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导向

如果改革设计俱乐部的精英们不能按照为人民服务为导向的“中国梦“这个思路,将会出现普遍化的社会不满,国家的政策将无法实施,社会不仅将进一步分化,而且会发生社会对抗和社会分裂,造成一个两极严重分化的失败国家和社会。

中国梦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导向

一.凝聚中国社会的新共识

过去几年里,世界各地都在高举社会变革的大旗,寻找新的改革出路。从“北非怒火”到“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目标都是抗议国家领导人家族腐败、抗议财团控制、反对贫困、反对失业、反对剥削。这些社会抗议者不仅寻求社会经济改革,更是寻求一种社会革命。

“占领华尔街”喊出了很多令大财团不安的改革口号,如“不要干涉国家养老金”、“把你们的钱从大银行里拿走”、“为社会公平工作”、“没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就是腐败”、“我们为冤屈而集结”和“我们是那99%”。

美国1%的人与99%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统计显示,1985年就业人口平均年薪是34044美元,2010年41919美元,25年间工资增长为7%。但在这25年间,美国精英阶层的收入增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哈佛教授年薪由13.2万美元,增加到19.38万美元,增幅为47%;芝加哥大学教授年薪由11.2万美元增加到19万美元,增幅70%;律师合伙人Kirkland & Ellis由85万美元增加到307.5万美元,增幅为262%。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年薪由244万美元增加到2013万美元,增幅为825%;强生总裁年薪由224万美元,增加到1836万美元,增幅为719%。

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不轻于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到如今,已接近0.5,是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2009年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称,人口中最富有的10%与与人口中最贫困的10%之间的收入比率,德国为6.9,美国为15.9。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的研究,2007年中国前百分之十富人的收入是后百分之十穷人的23倍。而在1998年,这个数字仅是7.3。国家发展与改革成果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极少数的人身上,他们是来自金融界、商界、传媒界、学界和政策部门那些掌握实权的精英权贵们。如果我们打开新浪微博看看,广大用户们的情绪,会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使整个国家感到愤怒。财富在少数权贵的集中趋势看起来已经失去控制。贫富严重分化已经质疑并开始撼动政权的合法性。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page]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1]“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警告说,“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报告指出,如果对经济增长不进行正确管理的话,经济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五种不好的后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长、贫困没有减少的增长、没有弱势者声音的增长、文化没有根基的增长、没有未来的增长。

2007年中共17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出版了《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她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苏珊还写道,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泰芬.哈尔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

改革之初的受益者——农民,今天变成了改革的失意者——农民工。他们由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居无定所、没有政治权利、温暖家庭的“农民工”。三亿农民工或者夫妻两地分居、或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他们自己居住在城市里脏乱破的贫民窟式的房子里。

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再持续增长30年,或再次遇到1989年式的政治风波,或发生1997年式的亚洲经济风暴,或发生拉美式的两级分化。而两极分化将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在这样一个贫富分化开始质疑并开始撼动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英明地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命题。这是党中央顺应民心,是党通过发动为人民服务为导向的伟大改革,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重新聚集党的政治资本,预防社会分裂与对立的伟大举措。

早在党的十八大前,习近平谈到党的五大优势[2] ,其中便包括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优势”。他说,“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应该体现在改革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改革一词源于英文“Reform“。”Reform“的英文意义十分清楚,准确地翻译是”利益重组“。一旦把英文的”中国的改革运动“准确地翻译中文”中国的利益重组运动“,人们就会顿悟:社会每个阶层开展的各种政治舆论工作,都是为了维护和增强自身所在集团的利益,在搞”为自己集团服务的改革运动“(利益重组)。中国社会像个四层结构的倒金字塔,处于顶尖的是资本权贵集团、处于二层的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处于三层的是中间阶层,处于底层的是中下层社会。中国社会不仅被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分割,更被改革话语权差距分割,中国社会被资本利益集团主导的新主流媒体主控的意识形态和网上不断听到的广大民众愤怒的吼声两种不同的话语撕裂了。

