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财富和贫困

与广为流行的社会神话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浪费了我们的自然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付给其过低的报酬,创造了艰难和失望的社会需求,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服务于少数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缺少民主和被财富弄得四分五裂的社会。

本文节选自迈克尔·帕伦蒂《少数人的民主》一书第二章《美国的财富和贫困》

第二章 美国的财富和贫困

多数谈论和写作美国政治制度的人,都从未提及公司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对政治和社会生活有着专横的影响。它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批判关注。

资本与劳动力

我们应该把那些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人和那些艰辛谋生的人区分开。组成有产阶级( owning class)的非常富有的家庭和个体,主要是通过投资谋生——股票、债券、房租及其他资产收入。他们的雇员则主要靠工资、薪金和小费养家糊口。所有者与雇员之间的巨大差异,多少会为两个阶层内部收入的变动范围给弄得有些模糊。“所有者”既指极其富有的大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也指做小本买卖的工商业者。但是,后者绝对没有资格成为有产阶级的一部分。小公司往往成为大公司的牺牲品。它们就像是大象旁边无数跳舞的小松鼠一样无足轻重。每年由于受到大公司的挤压,超过3万个体工商户不得不关门大吉。

处在雇工阶层(包括工厂工人和服务工人在内)的是一些职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在收入、教育和生活方式上趋向于被归人中产阶级或是“中上层”阶级。公司经理层和首席执行官们也是公司的雇工,只不过他们的任务是向底层雇员榨取更多的附加值。一些顶级公司主管、企业律师、娱乐界明星和体育界明星拥有如此多的收入,以至于他们只靠利息就可一生衣食无忧,结果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有产阶级的一员。

当你的收入非常高并且主要来自他人的劳动,即当他人为你工作或是在你拥有的一个公司中或是通过创造使得你的投资可以给你带来相当丰厚的财富时,你就是有产阶级中的一员。获得财富的秘密并不是努力工作,而是让他人为你努力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在工厂或办公室辛苦一辈子的人,退休后却所获甚少甚至没有财富可言,而那些富人则拥有相当可观的财产。

亚当·斯密这位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在1776年写道:“劳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考量和比较商品价值的终极和核心标准。它是它们的真实价格;货币体现的商品价格,只是其价值的表面反映。”[1]把一棵树变成纸张、家具等有利可图的商品的是劳动,砍伐木材、切削木料、加工木料,以及后来的运输、广告宣传与商品销售的也是劳动,制造工具和无论在其他什么地方生产及销售所需要的还是劳动。

工人的工资事实上只代表了他们创造的财富中的很少一部分。平均来说,一个私营行业的雇员每天只有两个小时是为自己赚钱,另外六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都是在为老板无偿地贡献自己的价值。那笔无偿给予老板的价值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也即主人财富的来源。资本家自身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生产附加值”。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统计,在2000年,美国制造行业的工人们创造了至少1.64万亿美元的增加值,而他们的总工资薪金却只有3630亿美元,也就是说,他们的所得还不足他们创造的市场价值的四分之一。受聘于英特尔和埃克森的雇员的收入,仅相当于其创造价值的九分之一,而在烟草和制药行业,这个比例为二十分之一。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的附加值(流人老板手中的份额)的总平均百分比翻了一番,远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2]

工人们现在承受的对他们的劳动的剥削,实际上就像奴隶和农奴所承受的那样。奴隶显然是为了主人的富有而辛苦劳作,但是作为回报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勉强维持生存。在美国革命结束后不久,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告诉一位来访者,他每年从每个奴隶那里大约赚得257美元,而他一年养活一个奴隶的代价仅为12——13美元。奴隶制绝对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制度体系。每年必须将其收成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都交给地主的佃农,显然也受到剥削。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工人那里剥夺走的部分是无形的。工人们仅仅是被付给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薪水,远远少于他们创造出的价值。实际上,他们被雇用的唯一理由就是可以从他们的劳动中攫取金钱。如果工资真正体现了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不会有“剩余价值”,也就没有工厂主的利润,也就没有不劳动者的巨大财富。

分配给所有者的收入,远高于工人的工资,甚至高于企业主管的薪水;它由利润(一个人不劳动所挣的)组成。比如,一本书的作者,不会从他的书中获得利润;他只是为其写作劳动获得了一些报酬(被错误地称为“版税”)。与之类似,编辑、校对者、印刷者和销售者都通过自己的劳动促进了书的价值增值。但是,书的真正利润都落到了出版商手中,而这些出版商则恰恰没有为这本书的增值作出贡献。在税务登记表里,这些流入出版商等所有者手中的钱,被恰当地称作“非劳动所得”。

尽管公司常被称作“生产者”,可是事实却是它们什么也没有生产。它们只是一种剥削劳动、积累资本的组织工具。真正的生产者是那些利用自己的脑力、体力和智慧来创造商品和劳务的广大劳动者。“劳动第一”的观念在1861年被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提及,他在当年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这样写道:“劳动先于并独立于资本而存在。资本只是劳动成果的体现,它依赖于劳动,如果没有劳动,资本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劳动是资本的高级形式,值得引起我们更高的重视。”林肯总统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资本家总是在说他们在“把他们的钱投人工作中”,但是资金本身并不会工作。他们真正的意思是,用他们的钱来让工人去工作,付给工人比他们生产的价值低得多的工资,从而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利润。这就是金钱怎样“增长的”。资本附加于活的劳动力之上,为的是将其自身转化成能够产生更多资本的物品和服务。[3]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资本,也不能造出一座房子、一台机器甚至是一个牙刷;只有人类劳动才能生产出这些东西。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资本本身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它只是由人类劳动创造出的一样东西。

公司运营的最终目的绝非为了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而是为投资者(公司股东)谋取最大化利润。这种对利润的无情追逐,并不仅仅是贪欲导致的——尽管贪婪在其中占有很大部分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必须通过扩张维持生存。在竞争对手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原地踏步就是退步,这不仅是相对而言,也是绝对如此。企业必须学会开拓新的市场,巩固已有市场,寻求投资资本,并要保证原料供给。所以,即使最大最成功的公司也会受到扩张、合并及找到从市场上获得价值的新办法这一无休止冲动的困惑。

资本积聚——谁拥有美国?

