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疫情中的文化自虐——西方疫情对策分析之一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政府是不是效能政府?因素很多,但决定性的是文化。新冠疫情已经并正在证明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很英明,但我们的人民更伟大,没有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没有他们为尊重生命而做出的自律和牺牲,没有他们对政府英明决策的全力支持,什么样的英明决策也无济于事。中国证明了这一点,日本、韩国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西方的文化自虐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于中宁:疫情中的文化自虐——西方疫情对策分析之一

西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1个阶段我把它称为“无视”,第2个阶段我把它称为“玩命”,第3个阶段我把它称为“推责”。第4个阶段还没有到来,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分析和概括,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阶段的逻辑演进对其进行一些猜测(不是预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预测)。我们将根据不同的阶段分几篇文章,对西方的疫情对策进行深入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列出了中国和西方的死亡人数,西方死亡人数与中国死亡人数绝对值得比较,按总人口基数计算的死亡比例。按人口基数算,西方主要国家的死亡比例,最低的是加拿大,为中国的15.5倍,最高的是西班牙,为中国的137.5倍。其中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美国,它的死亡绝对值是中国的9.7倍,按人口基数算,死亡是中国的41倍。在七国集团中,只有日本的数字小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数字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而且中国把早期漏算的数字也都加进去了。而西方和日本,疫情还在发展,死亡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还有大量由于种种原因而漏算的数字没有加进来,最终结果肯定比现在的数字更残酷。

于中宁:疫情中的文化自虐——西方疫情对策分析之一

(2020.4.22 北京时间10a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统计数据)

西方,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拥有世界上最无敌的医学科学,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医护人员群体,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条件,同时,不能否认的是,西方还拥有世界上最公平的医疗制度,除了美国之外,其他西方国家都做到了医疗保险全覆盖,其中英国一直保持着公费医疗制度(英国却不在曾是它的殖民地的香港推行这种制度)。如果说美国还有2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美国在疫情中大量死人并不令人意外的话,那么除日本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是怎么回事儿?

显然,决定了中国、日本、韩国这些东亚国家的低死亡率和西方高死亡率的差别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制度,不是科技,也不是经济和军事,而是文化。人们怎么想决定了人们怎么做,而决定人们怎么想的,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而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基本生活态度,它是在历史和地理的环境中自然生成的,死亡高也好低也好,都是它所属的那种文化的映照。

一、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对抗

新冠疫情在国外大量传播后,中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老外蛮不在乎,不但封城、在家隔离完全不可能,就连戴口罩这个最简单最实用的隔离措施都被强烈排斥,而且和个人自由和影响公共秩序联系在一起。

从任何逻辑看,戴口罩都是个人自由,为什么这个个别的个人自由就影响了个人自由的原则?显然西方个人自由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集体意识,你不能遵从这个集体意识,你就会被孤立,你的个人自由就会被剥夺。

难道西方人真的不恐慌,真的坦然面对新冠疫情吗?显然不是,商店中的口罩早已被抢购一空。为什么买了口罩又不戴呢?因为戴了就会被孤立、被排斥,就像那个意大利议员和瑞士议员一样。现在整个意大利都知道那个议员是对的。在西方的华人明白戴口罩的道理,家里也有口罩,但是在西方集体意识的强制下,这些华人必须要冒着生命危险,做个顺从的羔羊。

新冠疫情再次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原来他们的个人自由是必须服从集体意识的,更准确地说,他们的个人自由必须服从被长期意识形态所塑造了的集体意识。

我们所理解的自由和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是如此的不同,而我们还以为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自由。更深入一点,他们和他们的自由也是决然的不同。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派别,主张大政府,剥夺富人,反对丛林主义的适者生存;而自称为保守主义的派别,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丛林主义的适者生存,反对大政府,反对剥夺富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才发现,原来反对适者生存的自由主义派,在面对大规模疫情和大规模死人的时候,也主张适者生存。这种混乱的逻辑,混乱的标准,确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各国都在强调戴口罩。特朗普宣布了美国政府要求戴口罩的决定,但他还够嘴硬,说他自己不带。大家还都记得在疫情发生之前有一个视频,他的一个幕僚咳嗽了几声,就被他嫌恶的赶出房间,更何况他有世界上可能最好的医疗保障条件,他在记者会上充分表达了他有多么特殊,但是美国人好像很接受他这种特殊。马克龙也宣布,从5月份开始,法国人人都要戴口罩,并为法国抗疫无力道歉。

口罩,一个常识不能再常识、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防护工具,在大规模感染和大量死人之后,才被勉强接受。西方的这种文化自虐,真的是叹为观止。

我不相信中国少数的二鬼子、西化者、带路党,像西方人那样能够坦然拒绝戴口罩,从意识深处他们知道这是错的,在行为上他们也不会去模仿,但是在观念上,在口头上,他们仍然提倡西方是对的。这种思维行为方式,可以说和特朗普是一脉相承。美国曾有100多名精神病专家联名写信说特朗普患有精神病,中国的带路党难道不正是特朗普式的精神病吗?西方的文化自虐到他们那里成了精神分裂,使得他们在疫情的进程中变得完全无所适从,显得那么脑残、白痴、可笑和丑陋。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说。

西方和我们,真的不一样。

二、宗教主义的集体意识

那么西方的这种集体意识是什么?从哪儿来?

