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始终是重要命题

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CPEC)学派,属于马克思主义左翼。本文通过对十篇英文文献原汁原味的概括、比较、评论,探究这一领域最新的理论动态。文献展现出了这一学派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根基,特别是对马克思批判传统的继承性。但是,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为我所用、为今日中国媒体改革所用,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数字鸿沟”。

阶级斗争始终是重要命题

一、引言:“我们不自由的传播”

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CPEC)学派,属于马克思主义左翼。这一学派高举批判的旗帜,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新闻传播学的行政学派)相对,鞭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如论者言,这一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被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的本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与方法,从而提高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效率,给予了一个较为充分、新颖的经济学视角。

然而,作为跨学科、前沿的CPEC学派,在国内却属于小众研究领域。经济学界目前极少有人关注,新闻传播学界以赵月枝、冯建三、曹晋等人的介绍工作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更少见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

为了向国内介绍、发展CPEC学派的最新进展,这里,我们采取纯文本解读的策略,通过对10篇英文文献原汁原味的翻译、概括、评论,探究这一领域最新动态,并给出若干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求与学界同仁一道,赓续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的学术图谱。

二、文本解读:2008-2014年的10篇文献

从研究对象来看,10篇文献的关注点,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方向:

1.CPEC学科理论基础

CPEC学科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又在劳动价值理论。因此,劳动价值理论之于CPEC,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媒介这种意识形态商品的复杂性,劳动价值的实现过程呈现出二元、甚至多元格局。当初,CPEC奠基人斯迈思的“受众商品理论”,被认为拟定了这一领域的价值论,但其问世以来,便毁誉参半。最新的批判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Brett R. Caraway(2011)。

Brett R. Caraway的核心观点是:“受众商品理论”中的“劳动”范畴实际上被归入到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理论史的角度,首先考察了“盲点之争”,认为,斯迈思明显受到巴兰、斯威齐的“剩余吸收”影响,撇开了工人斗争因素,把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归因为资本家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路径。对于斯迈思接受的这套“中产阶级修正主义”,Brett R. Caraway指出其属于片面阶级分析法,过分贬低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难于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在此基础上,又继续分析了该理论的若干悖论:

一是商品交易环节的悖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批判有二:一是须在资本控制之下,二是使用价值远离生产者。同时,购买服务,必须有买家与卖家两个交易意愿。但斯迈思认定,登广告者为“受众的服务”付费,购买了“受众的劳动力”。受众并没有成为商品的卖者,真实的交易在媒介所有者与登广告者之间进行。正如米汉的批评,市场力量无法改变受众的界定,且竞价是在媒介与登广告者之间进行的,广告公司对受众心理的市场测度,如海市蜃楼一般。最根本的,“购买”受众劳动力的登广告者,不拥有执行生产监视、惩戒的权力。这不符合资本雇佣劳动的法则。

二是“免费午餐”的悖论。斯迈思认为受众接收广播电视节目的成本,趋近于零。事实上,绝对没有“免费午餐”,广告费用最终必然由消费者在购买环节支付,即使他们从未看过广告。

三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悖论。斯迈思将受众描述为,整齐划一为资本家从事生产性劳动,同时再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劳动力。Brett R. Caraway批评这里没有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否认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淡化两者的区别。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一致。事实是,媒介资本家任务是创造环境、稳定受众,从而出租版面、时段给产业资本家,后者按照受众的规模与质量支付租金,这笔费用属于未来销售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只来自生产过程,绝不可能生成于受众的关注、购买环节。那是受众商品的拜物教。

关于“盲点之争”,CPEC学者们不仅反思“受众商品理论”,还由之衍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框架。比如,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为著名的“回归马克思”专刊撰写序言,回顾了“盲点之争”以来的35年,新自由主义不断泛滥,马克思主义日益边缘化,甚至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两位作者分别观察了过去5个10年的理论史,发现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最丰富,表明了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情的重燃。贫富差距的扩大,劳动苦难的泛化,让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暴露无遗。把共产主义由遥不可及的境况,拉回到现实中变革者表达斗争的工具,需要CPEC系统澄清马克思关于传播的理论、观点。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种“回归”。比如NicholasGarnham与Christian Fuchs的那场“师生对话”中,Nicholas Garnham就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回归”缺乏批判的理论武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鉴别”,只不过受到现实情势的影响而已,并且过分放大了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忘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假装神圣”地偏离了正统的劳动价值论等基础范畴。