与人们平常所被灌输的常识不同,美国并不是由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所支撑的。最上层1%的人群控制了全国总财富(包括股票、债券、投资基金、土地、自然资源、商业资产等)的40%,这比最下层90%的人拥有的财富还多。有人说大约40%的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股票或债券,此话不假,可是他们的这种私人投资几乎没有超过2000美元的。再考虑一下他们的债务和抵押贷款,90%的美国家庭没有真正的净资产。[4]

个人财富中最大的一笔来自遗产继承。一大堆的富翁都是通过自己的家庭成员继承天文数字的遗产。如果你不富有,说明你在娘胎里选择自己的父母时缺乏远见。有数据表明,尽管有一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例子,但是财富道路上的青云直上仍然是可遇不可求。大多数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一样穷。穷人无论多么努力,通常还是会在贫困中挣扎。实际上,现在美国社会中的上下层流动性远不如30年前。[5]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所有工业国家中是最高的,而且这一差距仍有进一步扩大趋势。[6]最近几年,大公司的利润翻了一番多。利用投资获得的收入,一直都比来自劳动的工资收入的增长幅度要高出2——3倍。2005年,埃克森—美孚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其季度利润上涨了75%,达到100亿美元。壳牌、雪佛龙和其他公司也获得了类似的利润红利。[7]在过去20年内,美国500强企业的资产翻了两番,可是它们吸纳就业的能力却下降了不少,净减少了50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年,公司的利润率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水平。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最近进行了一项关于居民收入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20%的人的财产相当于最穷的2006的人的13倍。但是这极大地低估了美国贫富之间的真正差距。想要进入最富有的20%中,你只需每年挣得7万美元。实际上,最上面20%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富有阶层,而是上中产阶级。如果你年薪在35万美元以上,你就属于最上层1%的人。不过这样的收入仍然不能代表巨大的财富。真正的超富阶层占总人口远不足1%,约有14.5万人,他们在过去30年内总收人上涨了600%(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与之相比,同时期最上面10%的人群收入增长幅度只有90%,而底层90%人群的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7%。除此以外,财政部还发表报告称,超富阶层还通过合法及隐性的违法手段逃避税收。所以美国的实际贫富差距远比那些数据显现得惊人。那14.5万富翁比最穷的人的收入要高出几千倍,而不是统计中的13倍。研究收入分配的人中,似乎极少有人意识到富人事实上有多么富有。[8]

时至今日,高级轿车、别墅、地产、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华丽服饰、珍奇宝石、古董和价值连城的绘画作品的销量与日俱增。在过去60年里,没有哪个时期比现在的收入及贫富差距更大。让我们打个形象些的比喻:如果我们将收入水平用儿童积木排成金字塔形状,其中每一层代表1000美元,那么我们之中最富裕的人群的高度将会比喜马拉雅山还高,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不过比地平线高一两码。[9]

2005年的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基本上全都是亿万富翁,他们的总财富达到1.1万亿美元。其中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仍是鹤立鸡群,身价达到510亿美元。沃顿家族的五位继承人——他们主要依靠向沃尔玛员工发放低薪水来榨取钱财——在福布斯富豪榜的前十位中占据五席。这五位的财富总额达到了780亿美元。[10]

这个富有的商业阶层在社会中发挥的力量大得惊人,其他阶层远远不能与之相比。大公司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科技研发资源,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技术进步速度;它们为了谋取超额利润,将许多国内产业转移到海外廉价劳动力市场,由此造成国内工人失业和产业空洞化。它们挥霍我们的环境资源,砍伐我们的森林,污染我们的土地、空气和水源。他们总是渴望实现自己的投资利润最大化,而对由此可能造成更多人失业和穷困则是漠然视之。而且就像我们在后几章的论述中将会看到的,他们往往在媒体方面有着绝对的控制力,与政府有着极深的“兄弟情谊”。

一小部分美国大公司掌控着这个国家的私营经济部门。2004年,美国前50大公司的营业总收入达到4.8万亿美元。[11]这个数字还将无限扩大,因为企业间的并购,尤其是巨型公司对大公司的兼并,正在美国方兴未艾——这几年在石油、生物制药、电信、传媒、医疗保险、武器生产和银行业等领域,兼并浪潮风起云涌。兼并者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这样可以实现垄断,减小竞争压力。2001年,大通银行收购汉奥佛工厂和凯米克银行,但却随即便被摩根财团收购。紧接着在三年后的2004年,摩根大通又以580亿美元的价格将美国第一银行收归麾下,由此缔造出美国第二大银行企业。同年,美国电信市场的巨无霸冯力松( Verizon)公司开出了67亿美元收购了MCI,Sprint与Nextel以350亿美元进行了兼并重组,成为美国第三大移动电话服务提供商。石油巨人埃克森与美孚实现惊天交易,二者合二为一,真正成为世界石油界的巨无霸;同年雪佛龙将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名下并与得州石油公司实现了资产重组。

如此巨额的并购资金原本可以更多地用于生产和新技术研发。遗憾的是,在过去25年里,美国的公司巨头们在并购上花了20万亿美元,对新技术上的研发投入却只有2万亿美元,而后者才是资本更有效率的使用形式。这些并购给人们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也是不均衡的,它们确实对大股东们、信贷持有者和企业高级主管们好处多多,可是消费者和小的零件原料供应商却得承受更高的价格和更窄的选择余地。[12]

一个想兼并别的公司的企业,首先需要具有购买其股票的资金实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现金储备很少够用,所以大多数公司为了完成兼并交易,需要大举向银行借款(这些贷款大都以商务成本的方式逃避税收)。一个公司若想避免被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兼并(虽然兼并往往是互利的,但还是有许多案例结果不利于被兼并者),它就需要对自己的股票掌握控股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兼并后的企业如果经营不善,它的债务就会快速积累,造成人不敷出的局面。许多企业为了实现及时偿还债务,不得不大幅削减职员薪水、将分厂卖掉以换取现金,甚至辞退员工。所以最终经常是雇员们在为兼并交易的失利买单。比如,在与国家银行实现合并后,美洲银行将旗下员工缩编31000人(包括炒鱿鱼和买断)。合并后的跨国巨头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会将分厂转移到海外的廉价劳工市场,这对本土的劳工就业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13]