在中共十八大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就职演讲中,刚当选的总书记习近平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page]

十八大一结束,习近平来到南方视察说[3],“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在这次南巡中,特别关注先富地区的贫困人群,显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致力解决贫富悬殊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决心。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深入走访民众,向外界释放出重要信号:消除两极分化,将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一大方向。香港《大公报》文章《习近平访贫传达共富信号》称,能否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势头,关系到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评价。目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让共同富裕成为分配调整的重心,从“国富”走向“民富国强”,这样的转变应是历史的必然。[4]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上作了题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的演讲中说[5],“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二.再造制度合法性

中国梦是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的“中国梦“抓住了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最强烈的要求——走共同富裕的改革发展道路,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就是共同富裕,宗旨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正是因为努力践行这个宗旨,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人民的拥护,并由小到大,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现在要巩固执政地位,也一定要坚持这个宗旨,如果丢了这个宗旨,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让十几亿人民都受益,都满意,中国梦就实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为了重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党被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需要搞清楚的一个大问题是:究竟哪一个阵营与群体是跟中国共产党一心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要与所有的社会群体结盟?中国共产党是否需要重建与劳动群体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举措的目标受益群体是谁?是不是自己的政治同盟者?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深入持久推进联系群众的实践,包括发展民主、改善民生、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等运动,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实践、认识、利益、权力及价值主体地位等举措,领导干部带头自觉地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6],“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在下一轮的新改革运动中,党的改革设计必须重新走群众路线,听取民众的呼声,打破少数权贵精英的在改革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和黑箱作业;增加政府听取底层群众的改革意见,参与中央改革的智库学者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各项改革政策的酝酿和出台,增加改革的决策程序和决策人员背景的透明度,以便增进公众对改革决策公允性的信心,确保国家的各项改革政策是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政权的合法性还来自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党不仅要管好党,同时要发动群众,监督好各级政府,把党对政府的监督变成人民对政府监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党的有责任确保政府出台的各项改革举措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小集团的利益。党和政府还要尽快放开境内的网络言论,特别是境内中下层群众和他们的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发表的各种改革建议,听到各个阶层真实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派别和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不退化为派别和利益集团的代表,始终执政为民。对国内外各类游说集团,无论以何种名义影响中国政府,都要设立透明的监管政策,确保公众监督政府决策不受国内外媒体、国内外游说团体、华尔街财团、国际公关公司、网管部门和各类舆情机构设置的议程左右,确保顶层设计不为少数人服务,防范“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防范资本集团及其代言人对政府和政策享有支配性权力;防范金钱政治的“旋转门”(各级两会代表委员的选拔)的出现;防范社会分层发生固化。在分层固化下,穷人“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分裂的鸿沟加深。[page]

只有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媒体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自由表达,党的高层方能准确了解民意,真实把握中国社会现状和民心趋势。党和政府要出台政策和资金,帮助那些没有资金创建报纸、频道、网站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创建媒体平台,不仅使党的高层能听到中下层群众的改革诉求,可更能听到广大中下层群众对党的支持的声音,坚定党的各级领导人自身对执政合法性的信心。

当前影响各级党政官员执政信念的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网络舆论上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党要有勇气化解网络舆论上“政府”与“人民”的二元对立格局。如果政府在改革的决策中,拒绝走群众路线,拒绝从群众中来,拒绝到群众中去,只会加剧“官民的二元对立”。在当前这样一种被某些权贵势力不断删除和严密监控的微博中,微博问政其实是一种被操控议题的资本利益集团牵制的“问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敢于走出资本集团设置的网络议程和网络舆情的政治圈套,走进基层百姓家里、田头、村镇、工地、街道、厂矿企业,脚踏实地去倾听人民对党的真实的的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正如古人所言,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鳏寡孤独有所依。而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安全、教育、健康、就业、养老和话语表达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