这种冲突,也暴露了CPEC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冲突性认识。其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技术矛盾论、知识在生产中的角色,更有洞察力。另一方面对这一理论范式如何应用于现实,意见严重分歧。

2.方法论与交叉学科

CPEC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延伸,同时还带有新闻传播、经济学、以及技术与文化相关领域的交叉形式。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它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所在。譬如,Eileen R. Meehan与Janet Wasko同样回顾了CPEC的理论史,特别检视了这一学派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发现,CPEC曾于上世纪60-70年代大放异彩,相关研究曾获得有组织的支持。批判学者们曾获得一些高校的长期雇佣。这一制度化的进程使得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理论借鉴更为广泛。

两位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区分CPEC学派与非CPEC学派的本质所在。美国的非CPEC学派,或曰行政学派,以颂扬现存价值体系为己任,讲述工人群体的微观文化实践,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CPEC学者承继的是“冷酷无情的批判”,但又不是简单的“讽刺画”,它试图说明微观、中观、宏观全领域的每一现象、每一元素的真相。

而在欧洲,情况与北美有所不同。NicholasGarnham与Christian Fuchs对话当中,系统回顾了雷蒙德·威廉姆森的文化唯物论,及皮埃尔·博尔迪耶的文化社会学。Nicholas Garnham赞扬威廉姆森奠定了英国传播与文化研究的独特传统,他对文化过程物质性的强调,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后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变种”的必要矫正。

关于博尔迪耶的理论,Nicholas Garnham认为是“毅然走向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他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了特殊社会集团的利益来传播,征服、诱捕、俘获人们,并不认同。他强调习惯扮演重要角色,类似市场的一整套自动程序,人类一天也离不开。但,Nicholas Garnham又认为这一理论陷入到“无处可逃”的境地,将没办法解释任何社会对抗运动。而其阶级意识形态对审美价值的否定,也无法解释人们参与文化艺术生产、消费的现实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杂志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基础争论。有学者批评,Nicholas Garnham的“文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太少”的观点是错误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不需要离婚,因为他们从来没结婚”。Nicholas Garnham忆及争论,认为对其误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位置: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可以有多重刻画的渠道,而经济学分析仍是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只注重浅表层,忽略了人口特征的变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物质运输基础设施等,导致了跑题的悲惨命运。最紧要的,是“文化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意识严重不足。

“信息社会”被丹尼尔·贝尔在1974年确立,声称人们生活在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Nicholas Garnham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也加入了讨论,他认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前提,缺乏对传播物质的生产与分配的起点研究:种种似乎枯燥、神秘的生产率测度,非物质生产,注入广播的核算、节目的小时数、听众的人数、广告的数量,加总确存在困难,但这才是理解经济的真相。

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撰写了一篇介绍性论文,概述欧洲科学基金2012年研讨会的5篇论文,讨论了当前的媒体个性构成的趋势、数字分水岭的难题、媒体时代的政党参与、内容生产者的力量、以及有关媒介素养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关注社会生活、大众传播正经历的最为深刻的变革。“数字化、全球化、商品化”的特征,呼唤学科的交汇、方法论的复合,注意到“政治契约”“数字分水岭”“创造力经济”“个性构成”等未来研究的优先地带。

在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两人作序的那本专刊中,诸多CPEC的最新文献,重新检视了资本主义、阶级、剥削、斗争等批判范畴,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对象,现实价值,主要假设、任务、方法论等。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本人新闻实践,对于今天新闻业特别是新媒体的启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媒体的角色。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辩证法的价值。传播与文化如何进行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共存、互动,等等。

但如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两位所言,真理之树常青,但培育这棵常青树却困难重重。如何把理论的重温,变成持久的研究力量,还需要制度化的推进。

