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大圣归来》:好莱坞文化的胜利

上映以来好评如潮的动画片《大圣归来》,不仅获得了超高票房,日前又荣获金鸡奖最佳美术片。这一成绩让舆论和观众重新燃起了对国产动画片的信心,被称为国产影片对好莱坞的一次胜利。

郭松民|《大圣归来》:好莱坞文化的胜利

 

上映以来好评如潮的动画片《大圣归来》,不仅获得了超高票房,不旋踵即打破了由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2》保持的6.17亿的内地动画片票房纪录,成为首位国产动画冠军,日前又荣获金鸡奖最佳美术片。这一成绩让舆论和观众重新燃起了对国产动画片的信心,被称为国产影片对好莱坞的一次胜利。

单从票房看,《大圣归来》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从内容和其所承载的价值观来看,也许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这么说了。在我看来,《大圣归来》之所以能够取得票房的胜利,不是因为导演田晓鹏敢于对抗好莱坞,反而是因为他是好莱坞的好学生,能够成功地把好莱坞的技巧和逻辑内化于影片之中,以至于使《大圣归来》成了一部中国制造的好莱坞电影。所以,如果我们不把电影仅仅看作是一种可以获取利润的商品,而看作是文化和价值观的载体的话,那么《大圣归来》的票房胜利,说到底是美国文化的胜利,当然也是好莱坞价值观的胜利。

《大圣归来》在技术和特效方面,和好莱坞的同类电影相比,已毫不逊色,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不再赘述。笔者想说的是,单从影片中孙悟空的形象来说,已经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莱坞个人英雄,或者说是一位好莱坞式的“消极英雄”。

对待“元社会”的态度至关重要

在这里,笔者根据电影中英雄人物对待其所生活的“元社会”的态度,将他们区分为“消极英雄”和“积极英雄”两类。“元社会”——在美国的西部片中,通常是西部的一个小镇;在《功夫熊猫》系列中,则是熊猫阿宝居住的“和平谷”;在中国电影《让子弹飞》中,是黄四郎的统治的鹅城;在《红色娘子军》中,则是南霸天统治的椰林寨……;当然——在《大圣归来》中,就是江流儿和他师父化缘的长安城了。

仔细研究好莱坞电影中的个人英雄,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基本都是认同“元社会”秩序的。影片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元社会”中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化生存状态,通常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世,比如施瓦辛格或史泰龙的电影中,他们往往是前海军陆战队员、前特种兵、前警察、前宇航员等,现在已经退出江湖,安于自己虽然有点落魄却平静的生活。然后,某种邪恶势力——外星人、科学怪人、黑帮、恐怖分子、纳粹……开始威胁“元社会”现存秩序,英雄人物由于某种机缘被卷入其中,终于在愤怒的激发下发挥出自己的巨大潜力,最终摧毁邪恶势力,恢复“元社会”的平静。

之所以说这些好莱坞英雄是“消极英雄”,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改变“元社会”现存秩序,而只愿意消灭威胁“元社会”现存秩序的邪恶力量,一旦这些邪恶势力被消灭,他们要么匹马西风消失在地平线上,要么回到家中与妻子、孩子团聚。好莱坞故事万变不离其宗,经常被人简单地概括为“一个男人回家的故事”。

以这样的范式来观照《大圣归来》,我们就会发现孙悟空真的就是这么一位消极英雄——在影片中,大圣出场的音乐酷似西部片孤胆牛仔出场的音乐,又酷又神秘,还带着口哨儿声——他已经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由于偶然的机缘被江流儿(小唐僧)救出之后,心灰意冷,既不想再去大闹天宫,也不愿去赶走正在袭扰长安城的山妖,只想回花果山。但由于他欠江流儿一个大人情,只好勉强护送他回长安。然而,一路上妖王对江流儿的追杀,终于激怒了意兴阑珊的大圣,他一度被封印压住的法力又回来,从耳朵里取出金箍棒,一击毙掉了妖王。

比较一下《大圣归来》和《功夫熊猫》系列,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故事逻辑其实极其相似。熊猫阿宝原来也是无所事事,有点边缘化地生活在自己的伊甸园“和平谷”中。在《功夫熊猫》中,是“邪恶的大龙”威胁了“和平谷”的秩序,在《功夫熊猫2》中,则是大恶人孔雀“Lord Shen”来捣乱,而最终是阿宝消灭“大龙”和“Lord Shen”,恢复了“和平谷”的安宁。

