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当代帝国主义

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与二十世纪革命相同的挑战。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对抗不断加深,全球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的传播性依然导向同样严重的政治后果:世界的转型始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的、受欢迎的——以及潜在反资本主义的——革命。
萨米尔·阿明:当代帝国主义

 

萨米尔·阿明担任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第三世界论坛的主席。其著作,诸如《自由主义病毒》、《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全球价值规律》、《当代资本主义的爆炸》,以及《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三篇文章,都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发行。

来自二十世纪的教训

俄罗斯的列宁、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以及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缔造了20世纪两大革命的历史。作为革命共产主义政党,以及后来革命国家的领导人,他们面临着与取得革命胜利的边缘地区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问题,并且被迫修正(我故意使用这个被许多人认为是亵渎的术语)这些继承于第二国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命题。列宁和布哈林透彻地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得出一个重要的政治结论:1914年到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成为必要和可能。

因为后见之明,我可以在这里指出他们分析的局限性。列宁和布哈林认为,随着垄断的发展,帝国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最高阶段”)。我质疑这种观点,并坚持认为,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就是帝国主义的,因为它从诞生(16世纪)便在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产生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在后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加深。列宁和布哈林认为,开始于俄罗斯(“薄弱环节”)的革命,将会在中心地区继续(尤其是德国)。其希望低估了帝国主义极化的影响,因此断送了中心地区的革命前景。

然而,他们很快便得到了应有的历史教训。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名义发起的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农民革命。那么,如何将农民阶级与社会主义构建联系在一起?是否可以通过向市场妥协和尊重新收购的农民财产,来慢慢向社会主义发展?新经济计划(NEP)便实施了这一策略。

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也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不会接受革命,甚至新经济计划。经过战争干预以后,从1920年到1990年,冷战成为长期性战略。帝国主义总是力求控制其所掌控的世界体系中的所有边缘地区,然而,即便远不能构建社会主义,苏联却能够从帝国主义强加的紧身衣中脱离。实际上,苏联也确实脱钩了。那么,现在该做什么呢?通过在国际舞台上的必要让步和避免过多干涉来争取和平共处吗?但同时,也必须武装起来,去面对新的不可避免的攻击。这意味着快速工业化——它将反过来与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并由此而威胁到工农联盟这一革命国家的根基。

这样,我们便能够理解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模棱两可。从1930年至1933年,斯大林选择快速工业化和军事化(这一选择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不无关系)。集体化成为这一选择的代价。

在我看来,托洛茨基自然没有做得更好。他对于喀琅施塔得士兵叛乱的态度与他后来的模棱两可证明了他和政府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1927年以后,他开始了流放生涯,并且不再承担管理苏联国家的职责,这使得他能够满怀欣喜地不断重复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像很多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此刻也可以奢侈地宣称自己对原则的忠诚,而不必担心其现实转化的有效性。

而后,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了革命舞台上。毛泽东将布尔什维克的模棱两可视为前车之鉴。中国面临着与苏联同样的问题: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在革命转型中将农民包括在内的必要性、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敌意。但是,毛泽东比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看得更清楚。是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但它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大众民主。这种区别很重要:后一种革命需要长期维护工农联盟。中国因而能够避免强制集体化的致命错误,并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将所有农业土地划为国有资产,给农民以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力,重新整合家庭农业。

这两种革命都难以实现稳定,因为两者都必须对支持社会主义观点的一方和向资本主义让步的一方进行调和。

在这里提及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并非偶然。现代三大革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是伟大的,因为它们超越了现时需求而看得更远。随着在全国会议上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山岳党的崛起,法国革命既是大众的又是资产阶级的,就像俄罗斯和中国革命一样,即便为了避免失败而未将共产主义提上日程,也依旧努力走向共产主义,对未来走得更远保持乐观预期。 热月不是王朝复辟。后者发生于法国,并非由拿破仑所领导,而是到1815年才开始。我们应该记住,王朝复辟与革命所引起的巨大社会转型并非毫无关系。在俄罗斯,复辟在革命历史中发生得更晚,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时期。在中国,没有(或者现在还没有!)发生复辟。