3.新媒体

网络时代,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工具新媒体,成为传媒经济的重要研究对象。CPEC同样高度关注。例如,Brett R. Caraway认为,传统的受众商品理论,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经受不住新媒体的冲击。他的结论是,基本进路应沿着工人阶级在工厂内外的斗争展开,从工资薪金的要求,再延伸到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抗衡,包括新媒体对技术决定论的挑战。

与主流的行政学派不同,CPEC对新媒体更多持保留态度,认为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媒体民主”。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麦克风的含金量截然不同。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介绍的《什么是“数字分水岭”?为什么它很重要?》的论文中,作者从“数字分水岭”的概念出发,承认有权、有能力使用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是判别21世纪劳动者经验的关键,未来网络社会的数字分水岭会不断加深,不仅会影响现存社会结构,以及预先存在的不平等,还会形成和再现这些鸿沟。研究新媒体技术,有必要继续识别设备的使用、所有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有途径、知识、经验、信心与机会去维持网络社会生活标准,将成为经济的增长中心,同样也构成社会自身权力与资源的分布。

Paula Chakravartty与DanSchiller从经济学角度,反思新自由主义在财经类新闻中的表现,以此批评金融危机中的“数字资本主义”。两位作者讨论了金融与市场新闻架构,发现财经新闻的重塑与夸大,影响实际的商业决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二人认为,受新自由主义感染的“数字资本主义”,与以往的资本主义形态别无二致,深深受到“资本情绪”的影响,绝不是“数字社会”理论幻想的那种“历史的质变”。而这些现象,建立在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如传播资本的投资渠道,伸展到国际范围的市场与金融新闻。这一海量增长过程,催生了信息传播领域的自由化、私有化。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简要回顾,作者发现财经媒体并没有做任何客观报道,反而成为了经济危机诱因的一部分。

同时,二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正在成为很多国家新闻业的转折点,而铺天盖地的财经新闻、娱乐报道,降低了严肃新闻、草根新闻的比重,更混淆了公众们对全球经济真实状况的视听。网络系统与应用,放大了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空间上的作用。

Dan Schiller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将此分析拓展到国与国之间,认为自1988年智利电信运营商私有化以来,很多后发国家被迫放弃政府主导,电信业的主权受到严重动摇。后发国家精英们开始投向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它们的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信息领域不平等的鸿沟仍未填平。美国依旧站在捍卫、引导技术与制度转型的最前方。比如,对关键技术的垄断,对关键接口的控制,构成了美国域外治理的“看不见的项目”——凭借跨国资本对国际互联网的深度把控,与其吹嘘的“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私营部门不应被过度监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对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CPEC学者大多也持保留意见,如Robert W. McChesney就认为,新媒体让媒体的衰落进程变得更糟。他援引巴尔的摩一项为期一周的“媒体生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新闻没有任何原创报道,八成是“炒冷饭”,剩下所谓的“原始报道”中,95%来自传统媒体。那些标榜潮流的新媒体,没有增加任何原创性,不过是几乎免费的转载,但对传统媒体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导致了新闻数量的表面膨胀,实际上严肃内容的不断下降。同时,舆论监督的失效,养肥了更多政客的账户,以及背后支撑他们的财团。

即便是James Curran这样对新媒体相对温和的学者,也批评道:英国新媒体虽然24小时不间断更新,但不过是“剪切-粘贴”的“同型拼盘”,并没有体现出草根的力量、多元化的编辑。

理论层面,Christian Fuchs提出“马克思传播模型”,他梳理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媒体生产、使用与影响,构建一个资本主义传播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包括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思想传播与接收三条线索,囊括媒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四种角色:商品形式、意识形态形式、接受者与新媒体。媒体领域的资本积累,包括媒体内容与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媒介资本的生产、循环与消费过程,依照商品与意识形态假说两条线索,前者专注于交换价值,后者专注于使用价值,促进阶级统治的合法化与再生产。通过这一模型,Christian Fuchs评价新媒体的冲击,令问题颠倒化,“免费性”让媒介使用价值更为凸显,交换价值反而逐步淡化。而接收端的积极化,并不意味着传媒的民主化,不过是受众被剥削的新形式。

