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后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吗?

美国有一万多名经济学家,他们竟然没有一个通过数学模型预测到21世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内容摘要: 从世界文明史这一大视阀来看,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各国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补充、碰撞和融合的结果。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经济学体系并存的背景之下,正确解读马克思关于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论断,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重性,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意义尤为重要。一部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应该遵循“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经济学发展规律。一方面,光注重从属型发展观,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收西方经济学是不可取的,应该谨防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质、意识形态性或者资本利益取向。另一方面,光注重创造型发展观,全盘否定和排斥西方经济学也是不可取的,应该重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或者科学性。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和创造能力,通过伟大的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构筑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吸收和借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合理因素。

作者: 丁霞,广东财经大学讲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对于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的转型、蜕变和发展取向,做了如下声明:“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在是这个话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其次,马克思把古典经济学家即“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下限仅仅划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李嘉图、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西斯蒙第,以及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代表人物拉姆赛、琼斯、舍尔比利埃为止。并且把庸俗经济学家划分为两派:一派“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斯夏的旗帜下”,另一派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而西方主流派竭力否定马克思这一论断,因此,关于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是否是庸俗经济学的大争论,在经济学术界一直没有划上了句号。

一、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转型和庸俗化的根源

1.这种转型和庸俗化是同1830年以后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的

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社会经济条件,为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作为该时期主流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历史环境。首先是开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变革,而且引起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产业革命摧毁了小生产,,完成了劳动者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过程,形成了现代无产阶级。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居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威胁资产阶级生存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工业资产阶级又还必须与阻碍其发展的土地贵族进行斗争。其次是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它“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产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对当时英法两国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产业革命虽然加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矛盾,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工业资产阶级与执掌国家政权的土地贵族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处在若明若暗的隐蔽状态。因此,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李嘉图,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条件时,能够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中;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充分发展,又使他对资本主义内部联系的探讨有可能超过他的前辈,从而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

但是,1830年在经济史和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和临界点。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使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相继掌握了政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轻工业以及冶炼、机器制造、铁路运输等都有了迅速发展。在农村,村社耕地都变成了大地主的私产,租佃农场主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自由贸易纲领。1848年颁布了有利于自由贸易的法令,按照这种法令,降低了粮食和原料的进口税率,取消了阻碍输入殖民地货物的航海条例,工业资产阶级因此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扩展自己的势力。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不仅完成了产业革命并且成为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的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在此期间,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业革命首先在轻工业中展开,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铁路线已超过三千公里。当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国。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和尖锐化。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的起义,标志着工人运动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的开端,成为法国阶级斗争发展中的转折点。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1848年6月起义中得到了高度的表现,起义工人提出了成立“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的独立要求。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集中表现为在30年代兴起而在40年代达到高潮的大宪章运动。1842年在宪章请愿书上签名的达到330万人。“宪章派全国协会”已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型。这一切表明,英法两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要求在理论上推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法国,1830年以后,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学派曾活跃过一段时期;40年代,以路易·勃朗和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卡贝、德萨米等所宣扬的共产主义,在工人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英国,除了欧文主义者以外,早在20年代就相继出现了一批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揭示阶级对立的理论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综上所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旨在迎合资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或阶级冲突的需要,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应运而生。这是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转型和庸俗化的社会经济根源。

2.19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经济学论战

在19世纪20~30年代,主要在英国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结果是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次大论战,这是西方经济学转型和庸俗化的导火线或者理论根源。

在英法两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背景下,这一场论战的特点主要是着眼于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一特定的理论主线,马克思说:“从1820年到1830年这个时期是英国政治经济学说史上形而上学最重要的时期。当时进行了一场拥护和反对李嘉图理论的理论斗争,出版了一系列匿名的论战著作……它们事实上都只是围绕价值概念的确定和价值对资本的关系进行论战的。”这场论战是在两个集团中进行的,一个集团是以马尔萨斯、赛米尔·贝利为代表的李嘉图学说的反对派,他们抓住李嘉图体系中的矛盾,力图推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沦;另一个集团是以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为代表的李嘉图学说的支持者,他们把李嘉图学说看成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力图通过修正和完善的李嘉图经济体系。但是,事实上,他们无法解决李嘉图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理论逐渐导致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促使李嘉图体系土崩瓦解。