事实上,美国经济一如既往地被一些商界财富巨头控制着,它们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呼风唤雨,像梅隆财团、摩根集团、杜邦、洛克菲勒家族企业等。杜邦控股的公司包括通用汽车、可口可乐、联合果品公司等知名企业。这些企业的许多管理层人员都出自杜邦家族。他们单在特拉华州就有无数的庄园地产和私人博物馆,而且建立了31个免税的基金会。他们还经常是共和党总统竞选运动和右翼事业中最大的捐资者。

另一个权倾朝野的财富帝国——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几乎渗入每个国家的每个工业角落。他们控制了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石油企业和银行。他们家族的人一度曾包揽从总统到州长的各级高级官员,其中有总统、副总统、首席国务部长(国务卿)、国防部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美国这个公司帝国日益膨胀的今天,公司管理人群获益最大。1973年,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薪比一般工人高45倍,2004年这一比例变为300:l。美国前500强大公司光发给CEO们的股份红利,一年就达到104亿美元。2004年,年薪最高的CEO头衔被雅虎的特里·西摩尔(Terry Semel)摘得,他的年薪达到2306万美元。[14]CEO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大众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整日伴随他们的是私人飞机、豪华轿车、全职佣人、全国重大体育赛事的免费门票、免费的大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让人咂舌的退休金等。比如说,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尔奇在纽约购置了一套1500万美元的豪华别墅(其实是公司为他预留的),那里佣人成群、衣食满仓,有豪华游泳池和球场,还有免费的卫星电视接收系统。正如一位专栏作家观察到的,“除了聘请私人律师外,我想不出其他还用得着韦尔奇花钱的地方”[15]。

在美国,时常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入不敷出、回天乏力,而CEO们却稳坐钓鱼台,他们的收入不降反升;其实不用别人提醒,他们从来不会忘记好好地犒劳自己。当自行车生产商Schwinn/GT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时,公司还是给予其CEO高达200万美元的额外补贴——然后贿赂破产法庭,使其对之保持缄默。美国航空公司一度曾被几个缺乏商业头脑的CEO们弄得资不抵债,滑落到破产边缘,但他们却还享受着高标准的福利和养老金待遇。那些宣布削减员工的公司CEO,其实比其他CEO有钱得多。他们这样做绝不是像其宣称的是为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节省开支,在工资总额一定的情形下,裁掉的员工越多,自己拿的就越多,这个道理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数。[16]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CEO们的平均收入只占公司利润的3%-4%。真正的大头还是被那些超富的公司股东拿走了——他们还不如CEO们能帮助企业进行运营——他们才是最大获利阶层,就像沃尔玛的沃顿家族一样。

企业瘦身与价格伎俩

公司常常被称作居民的饭碗,因为它们是主要的就业岗位提供者。事实上,排名世界前200名的跨国企业占有世界25%的经济总量,而它们雇用的职工总数只占世界劳工总数的0.01%。资本家通过减肥瘦身(解雇职工)、开足马力(让剩下的劳工延长工时、提升工作强度)和降低评级(即将原来许多岗位再定义为低薪岗位)等方式牟取暴利,他们还倾向于使用兼职工和合同外工人(因为他们起薪较低,而且养老金、福利、住房要求较少)。随着工厂自动化的加速开展,原来许多高薪的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政府新增就业的80%来自低薪的办公人员、零售员、饭馆职工、医疗护理、临时服务等职业。在企业的最近几次瘦身中,往往是底层职工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管理层则安然无恙。[17]

作为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工资应该被压得尽可能低;可是作为居民消费的主要来源,工资又应该获得适度增长,这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矛盾。雇主们如果盲目降低工人工资,全社会的购买力将会相应下降,由此可能导致生产过剩、设备闲置、产品挤压乃至经济萧条。而对于大企业来说,经济衰退则未必全是坏事。小的竞争者因为担负不起亏损而被淘汰出局,工会组织也因不能捍卫工人利益而声望大减,而且一大堆的失业工人进一步降低了市场薪金标准,这样一来利润肯定会比平日升得更快。那些认为所有美国人面对危机都感同身受、所有人的命运都连在一起的想法,现在应该偃旗息鼓了。在最近几次经济萧条中,大公司的利润扶摇直上,上升到创纪录的水平,因为它们享受着更低的工人工资和更高的生产率(由于劳动力市场成为买方市场,工人不敢懈怠)之间的差价红利。[18]

前任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兰迪( Nicholas Brady)曾指出,经济萧条“绝非世界末日”,也“没什么大不了”。当然,对于他和那些华尔街大亨们来说确实没什么大不了,有时那些大企业还会幸灾乐祸地看着其他小厂商因经济危机经营不善,好让他们用较低的价格进行兼并重组。[19]布兰迪和他的朋友们还知道,他们这个阶层的富足依赖于那些肯下苦力干活的工人,所以他们要想尽办法留住这些老实人当他们的剥削对象,为此不惜采取一些局部牺牲的做法(比如增加福利等),好让他们死心塌地为自己干活。

财富与贫穷绝非形同陌路毫不相干,事实上两者关系紧密。从全社会来看,财富的集中造成了贫穷,而且前者的存在与维持都有赖后者。如果没有奴隶和佣人们的辛勤付出,哪里会有地主和富商胜似天堂的日子?如果没有起早贪黑的工薪阶层,哪里会有那些CEO们的潇洒气派?如果没有穷人和被压迫者,哪里会有富人和压迫者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种经济现象叫做通货膨胀。甚至一个温和的3%-4%的通货膨胀率也会让那些靠固定工资吃饭的人心生不安,毕竟他们的货币购买力正在逐渐被侵蚀。公司领导总是将之归结为强劲的工资需求的结果:工资越高,生产成本就会越高,随之它就会传导到商品中导致更高的产品价格。可是从总体上讲,公司利润和市场价格的增长幅度普遍高于工人工资增长,所以前面一种说法虽也有些道理,但却立不住脚。四种必需品——食品、住房、能源和医疗保健——占居民日常消费的70%,它们的通货膨胀率在所有商品中最高。而在这四个产业中,工人工资增长幅度却是所有行业中最小的。比如说加州,日渐高昂的住房开支不能主要怪建筑工人,他们也在忍受着克扣工资的苦难;2005-2006年高耸的油价也不能怨采油工人和加油工人,因为他们的工资与过去基本持平。麦当劳连锁店食品价格的上升也不能全怪贫穷的农场工和餐厅服务员,因为他们只是在最低工资线上下挣扎;当然,天文数字的医疗花费也不能怨那些医疗护士或是保健医生,他们往往只被支付可怜的工资。