4.经济危机(政府与市场关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成为CPEC反思资本主义与媒体关系的又一契机。Paula Chakravartty与Dan Schiller两位学者,系统反思了金融危机中的新自由主义宣传与数字资本主义。他们认为金融新闻与娱乐资讯的无所不在,直接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化切换。记者、编辑,政客、企业高管,营销和广告人员,重新定义了财金新闻的标准。而在危机中,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复苏的宣传,竟然将其编造成了市场体系的一次自我矫正。

随后两人提出“符号暴力”的概念,认为新自由主义这种支配地位的实践,极大弱化了新闻业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工人的观察力,反而转向了消费者、潜在的企业家与投资客。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美国本土,也在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蔓延,似乎带有“双赢”的欺骗性。危机中的新闻业,没有提出任何检视资本主义模式的路径,既不是社会有效的参与者,又不是政治经济合格的推动者。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图腾”。

传统印象里,CPEC学者们“只驳不立”,实际上他们也有鲜明政策主张,比如在危机问题上,他们纷纷强调政府补贴与监管的重要性。比如,Paula Chakravartty与Dan Schiller,不仅批评数字资本主义极大地生成了不平等的结果,强化了旧的不平等,并生成了新的不平等与集权,导致新的危机,同时主张,新古典主义宣传的主导地位应尽早有所改变,商业媒体监管的强化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公共改良”的出路,James Curran也表示认同,提倡以公共行动支持独立的新闻生产。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少数报纸的补贴政策,这种注资不会导致政治操纵。具体的建议有三:一是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的创新,需要适当的资金扶持;二是在公共广电之间塑造竞争,鼓励多样化发展;三是培育网络新闻的草根,通过扶持性资金推动民主监督。

与主流学派对采编经营分开、政府媒体分开的坚持不同,CPEC将政府补贴视作维持市场自由的前提。Robert W. McChesney的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无可奈何地进入了低工资行列,犹如资本主义初期的血汗工厂。出路不能靠私人资本加以修复,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能靠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唤醒新闻业的公共服务属性。对政府补贴会变相插手新闻业,使其丧失监督的独立性的观点,《经济学人》与“自由屋”的权威调查表明,民主自由的程度,与政府对新闻业的补贴成正比。所以,新闻业补贴与民主社会、未经审查的私人媒体、广告行业,高度兼容,不是非此即彼。

此外,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介绍的几篇文章中,也有对新媒体的不同视角的分析。比如,《从公共保护到公共参与》是作者对2008年《媒体研究:新媒体与新文学》引发剧烈争论的一个回应,梳理出了以往媒体文学研究的一个扎实的、结构化的、令人满意的框架。突出优点是,在文学说明的同时,还给出了个人能力与社会实践的例证。而另一篇《内容创作者机构:对公民参与与媒体工业的影响》,作者聚焦欧洲个体与集体创意文化生产的社会实践,在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出了在意识形态中拓展“生产研究”的三点空白:媒体创造力,观众的社会习惯,技术发展对文创经济的影响。

经济危机的国际化,让CPEC的分析视角,转向了国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Herbert Schiller之子Dan Schiller,继承了其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精神,透视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以及跨国网络传播的基本问题,并将之运用于中美互联网关系的分析上。他力图表明,跨国的网络传输建设,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复合体,这种冲突不仅在工程师之间,更普遍发生在国家、企业之间。这一过程,印证了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的积累过程,也同样是地缘政治经济的竞争过程。

Dan Schiller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制定的卫星通讯政策,所考虑的因素超出了服务与成本——这些企业用户、网络建设者和经营者的关注点。随着资本积累的危机,及伴生的政治经济冲突,一些大公司分化出来,成为当代美国网络基础设施的主导力量。在政客的影响下,私营企业聚集在一起,打着“自由竞争”的旗号,朝着新的“信息社会”的方向,迈出了资本项目全球扩张的新步伐。

Dan Schiller指出,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征程中,中美关于因特网的争议,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观的冲突上。美国所谓的“长城防火墙”、审查与黑客,集权主义及对人权的侵犯,无非是商业利益的驱使。而电信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应当得到国家控制。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并不完善,需要“走出去”的互补政策。市场体系是贸易保护与自由竞争的复合体,中美两国的资本将收敛于共同的政策目标:使得数据在大公司之间顺畅流动。因此,两国用在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尝试着彼此相互适应,比如借助国际组织的谈判。