应该强调指出,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英国发生的这一场争论不仅仅是着眼于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一特定的理论主线,涉及到众多思潮、流派和多元化的理论主线,不仅仅是在19世纪20~30年代嘎然而止,而是应该长达半个世纪,“他们之间就以李嘉图的思想为中心——这是自然的——的问题和理论展开了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直接对抗。”参加这一时期经济学论战的经济学家,有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也有反对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论战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是争论的焦点,还有1808年关于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问题,1808-1811年的“金价论战”、关于“谷物法”和地租的争论以及关于“萨伊定律”和经济危机的争论;而关于如何评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的争论产生了一大批“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其左翼是基于伦理学角度来解读劳动价值论的更为坚决的支持者,其右翼是相对温和的合作主义的支持者。此外,经济争论和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争论是交织在一起,例如关于济贫法的争论,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争论:制度变迁是否可以导致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尤其就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经济运行方面而言?如果这样的变迁与法国大革命相类似,需要以暴力和流血为代价,那么由此而获得的收益是否可以证明这样的代价是正当的?改良派(英国合作运动和小穆勒是其代表)、保守派和激进派,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卷入其间。总之,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大论战,是西方经济学转型和庸俗化的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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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西方经济学二重性及其向实用性科学的转型

马克思在《资本论》阐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性与科学性的二重性或者对立统一性,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1830年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历史环境和时代特点“已经不再允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因此而进入了“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

是否把1830年以后出现的西方思想或经济理论一律都称作“庸俗经济学”,国内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一些人认为,在1830年以后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就其反映经济运行规律的意义上说,仍然可以说是科学的,不能把它们一律称为“庸俗经济学”;此外,古典经济学是指从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开始到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前这段时期的理论,不能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就终止了;而且马歇尔还进而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在当时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与阶级剥削日益普遍化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为准绳来划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庸俗性的。在他看来,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经济学,形形色色折衷调和、修改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经济学都属于“庸俗经济学”。李嘉图之所以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和“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正是因为他立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183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不再继续推进劳动价值论,从而也拒绝以之为基础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1929年,萨米尔·李德在1929年,甚至宣称:人们“几乎普遍地拒绝把劳动作为标准了”。李嘉图理论甚至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视为危险的学说,马尔萨斯主义者卡泽诺夫就曾明确指出,“说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看来是一个错误而又危险的学说,因为它不幸给予某些人以口实,他们主张一切财产属于工人阶级,而其他人所获得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

西方“庸俗经济学”的两重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变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抽象掉反映资本雇佣和剥削劳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属性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而是注重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性问题,以至于被西尼尔等人改造成为致力于指导市场经济运行,旨在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所谓“纯经济学”、“实用经济学”、“市场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包括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虽然这种经济学并不注重分析经济体系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或阶级利益的对立关系,但它们也反映整个市场体系各部分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反映各种经济变量(包括各种微观经济变量和各种宏观经济变量)间的联系,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从其能够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意义上说,可以把它看作是实用性科学。换而言之,庸俗性或者意识形态性与实用性的对立统一,成为这种转型的特征。

列宁关于西方经济学两重性的分析,是对于马克思关于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这一科学论断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在列宁看来,西方经济学应该划分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实际的专门研究”,而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撰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却不可相信…..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吸收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

三、如何看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关于183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这一科学论断,列宁关于西方经济学两重性的分析,是科学剖析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

1,当代西方经济学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阶级利益、制度属性、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判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曾直言不讳地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西方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无所顾忌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尤其建立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取向和政策导向,在彰显资本家利益方面,例如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更为露骨。

2,当代西方经济学也陷入自身的理论危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非科学性或者庸俗性质的体现。

当代主流经济学第一次理论危机源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 70年代的滞胀危机带来了第二次理论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债主权债务危机,使主流经济学陷入第三次理论危机的泥潭。与以往历次危机的不同之处:它是在理论“硬核”层面爆发的颠覆性危机,其批判对象就是主流派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赖以建立的基石、“公理”、“原理”或者“基本命题”和理论假设——包括完全制度假设,经济人自利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同质性假设,均衡假设,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完全市场以及有限市场假设。一场颠覆性的新理论变革的前夜已经悄然降临。