西方的第一个集体意识来源于强烈的宗教情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能够被现实所证明的,但他们仍笃信不疑。在西方历史上有专门屠杀科学家的宗教裁判所,有专门屠杀异教徒的十字军远征。信仰一种未经证实的东西成了他们的集体意识,凡不信者,或稍有不敬者,必在屠杀排除之列。甚至过于信仰也不行。梵高就是听信了“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鬼话,作为一个教士,却和穷人去同吃同住,被教会判定为违反规则,逐出教门。

那么宗教改革之后,西方人变了吗?不但没有,而且变本加厉了。传统的基督教设有修道院,以救治一些困病之人。新教反对救赎之法,提倡命定论,即只要你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被上帝选中之人),那么你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上帝应允之事,包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同时新教还认为,四海之内不可能皆兄弟,就是有一部分人类,上帝已经命定其下地狱,让他们下地狱就是完成上帝的使命。

于是就有了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有了对黑人的奴役,有专门屠杀他们宗教老祖宗犹太人的纳粹大屠杀,也有了今日对中国的围剿。清教徒在灭绝印第安人时,希特勒在灭绝欧洲犹太人时,特朗普在发动对中国的围剿时,都信誓旦旦的说这是应上帝之许。

耶稣在创立基督教时说要爱人如己,并且说这是基督教的全部内容,基督教的十诫也讲的是这个规则。但是历史证明,除了个别的傻子,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迫害史。

所有的西方文化学者都把宗教作为文化的核心,而宗教就是一种被强制灌输了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在西方强大到了这种程度:

一方面,西方学者按照西方模式把中国文化说成是儒教文化,但是儒家学说或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宗教是排他的,而儒学是开放包容的,在中国历史上,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在中国传播过,有的自我消亡了,有的则和中华文化相融合而变成中国式的了。

宗教还是教条的和强制的,这些教条被宗教强制执行。而儒学不是教条。谭其骧老先生在86年中国文化研讨会上曾经有一个语惊四座的发言,他引用地方志,包括山东和曲阜的地方志说明,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儒学或儒教的。他的发言让中国和世界的那些所谓中国文化学者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只会人云亦云,按照西方模式来解读中国文化的那些人,他们不是白痴是什么?

另一方面,就像西方学者把中国的思想和学说理解为宗教一样,他们把在西方新产生的一些学说和思想,也用这种传统的宗教式集体意识,理解为一种新宗教,使其具有了排他性和教条性,并且用思想和行动的强力手段强制执行。

这种新的宗教就是自由与民主。自由的本意是个人的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自由在西方成了一种集体意识,被称为自由主义,就像基督教的本意被完全剥夺一样,自由的本意也被完全剥夺,自由成了一种被强制执行的排他性的教条。自由本来是一种反抗压迫、反抗束缚的意识,但是在西方,自由成了一种压迫和束缚的集体意识,这和基督教的发展轨迹完全一样。

于是,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愿戴口罩,为自由主义集体意识所不容,被排斥,被剥夺,被压迫。这种自由的扭曲才是真正的无所适从。自由主义才是西方真正的政治病毒,这种扭曲的,荒诞的,完全不合逻辑的意识形态,是西方一切政治病的根源,也是西方新冠疫情大爆发的真正根源。

三、伪科学的社会科学

宗教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基因。所谓宗教主义就是把一切能够宗教化的思想、学说、理论、知识加以教条化和排他化,并且强制推行。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只有一种东西是无法宗教化的,就是纯粹的自然科学,或者说是现象层面的自然科学。从甲地到乙地,直线距离是10公里就是10公里,它本身具有绝对性,是自然教条化和排他化的,不需要强制推行;它又是可以反复验证的,没有任何偏差,因此也不需要强制执行。

所以宗教主义又可以看成是一种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是用自然科学的绝对化来理解实际上根本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人文领域,以及自然和人文交叉的某些领域,例如医学。所谓的普世价值,正是这样一种用科学主义伪装了的宗教主义。