在最近几年里,多数行业的全职职工的工资维持原状,而经理层则是大赚特赚,所以前者的总收入份额实际上在下跌。银行家和大股东也在飙升的股票中获利丰厚。[20]上段提到的“工资一物价”上升的循环,看来真得被“利润一物价”上升的循环所改写。事实上,下层民众和工人在通货膨胀面前的损失远远超过上层人士。

因为金融权力仅被少数人掌控,市场价格极容易被人为操纵。当市场出现供过于求、商品销售下降时,那些大型垄断公司并没有降低商品出售价格,反而将之提价,以补偿销售下降的损失。除此以外,价格还因垄断巨头的限产行为而被人为抬高。2005年,一些石油卡特尔制造人为的油荒,由此赚取了超额利润。

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的,庞大的军事开支才真正是政府支出中最能拉动通货膨胀的“罪魁”。[21]在内战期间、一战和二战期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率屡破新高。甚至在和平年代,庞大的军费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美国军方一直是美国石油的最大消耗者。从供求方面来看,军费支出创造了就业岗位,增强了社会商品购买力,也扩大了产品需求,虽然它并不会生产商品和服务。由此导致的购买力增加对价格产生了向上的压力,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因为国防预算(军费)主要是通过赤字支出(即政府支出大于收入)来获得资金。

农业生产的垄断

我们大部分的食品供应和农用土地,都被一小撮财大气粗的农场主控制着。他们人数极少,但却控制着全国80%的耕地和食品供给,获得90%的该行业利润;他们还组建了大型的农企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八成的农业固定资产。农企托拉斯就是一些依托大规模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来获得规模效益的大公司。它们还依靠加大化肥、农药和机械投入来增加单产,最重要的是,它们离不开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些农企巨头几乎控制了食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所有阶段,可以说是产销一条龙模式。从实验室的基因配种直到超市里的连锁销售,处处都能见到这些企业的影子。例如,这方面的领军企业卡吉尔( Cargill),年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下辖数十个子公司,经营领域从选种、播种、施肥到家畜饲养,凡所应有,无所不有。[22]

小型的家庭独立农场,正在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农企托拉斯的产品收购价甚至低于他们种粮的最低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多方面的投入),这使得他们步履维艰。时至今日,这些小型农场背负的债务甚至超过了它们的净收入。只有20%-30%的农产品收入能最终落到农民手中,其余的基本上就是那些托拉斯的杯中之物。在现今剩余的170万个独立小农场(1940年是600万个)中,大部分农民都要依靠种粮之外的营生手段维持生计。[23]

与大众常识相反的是,这些大型农企的劳动生产率反而比小农场低,即使将各种成本考虑在内。不要小看了小农场,其实它们有时生产率惊人。大型农企普施化肥导致土壤板结,农地肥力下降,而且使用机械浪费了惊人的能源。小型农场往往能调动农民积极性,而且便于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它们使用较少的化肥和农药,产生较少的废弃物,能够更好地保护土地水源。家庭农场对待他们的家畜有如自己人,管理与喂养十分人性化,并且注射较少的抗生素和激素。它们在使用土地和能源上也更加经济,而且由于它们的产品大多供应本地市场,所以它们有着更低的运输成本。[24]

随着区域间农企合作的不断深入,地区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逐渐被打破。比如在美国东北部,70%的农产品都是从别处进口的。在全美国,总共3美元的成本,农业生产占2美元,产品运输就要占上1美元。这种区域物流有时是必要的,有时则显得多余。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大型化还导致集约型生产方式逐步被粗放型取代: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毒化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壤,由此造成的土壤退化和肥力下降已使我们这个国度满目疮痍。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这种大规模、高利润、粗放化、非环保的生产方式所破坏或毒害,以及消费化学方法生产的食物对我们自身健康的危害,我们养活自己的能力开始受到质疑。[25]

在美国的这些大型农场企业中,总共200万农场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许多人被迫一天劳动14个小时,而且加班费很低,甚至低于平常的工资水平。而他们要面对的还有化肥和农药的侵蚀,以及肮脏简陋的工作环境,这些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综合各方面的收入来源,在2002年,每个农场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5000-7500美元。其中约28%的人低于2500美元,60%的人年收入低于10000美元。[26]

现在我们吃的很多食物都含有转基因等生物工程成果,这些成果大部分是由像孟山都(Monsanto)这样的大型生物制药公司生产的。这些转基因食物对于我们未来健康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孟山都还在研制一种叫做“终结者”的种子品种,即用它种出的谷物不能再生出自己的后代种子。孟山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明知道由此导致的基因高度一致性会使庄稼品种单一,并会抹杀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从而进一步削弱庄稼对疾病虫害的抵御能力。答案是,通过这种方式,拯救庄稼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化肥农药施加量,而且只有用孟山都生产的农药才能真正见效。[27]

一些小农场主已经使得他们的庄稼受到从遥远的农业综合企业土地上飘来的转基因花粉所污染。这些农场主一直被孟山都成功地起诉,并被弄得以破产告终,因为它们的农作物的一小部分(偶然地)获得了基因遗传物质,从而构成了对孟山都“知识产权”的一种触犯。

市场需求与劳动生产率

那些认为私营企业能够充分满足我们需求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有企业并没有这样高尚的品质,它们的首要目标和最终目的都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人们需要食物,但是只有在这种需求能与其购买力结合起来时才会形成市场需求。当问及为什么美国物产如此丰饶却还有人食不果腹时,一位食品生产商直率地答道:“我们生产时眼瞅的是利润,而不是那些穷人的需求。他们没钱买,我们不可能提供给他们产品。”[28]

