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有经济计划吗?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并设计了各有侧重的结合模式。这次讨论的焦点是计划之于资本主义是否是必要的?经济计划或经济规划在危机复苏和缓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矛盾方面可能有哪些作为?尽管经济计划还没有在美欧国家普遍实践,但促进实体经济、扶植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规划,无论在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发挥实质作用。

资本主义有经济计划吗?

马克思指出,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是以波动性、破坏性、滞后性和浪费性为代价维持着社会生产之间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产生了种种不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后果——经济危机和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异化和表象化、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等。马克思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出现的、作为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的经济计划,要以先进的工业和管理、高技术的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普遍的民主决策传统的存在为前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备大范围实施这种经济计划的社会条件。

二战后,在国家干预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整顿经济的过程中开始实施国家计划。

挪威在战后初期就实行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有短期(当年)、中期(四年)和长期(二三十年)之分。1947年公布第一个年度计划。中期计划每四年制订一次。第一个中期计划涉及的时期是1949~1952年。中期计划提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据以安排或指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私人和公共消费与投资。长期计划勾划了20~30年的发展方向,着重于一些重大问题,如经济增长率、工业化、都市化、环境保护等。长期计划规定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描述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等。1969年曾以预测199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的形式提出长期计划,其中特别重视运输、通讯、能源供应以及教育卫生等,提出指导性意见和选择性建议。

1945年,法国计划化创始人让·莫内提出战后第一个国家经济计划《关于现代化与装备计划》。自此以后,法国共制订九个国家经济计划,并把全国计划和局部计划,中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互相结合。第一个计划(1947~1953年)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重建煤炭、电力、钢铁、农机、交通运输等基础部门。第二个计划(1954~1957年)和第三个计划(l958~1961年)强调重点投资,注意发展石油、化肥和制造业,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产品竞争能力。第四个计划(1962~1966年)的指导思想是建立电子计算机、信息、空间、核能等新部门,使钢铁、化工、汽车等部门逐步自动化、大型化,农业转向机械化、电气化、专业化。第五个计划(1966~1970年)要求均衡稳定的发展。第六个计划(1971~1975年)提出在工业部门进一步发展尖端技术。第七个计划(1976~1980年)要求在国际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加强法国的经济活力,增加出口,减少能源原料的对外依赖。第八个计划(1981~1985年)战略目标是加强经济竞争,保证经济增长率,从而保证就业。第九个计划(1984~1988年)的宗旨是利用新技术、推进民主和社会主义,保证经济现代化。经济领域的五大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实现国际收支持续平衡;提高生产投资率;降低失业率。第一到第六个计划执行得相对地顺利,从第七个计划起,国内外经济动荡的环境使计划的实施困难得多。1974年德斯坦上台后,以新自由主义为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主张所谓的“灵活的计划化”,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国传统的计划管理。

英国自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工党执政时期,通过《经济概览》体现了简单的国家经济计划。1947年起政府连续几年发表一年一度的《经济概览》报告,对未来一年的经济进行预测,并就若干领域提出发展指标。60年代英国制订了在时间上有所交叉的《1961—1966年英国经济的增长》、《1964—1970年全国计划》。70年代以后政府虽仍对经济进行预测、并就重要领域提出发展目标,但不再以相对完整的经济计划的形式,最重要的原因是撒切尔政府以自由市场来代替政府干预,反对国有化和中央集权。

1946年杜鲁门签署《就业法案》,确定总统每年向国会提出全国生产和就业预算、经济成果预期、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与相关政策调整的报告,相应地在总统办公人员中增设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会成立了经济联合委员会。这实际上将美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指导制度化和常规化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持续的理论焦点“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迷思,似乎经济计划是一种落后的、被成熟经济体制所抛弃的经济手段,计划经济更是毋庸置疑的有罪推定。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讨论:事实上资本主义有没有实施经济计划?在怎样的条件下、以怎样的手段确保经济计划发挥理性调节国民经济的作用?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基础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主旨,通常被认为要求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同市场打交道。事实上,第五代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现今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更多地实行计划,特别是在投资领域,以及与这种计划的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安排——公共银行制度、联合股份公司制度、资本所有权的非集权社会化、中央国家企业,等等。

