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西方主义与文明冲突——西方疫情对策分析之五

黄祸论也好,中国威胁论也好,其背后是西方人深深的恐惧和自卑,它来源于历史,也来源于现实,还来源于西方人日常生活的观察。一个人口数比所有西方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好几亿的单一国家,其巨大规模和极高素质的叠加所展示出来的强大潜力怎么可能让西方国家放下心来呢?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栽赃陷害,是一种选举政治的需求,也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需求,还是美国企图整合整个西方的文化需求。中国的一些学者认定,西方制造中国威胁论,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这种认识非常短视,缺乏历史纵深感,应该说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威胁论在19世纪中国国力最弱,受到西方列强欺负时就已经存在。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至少已经存在1500年了。

一、黄祸论和西方主义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Die Gelbe Gefahr)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Knackfuss)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画名就叫“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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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边,大家面前,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

【“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

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威廉二世的意图非常明显,这就是要整合西方力量来对付异教徒中国。奇怪的是当时的中国已经衰败不堪,被西方已经打得千疮百孔,只是还没有分裂,没有变成完全的殖民地。1901年清末摄政王载沣被迫远赴德国赔罪道歉,德皇逼其下跪,载沣坚拒不跪。面对这样的中国,西方为什么还有一种文化团结的紧迫感呢?

第一个原因是历史记忆,这是西方挥之不去的噩梦。西方历史上唯一的统一大帝国罗马帝国,就是被中国或者是西方认为的中国间接消灭的,从此以后西方再也没有统一过,在西方真正的学者眼里,东西方交往的几千年史,西方始终是失败者。

早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罗马就因为进口丝绸而消耗了大量黄金储备。当时西方的衣服就是麻袋片儿,这些麻制品粗糙而鄙陋,看看关于十字军的电影,一直到公元12世纪,英国狮心王理查穿的都是麻袋片儿。

当凯撒穿着用重金购买的丝绸长袍出现在元老院时,元老院一片欢呼,穿丝绸服装成了罗马贵族最主要的身份象征。直到16世纪查士丁尼派了两个僧侣到中国,偷得蚕卵放在手杖中带到东罗马帝国,西方人才开始自己制造丝绸。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人认为,罗马与中国的贸易使罗马帝国的黄金储备大量损失,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显然今天中美贸易逆差给美国造成损失的言论古已有之。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遭受的三次毁灭性的打击都与中国有关。

一次是公元五世纪,匈人阿提拉(Attila)扫荡欧洲,迫使日耳曼人民族大迁徙,不断侵犯罗马帝国,并最终消灭了西罗马帝国。阿提拉被日耳曼蛮族和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可见欧洲人对他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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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描绘阿提拉征战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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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出版的书《阿提拉,上帝之鞭》封面)

所谓匈人,欧洲中世纪的记载认为就是匈奴人,描述的装扮也与匈奴人类似,但现代史学认为无法确定。有不少观点认为,匈人就是北匈奴的一只,由于汉朝对匈奴战争的接连胜利,迫使南匈奴归降称臣,北匈奴不断西迁,与乌拉尔山以西的白种人有一定融合。无论学术上怎样看,在西方的历史记忆中,这是东方的黄种人或者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的大扫荡。

第二次“黄祸”发生在11世纪至12世纪。隋唐两代,东突厥、西突厥和后突厥相继被灭,突厥人被迫向远西迁移,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后来又打到了维也纳城下,严重削弱了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实际上是以日耳曼蛮族为中心的一个西方民族脆弱联盟的神圣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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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书认为突厥人是匈奴人的旁系。

第三次“黄祸”发生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横扫欧亚大陆,这不用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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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罗马帝国时期将欧洲北部草原上的蛮族称为日耳曼人一样,秦汉帝国时期将亚洲北部草原上的蛮族称为匈奴人。根据基因考古学,日耳曼人最早也生活在亚洲北部,是不断受到匈奴人的打击和挤压才迁到欧洲北部去的。