需要与需求之间的显著差别,同样也体现在国际市场上。当资源配置的指挥棒是“自由市场”而不是“人类需要”时,穷国也就逐渐沦为富国的奴隶。来自秘鲁、墨西哥、巴拿马、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牛肉、鱼肉等产品在美国销路很好,利润诱人,可是如果将其用于第三世界国内的食品救济,则完全无利可图。那些穷困的家庭需要食物,但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转化不成市场上的产品需求。他们应该知道,自由市场没有从天而降的馅饼,它的市场法则近乎残酷无情。而且金钱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能催生再投资的欲望。因此,富国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其结果只能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往往有钱人不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急需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人却又缺钱。超市和集市的待售产品积压如山,与此同时则有数百万人食不果腹、居无定所。

生产率中蕴含的人类价值体现在其社会需求上。这种生产率只以利润为目标,不顾及过分劫掠资源造成的生态失衡;它可能带来的是过剩的产品供给,而且醉心于制造包含巨额维修费的高档汽车,仅仅是为了满足富人们的需求:它通过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来压榨他们的劳动成果,使其工资增长幅度远低于生产率增长;它会有意制造出短期的产品短缺,仅仅是为了提高市场价格——从而为少数人谋取更多利润。它满足的首先不是社会公共需求,而是过剩的富人需求,只因他们手中掌握着金钱。它绝不会去考虑生态损失和生态成本、公共医疗与健康、教育和文化生活。

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们声称,企业的高生产率为全社会创造了经济繁荣。但是生产率既有益处也有弊端。阿巴拉契亚的煤矿企业效率奇高,利润丰厚,可是它却给多少工人留下了凄苦的回忆!他们往往是本地人,被逐出世代生存的家园,而后进入煤矿做工,危险的工作条件使他们未老先衰。这种高生产率不仅摧毁了乡村原貌,而且拒绝偿付任何如此这般的社会损失。

在过去30年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小时的劳动产出)不可思议地提升了78%,而2004年全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比1973年下降了11%(去除货膨胀率因素)。如果自1968年以来最低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于同步,那么现在就应该是每小时14美元,而不是5.5美元。生产率提高的大部分收益都落到了投资者和企业高管手中。[29]

这种生产率的提升,往往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现出来。然而这种衡量方法却注定要漏掉许多重要的社会要素。它无法衡量非市场的服务领域,比如家庭妇女的劳务成本及孩童抚养成本;它无视环境污染等社会生态损失;与此同时,它却将社会消极方面算进表格中。比如犯罪、交通事故、疾病灾害导致了警务成本的提升和保险业、医院护理业收入的提高,这些都为GDP添彩不少,但却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所谓的劳动生产率,只是一个纯以数量衡量的工具,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综合效益方面作用不大。

有人认为,巨额的财富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提供新企业资本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不过在许多行业,像铁路、宇航、核能、通信、计算机等领域,部门研发的主要经费都来自政府(也就是来自纳税人)。说大规模的生产需要巨额资本积累和资金投入是一回事,说资本积累的来源只能是富人的钱包就是另一回事。

大公司往往将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委托给小企业或个人。那些大型石油公司的创新指数实际上很低。而在电子电气领域,一位通用电气副总说得好:“大公司所拥有的大型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实际上很少,甚至连电动刮胡JJ和电热垫也需要求诸小型实验室……它们所做的只是将后者的发明专利进行收购、买卖和消化吸收,并借机以雄厚的资金后盾排挤后者,仅此而已。”[30]同理,在最近蓬勃兴起的软件行业中,也是流行这样的游戏规则。

自由市场制度的捍卫者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大显著特征便是生产的规模化和集中化。然而,企业的大规模往往不是技术创新导致的,而是利润导向下的兼并重组的结果。比如说,一个公司可以兼营制造业、保险业、娱乐业、传媒业、出版业等,但这绝不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而是出于资本拥有者获取更大利润的需要。当时景大好时,资本家便会去歌颂自由市场制度的丰功伟绩。当经济萧条时,他们不是把责任归咎于制度层面的弊端,而是将责任怪罪到普通工人头上:要想在世界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工人必须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多干活,少索取,否则国内产业就会毫不留情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这是一种无形的劳工成本的较量。可是虽然美国工人的工资和薪金被压低了,他们的就业岗位仍在逐渐流失到海外,因为他们发现不管他们的工资被压得有多低,也不会压到像中国或印尼那样的工资水平。[31]

导致现今美国劳动生产率裹足不前的一大原因,就是技术领域创新乏力。大公司不愿将资金投入工厂设备的更新中去,于是便向政府哭穷,要求政府提供资金以支撑其设备改造和技术研发——此举也是为了提高企业在外国市场的竞争力。然而当资金到位后,这些大公司往往将其转化为现金储备供企业兼并备用。比如,在解雇了20000名雇员后,在得到政府数亿美元的企业补贴与税收减免后,美国钢铁公司仍然拒绝更新其过时设备;然而时隔不久,它便以6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马拉松石油公司。

美国工薪阶层的苦难史

在21世纪头十年里,在1999-2005年间,美国最穷的20%的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了9%。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债务(包括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消费等)的增长速度则相当于个人收入增长的两倍。企业倒闭数处于历史最高位,贫富差距来得比近80年来任何时候都大。[32]上千万人过着摇摇欲坠的生活。

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工作,那得怪自己运气不好。自由市场经济绝不会实现自发的充分就业。而且我们应当明白,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转有时甚至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失业人群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工资就不会降低,劳工成本就不会下降,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也就无从谈起。最近几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在5%-7%,超过900万人。但是这一数字并不包括那些已消耗完自己的失业救济金却还没找到工作的以及做兼职的人群。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提早退休的人群和参军的小伙子们(他们复员后政府并不给安排工作,但是在军队期间则算作就业),还有本不应算作就业人群的监狱服刑人员。据初步估计,全国约有1470万人没有工作。[33]