(一)既要市场也要计划

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对前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认为会造成生产无效率,需要一个对供求反映灵敏的市场机制来帮助计划者制定出合理的计划。然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强调,脱离计划的单一市场机制也是不可行的。虽然市场是进行合理经济配置和使用短缺资源、商品和服务的最有效的工具,但宏观经济(中央)计划则是促使市场调节适应福利优先的最有效的手段。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

加尔布雷斯(Galbraith)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较大的缺陷,使社会无法在人与人的平等方面协调,自由放任的市场早已不合时宜。管制、调节和计划是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要使公共目标受到社会重视,并使权力和收入均等化,就得寄希望于政府的国家计划、立法和经济政策,消除大公司的霸权,对其实施价格管制,使其在资源和技术上服从于公共目标,防止它们损害市场体系里中小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托马斯•韦斯科夫(Thomas Weisskopf)和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t)认识到在保证市场作为运作基础的同时,必须有国家和计划的介入,调节全社会的利润再分配;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由政府引导和控制社会经济投资。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国家应当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用计划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用计划来促进社会过程的运动,吸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先进技术。格鲁奇(Grutsch)认为不能依赖私人市场体制提供私人利润、满足社会需要,政府应当制定国民经济指导和计划,用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米勒(David Miller)和扬克(James Yunker)指出,在经济体系中,市场是不能也不会解决经济和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的,市场经济产生的不稳定现象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节。米勒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盲目崇拜和完全依靠市场,要明确分清哪些商品生产和服务适宜利用市场,哪些适宜利用公共机构,例如通过国家来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项。约翰•罗默(John Roemer)强调国家应该干预投资计划,理由有如下几点。首先,有些方面的投资,如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其产生的效益并不为投资者完全占有,因此无法引导各个企业向这些方面投入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的那么多资金。其次,有些公益事业,如高速公路、机场、水坝、铁路以及通讯系统等基础工程,其投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政府投资比由私人投资更有效。第三,企业所需的强制性的风险保险,没有国家的干预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国家干预投资计划“只是由于两个理由:在市场经济中,要求有效地配置投资的市场并不存在;以及,投资具有很多无法用市场很好管理的外部影响(更恰当地称为外在因素,它的一个消极例子是污染)”。

以埃斯特林(SaulEstrin)和戴维•温特 (David Winter)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推崇“指导性计划”作为对市场的重要补充,但也绝不是市场的替代物。他们认为市场在支持交换机制方面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要实现这一点,还必须要有指导性计划和其它的非市场机制作为补充和支持。“指导性计划”的任务是对某些信息失误和协调失误进行补救,具体来看,它的涵义和作用有:第一,指导性计划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交换信息的场所,通过这种方式减少了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第二,指导性计划能在资源配置方面允许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可以内化外溢效果。指导性计划决策充分考虑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利益,计划过程有相当程度的分权化。在国家一级,要把计划委员会和政府、大公司联结起来;在地方则和生产厂家、地方当局和社区挂钩。第三,指导性计划提供了一种分权的和富有民主潜力的计划观。它能改进市场的作用,而又没有威胁要取代它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它旨在提高经济效率,而非指导经济活动;它通过信息运作,其效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提供的有用的精确资料。从这样的指导性计划出发,国家的作用和功能就应当是:第一,国家通过这个“指导性计划”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去促进而不是限制经济的发展。第二,这个指导性计划必须体现民主,国家在企业决策和所有权方面支持更广泛的工人参与。

曼德尔(ErnestMandel)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发展中计划的比重不断增大,市场的作用逐渐减小。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中至少有80%与物价无关而独立地发挥作用,货币和价格虽仍被使用,但已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关系,这为不经过市场而进行计划生产和分配提供了条件。[13]格鲁奇(Grutsch)指出,国家计划工作正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和法国很好地建立起来;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近年来已转向国家计划工作,作为应付技术化社会中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手段;赞成经济和社会计划的巨大热情正在美国发展起来。

(二)资本主义如何运用计划

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对直接的命令式的经济计划,赞赏间接的调控式的经济计划的指导。大多数倡导者实际上都赞同国家和某种形式的经济计划(修正过的)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他们的批评指向那种集权的、指令性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间接的(指导性的)社会计划被认为在已知的所有类型的计划中,唯一地与市场和劳动自我管理相一致。在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家不能直接计划经济产出,但它通过确定生产参数间接地调控经济,从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以保证经济服从广泛的平等目的。

