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从海湾战争到新冠肺炎

即便这次新冠肺炎的源头、轨迹还没有查清楚,它也应该提醒我们:生物武器、生物战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它的危害不能完全用传统的战争观念来理解。生物战争的手段、目的,比传统战争更丰富、多样、灵活、高效,并且不易被察觉。在先进生物技术手段下,完全可以伪装成自然产生,以达到特殊目的。

刘仰:从海湾战争到新冠肺炎

如果说海湾战争让全世界看到高科技武器使得传统武器变成了烧火棍,那么,新冠肺炎是否能让全世界看到生物武器能使高科技武器失去效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米国如日中天,全球独霸,但也遭遇过败绩。朝鲜战争,米军死亡36574人。越南战争,米军死亡58202人。截止我写这篇文章时,2020年4月24日下午,米国因新冠肺炎的死亡总数为50243人(全球累计死亡186529人)。即便存在统计是否全面准确的疑问,估计过不了几天,新冠肺炎导致的米国死亡人数将超过越战。不同在于,战争死亡除了平民,主要是青壮年军人,而新冠肺炎死亡年龄段不太一样。相比“911”一共死亡2996人,新冠肺炎对于米国或者说任何国家都是一场灾难。

越战失败对于米国是巨大打击。此后一段时间,米国有点萎靡,但总想迅速振作。1983年,米国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在一次恐怖袭击中,241名米国军人死亡;同年,米国入侵格拉纳达,米军死亡19人;1986年,米国轰炸利比亚,米军死亡2人;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米军死亡23人。可见米国在越战之后,虽然不改好战本色,但的确特别在意死亡人数。上述战争规模都不大,最大一次是入侵巴拿马,米军总数不到3万人。入侵巴拿马成功后不久,米国终于重拾信心,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战争。

1991年1月,海湾战争打响,米军投入兵力约50万,加其他国家联军总数66万。为时一个多月的战争,联军死亡223人,其中米军死亡148人。对阵的伊拉克军队共86万人,死亡25000多人。米军优势相当明显。这场战争的军事意义十分显著,全世界目睹了一场高科技武器大显身手的大规模战争。很多媒体战前分析了双方的实力对比,指出伊拉克有多少坦克、导弹等。开打之后人们发现,伊拉克那些主要来自苏联的武器,在米国高科技武器面前基本不堪一击。因此,这场“杀鸡用牛刀”的战争,既是米国自越战以后一次提升士气和自信的战争展示,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了。此后,米国发动的战争基本上都延续了这种模式,例如历时近8年的伊拉克战争,米军阵亡共4497人。

刘仰:从海湾战争到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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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己方低伤亡的高科技武器战争,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它适用于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对象。在高科技武器面前,那些二战以来改进不大的传统武器,基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伊拉克几千辆坦克大都变成了废铁。或者一炮未发便被缴获。

刘仰:从海湾战争到新冠肺炎

为何说这种高科技武器的战争已经到了极致?至少有三个方面。

首先,一旦对方也掌握了高科技,哪怕一部分,或者在关键节点上有杀手锏,例如阻碍或扰乱对方的通讯系统,高科技武器的优势就岌岌可危。前几年伊朗曾经多次完整俘获美国的无人机,显示了伊朗在电子战领域的较为成熟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使得米国在考虑对伊朗动武时,底气不再那么足。

其次,高科技武器战争虽然人员伤亡大为减轻,但资金耗费巨大。人们曾经形象地描述米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是用价值100多万米元的一颗导弹去打塔利班的一个价值10米元的帐篷。米国前总统卡特在对比中国与米国近年发展时说,中国的钱都用来搞经济建设和发展,米国的钱太多花在了战争上。米国为伊拉克战争花了多少钱?有多种数字,有的说是5000亿米元,又说6000亿,还有1万亿、2万亿等。最多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这场战争直接和间接费用加起来为3万亿米元。这是什么概念?2018年,德国GDP总量4万亿米元,日本GDP总量约5万亿米元。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年GDP总量最高不到1800亿米元,一般只有500-600亿米元,战争期间最低只有300多亿米元,2018年,伊拉克GDP总量恢复上升到约2200多亿米元。所以,米国发动3万亿米元的战争,的确足以把一个小国彻底打趴下。

刘仰:从海湾战争到新冠肺炎

第三,这种代价昂贵的高科技武器的战争,对于有些国家很难奏效。当今世界,除联合国五常外,还有一些国家掌握了核武器,使得米国不敢轻易动武。因为对于有核国家,即便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相差悬殊,一旦被打急了,用核武器拼个鱼死网破,米国也承担不起后果。

如果说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全世界看到了高科技武器的威力,30年后,这套武器系统的威力以及战争理念,已经不再那么所向无敌。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全世界看到另一种新型战争的可能——生物武器战争。本文借助当前疫情蔓延并难以短时间控制的局面,提出一个假设:万一有类似的生物武器,万一有人发动了类似的或更严重的生物武器战争,我们,或者说全世界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或者说全世界有能力应对吗?