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假设与社会经济现实的严重背离。主流派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制度视为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永恒的稳定的基本制度。并且把这一制度设计,作为无需证明的不言而喻的“公理”和基本命题,是一种含而不露的隐性假设。世纪之交关于关于资本主义前途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争论,将资本主义制度美化、固化、永恒化假设拖下了神坛。

《21世纪资本论》(2013年)作者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cketty)与格里高利•曼昆、伊曼纽尔•萨兹等人的辩论,引人注目。皮克迪用详尽的(尽管富有争议的)数据全面分析了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收入与财富的分布变化,其核心观点是:长期来看(除二战时期之外),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因此财富趋向于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是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另外是理性的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与行为主体行为的严重背离。经济思想史表明:自从亚当·斯密在实际上提出“经济人”思想,而帕累托把这一术语固化以来,经济人假设、人类行为假设、人格假设、完全理性假设或自利假设是当代主流经济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元假设。后者建立在个人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以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偏好以及资源稀缺作为核心”,而不是“另外一种以分工和剩余概念作为关键概念的不同概念体系”。甚至连坎特伯里大主教贾斯汀•韦尔比(Justin Welby)都洞若观火:“我们已经被简化成了理性金融人或者理性经济人,单一的经济个体……这类人生活在一个零和的世界里,他们所得到的任何收益都来自其他人的损失。”

应该强调指出,人所共知的“伊丽莎白二世之问”凸显了当代经济学的危机。英国有三千多名经济学家,美国有一万多名经济学家,他们竟然没有一个通过数学模型预测到21世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

当代西方经济学就其实用性而言,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四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映。尽管西方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不少缺陷,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关于现代化大生产、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管理的规律。

第一,微观经济学把市场价格制度及其有效运行作为其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个人、家庭、企业等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阐明各微观经济主体如何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进行谋求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实际上是关于市场的作用、价格决定、价格调节、稀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论,以及针对市场失灵、市场缺陷和市场异化而制定的微观规制度或者调节政策。

宏观经济学把社会的总体经济活动或者国民经济总量,包括总产量(或总收入)、总就业量、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作为其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的原因及实现两者平衡的条件,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理论指导。并且主要把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追求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任务。

因此,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亦即关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所积累起来的的经验和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例如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赖以建立的基本假设,乏善可陈,但是,西方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一整套分析工具和具体研究方法,例如演绎法,经济模型与数学分析,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剔除其局限性,对于我们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第三,世纪之交的西方经济学在某些领域的理论探索是有其积极意义。西方兼容理论、转型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福利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市场社会主义、第三种道路理论、混合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第三条道路”,以及新古典综合派,调节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新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新制度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是其典型。

此外,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两种取向值得关注。

1.兼容论——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兼容或者综合——风生水起,蔚为大观。其主题涉及到资源配置形式与所有制的兼容,亦即“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的亲和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的联姻论、市场机制和股份制中性论、趋同论、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混合经济以及“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由此而成为兼容论的标志性理论。

2.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说到底也就是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孰优孰劣孰主孰次之争,出现了大综合的趋势。萨缪尔森是主张“中间道路经济学”,主张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两大力量的融合:“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决定价格和产量,而政府却通过税收、支出方案和规章制度来调节市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

综而述之,从世界文明史这一大视阀来看,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各国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补充、碰撞和融合的结果。“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是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的带规律性的现象。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经济学体系并存的背景之下,怎样正确处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重性,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意义尤为重要。

一是尊重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作为其理论反映的新的经济学的发展规律:“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是一种集从属性与创新型于一体的发展观,前者倡导历史继承性、依存性、开放性、包容性和综合性,后者体现历史更替性、创造性、开拓性和多元性,从而彰显继承-更替、开放-创造、综合-多元的辩证统一。因此,光注重创造型发展观,全盘否定,一味排斥西方经济学是不可取的,应该重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或者实用科学性;光注重从属型发展观,盲目崇拜,全盘照收也是不可取的,应该谨防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质、意识形态性或者资本利益取向。

二是尊重理论移植规律。这就需要我们厘清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和无益成分,意识形态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进而还要从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因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从中国实际出发,谨防移植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类似在“器官移植”中屡见不鲜的排异问题,谨防类似“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的水土不服现象,从中吸收和借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合理因素。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在不久的将来,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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