Dan Schiller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分析,雄辩揭示了美国政府如何一步步掌控的全球网络传播主导权。以往,电信业、互联网的开放,要么被打上垄断的烙印,要么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CPEC的分析则将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贯穿起来,有利于完整理解。放松管制,只不过是为了美国更好地管制。作者对中国国有企业、民族企业的关注,也提醒我们,改革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更不能为了迎合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情绪而干傻事。

5.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但在近来的媒体研究中,却少见其身影,似乎被“去政治化”。而在CPEC学者那里,阶级斗争始终都是重要的分析范畴与工具。

例如,Brett R. Caraway对斯迈思的核心批判就是:他缺乏阶级斗争的分析元素。包括工资斗争、货物拒买、消费者维权,这些受众群体主观能动性,全被忽略,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有意义的解释,也未见到。危险的是,受众的使用价值、工人阶级的斗争,由此全部被掩盖了。

Brett R. Caraway批判了斯迈思的历史叙事手法,认为“每周工作小时数的锐减”,不是虚无缥缈,不是变成休闲时间继续被资本家剥削,不是未取得任何真实的结果,而是工人斗争、反对压迫的硕果。如果斯迈思是对的,那么多休息、涨工资的任何斗争,便都没有了意义。斯迈思修正主义历史观,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题——工厂工人——消逝的哀叹。

而在Robert W. McChesney那里,更是认为当下的媒体危机,来自私人资本的控制,集中垄断、非竞争化令工人阶级的声音不断边缘化。对于正如自由落体般崩溃的美国新闻业,他给出了“健康新闻业四要件”,其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尺在于能不能提供人们捍卫自由所需的信息——为了民主,新闻行业需要来自公共机构注入的物质基础。

Peter Golding与Slavko SPlichal介绍的另一文献《媒体分权(Mediatisation)时代的政治参与》,强调了媒体分权的重要性,测算各类媒体政治传播的饱和度,聚焦“民主政治参与”同“当代媒体环境”,质疑多样化、个体化传播是否有利于增进民主参与度。此处的“民主”即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含义,特别是详尽刻画出两者之间正式、非正式的联系管道。比如“公开性”以往视为正式的理性表达,而数字多媒体时代,更多体现为视觉的、象征的、情感表达的、经验的政治腔调。作者建议,对媒体与民主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契约与参与的研究,还须关注当下经济危机,比如福利,政治参与,私人-公共设备之间的关系。

Christian Fuchs与Vincent Mosco分门别类介绍了专刊中的28篇论文,认为媒介接收研究较为单薄,现实中流行音乐、肥皂剧、电脑游戏少有关注,这表明危机与不平等还是聚集于政治经济、阶级斗争议题,“软的文化”仍旧为资本家包容。因此有必要集中力量出版一批CPEC著作,纠正种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增进批判学派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系统回顾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传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辩护的,当属Eileen R. Meehan与Janet Wasko2013年的贡献。二人系统回顾了CPEC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指出“拒绝马克思、拥抱批判观,是美国一道复杂的风景线”,点明CPEC一个总的特点,是“关注利益关系,国家、企业、草根之间的媒体格局”。

Eileen R. Meehan与Janet Wasko言辞激烈地批评,在CPEC内部,有的同事尝试一些“新的框架”,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础与路径。她们举出3C期刊上的两篇文章,条分缕析地逐一驳斥,斥其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玷污了CPEC的名声,应当“做一些家庭作业”,去了解这一学派的真实情况。CPEC学派,“真正需要的是,在各个层面的批判分析、历史分析、唯物主义分析,绝不是对现状的庆祝与褒奖”。

此外,Paula Chakravartty与Dan Schiller等人的观点也颇激烈,表明无论所关注的时代议题如何变迁,批判都是CPEC的灵魂,那些试图妥协于现实、改成写赞美诗的学者,必将被这一学派所唾弃。

6.新闻行业未来境遇

对新闻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关切,是CPEC学派危机之后的努力方向。James Curran在会议论文《新闻业的未来》中,详细回应了社会上流行的4类观点,并在对比中阐明基本态度:存在困难,但应无所畏惧,同时“离开政府注资,新闻业重生于互联网的潜力,将难以释放。”

