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林:关于“宁左勿右”的理论之辨兼论疫情防控中的“宁左勿右”

对疫情防控中的“宁左勿右”要做辩证分析,既要看到强大的制度执行能力和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管控效能,也要看到一旦“法治意识”被突破,强大的执行能力可能会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在疫情防控中如果不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做到精准施策,只是简单照搬最严举措,盲目采取“一刀切”的管控措施,虽然形式上好像是在严格贯彻中央指示,但本质上还是属于一种“懒政”。当前,在面对他国疫情防控工作时,应少一点戏剧化、妖魔化的声音,多一点坦诚相待、彼此尊重,对制度优越性的阐述也应基于“以学术讲政治”的原则,多一点学术化、学理化的表达。

【本文为作者杨雨林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杨雨林:关于“宁左勿右”的理论之辨兼论疫情防控中的“宁左勿右”

“宁左勿右”是关于中国政治体制对干部行为影响的一个经典表述,经常出现在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描述中,甚至是官方表达也不避讳,例如在本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许多地方党委政府在干部动员大会上就公开表达“要坚持宁左勿右”。这无疑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即到底何为“宁左勿右”?不同语境下的“宁左勿右”有何差别?“宁左勿右”是一种制度优势吗?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和引导现实中的“宁左勿右”?

一、关于“宁左勿右”的理论之辨

“左”、“右”是一个在学界和民间被广泛使用的代指词汇,既有政治学上的“左派右派”、“左倾右倾”、“左翼右翼”,也有日常交流中的“某某人有点右”、“某某人比较左”的说法。从思想源头来看,在中国“左”与“右”的政治用法属于一种舶来品,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的思想传统。在这里,笔者首先对“左”和“右”做一个政治哲学上的概括,即“左”在价值追求上倾向于“平等”诉求,“右”则倾向于“自由”诉求。

(一)左派与右派

在近现代政治中,“左”“右”的政治意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89年的制宪会议上,处于第三阶层的代表——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广大农民正好坐在议会主持人的左边,而属于第一、第二阶层的代表——教士、贵族恰好坐在议会的右边,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属偶然,但在政治话语上,却产生了一对影响深远的政治概念,即“左派”和“右派”。于是,人们习惯上就将支持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将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这里需要指出,左派右派的划分是相对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是属于“左派”,因为从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的等级与阶层划分来看,左派地位较低,右派地位较高,在封建贵族阶级掌握统治权力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革命要求。而当封建贵族阶级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资产阶级又属于右派的阵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意义得到广泛应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下,左派指无产阶级,右派指资产阶级。

(二)左倾与右倾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或者说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左派”和“左倾”是完全不同的,左派和右派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敌我矛盾,而左倾与右倾是在左派立场基础上的认知差异。因此,近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左倾”和“右倾”,是指左派内部的左倾和右倾,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下,对现实情况的认知差异。小平同志当年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的“左”特别加了引号,在我们历史教课书中,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称之为“左”倾错误,这里也特别加了引号,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引号的作用是强调和区分,如本文中就有大量使用引号,意在强调重点。而左倾是否加引号,则在含义上有重要区别,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代表革命的、思想进步的力量。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指思想上超越客观现实,脱离实际情况,急于求成,轻视客观困难,走向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因此,使用引号是为了表达贬义,以区别于真正的左倾,即加引号的“左”是一种假左,并不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力量,同时也会对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

右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认识上落后于实际,不能根据客观实际变化做到与时俱进,甚至是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右倾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在革命斗争中过于高估客观形势的严峻性,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产生悲观、失望、退却的情绪。论述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小平同志当年所讲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在政治斗争中既要警惕“左”倾,也要反对右倾。