日耳曼人灭罗马帝国之后,希腊罗马文明失传了1000年,文艺复兴之后,日耳曼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拾起了一些希腊罗马文明的皮毛,与他们的野蛮性相融合,并以他们自己的野蛮性为核心,构成了西方文化。所以西方文化和希腊罗马文明不是一回事,也构不成传递关系,认为西方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人,缺少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西方文化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抄来的希腊罗马文化和他们创造的工业文明,都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西方文化的本质只有两个字:野蛮。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从原始部落时代继承下来的)、西方中世纪的农奴制、美国的现代奴隶制、种族主义、新教主义、资本主义、西方主义、国家主义,一直到特朗普主义,它们的核心价值就是野蛮。尽管应该承认西方在努力挣脱野蛮,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在欧洲和在美国的部分成功那样,但是他们总是要回归野蛮。

二、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根本区别

据《史记》记载,匈奴人是夏人,是夏朝人被商朝人打败之后迁徙到北部的。现代考古学发现,匈奴人或至少匈奴人的一部分,是从定居文明转化成游牧民族的。雷蒙德在他的书中指出,东南亚的早期土著是小黑人,后来被从中国迁去的人混血和同化。也就是说,很可能东北亚和东南亚这块地方,现在的民族都是从中国的中原地区迁徙过去的。

据中国史书记载,中原的部落首领为蚩尤,统领的部落有100多个,其中比较强大的是黎民,炎帝和黄帝联手打败蚩尤,蚩尤统领的大部分部落融合成为了炎黄子孙,所以称为黎民百姓。少部分部落南迁、西迁、北迁,形成了今天亚洲东部的各民族。

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最终仍然融合成炎黄子孙,这包括中国北部匈奴人的各分支后裔,如东匈奴、东突厥,以及部分蒙古族人和大部分满族人等等。

广义上说,整个亚洲东部或者说是黄种人,实际上都是炎黄子孙,尽管中国境外的各民族并不承认,但是历史很可能就是这样。从基因学上说,亚洲的血统关系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已有的证据支持这一趋向。西方人把我们这个人种命名为蒙古人种,汉藏语系,而从文化学上说,他们认为黄种人就是中国人。

这是东方和西方根本的不同。白种人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建立了种性制度,部落、民族的融合少且慢,至今印度的土著人仍然存在,他们就是印度的贱民阶级,3500年来始终过着悲惨的生活。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是融在白种人的血液中的。

但是在东方,土著人早已经找不到了,民族融合是东方的基本文化特征,尽管东方存在许多民族,但所有民族都“杂种”化了,这使得东方民族有许多相近的文化特点,正像杜特尔特总统所说,我们东方民族不傲慢,不好战,杜特尔特的这个概括非常贴切。

日耳曼人灭掉罗马帝国之后西方黑暗的1000年和中国北方民族侵入中国后被同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历史,它实际上说明了希腊罗马文化的短命和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强大。谁能预计即便黄种人被白种人打败,而白种人终将会被黄种人同化呢?谁能预计即便中国被西方打败,而西方终会变成中国呢?作为黄种人和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自大无边,但你不能禁止别人这样想。

这就是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其深厚程度不是短短两三百年西方占据优势的历史可以改变的,当然更不是当代中国崛起之后西方可以忽视的,特别是它还被一些理论和现实所加强。

三、规模与智慧的差距

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巴枯宁在其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认为:

【“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

1902年9月2日德国威廉二世在致俄国尼古拉二世的信函中说:

【“二千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个前景默察起来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几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

威廉二世认为,西方几个大国联合起来,“无疑是‘白种’反对‘黄种’”。

19世纪西方人种学兴起后,西方人认为日耳曼人的脑容量要高于中国人和黑人,这成了西方种族优越论的根据。但是20世纪通过对全球2万具现代人头骨展开的调查发现,东亚人的颅腔容积平均为1415立方厘米,而欧洲人为1362,非洲人为1268。虽然人种论并不是科学,但是按人种论的依据,东亚人比欧洲人更聪明,种族更优越,这对西方的种族优越论是一个重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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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美国人就发现中国人的确与众不同。美国铁路的最艰险地段,换了不同的人种都做不了,但是身形瘦小的中国人特别吃苦耐劳,不但完成了铁路修建,而且完工后用挣到的钱迅速在美国的城市扎下根来,他们不但吃苦耐劳,而且特别聪明,使白种工人受到了巨大威胁,白人工会发起了抵制华人的运动,迫使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不允许其他民族进入西方社会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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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个白人朋友就跟我们说过,他特别恨中国人,因为他上过的学校,中国人总在前三名。现在美国平均收入最高的人种就是中国人,连犹太人都比下去了。中国人又聪明又吃苦耐劳,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共识。

所以黄祸论也好,中国威胁论也好,其背后是西方人深深的恐惧和自卑,它来源于历史,也来源于现实,还来源于西方人日常生活的观察。一个人口数比所有西方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好几亿的单一国家,其巨大规模和极高素质的叠加所展示出来的强大潜力怎么可能让西方国家放下心来呢?

