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马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为资本谋利的经济学,不是发财致富的科学。

  人类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类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需要凸显的时期。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实践的需要未能转化为理论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诞生到今天,人类走了过多的弯路。在一个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的时代,单凭感觉是不能把握真理的。理论思维必须超越感觉的局限性,把现象层面的常识上升为本质层面的科学。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开始,就大胆地摆脱理论思维,凭感觉提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时了。在他看来,马克思属于“古典”时代,那时候“语言学与物质生产中的价值机制有完整的对应关系”,价值的结构维度和参照维度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参照价值为了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1]3-4。鲍德里亚大声宣布:“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乡情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1]6

  鲍德里亚错了。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把他的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当然知道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同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甚了了,误以为马克思缺乏对“消费社会”的把握,因而陷入了“生产范式”。这错得太离谱了。不要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早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阶段,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异化的需要”和“病态的欲望”,对于异化、物化和幻化的现象作了旗帜鲜明的理论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关系出发,解剖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市场基础。鲍德里亚完全不理解这一切,难怪他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混为一谈。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结论部分,鲍德里亚明明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批判性的”,却又顽固地认定“这些分析却没批判自己领域内的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们以此名义输出自己的概念,并使自己帝国主义化”。鲍德里亚错了,完全错了。这种指责用在弗洛伊德身上恰如其分,用在马克思身上却只表明了他对马克思的曲解、至少是误解。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方式”这一“初级过程”变成“不可还原的规定性模式”[1]321,相反,他明确地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的制约称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因而也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原则[2]591-592,认为“人类社会”必将超越这一原则。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回光返照。他所说的与象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死亡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死亡。如火凤凰涅槃一般,从它的灰烬中将产生出崭新的“人类社会”: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确实没有看到20世纪以后的新现象,但他早年通过哲学批判,后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通过对过剩经济的分析预测到了这一切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握资本本质的自我否定,并用本质的自我否定说明新现象的产生机制,而不是为新的现象所迷惑,导致本质、现象不分,更不是让新的现象遮蔽旧本质的自我否定。只有通过对资本本质之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当前人类所面对的难题。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剩经济的分析

  鲍德里亚对“生产”的理解仍然过于狭隘。虽然他意识到,生产不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且是资本的生产、阶级关系的生产,就此而言要超过许多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鲍德里亚对“生产之镜”的批判表明,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不限于现存制度自身的再生产,而且包括现存制度自身的否定方面的生产,包括“社会”本身的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592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具有内在的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通过生产方式内部的两个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辩证法表现出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这段话,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达自己限度后的结果:“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37

  这段经典论述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视为由“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建构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单纯从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的,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消费不足”还是“生产过剩”的争论,恰恰都只是从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角度着眼的。第二,当时所发生的商业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危机,因此,只有消除这种所有制关系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才能根除危机,否则,危机就只能以不断扩展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第三,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的瘟疫”,因此同历史上由生活资料或个人消费品不足所导致的“短缺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不可能采取传统的“扩大生产”的方法来克服危机。

  从这三层意思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生产过剩,表面上看是产品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过剩,实质上却是生产力相对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说的过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扬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以及作为两者基础的所有制关系。

  那么,这种要求由谁去完成呢?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38在共产党人领导之下,无产者将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从自发的阶级上升到自为的阶级,并把自身的内在要求对象化,创造出一个建立在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的新型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对过剩经济的本质和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由它的阶级地位即“过剩劳动”决定的:“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3]这样一来,机器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职能的正常前提的剥夺;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值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73-774