(三)左翼与右翼

“左翼与右翼”曾有过与“左派右派”等同的用法,但这属于极少数情况。一般而言,左翼和右翼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种政治态度或意识形态,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西方国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往往被分为左翼或右翼。例如,当下我们常常听到的“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新右翼主义”,都是对欧美政坛一些新形势的表述。左翼是类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源头上讲,左翼势力深受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是比较趋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在现实中,左翼更强调政府的作用,更注重平等,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倾向于福利社会模式。右翼是保守主义,更弘扬自由的意义,认为财富的分配与占有,就应当与个人能力完全匹配,相对弱化政府的作用,倾向于精英政治。举一个现实的案例,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理解,希腊曾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国际舆论上引发广泛关注,当时有人戏称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居然用最民主的方式(全民公投)来了一次“欠钱不还➕理直气壮”,所以说民主也绝非万能,民主可以选出战争狂魔希特勒,民主还可以欠债不还,毕竟我全民公投的决定合法性多强,欠债还钱都可以全民否认。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查询美国国债,就会发现这点债务连“小巫见大巫”都难说上,那么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严重的债务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呢?其实,这正是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政治所无法克服的一个顽疾,例如左翼政党要竞选,要么选民就会要求“你是左翼政党,你得增加福利哦,但是税收不许增加,你看看别个右翼政党税好低”,而面对右翼政党竞选,选民又会要求“你是右翼政党哦,税收得再低一点,但是福利不许减少,你看看别个左翼政党福利好棒”,这就陷入了一种“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死循环中,而竞选政党为了迎合选民,就只得走上一条“寅吃卯粮”的不归路了。

以上关于左翼和右翼的区分,仅限于欧洲,当我们将目光移向美国,情况又有变化。在美国,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是指左翼政治,而在欧洲,自由主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右翼政治。这种差别的缘由,就在于右翼是保守主义,其内涵决定于“传统是什么,就保守什么”,欧洲所保守的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美国所保守的是早期联邦党人的思想。美国是以右翼保守主义思想为根基,主张在保守已存在的自由权利基础上不断创新,尊重传统观念,共和党属于右翼。而自由主义在美国属于左翼,主张大政府,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民主党属于左翼。左翼和右翼在民族主义问题也有不同主张,此处不再赘述,总体而言,左翼由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倾向于国际主义的,而右翼奉行强势的民族政策,这一点从今天美国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行文至此,可以看出“左”“右”在政治上是极其复杂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不同地域下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并且“左”“右”都是相对的概念,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在未来也必然将被赋予更多的内涵。

二、对疫情防控中“宁左勿右”的辩证思考

将目光从理论拉回到现实,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宁左勿右”成为一个各方使用的高频词,既有对政府行为矫枉过正、一刀切的指责,也有对要求令行禁止、落实到位的表述。“宁左勿有”是否为中国政治的一种独有现象,如果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宁左勿右”在疫情防控中体现出了强大的管控效能,目前,可以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严厉管控措施,在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限制人员聚集和流动方面都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效果。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为人民群众所反感和斥责的现象,例如管控行为过于蛮横,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法治意识淡薄等。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特殊时期政府工作的一体两面,二者需要统筹兼顾,并非疫情防控就是唯一,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长期停摆。那么如何充分发挥好“宁左勿右”在疫情防控中的治理效能,又最大化地规避其消极影响,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宁左勿右”产生的思想制度土壤

小平同志曾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这里的“越左越革命”与本次疫情防控中的“宁左勿右”不同,是指在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形‘左’实右”,指部分干部认为,只要在政治路线上坚持左,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天然的政治正确,坚持左就等于拿到了政治上的“免死金牌”。因此,出于对自身政治前途和利益的考虑,在政治上采取一种“左”,甚至是“极左”的路线。这种思想倾向产生的源头,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马恩列经典作家的语境下,左派又是无产阶级,那么在形式上坚持一种“左”的路线,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经得住考验的。例如,之前曾出现的“民营经济退场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本属学者的个人观点,却引发各方舆论的密切关注,舆情不断升温,最后甚至是以官方最高层面的表态,来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而前段时间,某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给民营企业站台:“谁不敢支持民营经济,就是对自己做到‘亲’‘清’政商关系没有信心,就是对自己的党性没有信心”,为何关于民营经济地位的观点,在国内舆论场上时常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影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安全感。这其中就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原因,《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民营经济当然属于私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现实地位和重要作用均不容置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继续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现实要求之间,产生了一些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某些言论,尤其是极左言论,明显不合时宜、违背常识,但又似乎能找到相关理论依据,就为“越左越革命”的言行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建国初期,确实有过一段时期习惯于搞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为了在运动中出头,一些“越左越革命”的现象就滋生了起来。应当指出,这种“越左越革命”的政治倾向曾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过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引领下,得到了根本的纠正,在今天的中国,那种主张回到“文革”的极左思想是不得人心的,也没有市场。