英雄为什么必须消极?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和好莱坞电影的英雄范式相反,中国在革命时期或前社会主义时期的影视作品,却都是一些“积极英雄”——他们要反抗和摧毁的对象,首先就是“元社会”中的现存秩序,因为他们是“元社会”中的被压迫者。比如在《红色娘子军》中,对吴琼花来说,南霸天统治下的椰林寨的秩序是不能容忍的,是必须要推翻的。当然,一开始吴琼花看的还不是很清楚,简单地认为只要杀了南霸天就能让自己获得解放,只是在洪常青的启发下,她才明白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这就不仅要颠覆椰林寨秩序,而要颠覆世界(元社会)的秩序了。

所以,如果说好莱坞电影是在讲述“一个男人回家的故事”,那么中国的红色电影则是在讲述“一个英雄离开家乡去解放世界的故事”。红色电影通常都是以英雄人物和故乡亲人告别,然后转身走向前线为结尾的。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好莱坞强势的文化输出,观众已经完全习惯了“消极英雄”,就像我们习惯了麦当劳、肯德基的口味一样。所以当2010年,姜文的《让子弹飞》横空出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思想界也介入了争论。这主要就是因为《让子弹飞》的主角张麻子是一位“积极英雄”,他是主动去挑战鹅城秩序的,甚至黄四郎给了他几马车的银子他还是不走,一定要把鹅城(元社会)的秩序翻个个儿,而他居然也就真的就做到了。当然,受制于后冷战的语境,张麻子在推翻黄四郎之后无法在鹅城建立一个不同于黄四郎的新秩序,显然他不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所以当黄四郎被推翻之日,也就张麻子失败之时——他的弟兄带着金钱和女人去了浦东,他自己也只能一个人孤独的回到山里。

如果把《大圣归来》和1962年的动画片《大闹天宫》比较一下,我们就更能看出其中的差别了。在《大闹天宫》中,孙悟空是一个“积极英雄”,他对天庭(元社会)中的等级制非常不满,感到自己受了压制,于是上天入海,大闹天宫,摧毁了玉皇老儿统治下的秩序,自由自在地做起了齐天大圣。而在《大圣归来》中,孙悟空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雄心壮志,只是想回花果山,这和后来取经路上一心只想回高老庄过小日子的八戒就很像了。

有一个问题曾经长期让我困惑,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中的“消极英雄”一开始往往都活得比较边缘化,甚至比较落魄?为什么他们往往都很不情愿出山,总是要等某种使他们“不得不”的情景出现之后,才会不惜性命去和“坏人”搏斗?仔细想来这确实是好莱坞的高明之处——正是因为英雄并不是“元社会”现存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他出来维护“元社会”现存秩序,就能够更加有力地论证“元社会”的合理性,显示出他不是出于单纯个人利益而冒险,而是出于维护某种价值观才展现出英雄行为的。这种价值观就是在西方文化具有重要地位的“个人自由”。

从美国/西方的角度看,他们是非常担心一位“积极英雄”会损害他们自由的,假如孙悟空真的取代了玉皇大帝,建立了在天庭的统治,假如张麻子真的取代黄四郎,确立了在鹅城的统治,会更有利于保障其他人的自由吗?我想他们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所以,最好的英雄就是消极英雄,战胜了邪恶势力就回家,而不要借胜利之势搞什么新秩序。

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其资产阶级革命就已经完成,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社会再出现什么积极英雄,只要有“消极英雄”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就可以了。在中国“消极英雄”受到欢迎,背景是社会的总体保守化,诚如学者祝东力在接受破土网访谈时指出的那样“两个局面的终结”,即80年代国家与社会彼此互动的活泼局面的终结和90年代市场经济大跃进局面的终结,中国的社会结构即阶级关系的巨变已经完成,积极英雄已经构成了既存秩序的威胁,已经被标定为是“极左”或“极右”的邪恶势力了,维护秩序的消极英雄才是现实所需要的。

利益结构才是关键

不过,中国社会的现实悖论是,贫富分化所导致社会对立与断裂日趋严重,许多人开始盼望能出现一位“积极英雄”来《让子弹飞》,但是政治、财富和文化精英却希望这样的结构能够稳定下去,他们只需要消极的《大圣归来》——我想,如果精英真的希望归来的大圣是一位只愿意回花果山种有机水果的“消极英雄”而不是大闹天宫的“积极英雄”话,那就不能单靠模仿好莱坞拍动画片,而要真正着手调整利益结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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