  因此,过剩经济经历了从产品过剩到资本过剩、再到劳动力过剩的过程。但是劳动力的过剩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结论就是这样得来的。然而,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死刑判决书并没有得到执行。相反,资本主义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似乎过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全世界还只有英国达到“过剩经济”阶段。当时的过剩还只是过剩经济的早期形式,当时的经济危机也只相当于后来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发现,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预期不符,因此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理想模型的,因此当经济危机越出英国,表现出新的特点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暂缓《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从而推迟了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推迟与资本主义死刑判决的缓期执行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原来的总的研究计划。《资本论》只是总的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即对“资本”进行研究的部分。根据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除了对“资本”的研究外,马克思还将研究“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又是以英国作为理想模型的。这是因为,当时只有英国达到了过剩经济的水平。然而,英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工业化完成以后,过剩经济迫使英国进入了对落后国家进行商品倾销的阶段,以解决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所带来的问题。资产阶级把这种倾销美其名曰“自由贸易”。实际上,这种贸易自由恰恰构成对落后国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比如,对鸦片战争就应当放到这一总的世界历史背景当中来理解)。剥削的结果,是使英国上升为全世界的统治民族,甚至连它的工人阶级也资产阶级化了,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不仅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而且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德国重复英国之路的时候,罗莎·卢森堡试图超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置于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进行研究。她的《资本积累论》相当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后三册计划,即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研究。在她之后,巴兰、弗兰克、沃勒斯坦、伊曼纽尔、阿明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相继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角度,拓展了马克思的研究计划,建立了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这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了呼应。根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总结说:20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空间界限尚未达到。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制造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民族对立,离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资本主义下达的死刑判决书没有得到执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由两个方面造成:一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被限制在改良主义范围内;二是资产阶级改革派创造了“宏观经济”,缓和了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就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经济过剩的危机。但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看到结构性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生产能力过剩了;由于劳动人民的刚性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只是表现为由缺乏购买力导致的无效需求,因此也称为相对过剩。相对过剩之所以是结构性过剩,就是由于需求的满足状况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结构性分布的,它表现为:有钱人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对于那些最有钱的人来说,甚至各种畸形的、病态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劳动人民却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而大众消费却是远比奢侈品消费大得多的利润来源。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是一个趋势,没有完全实现,他们不可能看到另一种过剩经济形态:总量过剩。总量过剩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刚性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因而社会总供给相对于总需求来说是过剩了,因此总量过剩也称为绝对过剩或弹性过剩。因为这时的过剩经济只是相对于刚性需求来说,才表现为绝对过剩,但相对于更高的弹性需求来说,还有一定的生产和供给空间。然而,需求的弹性导致的必然是利润的不确定性,因此除非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形成新的产业,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否则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将使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一旦平均利润率降低为零,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就崩溃了。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基本上属于前者,即相对过剩的危机或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后来在其他国家反复出现。能够克服这些危机、解决相对过剩问题的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无法克服的国家,就堕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大致说来,先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等,陆续克服危机,进入了所谓丰裕社会,也就是绝对过剩时代或总量过剩时代;而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原殖民地各国,由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之后“撤掉了梯子”,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解决相对过剩并不需要改变生产方式,只需要改变分配方式就够了:在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在欧洲通过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建立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就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死刑判决之所以被缓期执行,就是由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这样的幸运。按照“依附论者”的分析,一开始,发展中国家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附属地位,因此无法发挥自身的发展主体性,尤其是自身的资产阶级不能得到独立的发展;在民族独立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但发达国家并不输出自己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而是逼迫发展中国家实行发达国家自己早已放弃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其结果就是相对过剩危机和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要跳出这一陷阱,最佳选择是走向共产主义;最低限度,则是必须实行美国或欧洲的“社会主义”政策,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而美国和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恰恰以反对“共产主义”之名,不允许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调控走大众消费之路。因此,由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被注定了的命运。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死刑判断书并没有撤销。发达国家虽然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它陷入了“高平衡陷阱”。“高平衡陷阱”原意指由于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从而使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我用这个概念来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绝对过剩或总量过剩后,其弹性需求被完全开发后的状态。从对象方面看,这种状态演化为虚拟经济;从主体方面看,这种状态导致欲望的幻化。它表明,过剩经济已经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

  四、普遍过剩时代呼唤理论创新

  作为对新时期的天才描绘,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可谓惊人地准确。遗憾的是,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凭感觉不可能把握人与世界互动的本质。作为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没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把握现代社会。同马克思相比,他的政治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一种伪政治经济学,是以政治经济学面目出现的感觉主义哲学。对这种情况,法国调节学派的利比兹说得很对。他指出,从感觉的角度看,人们必然认为地心说比日心说正确,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恰恰是根据地心说来安排自己生活的。从来没有人感觉到“地球在动”,更不要说地球围绕太阳在转动了。

  就此而言,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实现的“哥白尼革命”不被人理解,是正常的。像鲍德里亚那样不断发现地心说的“新证据”,也是正常的。真正的时代变革要到人们从空中俯瞰地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

  现在的世界和中国恰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

  从过剩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危机基本上属于绝对过剩的危机。它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政策的必然结果。调节学派研究了福特主义调节方式向后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转变,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在我看来,发达资本主义试图克服绝对过剩的危机,主要对策有两条:一是放开金融监管,通过金融自由化的手段,创造出一个虚拟经济市场,吸纳过量发行的货币;二是制定产业政策,通过技术垄断和信息封锁,实现本国产业的结构升级。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战争很少通过军事方式,而更多地采取了金融战争和信息战争的方式。