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宁左勿右”,是指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指示,务必做到抓紧抓严抓实抓细,将疫情防控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集中力量进行疫情防控,各项管控措施宁可多一点、紧一点、要求更严格一点,即使是部分牺牲短期经济社会效益,影响到群众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也要对疫情严防死守,绝不轻易放松警惕。通过回顾党中央关于本次疫情防控工作安排的时间表,可以清晰地看到,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全国各地的疫情管控举措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迅速升级,进入严防死守状态,虽然在此之前部分省份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但当时广大县级城市、乡镇对疫情防控的紧迫性认识是不足的,广大基层地区的民众也并未意识到做好相关防护的重要性。而从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起,最高层的决策指示精神立刻贯穿五级行政,形成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的防控态势,各行政区域和单位都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正是在强大动员能力和举国体制的作用下,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转,截至目前,全国多省市已连续数十天零新增,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居民日常生活逐步恢复,中国抗疫工作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多方好评,在世界卫生组织多场关于新冠肺炎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了最强有力、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很多措施远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对中国抗疫工作的高度肯定和充分信任。

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控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精准施策,严防死守,以部分牺牲短期经济社会效益和群众生活便利性为代价,对新冠病毒进行围追堵截,不到完全胜利绝不轻易放松警惕。这种疫情防控中的“宁左勿右”,其产生机制也有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的缘由。从思想层面来讲,中国自古就有对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要求,“爱民如爱子”、“一枝一叶总关情”、“父母官”都是主张为官一任要将解决民众疾苦视为职责所在、不可推脱,这种传统观念在国人心中具有很深的印记,也就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在回应自身诉求上的高度期待和严格要求,及政府本身的责任感,这一点也就类似于学界所讲的中国政府是“全能型政府”或者说政府的“无限责任制”。

而从现代维度来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民服务是对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接受了洗礼,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意识得到强化,“四个自信”“四个意识”更加坚定,践行“两个维护”更加坚决。因此,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能够自觉贯彻落实,坚持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各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从制度层面来讲,“宁左勿右”的产生机制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关,“单一制”作为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是指若干不享有独立主权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统一主权国家的制度。在现代国家结构中,单一制与复合制(联邦制)是主要形式,例如中国是单一制,美国是联邦制。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和权威,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内行使其职权。中国不仅属于单一制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地方党委政府是在中央政权严格控制下行使职权。因此,从法理上讲,中央政权拥有最高行政权威,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地方党委政府与中央指令相对抗,不具备法理依据;从官员个体来讲,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一旦各级地方干部与中央方针政策相违背,对个人仕途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基于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量,官员也会倾向选择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的指示,虽然有时是形式上贯彻,但坚决执行的态度基本都有。

这里也就涉及到一个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上层有官僚主义,下层就有形式主义,决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执行必然流于形式,因为如果决策与实际情况不符,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而迫于上级权威,又不得不执行,那么形式主义就不可避免,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文探讨的内容,就不再赘述。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宁左勿右”完全是基于中央政权的权威,那么就会导致各级地方政权“只唯上,不唯下”,地方政权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激励机制,那中央又如何来保障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呢?这就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广泛的地域竞争机制,或者说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适度分权制,在主要人事权、军事权、外交权等核心权力仍然归属中央外,对各级地方政权实行充分授权,并将一系列为民服务、为民谋利的战略目标量化考核,各地的完成情况就是一张醒目的成绩单,这张成绩单既关系到地方的荣誉和地位,也关系到许多当时人的前途。

因此,在中央政权拥有高度权威的前提下,将各种利民、为民的发展目标,转化一系列为可以量化考核的具体标准,使各地纷纷加入这样一场你追我赶的竞赛,使地方政权在维护中央权威和为民服务之间实现了激励兼容。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宗旨意识教育等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强化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理论、宗旨的不断学习,使得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意识在各级领导干部心中落地生根。总之,制度和思想两个层面的因素,都在“宁左勿右”的形成机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宁左勿右”是一种制度优势吗?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与引导