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没有宗教主义的历史,也没有宗教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或者像毛主席所说的,我们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我们从来没有被任何教条束缚过。当苏联革命的教条被证明无效时,我们抛弃了它;当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教条被证明无效时,我们也抛弃了它。

但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被一再证明缺心眼儿,现在他们又想把西方的教条强加给我们。但是他们完全没弄明白,西方的教条是一堆自相矛盾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但自由和民主是相矛盾不相容的东西,而且多数民主和少数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也是从一开始就自相矛盾,一直到现在仍然乱七八糟。即使是自由主义内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已经掐了100多年,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内部,也有许多掐不完的东西。

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逻辑上完全无法自圆其说,将其披上科学的外衣,然后加以宗教化是最简便的办法。现代西方意识形态体系,是在300年前通过预设一种价值,建立若干假设,然后仿照自然科学的办法逐渐搭建起来的。在它的工具性方面,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它被伪装成了社会科学;但是它的基础或者是不完整的,或者完全是错误的。

就拿西方政治学来说吧,民主理论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它的基础就是理性人。假设每个人都是充分的理性人,他能够清楚全面细致的知道自己所有利益诉求,他并且清楚全面细致的知道,自己的所有利益诉求可以用什么样的政策序列来达到,他还清楚全面细致的知道,哪个具体的人和哪一群人能够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制定和执行这样的政策序列,所有这些理性人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内部不能有利益分歧,以避免选票分散。只有这样,多数理性人所形成的利益集团选出的代理人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但是无论是从常识想还是科学的计算,都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民主理论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虚假的,不可能的假设上。这还不算完,因为民主理论还认为,多数民众是乌合之众,是群盲,是民粹,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由多数人选举出来的多数决策机制,必然是一种对少数进行剥夺的多数暴政。

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学的民主理论早已经自己把自己打倒了。那为什么由权力精英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还要不遗余力的宣扬民主呢?这就是所谓精英的把戏。民主过程实际上是一场轮盘赌,一场庄家稳赢的游戏,权力精英将这场游戏、这场轮盘赌装扮成一种具有神圣性的仪轨,就像基督教的那些仪轨一样,让参与者感觉到某种神圣性、欢乐性和愉悦感,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结果,就像基督教一样,并没有人真正在意。

一个如此粗俗、道德败坏的人被选为总统,围绕着这样的总统所产生的社会撕裂;拥有强大的医疗科学和医疗基础设施,并且得到充分疫情预警的西方医疗体系,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压力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充分说明西方社会已经陷入无所适从当中。

所以,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将我们的思想宗教主义化,不要使我们的社会无所适从化。因为,他们和我们,真的不一样。

四、科学崇拜和利润崇拜

我们有一位朋友,是美国著名医生,曾经是克林顿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白宫医疗政策顾问,中国疫情刚出现时,我们托他在美国给我们买口罩。他在把口罩寄来时说,他刚刚参加完世卫组织新冠疫情的会议,他说许多医学专家认为,新冠病毒更像流感,而不是SARS。他在给我们的邮件中特别提到了要勤洗手,但是没有提戴口罩。

我们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朋友都告诉我们,当地的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疫情就是一个大号流感,不用惊慌,不用戴口罩,勤洗手就可以。在中国进行大规模隔离阻断病毒传播的时候,西方国家有充分的时间和中国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他们却满不在乎。但他们最终为疫情所迫,不得不走上中国的道路。西方的这个延误,医学专家的误导是根本原因。

根据《环球时报》2020年3月28日的报道,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指出,

【“在我看来,欧美犯下的一个大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

这可能是高福院士在整个疫情中间说出的最正确的一句话。

为什么整个西方医学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首先是完全无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其次就是整个医学界都不推荐戴口罩,而戴口罩是最简便最经济的隔离措施,而且西方医学界在研究流感问题时,已经清楚的知道,戴口罩可以将流感传染率至少降低一半。

西方医学界的逻辑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西方医学界特别强调新型快速病毒检测手段和高端治疗设备,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病毒检测成了防控病毒的最有效手段,《财经杂志》所采访的德州华裔美籍医生黄海涛很自豪于美国新研究出来的一种检测仪器,他说这是世界第一没有之一。网上也有许多二鬼子的文章,对美国更新了多少代检测仪器啧啧于口。这可真是见了鬼了。

我们不用“科学”只用常识想一想,口罩是将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的措施,而病毒检测仪器是在问题已经发生之后进行甄别的措施。戴口罩会将感染率降到最低,如果很少有人感染,要那么多那么先进的检测仪器干什么用?感染人数增加,不但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检测仪器,而且需要更多的医生护士和医疗设备,例如现在美国急缺的呼吸机,会造成整个医疗系统的崩溃,特别是将会造成更多的死亡。

