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完善防疫体制机制 这三个问题可以考虑

对那些把论文摆在第一的专家来说,实质上还是一个是否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曾特别强调,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也不行。但象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社会,论文第一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科教界,造成的损害相当大,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因此,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在制度上也必须出台一些有硬度的措施。

【本文为作者胡新民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胡新民:完善防疫体制机制  这三个问题可以考虑

2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曾于2005-2011年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公共卫生专家杨功焕女士,最近在接受记者关于新冠肺炎防疫战的专访时,提到的三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她认为专家讲话要慎重,权威机构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当记者问:“有的院士在发布会把新冠病毒说成SARS病毒,还有的官员把新冠病毒传播下结论说成气溶胶传播,这些失误又得让其他专家反驳、澄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混乱?”

杨功焕回答:

【“政府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权威的声音,而专家一会说‘不能人传人’,一会说‘有限人传人’。实际上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内部关起门来探讨,而不应该让专家各说不一地去发布。特别在传染病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由政府来发布,要不然民众会无所适从。”
“专家有言论自由,但是不能够代替政府发布权威的声音。”
“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报告的病例中,就存在人传人,特别是家庭聚集性的传染。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号通报说没有人传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犯了大忌,影响到后边的防控措施了。”
“在传染病的面前,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必然会引发大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各说各的,可能就造成了各行其是,造成公众无所适从。本来张继先在第一时间上报了“人传人”的病例,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的王广发却忽视了这一点,结果自己风尘仆仆两次到现场调研,又不知怎么回事就中了招。值得一提的是,1月10日,王广发就新型冠状病毒发展情况接受中国官媒访问,当时他认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这个说法在后来疫情大规模蔓延时,又被卷入了舆论的漩涡。

“可防可控”并没有错。但应该如何向公众准确地全面地表达而不引起误解,作为个人的言论和作为政府部门的发布,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本质上也是我们党一贯强调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如果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发布的通报时就会考虑得全面准确一些,既要有“可防可控”信心,更要让公众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但这一句“可防可控”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使公众放松了对新冠肺炎传染性的警惕。在这场人民战争中起到了消极作用。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答记者问。五位专家是:组长钟南山、组员曾光、高福、袁国勇和李兰娟。在这次答记者问时,专家们的基调是“可防可控”。比如李兰娟院士说:

【“刚才我们钟院士已经疫情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介绍,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能够尽快地把病原检定出来,发现在什么地方。应该说我们国家从非典以后已经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控体系……前段时间专家组已经制订了防控治疗的方案,最最重要的是对已经接触过的人感觉到不舒服,有发烧要及时到医院去。”】

值得一提的是,除李兰娟外,其他四位专家还都专门提到了“人传人”的问题。

这次答记者问的文字比较长。如果随后各位专家开一个会,总结归纳一下,由国家卫健委发出一个专门的重量级的通报,影响力将会大得多。公众们的“应知应会”的熟悉程度会高得多。事后证明,大规模的蔓延,与许多民众在如何防治方面有太多的盲区,太多的侥幸心理有关。由此引起的另一个“副产品”——“歧视”湖北人士,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我们的疾病防疫体制机制没有变动前,我们的专家应该特别注意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权力。比如对于在公众中影响很大的李文亮事件,中央已经派出了调查组。涉及此事的专家们一定也会在调查的范围之内。在调查结果出来以前,任何专家都不应对此事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

第二,如何对待关于中国疾控中心拿到数据发论文而没去发布疫情的问题。

虽然公众对这件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但可能也有个别人认为并没有违法违规,因为中国疾控中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并不是政府部门。而疫情只能由政府部门来发布。所以记者问到“前几天有人指责疾控中心拿到数据发论文而没去发布疫情,如此看来,这其实并非疾控中心的失职,对吧?”

杨功焕回答:

【“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武汉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

对那些把论文摆在第一的专家来说,实质上还是一个是否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曾特别强调,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也不行。但象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社会,论文第一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科教界,造成的损害相当大,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因此,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在制度上也必须出台一些有硬度的措施。

第三,要把重大疫情防控问题提高到准备打仗的高度来认识。

在谈到把对公共卫生重视程度提高到战争、国防安全一样的层面去认识的问题时,杨功焕谈到了要借鉴美国的做法。她指出:

【“其实我觉得这个未雨绸缪的思想非常重要,大家应该意识到这种疫情爆发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会是唯一的一次疫情。所以公共卫生就要像投资军队建设一样,除了一般的保障人民健康工作以外,在传染病的防控上,恐怕要作为整个国家的经费安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这样才不会说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把疾控体系忘掉了,而且对传染病防控可能要花更大的力量来考虑、研究。但因为这部分的思路可能跟一般的慢性病防控不太一样,因为传染病大规模爆发,很多时候是类似战争的。这一次武汉疫情真的不亚于一场战争。”
“美国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做过一场细菌、病毒侵袭的演练,就跟部队练兵一样,我觉得这是必需的。”】

采访文链接:http://med.china.com.cn/content/pid/159768/tid/1021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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