实施这种间接的、调控式指导的经济计划,诉诸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引入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机构。

在扬克的理论设计中,有三个重要机构:一是公共所有局,二是国家投资银行系统,三是国家企业家投资委员会。公共所有局在公有企业激励监督方面承担着主要任务,执行与资本主义企业董事会一样的功能。国家投资银行系统和企业家投资委员会是公共所有局的补充机构,但也承担着重要职能。一方面它们负责将政府的投资预算款项拨付给企业,另一方面,特别是企业家投资委员会,负责建立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区别于由一般经理人经营的企业,以保证经济创新机制发挥作用。

在罗默的理论设计中,政府对投资计划的干预不能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调整公共银行对不同工业部门的贷款利率去鼓励或阻止某些投资,即通过控制利率这种间接的手段来达到供求平衡,实现社会控制。具体就是,授权中央银行以对市场利率贴息和加息的方式贷款给企业,对特殊部门实行特殊的贴息借贷,这种做法与现今的资本主义银行的做法类似。政府将拥有干预经济、指导投资方式和规模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不是通过命令体制来实现,而是通过控制利率的途径来实现,不同的产业部门可以根据这种利率从国家银行借贷资金。

在戴维•施韦卡特的设计中,同样强调银行对计划指导的中介作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局限于对投资方向和投资构成的决策上;银行监督作为确保企业高效率经营的得力措施;银行成为国家和企业管理层之间建立起经济责任制的一个牢固的中间层;企业在银行牵头的情况下组成企业集团,由银行发放贷款并监督经营。

在埃斯特林和温特的设计中,强调一种专门关注计划的制定和确立的非集权化的,最好是民主的,协商和讨论过程”。指导性计划具有的非约束性和协商性质使其与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典型的行政集权计划迥然不同。

诺夫(AlecNove)设计了相对温和的计划目标,但其广泛性毫不逊色。在他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中央”将发挥“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首先,重大投资将是它的责任。第二,计划者要努力监督分散的投资。第三,在管理诸如电力、石油、铁路这类资源的主要活动中,中央将起直接的和主要的作用。第四,为自主的和自由的产业部门设定基本规范也是一项主要任务,在发展失衡的情况下保留干预的权力。中央要制定长期计划草案。此外,诺夫还设计了一种“中央国家企业”,由国家所有和管理。它可能包括那些至关重要的大型企业和公用事业,至少要对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管理。正如诺夫承认的那样,“国家的作用将会很大,它是所有者、计划者、社会经济优先权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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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实施计划刺激复苏:危机以后的理论讨论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和萧条,推进了西方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尤其是经济计划或经济规划在危机复苏和缓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矛盾方面可能有哪些作为的思考。

这一轮的危机引发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美欧资本主义政府危机救助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新的批评。

李民骐(Minqi Li)(2013)提出,21世纪世界历史条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行的历史系统,它已不再兼容人类文明的长期存在。同样地,在21世纪,经济零增长的要求不仅排除了资本主义,也排除了其他任何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可行的历史选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任何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无论最初生产资料是如何分配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动力,迫使所有经济主体争取更大规模的生产。事实上,即使市场竞争不会导致越来越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基于市场竞争的消极的社会效益会是贫富不均、失业、无情的个人主义、社会异化和环境退化。

