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从钟南山院士团队辟谣看什么是“实质性帮助”

无论是利普金的来访,还是吉利德公司与中方医药单位的合作,还有美资企业的捐助,都是值得中国人民感谢的。但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听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建议,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实质性的帮助”。

【本文为作者胡新民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胡新民:从钟南山院士团队辟谣看什么是“实质性帮助”

2月2日,网上流传的一个“重磅利好”,给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带来了极大的希望:美国吉利德公司的抗病毒药治好了一名患者。中国请来了这家公司的老总,钟南山院士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中国已经签订合同购买这个特效药。这个特效药已经到了中国!明天就会用到武汉的患者身上!!!重要的是用药以后,一天就可以好转!很快局面就可以好转了!很快,这个消息的又被升级到美国政府的层面上,即:“特朗普对中国豁免可治新冠肺炎药物的专利。

2月3日,“环球网”发文称:经过调查,上述消息“不存在”。

2月5日,“新华网”报道:

【“钟南山院士团队辟谣:钟南山院士迎接吉利德公司老总?假的!”“1月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维尔特·伊恩·利普金到访中国,并于1月30日早上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会面。”】

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利普金教授:他是美国一位著名的病毒学家,在相关领域和许多国家的同行、特别是中国的同行有着良好的合作。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授予他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奖励公告中有如下内容:

【“2003年SARS流行高峰期,利普金教授应邀来北京,协助我国抗击SARS并指导相关研究,并将携带的1万个检测试剂盒赠与我方。他对促进中美双方在SARS领域的科研合作,以及最终找出战胜SARS的有效手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利普金教授还与中科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密切的科研合作,在建立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发现联合实验室等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利普金教授在描述自己获奖的感受时说:

【“我非常激动,这是科学家希望获得的最大荣誉之一”。】

2020年1月3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向利普金教授转交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充分肯定了利普金教授为推进中美科技交流、促进两国友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对于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利普金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认为,与非典时期相比,这次疫情中国的反应迅速多了。他说:

【“信息透明是最重要的,这次中国做得很好,我们看到更多的信息和病例的公开。而技术的提升也给中国这次抗击疫情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在2月3日的外交部网上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网上有人对此质疑时,提到了利普金这件事。这实际上是没有搞清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的区别。华春莹指的是政府行为,而利普金的合作是民间行为。当然,美国政府对利普金的行为迄今为止没有进行干涉也是事实,但不能等同于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实质性的的帮助。

谈到实质性的帮助,可以回顾一下2009年4月,世卫组织第一次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时中国政府的做法。

2009年年4月,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出现时,曾被误认为是传统的“猪流感”。于是,科学家展开对猪流感病毒的研究。但随着过去6个月来疫情不断扩大,直到10月,才发现研究方向有问题,美国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10月24日宣布全美进入甲型H1N1流感紧急状态。此时,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50个州中,46个州新型流感大面积流行,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大约100名儿童。

中国在世卫组织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立即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严密监控国际航班的旅客,但以专业理性的态度对每一个疑似病例和确认病例进行了有效的处理,而不是象美国这次毫不理会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不要限制旅行和贸易的建议,“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是美国这次在世界上“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均引自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而当年中国卫生部从2009年5月11日发现第一例来自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起,从来没有对美国说三道四。2009年12月31日,全国31个省份累计报告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120498例,包括境内118244例,境外输入2254例;已治愈110064例,在院治疗7092例,居家治疗2694例,死亡648例。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一手狠抓群防群治,一手狠抓科研开发,迅速研制出甲型H1N1流感疫苗。2009年9月28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是国际上第一个完成了有关于甲型H1N1流感疫苗临床实验,并且向全球宣布了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国家,目前我们也成为第一个在人群当中进行大面积接种的国家。我们高度重视在免疫接种过程当中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质量安全问题。从目前接种的几十万人的情况来看,还没有一例严重的不良反应。我们这个预防接种是遵循知情同意、自愿接种和免费接种的原则,也就是政府买单。有关于这个病例的救治的工作,特别是重症救治,实际上现在就把它纳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几个医疗保障制度的支付框架里面去。确实有困难的,我们通过大病救助的制度给予补偿。”】

顺便提一下,陈竺是中国农工党成员。《中国农工民主党》网站介绍:

【“从一名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到血液病治疗研究领域享誉国内外的权威专家,再到中科院当年最年轻的院士、卫生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他的人生履历中一次次写下浓墨重彩的传奇。”】

中国政府当年采取的措施,与美国当今采取的措施,是不是有明显的区别?当然,由于新冠病毒的“新”,其中的风险程度没有前例可比对,难以预测。这虽然与美国经常性的流感爆发情况有所不同,但2009年对于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未来表现,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依靠当时的科技似乎还不能预测它的未来。因此,在采取处理这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措施方面,每一个成员国都应当尊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在重视国际合作方面,早在甲型H1N1流感刚爆发时,中美两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就已经展开合作。这是在防治甲型H1N1流感方面中国最早的国际合作。2009年1月,中国CDC疾病控制与应急处置办公室主任冯子健来到美国进修。不料甲型H1N1流感很快在美国爆发,冯子健说:

【“中国CDC立刻指派我为中方联络员,参与美国CDC的流感应急。”】

2009年5月7-8日,中日韩东盟(10+3)应对甲型H1N1流感卫生部长特别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10个成员国卫生部长,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中国卫生部长陈竺率团与会。会议就防控甲型H1N1流感达成多项共识,发表《中日韩东盟应对甲型H1N1流感特别会议卫生部长联合声明》。陈竺介绍了中国应对流感的防控措施,并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与东盟和日韩,以及有关国际组织携手,共同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疫情沟通,能力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中国提出将为东盟国家提供甲型H1N1流感快速诊断技术培训,提供快速诊断参考试剂等技术支持,同时表示,将于近期举办防控甲型H1N1流感国际研讨会,欢迎东盟和日韩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参加。根据疫情发展,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向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

中国说到做到。在得知缅甸人民面临H1N1流感困扰、急需医疗物资援助的情况下(据当时缅甸方面统计,从2019年1月1日-7月29日,H1N1死亡病例已达81例),中国政府立即向缅甸提供抗击H1N1流感紧急人道主义医疗物资援助。总重量超过28吨的中国援助缅甸抗击H1N1医疗物资于8月24日由包机运抵缅甸首都仰光。

上述这些中国2009年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行为,就是对处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在政府层面上的“实质性帮助”。这种帮助的动机来自于是利人利己,符合构建人类共同体的理念。与此相反的是损人利己,是不符合构建人类共同体的理念的。

尽管当年中国政府作了这么多的“实质性帮助”,但当时还受到了美国方面的指责。

针对甲型H1N1的输入,中国政府对患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隔离治疗,以及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为期7天的医学观察。美国政府的官员称,中国采取的措施有点反应过度。

2009年6月2日,在中国基因科学暨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卫生部部长陈竺首次作出回应:

【“我们国家现在之所以采取了重要的围堵战略,就是为了我们的技术储备、物质储备,包括疫苗生产,来赢得时间和空间,同时也是为了体现我们对全球防疫的贡献,这里面并不存在反应过度的问题。”】

许多研究美国国情的学者认为,美国的防疫措施更多的是督促个人自觉。美国很多人一直担心,政府会利用防疫或隔离来侵犯个人权利。因此,在疫情发生时,美国政府往往更多地采取鼓励人们自觉配合,而在采取强制隔离手段时会特别谨慎,以自愿为主。美国的社会舆论也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和家庭在防疫时的责任。2003年SARS暴发时,大多数发现感染者的国家都采取了隔离的方式,只有美国是例外。美国确实是个有些特别的国家。这次面对新冠肺炎,美国CDC提出不建议公众出行戴口罩。2月4日,美国CDC又重申了这一条。

所以,美国政府和很多医学专家对中国的防疫措施是不认同的。2009年对中国提出过“反应过度”。这次1月23日武汉封城,美国《纽约时报》开始炒作武汉“封城”的强力措施涉嫌“侵犯人权”。报道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JamesG.HodgeJr.)更是声称,‘封城’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这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霍奇还补充称,这样做显然是‘过度反应’。”】

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和民众的一种共识。以2009年为例。先是美国一些官员官对世卫组织对新型流感的举措提出“过度防卫”的“置疑”,倡导要“放松”。接着美国卫生疾控部门断然取消疑似案例统计,称疑似病例统计没有意义;然后纽约市长彭博公开声称,戴口罩是“不必要的”……。很快,在墨西哥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达到高潮,美国的确诊病例在5月下旬就超过了墨西哥,成为全球头号疫情感染国。

但是,美国经常性的流感造成的患者和死亡人数,在世界上都是屈指一数的。在外人看来数字相当惊人。但也确实没有成规模的民众起来强烈质疑美国政府的“宽松”作法。

2018年12月,笔者去美国自由行。出发前,美国华人朋友请我带几包“板蓝根冲剂”。到美国后。看到一些地方,主要是药房和有药房的超市,都有打流感预防针的告示。我问朋友怎么不打预防针,有朋友说,打也只能预防一种流感病毒。而且没有医疗保险的要自费。

后来还与一些美国华人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总的来说,美国的做法适合美国的国情,这种国情的优点缺点,在此不作深入讨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各国都要向美国学习。美国做的也都是正确的,它有权指出甚至亲自动手纠正其他国家的错误。而中国的做法肯定也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做法对处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所起的标杆作用,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世界卫生组织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由于国情不同,国人对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的期望值不能过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担忧。中国的事情最终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当然也应该积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机构和个人在符合有关法规的框架下合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宝贵经验之一。

关于美国药企吉利德的“瑞德西韦”,2月2日,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CDE)网站显示,新冠肺炎潜在有效药物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申请已经获受理。这就是一种符合有关法规的框架下的中外医药机构的积极合作。

笔者想说的是,此药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如果证实确实有效且批准上市,希望网友们不要指责为何中国不早日让其上市,比如前面提到的“明天”就投入使用,更不要高呼“救命药”的终于到来。毕竟,截至2月6日中午,我国治愈的患者达到1190位。泰国也治愈了8例。而每一种新药上市都要经过相关关国家医药管理部门的审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如此,这应该是个普通常识。

无论是利普金的来访,还是吉利德公司与中方医药单位的合作,还有美资企业的捐助,都是值得中国人民感谢的。但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听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建议,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实质性的帮助”。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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