生物武器并不是新概念,早在一战、二战时期就已经被西方人用于战场,那时统称“生化武器”,即生物和化学武器。当然还有人说更早在中世纪就有人使用了。需要注意的是,以前使用的生物武器都是自然界已有的细菌或病毒,例如鼠疫、炭疽等。自从欧洲出现工业革命后,尤其是化学工业发展后,化学制品就被用来当成化学武器。例如1995年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的沙林毒气,就是1938年由德国法本公司“发明”的。目前全世界已经或可以被用来当作大规模化学武器的有40多种。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化学武器在自然是不存在的,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产物。我们得时刻提醒这一点——科学既能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

人工制造的生物武器有没有?理论上完全可以,尤其是基因技术出现后,人工制造生物武器更方便。据说目前世界上可用作生物战剂的生物种类有160多种。生物武器的好处之一是,不用的时候保存方便,一旦要用,大规模繁殖就行,成本相当低廉。

由于带上“武器”两字,人们常常认为,生物战剂的作用是致人丧命。事实上,并非只有造成死亡才能算生物战剂,致病,使人丧失能力,都可以用作生物战。即便在枪炮炸药的热兵器领域,米国有一种战争原则就是不打死人,而是尽可能打伤。这个原则并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米国的战争原则认为,救护和照料伤员会消耗敌方更多的资源,从而拖垮敌方。因此,非致命性生物战剂同样是生物武器。例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造成米国多艘航母无法执行战备,包括核潜艇。这类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这些例子说明,生物武器可以使高科技武器部分瘫痪。

此外,生物战剂的使用,未必只在通常意义的战场。以米国来说,米国认为对其电厂、水厂、互联网等民用设施的攻击都算战争行为。同理,对粮食作物的攻击也完全可以被视为战争行为。近年来,“软战争”的概念日益受到关注,它的含义是指,战争未必需要在战场上消灭对方的军事力量,而可以在社会层面造成混乱、瘫痪、动荡或恐慌。道理不复杂。中国古代《孙子兵法》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从战争的目的来说,古往今来,除中国之外,战争的最大目的就是掠夺财富。如果有一种“软战争”手段可以不用杀人就能赚钱,或者实现对一个社会的控制,在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大背景下,有几个人能克制自己?非致命性或低致命性生物武器,为实现这类目标提供了丰富手段,甚至,完全是治病救人的生物制品也能成为生物战剂。这个道理与信息领域杀毒与制毒的孪生关系一样。

人们都说米国是当今世界科技最先进的国家,这不假。但我们不能忘记,米国的先进科技大多数都是以战争目的为主导而产生的。原子能时代的核武器,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米国研发的初衷都是为了战争。几十年前,米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就指出,信息时代之后的一个最主要发展领域就是生物,生物时代将取代信息时代。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一书中说:“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拢”。别忘了,米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一个为战争目的而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项新技术都是利弊共存。说它只有好处没坏处,那是不可能的。人类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很多都是工业革命成果的产物。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如果能增产,一定也能减产或绝收;如果能治病,一定也能致病。靠科学家的自律,那是自欺欺人。电力出现后,爱迪生发明电椅,目的是在直流电、交流电的市场竞争中,证明交流电杀人更容易。一些打着科普旗号的人,总是强调新科技尤其是生物新科技的好处,从来不说可能的坏处,甚至一口咬定没有坏处,这种科普作家基本就是别有用心的骗子,涉嫌故意误导。

即便这次新冠肺炎的源头、轨迹还没有查清楚,它也应该提醒我们:生物武器、生物战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它的危害不能完全用传统的战争观念来理解。生物战争的手段、目的,比传统战争更丰富、多样、灵活、高效,并且不易被察觉。在先进生物技术手段下,完全可以伪装成自然产生,以达到特殊目的。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起草《生物安全法》,我希望不要忘记一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在核武器导致热战不容易发生的今天,在冒亿战、文化战、意识形态战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战争的概念因为生物武器的存在,必须重新理解和面对。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刘仰”,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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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海湾战争到新冠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