戴维·施韦卡特(DavidSchweikart)(2012)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重新归纳为七大问题。第一,惊人的贫富差距。比如,美国目前1%的人口占有25%的国民收入、40%的国民财富,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第二,持续增长的失业。失业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并非暂时性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其数量远超过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外包给那些低工资的国家。工人间竞争的结果导致工作报酬减少,而这个进程在目前看来远未结束。第三,在职人员劳动的强化。外星人一定惊讶于我们社会中的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人想工作却找不到岗位,而那些有岗位的人则被迫更辛苦地、更长时间地工作。是失业催生了过度的劳动。越高的失业率给拥有岗位的人带来越强烈的紧张。无论付出多大的心理、生理以及家庭幸福的代价,他们都必须更辛苦地工作。第四,与财富的空前增长相伴随的贫穷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曾经坚信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有能力最终消灭贫穷。很明显美国拥有足够的资源,然而时至今日,贫穷并没有被消灭,甚至没有人假装相信它可能被消灭。实际上,贫穷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美国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日益蔓延。第五,经济的不稳定,集中表现为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联的泡沫和衰退。是那些购买了许多奇异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银行导致了经济几近崩溃,然而却是成千上亿的公共资金被投入进去以解救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会损害实体经济中的人员和物质资源,但“经济危机"并不是由这些因素导致的。那些神秘的金融市场拥有这样的权力,即为了满足它们的欲望而必须不计任何代价,为了让它们欢娱而视任何形式的紧缩政策为理所当然。它们本不该拥有这样的特权,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它们则实实在在地拥有。第六,民主的退化。当经济力量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时,这些人必然会想尽办法去操纵政治力量,由此民主就成了政治体制的表面形式。在当今美国,选举耗资如此高昂,游说如此普遍并消耗了大量钱财。因此,政治家们服务于那些为他们提供捐款、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富人们,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成功的政治家及背后的金融支持者们反对体制改革,因为这个体制正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第七,自然环境的恶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只有疯子或经济学家才会相信指数级增长可以永久保持。普通大众和学术研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资源是有限的,持续的消费并没有让人类更加快乐。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人类将不得不在经济衰退和生态灾难之间抉择。

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2010)接受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观点,认为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双重运动同时存在: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市场扩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场中商品的数量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比例增长;另一种是反向的社会(劳工)自我保护运动,以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侵害。前一种运动的主角是资产阶级,后一种运动的主角是劳工阶级。今天的危机是由向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主权投降而带来的。他批评现有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减税的形式太多,而以投资基础设施和新的生产的形式太少。银行业靠纳税人的钱得到解救,但仅靠只有一个巴掌大小的手腕维系监管。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没有显示出加紧投资实体经济以保证强劲复苏的迹象,因此,进一步的干预将是必要的,以避免经济的持续恶化。

西方学者呼吁,在这危急关头,挽救资本主义需要激烈的国家干预,主要是交通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国家投资计划的形式;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投资计划的实施机构进行某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泰晤士报》评论员卡莱斯基(AnatoleKaletsky)(2010)指出,这场危机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体制转型。全球资本主义虽然未被2008~2009年的这种濒死体验所毁灭,但却被永久地改变了。在这场危机中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新特征,表现在既要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也不能放弃微观的管理;既要建立强健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又要实施切实可行的福利政策。资本主义4.0的主要标志是: 市场经济若没有称职的政府就无法正常运作;反过来,各国政府和央行也必须主动地管理经济周期——诸如确定能源价格、管理货币以及创设正确的环境激励机制等方面,而不是仅仅紧盯通货膨胀,后者是近数十年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体制在重新划分国家与私企的界限上,在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上,在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合理的力量比例上,在更复杂地组合私人及公共资金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未来的新环境要求资本主义必须有收有放,即分别实施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双重功效。

李民骐(2013)不再借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概念,而是更激进地主张带有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规划。只有利用公有制和经济计划,社会活动才能直接控制剩余产品的使用并确保剩余产品不是用于经济增长而是其它目的,如公共消费、减少劳动时间或其它有助于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用途。只有公有制和社会规划才能承受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社会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转换的强度。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针对某些特殊的社会目的和促进某些类型的技术创新,经济计划可以特别有效地动员资源,有明确的社会优先。

布莱克本(2010)建议把社会主义的相关性问题作为实际的政策问题来处理,把重点放在确保就业、福利和社会供给等。他的设计有两个核心机构,一是公共事业财政体制,他赞同海尔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早期的观点,认为无论欧盟和美国都需要新的机构用于引导和管理公共投资,一个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美国重建金融公司,结合“公共事业财政体制”的确定性行动。能够制造巨大的生产性投资。足够规模的方案涉及清洁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卫生保健设施方面的主要投资。这些步骤使得健全的市场有许多商品可以自由使用。二是支持大银行的公有制,缔造低成本金融服务机构,没有营销费用和利润来哄抬商业金融的成本。他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骇人的成本和最终的崩溃使这个实验的任何重复的可能性极小且不可取。中国找到了另一条路径,国有银行远远超过了规划部门的重要性。