“中国梦”的思路将决定中国能否让改革的各项举措惠及大多数中国人民,将决定中国未来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发展,决定中国的政治与政权稳定。如果改革设计俱乐部的精英们不能按照为人民服务为导向的“中国梦“这个思路,将会出现普遍化的社会不满,国家的政策将无法实施,社会不仅将进一步分化,而且会发生社会对抗和社会分裂,导致国家的碎片化。我们未来看到的将不是一个小康社会,可能是一个像埃及或突尼斯那样的两级严重分化的失败国家和社会。

过去30年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追求GDP高速增长,一方面带来了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能否合法地继续执政下去,关键在于还能否在群众心中重新点亮为人民服务这盏红灯。“中国梦”重新在人民群众的心底点亮了共产党将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明灯”。这将使党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党的各项改革思路、政策、行动的出台都将走群众路线,将要打破顶层权贵俱乐部对改革话语的垄断。改革的方向与举措要以民生为导向,一切的改革以惠及中国最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目标出发,不被国内外权贵精英集团所左右。各级政府围绕民生财政,研究并出台改革思路。各级政府要把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做到50%以上,集中投入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改革、扶植微型企业、农村留守儿童、农村空巢老人、教育、医疗、绿化、养老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而不是把民生都推向市场。

西方常常用选票民主和非选票民主简单地定义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在其政治理念中,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搞了选票民主,而并不考虑民生的幸福感。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不是放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改变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习近平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8]

实现“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战略,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营造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制度、理论和话语体系。[page]

三、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执政话语体系

“中国梦” 将成为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执政话语体系和建设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没有“中国梦”的国家软实力是虚弱的,正如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依靠的是“美国梦”的支撑。没有“中国梦”的话语体系,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从而退出执政舞台。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清晰地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应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兴市场国家”,而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改革话语与执政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中国梦”的思路下,以缩小三大差距、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为改革的出发点和改革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执政话语体系建设,不仅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上的三个差距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更是要解决政治权利上,特别是在话语上存在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关键打破权贵精英集团及其操控的媒体对改革话语的垄断和霸权。

2012年初,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发表文章《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指出,[9]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近年来,媒体日趋娱乐化、暴力化、操纵化。没有思想内容的电视剧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象的包围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三个差距问题,被引导到娱乐上。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学界、教育界和媒体,占领了启蒙课堂。面对话语强势集团不断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文革体的意识形态批斗和人身攻击,党内多数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有人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操控媒体和舆论,以权谋私,把媒体当成权力斗争的武器,破坏党的内聚力。苏珊.舍克在《中国: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保证军队站在党的一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乱,除非人们从高层看到的“默许”的信号。如果群众发现高层分裂,人们就会毫不畏惧地走上街头抗议。如果军队发生分裂,或者放弃了对现政府的支持,整个政权就会顷刻坍塌,中国社会将是前苏联的命运。如果党失败,党的各级领导人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重的。他们个人乃至他们的家庭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早期殖民时代,欧洲国家在启蒙的旗帜下,到非洲和东方国家来,推行欧洲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而没有给非洲带来什么好处。同样,50年代的苏联模式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需求的制约,中国需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又取决于民生的改善。

中国能否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将决定中国未来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发展,决定中国的政治与政权稳定。如果中国解决不好共同富裕这个大问题,将会出现普遍化的社会不满,国家政策将无法实施,社会不仅将进一步分化,而且会发生社会对抗和社会分裂,导致国家的碎片化。我们未来看到的将不是一个小康社会,可能是一个失败国家的社会。党和政府要通过其民生工程,重新聚集其政治资本,预防社会分裂和国家失败。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牛津大学最近出版了杰佛利.华瑟斯妥姆在他刚刚出版的《 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指出,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奥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page]

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在经济领域创新地与世界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其发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人们发现,中国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不需要改变政权,不需要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的是政治稳定、社会保障、民生质量持续提高。