最近10年,做兼职的小时工(也叫短工)的人数飙升到3000万。当然,一些人喜欢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因为他们受到学业或家庭的制约。但他们的意愿在这个阶层里不具备广泛性。大多数人都是出于无奈才接受这种工作。同样的工作,这些兼职工的平均小时收入只相当于全职工的2/3。在兼职工当中,还有一种人叫“合同工”,他们的工资都是按小时结算,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解雇,可以说是朝不保夕。这些合同工的大约五分之一,多达100万人,仍会回到原公司任职,不过由于不再是全职在编工人,他们的工资待遇降低了不少,而且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带薪休假,更别提退休金了。美国劳工部统计显示,被解雇的全职工在原公司重新就业后,只有约35%的人能得到相同或是更高的收入。由于收入难以保证,工人们有的必须兼职好几份工作才能勉强养家度日。[34]

有的人会说,只要用心去找,工作总是会有的,面包和土豆总是会有的;失业的根源在于有的人太懒。但是,数百万人在经济衰退中被抛入失业大军,难道这是因为他们突然发觉工作繁重、难以忍耐,然后选择失去自己的收入、医保和退休金吗?实际上,当就业机会出现时,不管其工作有多繁重,不计其数的“懒人”都会排起长队,趋之若鹜。举一些最近发生的例子吧:爱荷华州的一个工厂,4000人为了53个岗位而激烈竞争;在纽约,4000人苦苦追寻700个收入很低的旅馆服务工作;而在芝加哥新开的一家沃尔玛超市里,24500人申请325个低薪的工作岗位。[35]

技术进步与工厂自动化虽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减少了职工数量;其实这也是自动化的应有之义。另一个导致就业下降的原因(特别是那些相对高薪的工作),就是美国的“产业空洞化”——许多美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的廉价劳工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以赚取更多利润。这些举动无疑使本国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并会降低工人的工资。

我们常听人说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都属于工薪阶层。他们的收入来源只有工资。即使是服务行业中的白领雇员,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非管理岗位工作,其工资也比较低。最近一些年来,他们的工作条件也是每况愈下。相比30年前,大多数美国工人被迫超时做工,他们拥有的假期被缩短,他们的工期被延长,他们的工资被克扣,他们的病假被取消。虽然表面上我们的国家经济繁荣,但隐藏在这背后的却是工薪阶层的艰苦劳动和辛勤付出。可是他们的收获与付出远不成比例:他们的工资日渐减少,高薪岗位逐步消失,而且政府收入补贴也在大幅缩水。[36]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大约70%的调查对象对他们的工作怀有不安全感,而且感到工作压力日渐沉重。另一项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感觉自己不如父辈们幸福,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幅度。在上世纪80年代,约有13%的40-50岁美国人至少有一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国家的贫困线一年一划),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5%。[37]2004年,全国共有2万亿美元的消费欠债,如果加上抵押贷款,这一数字将会上升到10万亿美元。到现在,美国人的家庭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随着联邦政府对大学教育的拨款日渐减少,学生们为了支付高额学费也开始大量借债。在公立大学,每名欠债学生一周平均的额外工作量达到22小时。最终65%的美国大学毕业生都有沉重的债务负担。[38]

2005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相当于总人口的13%,这比2001年增加了500万人。其中的大多数连养活自己和家人都很困难。不过这一数字还是严重高估了非在编工人家庭的收入状况,其实他们之中有70%都低于官方公布的贫困线,而在统计中都被忽略掉了。[39]他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挣取工资,而是挣取救命钱。2005年,官方公布的一家四口的贫困标准是19157美元。在美国绝大多数地区,这样的收入很难养活一家四口。美国最穷的20%的人口的实际收入在2001- 2004年降低了9%(已根据物价做了调整)。根据IRS 一项报告,在国民总收人中,位于底层80%的纳税人的份额由50%下降到40%。[40]

在“工薪穷人”(working poor)中,正有越来越多的血汗工厂工人(他们每周工时很长,得到的却只有最低工资)及在富人家做家务的女性劳动力,她们每天工作12 -15小时,每周工作6天,平均每小时工资却只有2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还有2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边缘,他们同样没有医疗保险、没钱看病、没钱买车,甚至连饭钱都凑不够。他们贫穷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怠惰,而是老板给的工资太低,市场物价太高,以及累退税。[41]

贫困线标准每年都会根据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然而统计者们似乎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穷人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房屋租金、食品、燃料和医疗保障等生活必需品上。近几年,这些必需品的物价涨幅远远高于全社会物价涨幅,这一点统计局的人却没有考虑在内,这使其低估了贫困人群数量。[42]

美国人一直被教导他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民。事实是,美国的成人识字率排在世界第49位,而尽管医疗事业上花费巨大,其医疗保障覆盖率也只排在世界第39位。在2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拥有最高的贫困率、最高的犯罪率、最高的婴儿死亡率,还有最高的因杀人等暴力犯罪导致的少年致死率。而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工人一年的工作时间最长,休息时间最短。[43]虽然美国在疾病预防与诊治、国民健身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且人均寿命在2005年达到了77.6岁(这一数字在1990年是75.4岁),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它的人均寿命仅排在第十五位,而且其高血压和肥胖症的发病率还在升高。[44]

穷人与富人相比似乎在基本品方面花费更多:30%的汽车贷款买的是过时的二手车,价钱却一分不减;租住在条件简陋不安全的住房单元中,恶劣的房东却拒绝修理;分期付款的贷款利息更是达到惊人的200%-300%。负责现金转账的一些小银行和公司最会骗取穷人钱财,他们的金融操作极不规范,而且利用穷人在理财方面的懵懂无知大赚一笔。他们对穷人收取高达10%的手续费,这一业务使其每年可以赚到20亿美元。许多这些高利贷店都得到大银行和公司的资金支持。随着低收入人口的增长及银行贷款家庭数减少,它们的增长率一直在上升[45]最备受煎熬的莫过于拉美裔和非裔美国人了,他们的工作往往集中在低收入部分,其失业率和贫困率约是白人的两倍。[46]尽管美国在制度上已基本根除了种族歧视,明里暗里的种族歧视仍在就业市场上频频出现。一项调查揭示,当资历相同的白人和黑人竞争同一岗位时,白人被最后雇用的可能性是黑人的三倍。而且被雇用后其工作及福利待遇一般都要好于黑人。此外,在住房抵押贷款申请中,少数族裔被拒绝的几率是白人的三倍。[47]