布莱克本认为他提出的方案是危机后的重建计划,也是经济民主的分期实施计划。它涉及到大量的公共所有权。社会主义者必须运用所有权以及监管来指导一个负责任的积累路径。他青睐较长时期的计划,甚至不是通常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青睐的五年期。负责任的全球治理需要严格的资源规划。这里的关键工具可能被证明是真正负责任的公共资金的网络,而后者是对金融交易和杠杆征收税款的结果。社会主义的目的应该是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驯服和“社会主义化”市场力量,但不是市场的彻底抑制。

戴维·施韦卡特(DavidSchweikart)(2012)也将经济民主推崇为一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折中的经济模式,既保留了资本主义的优势,同时也消除或至少减轻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在经济民主的模式下,投资由社会控制。因为投资决定事关社会的未来,所以不能仅仅听从于市场力量,而必须由社会有意识地控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承续其一贯的对公共银行的推崇,为避免被“投资者阶级”绑架,施韦卡特设计一个全国性投资基金,以税收方式筹措(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最好的税收是资本资产税,它实际上是民主企业使用了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后支付给国家的一种租金),并交由一个全国、区域和地方的银行网络重新投资于经济。除了贷款给市场部门的决定必须考虑潜在的赢利之外,其他投资必须坚持民主决定原则。这样,实行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保留了长远规划的基本特征。

鲍尔(Johannes M. Bauer)(2009)倡导运用基础设施产业的条例以支持必要的大规模投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也能够影响投资选择,但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倾向于创造短期的经济刺激。为了恢复经济衰退而刺激交通设施发展,以及其它重大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计划是必要的。这是肇始于的19世纪政府干预的原因之一。同样,随着世界范围的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设计管理下一代网络的法律框架,也有必要对投资决定的水平和结构做出及时的、深度的研究分析。

帕帕季米特里乌(DimitriB.Papadimitriou)(2013)主张回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公共部门投资政策。他估计,如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3年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预测成为事实,公共部门赤字会从目前的水平下降,美国的经济增长将达不到2013~2016年降低失业率至低于5%的目标。私营部门的净储蓄从2008年秋的高峰逐渐减少,如果这个变量恰好按照历史标准运行,疲弱的私人部门需求将施压经济复苏。公共部门每年对基础设施的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个百分点的投资刺激,将有助于解决私人支出的持续下降,确保2016年失业率降低到一个能够接受的水平。以相同的幅度和持续时间,针对出口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投资的公共财政刺激,将阻止制造业的长期衰退并使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回到过去显著有竞争力的地位,提高出口价格、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增加净出口,降低失业率。

梅森(Colin M.Mason)(2009)把解决小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困难作为欧洲国家干预政策的一个焦点。一般的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企业,是创新、创造就业和生产力的一个关键来源。然而,资金缺口的持续的市场失灵抑制了小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这些资金缺口对寻求外部资金的初创企业是巨大的。欧盟及其成员国最初的干预集中在提高贷款资金的可获得性。刺激和支持非正式的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干预是相对晚近的,20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在英国涌现,后半期在西欧其他国家涌现,而东欧国家的这类干预还在萌芽期。刺激非正式风险投资市场的典型方法是税收激励。在这样的计划下,企业能够获得特定商业投资的税收减免。最新的干预方式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联合投资计划。这样可以消除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并且最大程度地降低计划的运行成本,极大地增加了风险投资市场上的投资活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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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机救助及经济恢复期的中长期经济计划:美欧的实践

2008年以来的危机及萧条的事实面前,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欧盟各国,制定促进实体经济、扶植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规划,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复苏手段。甚至在地区层面,也有小规模的产业规划和经济社会修复计划。

(一)美国的产业规划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以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支撑美国未来增长的实体经济。

政府规划并引导产业方向的选择。政府投资对未来技术创新与先进制造业等有外部效应的基础性产业领域。

2008年美国公布新的“综合性能源计划”,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支持清洁汽车技术研发推广;《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规定投入约500亿美元提高能效和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24亿美元资助美国制造商生产下一代插电式电动汽车和先进电池零部件。