垄断资本的新阶段

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与二十世纪革命相同的挑战。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对抗不断加深,全球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的传播性依然导向同样严重的政治后果:世界的转型始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的、受欢迎的——以及潜在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但如果中心地区的人民反过来为被视为人类普遍文明新阶段的共产主义而奋斗,那么这种转型只能走出第一步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在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给予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机遇。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人民面临着双重挑战:(1)当代资本主义强加于体系内边缘地区的破落流氓式发展(lumpen development)无法养活四分之三的人口;尤其是,它会在亚洲和非洲导致农民社会迅速瓦解,因此,对农民问题的响应会在极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变化的本质;(2)帝国主义列强推行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学,反对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为走出僵局做出任何努力。

资本主义第一个长期系统性危机始于19世纪70年代。我曾提出,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的扩张说明了三个时代的更替:从中国的1000年到英国和法国18世纪革命之间近十个世纪的潜伏期,一个世纪的短暂繁荣期(19世纪),可能的长期衰退期,包括第一次长期危机(1875-1945)和第二次危机(开始于1975年,并仍在继续)。面对两次长期危机,资本主义都采用同样的三个法则来应对:资本控制的集中化、不公平的全球化的加深以及系统管理的金融化。两大思想家(霍布森【即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提及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译者注】和希法亭)立即抓住了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但列宁和布哈林从其转化中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即这一转化开启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并由此将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

垄断资本主义的初次形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在美国,它从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成为一个系统,进而征服了西欧和日本在欧战之后的“辉煌三十年”(即1945-1975的凯恩斯主义下的繁荣——译者注)。巴兰和斯威齐在1950年到1960年所提出的剩余的概念指出了在资本主义转化中什么是必不可少的。

在生产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物品的公司之间早先的竞争形式中——这些公司规模巨大且彼此独立,通常由公司的资本所有者基于作为外部基准的公认市场价格做出决策。巴兰和斯威齐观察到,新的垄断行为有所不同:他们同时考虑其产品的属性和数量,进而设定价格。所以,这是“公平、公开竞争”的终结。竞争这一术语的意义在功能和结果方面的彻底改变,将价格体系与其基础——价值体系分开。使用价值以前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自发的现实,但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它们成为了通过咄咄逼人且具体的销售策略(广告、品牌等)而系统产生的客体。

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生产系统的连续再生产不可能仅仅依靠《资本论》第二卷所讨论的两个部门间的相互调整来进行:从那时起,便有必要考虑巴兰和斯威齐所设想的第三部类。这考虑到除了第一部类(私人投资)和第二部类(私人消费)以外,在国家推动下新增剩余的吸收为资本主义消费所做的贡献。第三部类支出的典型例子是军费开支。然而,在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下,第三部类的概念得以延伸并覆盖一系列更为广泛的社会性不可再生产开支。

反过来,第三部类的赘疣在事实上有利于消除马克思所言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间的差别。所有形式的雇佣劳动能够并确实成为可能的利润来源。假设一个国家令一千万雇佣工人在第一、第二、第三部类工作,提供相当于一千二百万年劳动量的抽象劳动,倘若雇佣工人所收到的工资仅允许他们购买六百万年抽象劳动所产生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对于所有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而言,他们所承受的剥削同样都是100%。然而,劳动者剩余的六百万年抽象劳动不会全部投资于第一和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购买,其中一部分将用于第三部类的扩张。

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始于1975年)

作为对资本主义第二次长期危机的回应,从最初的垄断资本主义到其目前形式的转变(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便已完成(1975年至2000年)。十五年间,垄断权力的集中及其控制整个生产系统的能力达到无可比拟的顶峰。

我的第一个关于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构想可以追溯至1978年,当时,我解释了资本如何应对其长期系统性危机的挑战,其中,我强调了三种几乎尚未采用的回应方式:加强对垄断行业的集中控制,深化全球化(以及将制造业外包到边缘地区),和金融化。

“普遍化的”一词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一新阶段的新特点:从此,垄断组织便处于这样一个地位,他们有能力使得所有分包商的经济活动一文不值。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家庭农业便是最好的例子。在经济活动上游,垄断组织通过提供投入和融资来控制农民;在下游,则通过营销链来控制。由此从价格结构中抹杀因他们的劳动而取得的收入。这便是垄断组织利润的根源。同时,考虑银行倒闭的情况,我们可以将经济管理的新原则总结为一句话:垄断组织利润的私有化、损失的社会化!继续说“公平、公开竞争”和“市场所显示的真实价格”——纯属一场闹剧。