在埃及、利比亚、伊拉克、菲律宾和印尼,虽然西方的政体在这些国家成功了,但是,经济没有上去,民生倒退了。华盛顿共识导致很多国家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如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华盛顿共识带来了食品、能源的价格飞涨,引发群众的暴力抗议,导致北非革命。华盛顿共识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个范式,中国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选择。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从中国最小的村庄到最大的都市,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性:这是一个高速向前迈进的民族。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以人为本的。它将人民放在第一位。这个模式十分注重平衡——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平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这种模式被称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追求可以满足所有人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社会主义模型;利用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人类才智的潜能;并使得这个发展过程在中华文明的严酷考验下始终兴盛。中国模式尽管有其特殊性并主要适用于中国经济,但依然拥有许多普世的、全球性的维度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人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不是只有充当西方国家学生的角色。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中国梦能否对世界做出贡献?“中国梦“是否需要具有话语上的国际传播价值?应该用全球视野审视其价值,看起是否可供世界共享。

四.创新发展模式,让世界分享“中国梦”

四百年前,西方思想家提出人类启蒙与人类的进步。工业革命后,西方牢牢地用其发展模式、思想和科技引导着人类发展方向。但是,英国《经济学家》在2011年新年社论写道,近年来,从雅典、都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到罗马,街头到处都是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和大规模骚乱,西方陷入了增长的无望,需要重塑政治生活。美国皮尤研究所调查显示,87%的中国人相信,他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而英国只有31%、美国只有30%、法国只有26%的人相信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两极分化中度日,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要看她对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实现经济繁荣、国强民富,让十几亿人民都受益,都满意,那么“中国梦”就成功了,而且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中国梦对世界的贡献。这将最直接地证明,中国梦不只是理论,更不是梦想。把中华民族这个全球人口最大的群体,由穷致富,由弱到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将会使亚非拉和东欧广大的贫穷和中下层发展中国家受到巨大的鼓舞。

如果“中国梦”能够破解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对立导致的人格分裂难题,这将是对世界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和重大创新,思想界和学界面临着一个知识转型的创新机遇。新的知识和观念将在“中国梦”的追逐与实践中挺拔而出。人们将以更多样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与命运。人们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范式将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中国梦”在中国实践产生的新经验和新观念将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新知识,围绕“中国梦”建构的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将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强势话语,“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和奇迹将成为巴基斯坦梦、埃及梦、突尼斯梦、利比亚梦……[page]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说,“这个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10]当前,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和价值观成为像“美国梦”那样的另一个思想中心。美国当前对中国为领头的这个新的“发展中心”的崛起最有效的围堵,不是军事围堵,而是“美国梦”的思想观念的遏制与围剿。

几十年来,“美国梦”为中心的思想价值观一直在对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进行遏制与围堵;对于那些亲中国的国家,不是制造战乱分裂,如苏丹,或者直接拉向美国怀抱,如缅甸。与此同时,美国加紧在中国唯一的军事盟友巴基斯坦,利用塔利班问题制造战乱。

面对“美国梦”咄咄逼人的价值观外交攻势,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梦”搞自己的价值观外交。中国只有通过“中国梦”的实践,呈现给人类一个能够为全球分享的、为人类共同进步服务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才能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网络和信息世界里不受制于它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才不会感到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具备凝聚国内民心、团结人民奋斗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具备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作用。一个国家如果被剥夺了独立的思想与文化,就会成为行尸走肉。” 特别重要的是,思想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因此文化大发展不能用文化产业化和文化产业的GDP 来衡量。如果文化发展用GDP来考量,文化产业化终将带来文化沙漠化——一个无思想、无灵魂、无原创、人云亦云、肤浅模仿他人的民族文化。文化大发展的目标是增强中国思想价值观的思想力、展示力、传播力、感染力、吸引力,特别是对外传播的渗透力。