2009年美国能源部推出总额32亿美元的“节能和环保专项拨款计划”,由联邦政府资助各州、市、县、托管地和原住民区等实施节能和环保计划。其中27亿美元是通过“固定拨款”直接拨付给有关单位,其余部分则通过竞标方式授予中标单位。“固定拨款”的对象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约19亿美元直接分配给县市政府;二是约7.7亿美元分配给州政府、托管地和哥伦比亚特区;三是约5400万美元分配给印地安人原住民居住地。资金使用范围包括“节能改造”经费,如交通运输节能和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经费等。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新能源开发,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对电网改造投入110亿美元;先进电池技术投入20亿美元;住房的季节适应性改造投入50亿美元;到2015年新增100万辆油电混合动力车,3亿美元支持各州县采购混合动力车;保证美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到2012年占美国发电总量的10%,到2025年占25%。政府还启动一项每年针对100万个低收入家庭的能源增效计划,对居民住房增加绝缘材料,以增强这些住房越冬御寒的性能。对改造低效建筑、购买高效家电的家庭提供奖励,以刺激节能产业的发展。

2011年,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农业部和商务部等先期投入3亿美元,与产业界合作投资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相关的创新技术,投资领域包括小型大功率电池、先进材料、金属加工、生物制造和替代能源等。设立200万美元的就业和创新促进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投入1亿多美元启动“材料基因组”计划,以先进材料制造催生产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群。

与传统命令式的经济计划手段很不一样,美国的经济计划高度仰赖法律和经济杠杆,注重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的联合与撬动。

1.立法振兴制造业。美国先后出台《2009年复兴与再投资法》、《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和《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形成振兴制造业的法律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是美国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大规模投资清洁能源、道路交通,改善宽带服务等,总投资达 170 亿美元,在税收、贸易、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各项政策方面均设置目标。

2.利率和税率手段。2009年奥巴马宣布一项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新计划,政府向小型银行和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支持,进而改善小企业获得信贷的情况。计划还将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剩余资金用于扶持小企业,旨在遏制失业率高企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良后果;还准备要求国会修正TARP,放宽小企业贷款机构的薪资限制及其它限制。美国政府取消跨国公司业务转移海外的税收优惠,加大对其将海外业务回归国内的优惠。

3.政府直接投资,以及注重联合社会资本。

《2009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2010财年联邦部门研发拨款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为代表的基础研究主体的研发拨款朝着十年内翻番的目标稳步前进。

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新兴产业,除政府投入巨资外,还借助税收补贴等手段,利用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如设立民用空间项目计划,组建公私合营企业探索清洁煤技术的商业化模式,鼓励私人投资进入宽带服务领域等。

2011年,奥巴马推出“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该计划由道氏化学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领导实施,而非政府部门直接负责实施,主要致力于四方面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缩短先进材料从开发到推广应用的时间,投资新一代机器人,开发创新型的节能制造工艺。这是美国官产学研协同作战振兴制造业的一项重大举措。

奥巴马政府在俄亥俄州的洋斯顿市废弃仓库里,创建了美国第一座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科研机构,专攻3D打印技术。2013年奥巴马国情咨文不仅宣布美国当年再建造3座同类型的研发基地,且要求国会和白宫一道,努力在全美建造拥有15座研发基地的研发网络,以“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会在美国爆发”。

除了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外,美国的部分州还制定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例如明尼苏达州制定中西部倡议West Central Initiative(WCI)和综合经济发展战略Comprehensive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CEDS)。WCI被指定为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计划。它的设计是为了连结私人和公共部门以创造一个经济路线图,从而多样化和加强美国的地区经济。每年拨款110~150万美元,提供经济发展贷款约200万美元。该计划每年检讨及更新,以反映新的数据、趋势。CEDS则旨在确立经济发展相关目标,确定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合作伙伴,建立重点优先领域,并分析区域和县级人口和经济趋势。该计划结合了新的人口普查和美国社区调查数据,以及从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数据,还有美国农业部和明尼苏达农业部门的数据。这个规划涉及该地区的九个县,并且标识该地区社区的具体项目,有助于该地区经济的整体改善。CEDS和涵盖同一个五年期间(2011~2016年)的WCI战略计划配套实施。

