10月5日讯(记者黄莹)5日,中国美国商会(华中)第五届年度座谈会在武汉举行,美资企业与武汉市政府展开对话。据悉,目前美国客商在武汉共兴办企业613家,在汉投资总额已达29.7亿美元。(http://www.sohu.com/a/279950570_106321)】

这个“近30亿美元”是个什么“级别”?据2007年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玉《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研究》,2005年底,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490006个,累计金额1121.2亿美元。

在美国对华投资逐年增长的大背景下,2018年,美资在武汉这个大型中心城市的投资总额也仅仅相当于2005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3%。由此比较可知,(湖北)武汉绝不是美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发生瘟疫,对美国的在华企业投资经营的负面打击很小。所以,武汉陷入瘟疫,绝不会给美资带来什么大的“误伤”!

武汉这样的华中中心城市尚且如此,那么,其余武汉周边、湖北大部地区,美国投资更是稀少,那么,这些城市跟随武汉实行“封城”对经济造成的损失,也基本上不会对美资企业造成“误伤”。笔者从网络上得到的信息离,湖北有13城市“封城”:

【截止1月24日12时,湖北共有13个城市区域公共交通停运,分别是武汉、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含大冶市、阳新县)、当阳、恩施、孝感。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20-01-24/doc-iihnzahk6117166.shtml】

百般查询的结果,竟然找不到美资在这些地方大举进入的信息(也许是笔者能力所限?那就要求教各位方家了)。如果笔者的查询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因为湖北并不是美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几乎覆盖整个湖北省的临时特情不会对美国在华利益构成损失,那么,因武汉疫情遭受池鱼之殃的湖北省大部,也就无关美国资本的痛痒了。这真可谓好巧不巧,可可地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荒原”地带大规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可不是“凑巧天定”!

又据“央视新闻网”,在临近的河南省,为了达到“封城”的效果,河南有这样的举措——《硬核操作!河南村庄为阻止村民大年初二走亲访友,挖掘机连夜断路》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765634401889454&wfr=spider&for=pc

河南同样不是美资直接在华投资的重点区域,受湖北疫情池鱼之殃的河南,无论怎样受损,也不会对美资利益造成什么创害。这也是美资稀少的“旷野”,任由疫情炸弹冲击波捎带,不会给美国有任何损失。

当然,可能会有人问:广东/广州也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为什么它会在03年对这个地方发动攻击搬砖砸脚?这个,就有些讲究了,同样是这篇文章——《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决定因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加入WTO后,美商在华直接投资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并出现了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

中国加入WTO在2002年。2002年之后,美资把投资重点从广东珠江三角洲转向长江三角洲与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成为美资稀缺的“旷野”!

两个对美国在华经济利益无关紧要的地区中心城市,都遭到了冠状病毒的突袭,这样高度的相似性,会是巧合?

曾经的广州对美国很重要,后来不重要了,就出现了一轮非典!无论什么时候的广州,对中国都很重要,被猝不及防的非典突袭,汲取教训,我们是不是也该未雨绸缪?

武汉对中国十分重要,但是,美国在那里没有太多利益!不过,这一次,美国学会了扮无辜——《美国国务院宣布撤离驻武汉领事馆人员,中方确认将提供便利》,真恶心!

不过,如果真想发动一场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战争,少不了中国人的基因做“靶子”。那么,中国人的基因何时,以何种方式到了美国人手中,成为美国基因武器精确瞄准的靶心?就笔者奇差的网路搜求能力,找到了以下材料:

据“中国网”转载《瞭望新闻周刊》2002—04—11文章《美国政府: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分别致函支持这些研究项目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其调查结果说,这些机构在中国进行的15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问题,违规操作。这15个项目中,有12项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称,他们在人体医学实验的监督上,的确有改进的必要;该院已决定暂停在中国进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审查这些研究项目;并对徐希平和另一位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谴责。徐希平主持的12个项目,包括对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的基因调查。在本刊2001年第13期发表的报道中`,我们通过对哈佛项目的中方合作者和参与项目的农民的采访,质疑这些项目是否在实验参与者充分了解研究目的及他们参与研究的利弊等情况下,收集他们的血样或基因样本的,也就是说这些项目是否尊重了中国参与者的知情同意权。我们还质疑这些涉及数以万计的人体基因样本的项目是否会造成我国基因遗传资源的流失。这篇报道后来被多家报刊和网站转发或引用。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有关领导认为,新闻媒体的这些报道,对普及“知情同意”的生命伦理原则,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美方的调查结果,使这些质疑算是有了一个定论。违规“广泛而严重”。】(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EC-c/130888.htm)

文章中,进行基因采集的地点在安徽农村,那么,在安徽哪一片地方?在《【案例】基因技术引发的中外典型事件或案例》(http://www.bjdcfy.com/qita/fpetgajl/2017-3/888643.html)中,这个地方在安徽大别山区。大别山区已经离武汉不远了!而且根据“【案例】”,文章里涉及的美国哈佛大学的血液、基因采样开始于1996年。离2002年末-2003年初广州的非典有6年,在这里采集中国人基因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对后来的非典战争是有推进作用的。

在美国政府的“谴责文字”里,似乎义正严词,但是,仔细看文字内容,美国政府只是对“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问题,违规操作”等方面提出批评,但是决没有说在中国采集血液、基因样本是不应该的,是不能容忍的。美国政府对采集中国人血液、基因样本这项工作至少是持默认立场的!但是,美国能这样在中国肆行无忌,原因又在哪里?《美国政府: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里能找到答案:

【当人们就哈佛在安徽的基因合作项目是否做到符合生命伦理准则提出疑问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去年6月发表了一篇报道,说两位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办公室官员告诉美国驻北京使馆官员,中国的调查没有发现反对这些项目的证据。
但是,人类遗传资源办公室副主任王宇在2001年8月8日约见熊蕾和本刊编辑云杉时,明确表示,该办公室没有任何官员被授权去见美国驻北京使馆官员,并发表上述声明。中国有关方面对哈佛在安徽项目的调查,“也还没有得出任何正式的结论”。
在哈佛大学这些项目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以后,安徽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对记者表示,这样的项目“我们不应该欢迎”。作为徐希平主持的一个孪生子遗传学研究的调查现场,安徽省霍丘县的一位领导也指出,这个项目对当地“没有任何好处”。
美方初步的调查结果,应该有助于平息围绕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的争议。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证明了这些研究项目“违规”操作。我们更应当思考的是: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截至截至2001年1月,中国国家遗传资源办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领导的哈佛大学等美国机构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只有三项,即:“血压对食盐摄入易感性及其机制研究”,“吸烟、尼古丁成瘾及其遗传易感性研究”和“与冠心病及骨质疏松症有关的中间表型的生态遗传学研究”。
但是,美国国家卫生所(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该机构资助的项目共有9个,包括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尼古丁成瘾、内分泌失调、哮喘病等。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大部分现场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除此之外,徐希平所领导的哈佛大学群体遗传学研究计划从1997年即开始与英国的双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为其采集并提供5000对孪生子的血样。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他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

文章里提到的安徽安庆地区,直接上图:

长河红阳:新老两代冠状病毒爆发地,是“凑巧天定”还是阴谋设定?

这个安徽省安庆,离武汉有多近,我不提供数字,各位自己去查,但是,个人以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与1996年开始的,美国哈佛大学盗取中国基因,不一定就没有任何关系!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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