四、西方主义始终受到西方国家主义的破局,但西方主义是西方国家主义的根基

在2000多年前就已发生部族和民族融合、具有强大国家内聚力的中国面前,由日耳曼蛮族各部落所形成的西方始终是一盘散沙。不但他们始终没有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国家,而且相互之间征战掠夺了几千年,积蓄下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仇恨底蕴。德国皇帝自认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企图用黄祸论来整合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证明这是痴心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其巨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总算是实现了日耳曼蛮族在20世纪的“部落联盟”,给世界定了有利于自己的规矩。但是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它是黑老大和小兄弟之间的关系。这个黑老大能够摆平小兄弟们之间的历史积怨,不像狡猾的和毫无道德感的英国那样,由于自身的实力不足,总是挑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矛盾。欧洲大陆在美国的统治下,几千年来终于进入难得的和平时期,所以他们认为付出主权代价、经济军事代价都是值得的。

罗马帝国后,美国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西方,建立起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西方联盟。但是这个联盟仅仅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就受到了重大打击。由于西方国家从日耳曼蛮族时期继承下来的部落主义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主义根深蒂固,西方力量的整合正现出瓦解的迹象,而特朗普主义正在加速这个过程。

但是西方难以整合并不证明不存在西方主义。主张西方主义者主要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整个西方的话语权,在西方政治上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抬头、内部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今天,他们所主张的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受到了打击,尽管这两个优越论都是从种族优越论发展而来的。

对东方、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恐惧,包括奥巴马所说的,对资源稀缺所必然引起的资源争夺的恐惧,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西方主义的来源之一。而种族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是我经常说起的并广为人知的西方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有些西方著名的知识分子,例如杰克·伦敦是公开持有种族主义的。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绝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口头上是反对种族主义的,但他们的成长环境使他们不可能不是种族主义的,他们的区别不在内心,而在口头。

总体上说,西方主义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和现实的恐惧,是西方主义现实主义的来源,而优越论是西方主义理想主义的来源。交织着恐惧与轻蔑的种族主义的西方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建立在文明差别基础上的。只要这个差别没有消失,西方的这种充满了内部矛盾的文化情绪就不可能消失。而文明的差别是永远也消失不了的,只不过随着东方的壮大,西方的恐惧感会与日俱增。

中国与美国的博弈,看上去是大国博弈,是中国与特朗普主义的博弈,但是它的底蕴是文明冲突,尽管现在西方的裂痕看起来越来越大,尽管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尽可能少的树立敌人,尽管特朗普主义使中国最担心的西方整合没有发生,尽管公开提文明冲突和西方主义是不策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谋划自己的战略时,可以忽视文明冲突和西方主义的存在。

任何忽视西方主义和文明冲突的想法,都是浅薄的,缺乏历史和文化深重感的。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主义和特朗普主义进行博弈的时候,如果不把文明冲突和西方主义作为战略的一个底层思考,都是没有战略眼光而拘泥于策略的。可惜的是,中国许多所谓战略学家都是在西方所谓战略学框框里进行思考的人,语境都是西方式的。他们从来没想过强者的战略思维与弱者的战略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所谓学者一样,没有跳出西方框框的能力,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只有在西方主义的基础上来思考关于国家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的问题,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特朗普主义,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中的拙劣表现和毫不遮掩的谎言和诽谤,看起来并没有得到多少欧洲的响应。但并不是欧洲不想趁机捞一把,而是美国的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引起了欧洲的警惕,而实在过于拙劣的特朗普主义,把欧洲也作为打击目标,使欧洲无法跟从美国的脚步。

也就是说并非西方主义不存在,而是美国的国家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瓦解了西方主义。所以需要分析美国的国家主义、特朗普主义与西方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说。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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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于导谈天说地”,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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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西方主义与文明冲突——西方疫情对策分析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