(二)德国的产业规划

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下属德国电工委员会编纂全球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2012年10月德国政府提出《未来项目“工业4.0”落实建议》,德国经济部为此设立专项资金。

有着悠久的社会市场经济传统的德国,较之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它的产业规划的实施更多地强调组织化的指令性推进。

1.设立专职推进工作组。(1)专职处理标准化和参考体系结构的工作组,主要职责是形成对“工业4.0”的目标、利益、潜力、风险、实施策略与内容的理解共识,形成联合行动参与方之间的互相信任;梳理调整相关专业术语,形成“工业4.0术语汇编”;绘制自下而上、由细节到整体的标准化委员会地图和既有成果地图;制订兼顾成本收益和时限、自上而下的工作路线图;开发由不同公司共建的“工业4.0示范社区”。(2)复杂系统操控建模工作组,主要职责是典型性调查、最佳实践案例分享;为工具使用者、制造商以及培训人员搭建公共平台;制订适宜的行动方针和建议;在建模和系统工程领域开展培训和再教育活动。(3)专职处理资源生产力和效率问题的工作组,其主要职责是示范生产中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做法;计算和预估通过实体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部署并投入智慧工厂的额外资源以及资源节约潜力;重视各类资源效率相关的指标和KPI(关键绩效指标)等。这些工作组均依托德国三大工业协会——德国信息技术、通讯和新媒体协会(BITKOM),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以及德国电子电气制造商协会(ZVEI)共同建立。

2.实施安全性支撑行动。为进一步强化德国信息产业安全,重点采取以下举措:(1)加快“工业3.0”向“工业4.0”过渡。逐步提高既有“工业3.0”设施的安全性,为“工业4.0”打下基础,包括评估现有设施的状态,建立标准化的过程模型,迅速、廉价、务实地落实个性化安全解决方案等。(2)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重点打击盗版产品,尤其关注从技术层面、企业和竞争法层面寻找解决方案。(3)构建数据保护“社区”,依托社区生活、交流的功能,探索相关数据保护的新途径,并将其纳入《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十大未来项目方向。

3.构建工业4.0的法律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责任问题、版权问题、产品剽窃、IP地址的保护、与垄断相关的法律问题和数据保护等。其目的在于确定首要的行动领域,概述可能的行动举措,明确法律培训方面的行动需求。《未来项目“工业4.0”落实建议》指出,在构建法律框架上,需要法律、技术和政策三方形成合力,对参与各方的责任和义务进行界定。同时,该法律框架将注重数据的安全性和书面证据的提供,对数据处理外包活动进行立法,对贸易限制问题特别是加密产品进行谈判,技术人员和法律从业人员形成合作伙伴关系。

(三)欧盟的产业规划

201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一个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增长和经济复苏》的工业政策沟通版报告(简称“新工业政策)。在产业方向的选择上,欧盟委员会优先发展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技术、关键使能技术(Key Enabling Technologies)、生物基础产品(Bio-basedproduct)、可持续产业政策与建筑原材料、清洁车辆和智能电网等六大技术和产业。

由法德主导的欧盟委员会,同样依赖专门工作组和实施路线图作为计划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也强调银行和财政资金、优惠和补贴政策等经济手段的间接指导。

1.2012年底欧盟建立与上述六大优先发展技术和产业相关的专门工作组,以制定实施路线图。为了保证投入,颁发针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简化的、可预测的和稳定的内部市场监管框架,在欧盟内部协调安排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投资,确保新技术及时地向商业化推广应用;完善智能电网和能源存储投资等主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及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部署,等等。

2.为新型工业革命提供公共资金支持。《2014~2020跨年度财务框架》简化财政手续并加强其有效性,以支持企业创新活动。“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和“企业与中小企业竞争力计划(COSME)”联合促进新技术从研发阶段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风险共担的融资机制有助于降低高增长潜力企业的风险。欧盟凝聚政策(Cohesion Policy)提供了一个满足中小企业需求的综合办法,涵盖了企业的创立和发展的所有阶段,凝聚政策的资金优先用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欧洲投资银行将提供600亿欧元的中长期额外贷款,其中约有100~150亿欧元用于中小型企业的创新,约150~200亿欧元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除财政支持外,还提供包括职业培训和创业咨询等网络支持服务,其目的是给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理念,更快地适应本地和全球市场。2011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旨在改善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行动计划,措施之一是为欧洲的风险投资基金和一个新的欧洲社会企业基金建立单一市场。