  让我们从福利政策方面分析一下这一过程。

  实行福利政策必须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迄今为止大致有三种方式筹集资金:一是多印纸币,其结果是导致通货膨胀,进而重新形成结构性过剩局面;二是对富人征税,在此基础上对穷人实行转移支付,其结果是导致资本外逃,促进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三是借债,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的“乘数效应”,实现付本还息之后的纯收益,作为实行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除了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特定范围内采取第二种选择外,欧洲主要采取第三种选择,美国主要采取第一种选择。实际上,第一种选择也只有美国能够承受,因为它能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掠夺全世界的财产,并且通过金融市场把泡沫吸收到虚拟经济中。然而,短视的美国资产阶级没有看到,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透支美国的信用,还会导致新型的金融危机。因为虚拟经济必须有相应的实体经济为后盾,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空心化了。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最新的例子。

  目前,资本主义社会苟延残喘的唯一希望是通过科技进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但前提是,资产阶级必须同时创造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由于这是刚性需求满足之后的弹性需求,而且是只有通过货币手段才能满足的弹性需求,因此资产阶级只有一方面通过广告等手段,不断刺激、制造出对新产品的热望,另一方面引诱消费者通过延长本可以缩短的劳动时间来获得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人变成了消费机器,一个不断膨胀的欲望黑洞;而大自然母亲则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一个不仅被榨尽乳汁、而且被榨干每一滴血的骷髅。这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的缘起。

  只要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要解决这一切问题,只有抛弃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采取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站到共产主义或“人类社会”的立场上对此进行研究。科里、罗尔、莱德勒、达雷尔、波洛克等人都注意到凯恩斯理论与马克思理论的相通之处,特别是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消费不足理论以及国民经济各部类关系理论上的相通之处。斯特雷奇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沟通”还影响到了凯恩斯主义左派,形成了以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沟通”的努力甚至影响到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克,他在马克思和斯拉法之间建立的“某种桥梁”可以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的最高成果。

  问题是:凯恩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完善,马克思则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否定向人类社会的过渡。对这一根本立场的对立怎么可能进行“沟通”呢?

  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中国试图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化的改良式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遗憾的是,中国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跟上实践的步伐。大多数理论家们满足于为政治家的政策做注脚,而不是大胆地超越政治家们的天才直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服务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至于中国的政策主张虽然基本正确,但其理论支撑却相当薄弱。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早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邓小平就期待着建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5],但到现在,接近3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有的人甚至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这表明,人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作为后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状态,而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是以实践标准的讨论为开端的。但是,不仅政治经济学批判,甚至连哲学研究,最近几年都进入一个瓶颈时期。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没有变”,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从总体情况看,这样表述是有道理的,但从具体状况看,对这一表述的内容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短缺经济时代的表述。还原到它的最初语境,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最初在党的八大上被表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主要矛盾的双方,虽然从八大到十八大,一方都是“经济文化需要”或“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都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但在需要内部,又表现出“经济需要”或“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21世纪,中国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使这一矛盾的主体方面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应该认清这一重大变化。

  过剩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物质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因为相对于需要来说,财富出现了过剩;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拉动内需以及限制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说有些人的有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如由于全民医保体系和社保体系尚未建立,有些人医保的需要和社保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这是结构性矛盾,不是由于社会生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矛盾。在物质需要能够满足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在提出“物质文化需要”的时代,中国还是短缺经济,温饱尚未实现,因此当时提出的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首先需要抓的是物质文明,这就是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已经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时代,“文化需要”已经不再仅限于精神需要,而是包含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需要[6]。相应地,从个人来说,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已经不能再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它只能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依附性发展,同共产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目标是相悖的。

  因此,无论是当前的中国还是当前的世界,都面临“过剩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沟通”的是经济学上的需求理论和哲学上的需要理论。这表明,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哲学,都需要理论创新。

  五、经济学创新、哲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过剩经济问题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从生产方式的变革看,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因此它既有经济的一面,也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一面。马克思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解决当今时代的问题恰恰需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引导。但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和平建设年代首先需要的是价值观革命,其次才是世界观和人生观革命。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区别:社会主义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何这样做,却没有阐明。这固然由于理论家们缺乏创新能力,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没有完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莱博维奇研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发现这一计划中的“雇佣劳动”部分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超越《资本论》的逻辑线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经济学,即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支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满足需要的经济学。[7]所有的人都只关注前者,而莱博维奇试图对后者进行探索。毫无疑问,莱博维奇是正确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为资本谋利的经济学,不是发财致富的科学。遗憾的是,国内外虽然有一些学者做了努力,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始终没能建构起来。这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始终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缺乏理论指导:在研究西方经济现象时,马克思主义学者满足于运用《资本论》的结论,批判西方经济学,而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时,又往往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的主要课题是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但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状况的改变,单纯的批判和借鉴已经远远不够了。最近,习近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应当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目的。这向我们提出了以“需要经济学”取代“偏好经济学”的任务。