女人也是歧视和剥削的最大受害者。在拥有工作的5800万职业女性中,其职业绝大部分集中于低薪的秘书及服务工作。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三分之二。经过30多年的奋斗和争取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6%,而这种变动的主要原因则是“工厂自动化”和“产业空洞化”导致男性工资下降。在贫困的成年人当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尤其是那些单身母亲。[48]

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后果

2005年,美国有1300万儿童的生活费低于贫困线,其所占比例比20年前还有所上升。官员们和儿童权利的倡导维护者都认为,父母的低工资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是儿童贫困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家境贫寒的孩子往往出生时体重偏轻,并面临早夭的威胁。再加上得不到较好的教育,他们的成长面临诸多问题。他们最有可能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暴露在有毒的环境中和社区暴力中,学习发展能力衰退。[49]这些穷孩子往往会受到“沉默的口腔疾病”(即牙齿发育不良,蛀牙等疾病)的困扰,因为家人付不起看牙医大夫的钱。[50]

截止到2005年,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字,大约3600万人(包括1300万儿童)无法应对日常的食品开支,这一数字比1999年增加了500万人。遍及全美的饥饿与半饥饿状况,已经使得一些公共食堂难以应对。许多接受食物救济的人都是穷苦的劳工族们,他们的收入只够满足其基本住房需要。[51]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和一些小城镇,孤苦伶仃的流浪者只能从垃圾堆里挑拣能吃的东西。正如一位专栏作家所说:“如果总统在访问中国时目睹中国农民从垃圾堆中觅食,他会说这是共产主义制度失败的标志之一。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自诩为‘人间天堂’的美国,又该做何解释呢?”[52]

现在的美国成人中,有五分之一仍然是功能性文盲。四分之一的家庭住房没有充足的洗澡间和采暖设备。对于低收人人群来说,住房开支占其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二。由于富人的地产投机、房屋所有权转让、房屋出租权的转移,穷人基本上被挤出了房地产市场。在过去25年中,有200万套住房从穷人那里转移到了做地产投机的富人手中,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穷人无家可归。[53]

据估计,美国现在的无家可归者介于100万一300万,其中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至少一个孩子。无家可归总是与压力、饥饿、肮脏、匮乏、绝望、孤独、体力不支和疾病等字眼相伴。许多人住在棚户区和筒子楼中,成年不见天日。由于他们的工资低于房租,他们无力负担起一个生活的住所。[54]即使那些有自己房屋产权的穷人说话也没多少底气,因为只消富人一句话就可能把他们抛上街头。尽管都说老年人比较富裕,可是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年龄都在65岁以上。

尽管有医疗补助,老人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高昂的医疗花费。为了维持生计和支付医疗花费,接近一半的年长公民都在谋求再寻找一份职业。更为糟糕的是,40%的私企没有任何形式的养老金或养老补助。这使得老人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在过去20年里,雇主们对联邦401条款(意在使美国公民老有所养)注入的资金不断减少。公司经常克扣工人的退休金,并将其作为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它们有时还在退休金账户上做手脚,将其中的大部分进行截留。当公司参与并购或被别人兼并时,这笔退休金就会被秘密转移到新的所有者手中,几十年后,辛苦一辈子的工人们会发现自己到老仍两手空空。仅在2001年,就有1750亿美元的工人401退休金被挪用。如果政府不对此采取措施的话,整个企业退休金制度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架子。[55]

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们永远不会懂得下层百姓的痛苦。在贫困的重压下踽踽独行的人们——没有钱支付房租、食物和必需品,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下挣扎——他们的健康状况让人无比担心:其抑郁症、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比一般人高出许多。而且出于绝望,他们的自杀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最要命的是,他们中精神性疾病蔓延的速度非常快。超过30%的美国人有过或轻或重的心理障碍,其中大部分是穷人。数千万人沉迷于酒精、烟草和毒品,其中绝大部分仍是穷人。安非他命、巴比妥酸盐等医药(它们廉价但医药质量得不到保证)被医生滥用在穷人身上,得利的是医药公司和黑心医生,受害的则是穷人。[56]

每年有3万美国人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另有17000人死于谋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青少年人群的自杀率上升了200%。数百万美国妇女在家受过丈夫的虐待,每年由此导致近500万人受伤。超过200万的儿童——绝大多数来自低收人家庭——遭受过不同形式的虐待、歧视、抛弃。最近几年,虐待老年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其主要原因往往是家庭经济状况恶化所致。[57]

简而言之,我们的美国表面富足辉煌,实际上还有许多阴暗面。自由市场往往盛行赢家通吃的规则,赢者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然而这经常会导致忽视其他人的存在。贫困率居高不下,既导致穷人营养匮乏、医疗保障不足、缺少住房,也滋生了诸如吸毒、犯罪等社会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又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导致认知缺陷、较差的学业、有限的就业机会。[58]

总之,与广为流行的社会神话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浪费了我们的自然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付给其过低的报酬,创造了艰难和失望的社会需求,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服务于少数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缺少民主和被财富弄得四分五裂的社会。

注释:

[1]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33.

[2]See Victor Perlo's columns in Peoples Weekly World, 31 May 1997 and l August 1998; and Paul Lawrence,“CapitalismIs Organized Crime,”The people, September/October 2003.

[3]For the classic statement on capitalism, see Karl Marx, Capital, vol. l, available in various editions;

see also Marx'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4]See David Chandler's May 2003 report at http://www.lcurvc.org/.

[5]Paul Krugman,"The Death of Horatio Alger," 18 December 2003, http://thenation.com/doc.mhtml?=2004010s&s=krugman.

[6]David Cay Johnston,“Richest Are Leaving Even the Rich Far Behind,”New York Times,5 June 2005.

[7]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8 0ctober 2005.

[8] David Cay Johnston,“Richest Are Leaving Even the Rich Far Behind," New York Times,5 June 2005;and Paul Krugman in The Nation, 18 December 2003.

On how the Census Bureau fudges the picture,see Michael Parenti,"Economy in Numbers: The Super Rich are Out of Sight," Dollars and Sense,May/June 1998;

also available on www.michaelparenti.org.

[9]For a similar model, see David Chandler's“L-curve,”http://www. lcurve.org/.