积累的金融化

经济生活的新金融化为资本力量中的这一转变加冕。代替分散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制定策略的,是资本所有者授权的管理者。通俗意义上的虚拟资本(所有权证书的估价)只不过是这种转换的表达式,象征着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脱节。

此后,基于灵活汇率原则和国家放弃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一般垄断组织利用资本所进行的统治通过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在新兴国家的国家政策中,其统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民主的衰落

在体系中心,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带来了工资形式的一般化。此后,高层管理者成为了不参与剩余价值构成的雇员,从而变成消费者。在社会另一极,工资形式的无产阶级化伴随着劳动力分割在形式上的增值。

在边缘地区,仍然可见一般垄断资本统治的影响。在一个由当地统治阶级与其从属阶级和地位团体所构成的已然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之上,出现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超级阶级,这发生于全球化的觉醒之中。这个超级阶级有时是“内部的新买办”(neo-comprador insiders),有时是执政的政治阶级(或者阶级-国家-政党),有时则是两者的混合。

“市场”和“民主”远非同义词,而恰恰是反义词。在中心地区,去极化的代名词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文化认同(也许只是表面上,但依然很活跃),已然取代了以前的政治文化——基于左派和右派的冲突,曾给予资产阶级民主重大意义,并对其框架内的阶级斗争打上矛盾的烙印。在边缘地区,被占据支配地位的当地超级阶级所攫取的权力的垄断,同样是对民主的否定。政治伊斯兰的崛起便是民主消退的例证。

当代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学

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是进入一个新时代,它以渐进而又迅速的国家生产体系的废除为特征。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不再被定义为“法国制造”(或苏联或美国制造),而是成为“世界制造”,原因在于,其制造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部分,分布于世界各地。

当代资本主义质的转变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即,三巨头的集团帝国主义的出现(即美国-欧洲-日本),这取代了历史上的国家帝国主义(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

在边缘地区,生产体系的全球化与新兴买办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新霸权集团对早期霸权集团的取代同时发生,新兴买办资产阶级并不是全球化资产阶级的构成要素,而是帝国集团中资产阶级的次级同盟。正如没有全球化的资产阶级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全球化体系并未减弱,事实上反而加剧了帝国集团同世界其他社会体系间的冲突。另一方面,边缘地区的新兴买办资产阶级在本国人民眼中既不合法又不可靠(因为其所服务的政策无法使国家“迎头赶上”,反而经常将国家带入流氓式发展的僵局)。在这一背景下,当今政府的不稳定便成为定局了。

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回应

美国-欧洲-日本的集团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持续攻击依傍于两翼:一翼为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迫使经济政策尽可能排他;另一翼为政治——持续干预政策,包括对反帝国主义干预的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作为回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四国,只有一翼: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但接受经济新自由主义。因此,他们依然脆弱,正如俄罗斯现状所展示的那样。

除了那些完全臣服于帝国集团经济和政治战略以外的国家,其余任何国家都是敌人。在此定义下,俄罗斯便是“敌人”。集团的目标即完全摧毁俄罗斯的抵抗能力。乌克兰当前的发展悲剧便证明了集团战略目标的真实所在。集团在基辅组织了一场被称作“欧元/纳粹暴动”的运动。西方媒体声称,集团促进民主的政策仅仅是个谎言。俄罗斯抵制乌克兰殖民化的政策必须得到支持,尤其是得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只有在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政策旨在促进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时,其政策才能赢得支持。

新自由主义只会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悲剧退化、“流氓破落式发展”以及在全球帝国主义秩序中的从属地位。俄罗斯为三巨头提供石油、天然气、与其他自然资源;其工业则被压制在为西方金融垄断组织的利益服务的分包商的地位。处于这样一个位置——这与其今天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相去不远,俄罗斯在国际地区独立行动的尝试仍将是极其脆弱的,并遭受着“制裁”的威胁——这将加强为迎合三巨头的支配性垄断组织的需要,而由经济寡头主导的灾难性联合执政。当前的“俄罗斯资本流出”与乌克兰危机说明了这种危险。重建国家对资本运动的控制是唯一有效的应对危险的方式。

(原文载于《每月评论》2015年7月,杨丹、王青编译,王行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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