  人们常常混淆“需要”和“想要”(经济学上称为“偏好”)。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是客观的,“想要”(偏好)是主观的。比如,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岛素,尽管病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相反,他(她)想要的可能是糖这种对他(她)的健康有害的东西。再如,吸毒者需要的是戒毒,他(她)想要的却是毒品[8]。这说明:需要是客观的,即使人们未必能意识到它,它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而“想要”或偏好却是主观的,有时是病态的、必须革除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根据“需要”来矫正“想要”,而不是相反。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人们的“想要”或“偏好”。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是偏好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基础的效用价值论本身就是主观价值论。所谓“效用”,实际上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或想要的程度。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实际上都是主观价值论。只不过,微观经济学没有意识到:它所假定的效用满足,是以主体具备相应的购买力为前提的。因此,它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效用的满足混同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效用的满足。实际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不是围绕普通人的效用,而是围绕资本的效用,即满足获得利润需要的商品、货币或劳务的效用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假定每个人都以发财致富、满足自己的“偏好”为人生目的,而不去追问这种“偏好”本身是否正当。

  这突出地表现在“需求”这样一个平面化的概念中。作为经济学术语的“需求”与作为哲学术语的“需要”不同。需求表现的只是量的差别,因此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的区别极容易被忽视,尤其是被微观经济学所忽视。宏观经济学虽然注意到有效需求与无效需求的差别,但它仍然看不到“有效需求”和“正当需求”的差别。只有把人不仅当作经济人,而且当作现实人,把物质需求当作全部人性需要的一个环节——尽管是最基础的环节,才能理解后凯恩斯主义的世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需要的满足都必须以货币为中介。因此,货币及其数量,就成为满足所有需要和任何一种需要的前提条件。所有的需要都变成了对货币和资本的需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需要的异化”。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建立在人的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偏好或需求的基础上,从而是建立在异化的需要的基础上,正如它不是建立在单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基础上一样。[9]339由此必然导致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必然形成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观念,则是作为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的基础条件和观念补充而形成的,是贸易自由、平等交换和有钱人做主的理想形态的表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私有财产和需要”一节中,不仅分析了需要的异化对工人和资本家的不同影响,而且分析了禁欲和纵欲对于资本家的意义: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资本家必须禁欲;但从刺激消费的角度看,“工业的宦官”又必须激起资本家“病态的欲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从资本的生产和资本的流通两个过程的统一角度,分析了禁欲和纵欲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不同作用。[10]同样,马克思也研究了大众消费的意义,认为“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9]345。这就预示了过剩经济条件下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必要性。

  有些人喜欢谈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马克思未能从文化层面揭示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心理机制。这跟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指责一样,是颠倒了本末。马克思认为新教本身是适应资本积累的“禁欲”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当然能起到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到过剩经济时代,纵欲而不是禁欲,成了推动资本积累的动力,这时候需要的不是新教或任何一种其他宗教,而是尼采所宣布的“上帝死亡”。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复了尼采的断言而已。马克思则不仅认为,禁欲和纵欲都是需要异化的表现,而且提出了使需要重新实现“人化”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财富观根本不同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建立在人与人对立的基础上,以价值量衡量财富,而人类社会则把他人视为最大的财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三大社会形态的研究中,他又提出人类共同的生产能力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都是人的财富。这都是从人的对象性本质出发的。

  我认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应当建立在这一基础上。[11]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理)三个部分构成的。我主张,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应当由对象性价值观、生活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三部分构成。其中,对象性价值观是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扬弃,生活世界观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扬弃,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扬弃。

  对象性价值观强调以人本价值体系代替货币和资本价值体系。按照货币和资本价值观的标准,只有能用货币衡量的才有价值,其中,物的价值在于它能交换到的货币量,人的价值在于他(她)所能赚取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物的价值在于它值多少钱,人的价值在于他(她)能赚多少钱。因此,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把所有的需要都化为同一种需要:对货币的量的需要。人本价值体系并不否认货币和资本的价值,但认为这并不是根本的价值,而是手段价值,只有人才具有目的价值。因此,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交换)价值的价值,必须服务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使用价值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的满足。