3.为工业革命提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将有可能创造数以千计的新企业和百万新的就业机会。智能电网将可再生能源融入电力系统,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并满足电动汽车等新型电力用户的服务要求。“第三次能源自由化举措”要求到2020年至少80%的欧洲家庭安装智能计量系统,这是欧盟智能电网部署的第一步。欧盟预计到2020年,在智能电网建设上投入600亿欧元,到2035年投资额将上升到4800亿欧元。

欧盟成员国也在本国范围内利用中期经济计划修复破碎的经济部门,比如爱尔兰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该战略被描述为一个综合的,发挥整个政府作用的战略,涉及所有利益相关部门的协商。

四、结尾语

在发展失衡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保留干预的权力,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是制定长期计划草案。危机救助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和新的生产。2008年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被认为没有显示出加紧投资实体经济以保证强劲复苏的迹象。国家被认为应当采取干预。国家负责“对投资形式和投资程度进行计划”,运用包括税收、补贴、贷款保证、调整银行对不同工业部门的贷款利率,以及风险投资、公共和私人资金的联合投资计划等一系列配套工具去鼓励或阻止某些投资。更加激进的建议也包括依托公共事业财政体制、信托基金持有的公有股份和公共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于特殊的部门。投资决定事关社会的未来,所以不能仅仅听从于市场力量,而必须由社会有意识地控制。以长远规划的形式,由国家指导一个负责任的积累路径,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驯服和“社会主义化”市场力量,但不是市场的彻底抑制。

刺激这一轮的经济复苏,以及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降临,美国、德国和欧盟制定促进实体经济、扶植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规划。但这种计划不是通过指令系统,而是国家选择投资方向和投资构成,利用经济杠杆引导计划实施。

投资方向的选择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投资基础设施和科研、教育,其中特别提到能源基础设施和职业培训;投资支撑未来增长的实体经济,重振基础性产业领域制造业。包括信息、通信、材料、清洁能源、环境、气候、生物制造与医疗产业。其中,制造业投资的两个重点:一是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二是支持中小企业。

保障计划实施的主要手段有:将振兴制造业提高到国家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框架;指定专业协会和委员会规划生产要素、技术和产业互联集成的技术标准和规格,设立专职推进工作组,制定技术和产业的实施路线图;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均高度重视产业扶持;直接的财政投资,拨款给制造商、地方政府和制定类型居民家庭;设立公共投资基金;运用利率杠杆。支持小型银行和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贷款以支持小企业贷款;运用税收杠杆,对扶持类型企业实施减税,对限制类型企业取消税收优惠;利用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前沿科技的商业化模式;根据政府部门授意,由行业寡头和高等院校共同领导实施,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政府建设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基地。

标榜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府祭出经济计划手段,是生产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机器负有在全社会范围内指导经济资源配置、以实现有效生产的责任。生产的技术条件业已进化到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配置资源并根据全球需要生产,生产的社会组织条件却变本加厉地整合到更少数量的跨国垄断企业。生产端无限的地域扩展和财产占有端无限的规模集中,使得马克思19世纪总结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的矛盾,21世纪愈加尖锐化。本轮危机即是本轮危机即是裹挟在20世纪战后以降的全球化里面的这种矛盾持续累积的总爆发。社会化生产的最高形式全球生产,呼唤社会理性的最高形式经济计划的指导。以国家战略层面的中长期产业规划作为推动复苏的手段,即是美、德、欧盟听到产业心声以后的因应。经济计划,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就苏联迅速由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一跃为欧洲工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工业国。依托全球调配资源、组织生产、实现消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这项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只会更惊人。

“计划经济”在中国被某些媒体经济学家贴了“无耻”的标签,就连“经济计划”在中国都被污名为“文革余孽”斯蒂格利茨撰文告诫,“要按照我们做的去做,而不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事实面前,那种把经济计划贴上社会主义落后意识形态标签的言论,究竟是科学理论,还是西方及其掮客确保中国兴起被中断的意识形态武器呢?有着悠久的经济计划实践史的中国,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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