应当说,无论是对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纵向考察,还是对国家间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的横向比较,本次新冠疫情防控都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一线指挥、亲自部署,一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从全国动员、全员参加、全国一盘棋,到联防联控、严防死守,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也体现出了一系列制度优势,如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能力,那么“宁左勿右”是否是一种制度优势呢?笔者认为,在疫情防控中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折不扣执行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实行全民动员、全员参与、联防联控、令行禁止,即使牺牲短期性、部分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也要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宁肯措施严厉一点,也不轻易放松警惕,这属于一种制度优势。但如果“宁左勿右”演变为凌驾于法律之上,漠视相关法律法规,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甚至是将“集中力量办大事”异化为“集中力量办一件事”,为了某一目标,长时间牺牲经济社会发展效益和群众正常生活,不能客观分析形势变化,与时俱进调整政策安排,那么就不仅不是一种制度优势,甚至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此,对疫情防控中的“宁左勿右”要做辩证分析,既要看到强大的制度执行能力和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管控效能,也要看到一旦“法治意识”被突破,强大的执行能力可能会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在疫情防控中如果不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做到精准施策,只是简单照搬最严举措,盲目采取“一刀切”的管控措施,虽然形式上好像是在严格贯彻中央指示,但本质上还是属于一种“懒政”的表现。在疫情防控中,对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和对地方实际情况的充分把握是统一的,要在各地的实际情况基础上,充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因地制宜落实中央相关要求。同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宪法和法律是绝对不可突破的底线,坚持依法防控是根本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加强法治意识教育,让知法懂法、执法守法的理念深入人心,不仅是对于人民群众而言,更是对广大干部而言,只有牢不可破的法治意识,才能使疫情防控不突破法律的边线和群众心中的温暖线。

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取得了积极向好的进展,但新冠疫情出现了全球蔓延的趋势,多个国家遭到新冠病毒的攻击,全球疫情形势升级。然而,国内舆论场却出现了一种妖魔化、戏剧化外国抗疫的声音。例如:戏称“我们是裸考,别人是开卷”、“抄作业都不会”、称美国抗疫为“川到病除”、韩国为“阿里路亚”、朝鲜就是“机关枪哒哒哒”等,这种妖魔化的调侃在互联网上吸引了不少受众,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一方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疫情之初曾有境外媒体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当时国人是何等的愤怒;而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映入眼帘之时,我们又感到多么的温暖。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但也并未到取得全胜之时,“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到这样的阶段,越要克服麻痹轻敌意识,丝毫不能放松警惕。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因此,在当前这个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如果轻言胜利,甚至是通过矮化、丑化他国的抗疫工作,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走向国际化的形势不断凸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必然会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大国地位与责任担当,决定了我们必然不是一个“看客”的身份。并且,疫情形势的最终走向仍然未明,在各国抗疫工作最终成效到底如何,并未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就通过国家间的对比,对自身优越性进行大量宣传,其实是存在潜在风险的。

最后,应当明确对本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再次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但西方国家采取不同应对举措背后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也应当有基于学理化的阐述。中国共产党是全能型政党、使命型政党,所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具备从基层开始的高度组织能力;在群己权限之间,中西方也有巨大差异,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意识较强,有着“人心齐,泰山移”的思想传统。而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属于一种“掮客型政党”或部分领导型政党,它并未掌握全部的国家权力,在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下,无论是执政党或国家元首,其法定权限是有限的。以美国为例,虽然特朗普关于新冠疫情的诸多言论,在网络上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甚至被当作笑料,但是否注意到民主党并为就这个问题对特朗普展开攻击,美国各大媒体也未针对特朗普展开疫情防控中不力的攻击。在这之前,民主党可是抓住一个机会就不放过,前不久民主党发起的弹劾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弹劾肯定不能成功,但就是如此,也要坚持弹劾。并且在美国,民主党是控制喉舌,对媒体的影响力远胜共和党,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特朗普的政敌会轻易放过?这就证明,特朗普关于疫情的一些言论和行为,民主党作为反对党也是接受和认同的,而接受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言论和行为某种程度上符合主流民意,否则在竞争性选举政治条件下,政治人物不会与主流民意公然叫板。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大概有一百多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行入境限制,包括朝鲜、哈萨克、俄罗斯等,这种限制还引发部分国人的不满,其实换位思考,在世界上拥有中国这样动员力、组织力、工业力、财力的国家确实不多,这种限制也是别人的唯一选择。部分国家对自身的医疗基础设施、公共财政能力、组织动员能力是有估量的,如果本身应对能力不足,又表现的很急,反而会引发恐慌情绪,造成更大的损失。总之,在面对他国疫情防控工作时,少一点戏剧化、妖魔化的声音,多一点坦诚相待、彼此尊重,对制度优越性的阐述也应基于“以学术讲政治”的原则,多一点学术化、学理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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