第一种观点被称为“鸵鸟式拒绝”,主要一些精英人士所主张,认为新闻业并未遭遇危机,不过经历着良性的转变,对未来他们“胜券在握”。James Curran批判这种观点自欺欺人,误以为自己能够控制新闻,觉得把传统新闻放到网站上就能吸引一部分读者,事实上却没有足够的广告来支撑财务。互联网的崛起挖走了广告收入的大蛋糕,这种趋势是残酷的,媒体管理者无法控制。

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千禧年幻觉”,是很多新闻业雇员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让报纸关张、让雇员失业,结果“削弱了公众理解力,严重威胁了民主制度。”作者觉得态度过于悲观,无论如何传统媒体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有调查显示,一般性网站中,传统媒体确实缺席前列,而在新闻性网站中,呈现了截然相反的一幕。所以,传统媒体不会立即倒下,相反还造就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第三种观点被称为“催化剂”,主要由CPEC激进学者持有,将之视为一场“大清洗”。比如有人认为多年来,新闻业才是英国民主的最大威胁,它们只替统治者声援、为商业辩护,误导了民主选择。概括起来就是“否极泰来”,危机会带来一场彻底的变革。对此James Curran不置可否,显出一定的认可态度。

第四种观点被称为“文艺复兴之梦”,为新自由主义的新闻学教授们所持,预言新媒体创造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认为互联网可以增进媒介品质,使其向着更高形态迈进。James Curran认为,所谓新媒体重振新闻业,仍是幻想。

与英国学者James Curran一并行进的,还有美国学者Robert W. McChesney,他在论文《新闻业的终结?一场反思》中,批评了诞生于100年前的“新闻专业主义”。他指出,媒体的私人所有者从来没彻底退出对采编业务的直接影响。再者,新闻专业主义过度依赖官方资源,以及大量的公共关系产业,为其低成本地提供材料。八卦、性丑闻的报道满天飞,它们的成本更低,更吸引读者,带来丰厚广告收益,同时也不会激怒掌权者。进一步,劣质新闻的生产也无需那么多采编人员,随着裁员,媒体越来越无能力去审查新闻稿。利润多了,监督少了,媒体所有者、权力掌握者皆大欢喜。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Armand Mattelart的一篇访谈。其中,较为重要的两则议题值得关注。一是在《传播的发明》中提出的超越所谓的媒体形式,尤其从“物品、人和信息的交换及流通的循环”的视角,描绘出传播学的族谱式景象。Armand Mattelart认为,媒体中心的角度使我们习惯于大众传播这一唯一视角,忽略传播史上的主干,引发了历史健忘症,阻碍辨别当代传播中的真实利益关系。比如,特权的存在,自由意志与社会决策,地缘竞争等。

二是智利军事政变时,Armand Mattelart撰写的《如何读懂唐老鸭》,暴露了迪斯尼动画片的帝国主义潜台词,认为基于文化产品生产的这本“宣言”,象征一个特定的世界观,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以智利“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名义来战斗,从而唤起左翼文化问题的争论。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展现了传播体系的全球化维度,证明了CPEC在全球不均衡体系中进行战略反思的必要。

可以说,这是一则涉猎及其广泛的访谈,先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对国与国之间的传播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预见式的评价。Armand Mattelart对全球信息资源、传播权力的不平等,研究尤为深刻。这对我们理解新媒体时代,发达国家标榜的“自由传播”,意义非凡——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现象,更有着复杂的经济成因,出路也要到经济领域去探寻。

三、CPEC学派发展的新特征

1.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批判传统

从几篇文献的态度来看,CPEC学派开始较为系统进行自身理论史的构建,包括对这一学派发展历程的回顾,学派内部、学派之间的理论争议,特别区分了与文化研究、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的界限。这标志着一个学派走向成熟。

这个回顾过程,本身也是理论批判过程,不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主流学派的分庭抗礼,还对学派内部进行了理论“清洗”。包括一些态度、立场模糊的子领域,开始被剔除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甚至包括学派奠基人斯迈思的理论,也受到了较为严肃的批评。