[1O] Holly Sklar,“Growing Gulfbetween Rich and the Rest ofUs,”Znet Commentary, 24 0ctober 2005.

[11] Forhcs 2000, 12 Apri1 2004.

[12]James Brock,“Merger Mania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Price of Corporate Consolidation,”Multinational Monitor, July/August 2005.

[13]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see David Model, Corporate Rule (Black Rose Books, 2003).

[14] Holly Sklar,"CEO Pay Still on Steroids,"ZNet Commentary, 24 May 2005; "Gaping Pay Gap Grows,"Multinational Monitor,April 2004.

[15]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15 September 2002.

[16]New York Times, 21 April 2003; 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 an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Executive Excess, 8th ed., September 2001.

[17] New York Times,l October 2000; and David Gordon, Fat and Mean: The CorPorate Squeeze of Working Americans and the Myth of Managerial "Downsizing,"

(Martin Kessler Books/The Free Press, 1996).

[18]San Francisco Chronicle,8 August 1992.

[19]Lewis H.Lapham,"Notebook,”Harpers, April 1991.

[20] 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 an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Executive Excess, 8th ed., September 2001; New York Times, 17 0ctober 2005.

[21]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0, 1978.

[22]Christopher D. Cook, Diet for a Dead Planet: How the Food Industry Is Killing Us (New Press, 2004), 125-152; Hilary Mertaugh, " Concentration in the Agri-Food System, Left Turn, August/September 2003.

[23] Maren Anderson, " Unfair to Small Farmers, Dollars and Sense, September/October 2001.

[24]Cook, Diet for a Dead Planet, 160-186; A, V,Krebs, The Corporate Reapers (Essential, 1992); and Fact Acts, Summer 2005.

[25]Marc Lappe and Britt Bailey,Against the Grain: Biotechnology and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Your Food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8);

and Krebs, The Corporate Reapers, 75-97 and passim.

[26] 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 AFL-CIO, Newsletters, August 2004 and November 2004; also rl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Survey, http://www.dol.gov/asp/programs/agworker/report/major.htm.

[27] Luke Anderson, Genetic Engineering, Food and Our Environment (Lilliput Press, 2000); Jane Rissler, " A Growing Concern, " Catalyst, Spring 2005.

[28] Quoted in Hunger, U.S.A. (Beacon Press, 1968), 46.

[29] Derrick Jackson, " Who's Better Off:1is Labor Day?" Independent Politics News, Fall 2001; " CEO Pay Skyrockets,Multinational Monitor, March/April 2005.

[30]Quoted in 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1966), 49.

[31] Lou Dobbs, Exporting America (Warner, 2004).

[32] U.S. Census Bureau report, cted i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7 September 2005.

[33] New York Times,18 July 2005; and " Just the Facts, Solidarity, May-June 2004.

[34]See the daily labor reports of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ver recent years; and New York Times,30 November 2003.

[35]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7 August 2005; and Chicago Sun-Times, 26 January 2006.

[36]Working Hard, Falling Short, report by Working Poor Families Project, 12 0ctober 2004; Keith Ycarman, " Green Shoots in America's Ruins," Z Magazine, March 2005.

[37]Mark R. Rank, One Nation Underprivileg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New York Times, 10 February 1996 and 6 March 2006.

[38]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29 September 2005; Elizabeth Warren and Amelia Tyagi, The Two-Income Trap (Basic Books, 2003);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5 January 2006; and USA Today, 23 February 2006.

[39]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31 August and 8 September 2005.

[40]New York Times, 5 0ctober 2005 and 6 March 2006;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1 September 2005;

Working Hard, Falling Short, report by Working Poor Families Project, 12 0ctober 2004.

[41] Holly Sklar, Laryssa Mykta, and Susan Wefald, Raise the Floor: Wages and Polices That Work for All of Us (Ms. Foundation for Women, 2001);

Beth Shulman, The Betrayal of Work (New Press, 2005).

[42] John Schwarz and Thomas Volgy, " Above the Poverty Line-Bur Poor," The Nation, 15 February 1993.

[43]New York Times, 12 December 2004 and 12 January 2005; also Jeremy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Tarcher, 2004), 39-80.

[44] Report b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8 December 2005.

[45]Michael Hudson (ed.), Merchants of Misery: How Corporate America Projits from Poverty (Conunon Courage Press, 1996);

and Oakland Tribune, 8 August 2000.

[46]See Urban League's annual report:The State of Black Americ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indings cited in Los Angeles Times, 25 September 1998.

[47] " The Impact of lnstitutional Racism on the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Minority Youth, "Annual Meeting National Youth Employment Coalition, 13 December 1999,

http://www.nyec.org/racism-panel.htm; Oakland Tribune, 9 August 2000.

[48] Washington Post, 10 June 2000; and survey in Working Woman, January 1996.

[49] See reports b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 in Poverty, 2005, http:// www.nccp.org/.

[50]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26 May 2000.

[51]Sciencedaily.com, 29 0ctober 2005; http://www.secondharvest.org, 2005;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2 September 2005;

and Jennifer Johnson, Getting By on the Minimum (Taylor and Francis Books, 2002).

[52]William Raspberry, " Garbage Eaters, Washington Post, 2 May 1984.

[53] Report by National Jewish Coalition for Literacy, USA Today, 29 November 2000; Michael Janofsky," Shortage of Housing for Poor Grows in U.S."New York Times, 28 April 1998.

[54] For more detailed statistics on homelessness, contact 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and National Law Center on Homelessness and Poverty.

[55] " Sneak Attack of the 410(k)s Labor Party Press, July 2002; New York Times, 6 December 2005; an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2 December 2004.

[56]See Helen Epstein, "Ghetto Miasma: Enough to Make You Sick,"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2 October 2003;

also annual reports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and studies on depression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8 June 2003.

[57] Thomas Joiner, Why People Die by Suicid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Karen Balkin (ed.) Viotence Against Women (Greenhaven Press, 2004);

National Clearing House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http://nccanch.acf.hhs.gov/2005; and Jim Doyle, " Golden Years Tarnished by Abus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31 May 2005.

[58] David K. Shipler, The Working Poor (Knopf, 2004).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507/234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