简单的说,口罩、洗手,隔离是防,而检测、仪器、药物等等是治,是防在先还是治在先,是防更重要还是治更重要?本来是非常简单的常识问题,但是在西方它也被一种宗教化了的观念一种利益潜意识所颠倒,这种观念叫科学崇拜,这种意识叫利润主义。

毫无疑问,西方的医学科学比我们先进的多。我们曾经在美国排名第一的梅奥医院看过病,做过身体检查,梅奥医院有医务和行政人员6万人,其中5千人是全职研究人员,它所在的有十万人的罗切斯特市,几乎全部是为这个医院服务的。

这种庞大的医学中心将研究教学和医疗集中起来,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非常值得人口众多的中国学习。既然分区医疗和分级医疗在较长一段时间不被多数人口所认可,不如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几个大型医疗中心,例如北京周边开发协和医疗中心,北大医院医疗中心等等,这些医疗中心将成为区域医疗中心,有效缓解中国看病难的问题。

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西方发达的医学科学产生的两个结果,值得我们警惕。一个是西方老百姓的自我防护意识很差,他们觉得把自己交给医学专家就可以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这个观念的最好注释就是口罩。中国人的这种自我防护意识,使中国能够产生一种群体防疫而不是群体免疫的群体效应,从而大大降低疫情灾害对我们的伤害。显然群体防疫比群体免疫更科学、更人道、更便宜,我们不能丢掉我们的这个传家宝,而去追随西方的脚步。

另一个后果就是在追求更先进医疗技术的同时,整个医疗专家体系忽视了更简便更实用的疾病防护举措,忽视传统的医疗方法。在西方是单纯追求更先进的检测方法和医疗设备,在中国则是对中医中药的忽视。

科学崇拜是对科学的一种迷信,它本身就违反了科学精神。科学崇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认为科学无所不能,特别是越尖端越先进的科学,越能回答更广阔的对策领域。在军事上科学崇拜就是武器崇拜,它在朝鲜战场上已被证明并非无所不能;这次疫情,西方更是以巨大的人的生命代价,证明了这种对科学宗教化崇拜的荒谬。

科学崇拜的另一个方面,是丧失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对一些被伪装成科学的思想和学说,缺乏分析、探索、批判的精神,将这些思想和学说教条化,西方的所谓社会科学就是这样被伪装成科学,并成为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教条的。

科学崇拜的第3个方面是学术权威崇拜。我们在“谁之过”一文中曾经指出,对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没有人传人”的意见盲目轻信,在有验证条件下不去验证,是这次疫情初期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西方医学专家,在疫情早期也做出了错误判断,包括像福奇这样重要的专家。多数医学专家很快就根据疫情事实改变了过来,也有少数专家坚持错误,推出了所谓群体免疫的策略,这个策略实际上成为多数西方国家的隐含疫情对策,但这个策略最终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

科学崇拜,需要大量投入,也能产生大量利润,养活了大量有用的和没用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大量的这些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渗透进了社会结构、社会决策和社会理论当中。科学主义和科学崇拜与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的核心观念相结合,这就是当今西方医疗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当一种高度隐蔽、快速传播的疫情冲击社会时,医疗体系最需要的是可以快速复制,成本最低,使用简便的群体防疫措施,没有这个群体防疫意识没有群体防疫举措,曾经那样让人觉得高攀不起的整个西方医疗体系就变得不堪一击,迫使它走上群体免疫的道路,付出大量生命代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五、效能政府与文化自律

无视疫情的传染性和危害性,是西方防疫战争第1个阶段的总特点,它必然推动西方进入无视生命的第2个阶段。这种无视不仅仅存在于医疗专家之中,而且存在于全体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之中,还存在于全体老百姓之中。西方付出巨大生命代价的原因,不仅仅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还是文化的。

政府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合理性就是,它能保护自己人民的生命安全。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它能够高度有效的发挥这个作用。曾经,现代化论和历史终结论主宰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头脑,这种理论认为,政府的生成形式比政府能够发挥的效用更有合法性。

亨廷顿在出版于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早就终结了这种看法,他开篇就指出: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

这次疫情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方政府效能的差别,证明了亨廷顿的这个论点。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政府是不是效能政府?因素很多,但决定性的是文化。新冠疫情已经并正在证明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很英明,但我们的人民更伟大,没有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没有他们为尊重生命而做出的自律和牺牲,没有他们对政府英明决策的全力支持,什么样的英明决策也无济于事。中国证明了这一点,日本、韩国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西方的文化自虐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2020.04.22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于导谈天说地”,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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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疫情中的文化自虐——西方疫情对策分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