CPEC学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无情的批判,对于跨国资本虚伪性的描述,对于经济危机与新闻业危机的惆怅,都鲜明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是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范畴,似乎同国内一样,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与不确定性。

2.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意识形态

作为跨学科的学派,CPEC具有明显的复合型特征。文献中,作者们都承认相关学科的借鉴,并试图在比较中呈现自身的轮廓。运用经济学的特定方式,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CPEC学派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见识了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工资与利润率,剥削、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概念与逻辑体系,被得到充分的运用。

作者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说教上,而是深入到了意识背后的物质生产过程,关注新闻是如何被资本生产出来、又反映资本的意志,从利润和价值观两个层面上,共同维护这一现存秩序的。也有学者试图将其模型化、数学化。但总体上,仍然以非数理、非计量的模式来研究。

总的来看,这一学派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回答了新闻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反映资本的意志,较有说服力。

3. 政府注资、加强监管、反对私有化

以往,不少人批评这一学派“只批判、不建设”,然而,从这几篇文献看,作者们还是具有强烈的介入实践的愿望,心怀对新闻业衰落的忧虑。主要政策上的建议包括:反对私有化、自由化,呼吁新闻业回归公共属性,加强政府对新闻产业的注资,呼唤全球的监管与合作。

这些建议,目的是想克服私人资本对新闻业的控制,及其带来的新闻业危机。并且,不少学者还跳出了新闻业自身的危机,由之观察整体资本主义的困局,将新闻产业的危机、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危机贯穿起来,这对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有着良好的启迪。

关于新媒体,不同于国内一边倒的赞美,CPEC学者给出了很谨慎的回答。他们不认为新媒体、数字化、网络化,本质上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新闻生产方式,有什么差别。草根们的努力,仍然掰不过资本家的手腕。到头来,新媒体还是受资本雇佣劳动、追逐利润的规律支配。当然,网络传播的国际化,也同样加深了发达国家、后发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

4.仍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尽管CPEC学者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反对修正主义,但是仍然带有较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比如设想超党派、超阶级的市民社会联盟。还幻想着,通过政府注资、国有化,来挽救衰败的新闻业。甚至相信民主、新闻自由的排名,还在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辩护。这里的政治过程、政治参与,指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宪政体制,CPEC的学者们,显然并没跳出这个窠臼,仍然在“媒体环境—经济危机—民主政治”的旧桥段上讲新故事。

这些心存改良的想法,在一些人那里,还出现了对“资本劳动对立”的保留态度,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向,与他们特定的研究环境分不开。

未来中国学者的理论拓展空间,非常广阔。一定意义上,CPEC学派在中国大陆的重建,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闻观双重复苏的意义。在经济学、新闻学的研究机构中,马克思的范式日渐式微,批判现实的精神不复存在,这些是值得大陆学人集体反思的,特别是在CPEC的强烈对比下。

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那本本著名专刊“回归马克思”的序言中,归纳了CPEC最近的众多观点,纵横捭阖,几乎涉猎了全领域,有批判学派百科全书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两位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窘境的担忧,呼吁加强相关研究力量,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我们不仅需要批判的态度,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我们的启示,一方面,改掉天真的幻想,不能被忽悠,不能相信“电信业开放带给民众更好生活方式”的说辞,以避免赤裸裸的不平等入侵;另一方面,也要有“反过来理解”的逻辑,有驳有立,反思我们如何应对,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就不善于利用“资本的情绪”?

基础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新解剖,对阿尔都塞、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理论、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的重新研读,对CPEC经典文献的系统化梳理,都是重要议题。理论创新上,如何将这一学派的理论模型化、体系化,以便能与主流经济学直接抗衡,是难点所在。若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纳入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当中,可以将CPEC学者们的经济分析更加精准化。政策层面,新媒体的研究,全媒体融合,报业改革,往往都在讲政治逻辑、新闻逻辑,唯独缺少经济规律的研究。国有资本控制下的报业,如何走向市场、走向商战,迫切需要我们从CPEC的研究中汲取养分,论证清楚“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宣传”之间的关系,给出扎扎实实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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