  与对象性价值观相对应的是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仅仅从客体的方面或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应当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应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2]499就此而言,人的对象性存在必然与对象性活动、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混同于“科学世界观”。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宗教也是世界观,而且是情感世界观,正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观,而且是(体现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要求的)意志世界观一样。与人本价值体系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的“世界”总是指“人的世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2]3

  从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层次性来看,人的世界只能是对象性世界,或者人化世界。所谓“人化世界”,是指人把整个世界变为满足自己需要的财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不仅资本、金钱和使用价值是财富,凡是满足人的各方面和各层次需要的对象都是财富。在过剩经济时代,人类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包括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精神财富和个性财富在内的立体的财富世界。在此之前,单个的个人必须为自己树立“个性自由”的财富观。

  这不可能单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或资本生产来实现。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生产”,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之外,还要推进“文化生产”。但文化生产显然不能采取物质生产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需要的彻底异化,从而形成鲍德里亚的符号社会。

  六、结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做出了鲜明的哲学批判。如果鲍德里亚有曼德尔的理论功底和现实关切,他本来可以像詹姆逊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那样,对文化生产展开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遗憾的是,鲍德里亚缺乏否定辩证法的理论武装,难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实体”和“剩余价值”概念,更不要说从马克思对“实体即主体”的批判中得出的“对象性即主体性”的结论了。这就难怪,鲍德里亚无法从本质层面把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法把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扩大到对全部经济和文化现象的批判。

  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否定辩证法的武器,探寻在市民社会的崩溃中蕴含的人类社会的可能性。

  马克思承认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毁灭。活在“病态的欲望”中,难道本身不就是一种死亡么?但否定蕴含着肯定,死亡蕴含着新生。随着剩余价值生产还原为价值生产,价值生产还原为使用价值生产,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到尽头、市民社会将走到尽头,而且“经济的社会形态”本身也将走到尽头。这确实是一种死亡,即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死亡。但在它之中蕴含着一种崭新的社会的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态、人类社会的形态。

  在这一视野中,人类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无非是“人文化成”的两种形态: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而对象性恰恰不是通过线性的生成、而是非线性的超越,即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实现的。鲍德里亚划分了仿象的三个等级,即仿造、生产、仿真,认为“第一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1]61。这恰恰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在他看来,只有在仿真的极限处,才能终结线性的时间、语言、经济和权力。鲍德里亚没有看到,通过异化、物化等概念,马克思强调和批判的并不是商品的价值规律,而是资本的价值规律。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根本就不是教科书中那种线性的辩证法,而是比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更加激进的唯物辩证法,只不过后人把它庸俗化为线性辩证法而已。马克思并不认为只有在线性逻辑的终结处才出现非线性的逻辑,而是自始至终就是非线性的逻辑。

  对马克思来说,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并不是形式逻辑与线性历史的一致,而是辩证逻辑(或自我反对的逻辑)与自相矛盾的历史的一致。因此,市民社会的终结和人类社会的生成并不是基督教末世论意义上的终结和生成,并不是凤凰完全化为灰烬后,才从地上的一堆灰烬中出现新的凤凰,而是化为灰烬的同时,灰烬又展现为新的凤凰。这同鲍德里亚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划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鲍德里亚来说,现代性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的时代,而后现代则是一个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的时代。现代性集中于物品——商品和产品——的生产,而后现代性则以激进的类制作和符号的激增为特征。他没有看到,现代性和后现代只是人为的划分,正如末日审判只是人为设定的一样。以为在一端是线性的,另一端是非线性的,这本身就是臆想。

  马克思比这要激进得多。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眼光审视鲍德里亚,我们就会看到,鲍德里亚所说的“时尚或代码的仙境”、“身体或符号的尸体”,无非是由剩余价值生产所造成的“需要的异化”、“欲望的病态化”由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文化生产领域的结果。一旦我们把“文化”理解成“人文化成”即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体,而不仅仅是与“物质”相对的“精神”,那么,随着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直至物质生产规律的废除,“文化生产”就会还原为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不是由物质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更不是由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制约着的一个符号生产领域。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结;相反,它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3、91.

  [6]马拥军,何亚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刍议[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2):5-11.

  [7](加拿大)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中文版序言”第4-5页.

  [8](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M].汪淳波,张宝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王庆丰.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J].学术研究,2013(8):1-7.

  [11]马拥军.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J].江西社会科学,2013(8):5-13.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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