中国目前在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往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中国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对外传播者和对外宣机构,并不清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更不知道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如何表达中国的核心价值。“美国梦”用六个字就能清楚表达:“自由、民主、人权”。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在6个字之内清晰、简洁、有力地表达出来?很多理论家认为不大可能。由于“中国梦”的内涵不能简练有力地表达出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将会在国内和国外两个观念市场上都严重缺乏传播力和竞争力。事实上,“中国梦”的内涵用4个字就可以表达出来,那就是“共同富裕“,其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以全体人民为本、为全体人民服务,不是为选票服务、不仅为给我投票的人服务,同样为那些投我反对票的人服务。

在中国对外文化的大传播中,要一方面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自信建设,争取在党内、在媒体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在基本价值观上形成认同和共识,用‘中国梦“和“共同富裕”核心价值观建设好国家品牌。国家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品牌力,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和对外政策就会事半功倍。比如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缅甸的外交政策胜利。

当前“中国梦“对外传播的一大困境,是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和传播者,没有一个清晰的外宣目标,不知道把文化渗透与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为国家的国内议程设置目标和为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智慧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外宣部门更多地关注所为“改善中国在西方媒体的国际形象”为考量目标。在没有议程目标的情况下,只关注在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建设,最终只会掉进别人为你设计的圈套,丧失了自己的目标,乱了阵脚,在关键问题上败下阵来。比如在涉藏问题上,如果以改善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唯有让达赖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page]

“中国梦“对外传播的另一个困境是,中国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往往只注重国与国之间的官方关系和官方互访,忽视人民对人民的思想文化渗透,这其中思想渗透应该是深入和广泛的,包括学术界、学术界、新闻界、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中国官员的确应该向美国某些官员学习。例如,骆家辉大使在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局和美国使馆的智囊帮助下,精心策划了经济舱里与民同乐和普通餐馆吃面条的媒体事件,为”美国梦“和美国的软实力在中国开疆拓土。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要看到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互转换的。有人认为,只要中国经济这个硬实力上去了,软实力自然就提升。但当前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尽管美国经历了多年的严重经济危机,经济一直衰退,硬实力严重受挫,靠中国借钱度日。但是,美国国务院巧妙地在中东、北非、缅甸利用其多年在这些地方渗透和积累的软实力,在外交战场上转换成硬实力,获得了一些实质性的外交收益。而中国长期以来,对外不敢开展文化思想渗透,导致中国在硬实力上的惨败,高达34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勒令停建。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长远战略是要获得一条通往中东与非洲的安全可靠的运输通道,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滇缅新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近十年来,为获得印度洋的港口,中国在缅甸建设了石油管道和公路。中国即将完成西南内陆省份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和能源畅通大道,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公司投资建设的长达2000公里的由重庆经昆明到缅甸的石油管道。这条新的中缅石油线将把来自中东以及非洲的原油经由印度洋港口直接输入中国的西南省份,避开了马六甲海峡、南海、东海等一些别国与中国存在领海和岛屿争端的地区。但是,“美国梦“在缅甸的外交和软实力上的胜利,导致滇缅新路的未来难以预料。

面临在价值观外交上的困境,中国的对外文化大传播要借助“中国梦“,开展公共外交、媒体外交和教育外交,用对人类有共享价值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议程对外开展全人群的文化渗透,特别是用“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这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品牌,在世界上推销中国。

[1] 新华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046.htm

[2] 新华社2012年7月25日电

[3] 习近平谈改革:冲破观念障碍 突破利益藩篱,新华社2012年12月11日电

[4] 中新网2012年12月13日电

[5] 习近平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讲话谈中国梦,新华社2013年3月17日电

[6] 习近平谈改革:冲破观念障碍 突破利益藩篱,新华社2012年12月11日电

[7] 习近平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讲话谈中国梦,新华社2013年3月17日电

[8]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华社2013年1月5日电

[9]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8/38/08/4_1.html,原文发表在《国际中国研究》

[10]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新华社2013年3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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