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诺贝尔—“和平演变”战略工具

汲汲于诺贝尔奖,不过反映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态和习惯。当年西方列强跑到中国搞“势力范围”、“利益均沾”时,腐败无能的上层精英集团养成了这样的跪着思维的模式。毛泽东时代,这种思维模式曾一度消失。而毛泽东离开后,上层精英集团再次滑到这样的状态。

伟人诺贝

每次宣布诺贝尔奖,总能牵动一些中国人的情绪。每每有学界达人,以能否获得诺贝尔奖来评估中国的体制。这诺贝尔何许人也,有这般魅力。

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1833.10.21-1896.12.10),瑞典人、炸药的发明者、军工装备制造商。

从事军火工业,这哥们儿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在俄国拥有大型机械工厂,1840—1859年其父在圣彼得堡从事大规模水雷生产,这些水雷及其他武器曾用于克里米亚战争。

诺贝尔拥有关于炸药的129种发明专利,被称为炸药大王。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军火世家,这哥们儿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

1863年他年仅30岁,发明硝化甘油炸药用的雷管。1867年研制安全炸药成功,获得英国的炸药专利,1878年完成可塑炸药。1887年取得喷射炮弹火药的专利。

1864年十月,在德国成立“硝化甘油炸药公司”。1865年在克鲁伯建厂。1867年在英国成立安全炸药托拉斯,英国的诺贝尔公司所属的工厂曾发展到8家;1873年至1891年迁居法国期间,法国诺贝尔公司所属的工厂开办到7家。后来,各国的公司和工厂被改组为两个国际托拉斯:英德托拉斯和拉丁托拉斯。从1886年到1896年的10年间,诺贝尔跨国公司已遍及21个国家,拥有90余座工厂,雇工多达万余人,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诺贝尔跨国公司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

这哥们儿发明的安全炸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手工作坊生产黑色火药的时代从此结束,炸药进入了大工业生产时代。1867年安全炸药卖出11吨,3年后,年销售量达到424吨,7年后,激增至3120吨。

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诺贝尔的炸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在德、法两国都有炸药厂的诺贝尔,想不发财都难。当两国百姓被驱赶到战场上,被“安全炸药”炸得血肉横飞之际,正是诺贝尔闷声发大财之时。是战争让诺贝尔成了工业巨富。

关于诺贝尔到底有多富,在巴黎流传过一则轶闻:

他的厨娘辞职去结婚时,诺贝尔问她要他送点什么结婚礼物。这位法国姑娘提出:别的都不要,只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诺贝尔算出,他一天大概能挣4万法郎。这样,他就把4万法郎作为结婚礼物赠给了那位姑娘。据说这笔钱在当时的价值,仅靠它的利息就可以让这位姑娘舒心地过上一辈子。

诺贝尔遗泽之深远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战国仅炮弹就消耗了十亿发以上,当时德国和法国每年就消耗30万吨炸药。在1918年,英国的砲兵在进攻时期每天消耗的砲弹达100万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炸药更是难以计数,仅日本人轰炸重庆,就投下了3000吨炸药。到了今天,看看那些战火不断的地区,看看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无不漂浮着诺贝尔的幽灵。

无数描写诺贝尔的文章,竭力渲染诺贝尔的勤奋、节俭、聪明、富于同情心,说他生前一直厌倦商业中的尔虞我诈,还说他本质上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希望他发明的破坏性炸药有助于消灭战争云云。对上述基本事实却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于是这位军火商被塑造成了圣贤。由诺贝尔遗产建立的诺贝尔奖,竟被塑造成对各领域成就的最高认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之荒诞,由此可见一斑。

诺贝尔奖与中国

1900年瑞典政府正式批准设置诺贝尔基金会,为推广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设置了一个价值判断的制高点。同年八国联军用诺贝尔们制造的军火攻占天津、北京,镇压了义和团,并在保定组织军事法庭,将布政使廷雍、守尉奎恒、统领王占魁等三人斩首示众。

这一年,为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定下了冷峻的基调。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普世价值”逐渐控制了社会上层精英的灵魂,而西方近现代的军火工业,则像一把匕首直抵着他们的腰眼。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上,中国社会的上层精英都只能屈服于军火贩子诺贝尔的子孙们。而西方列强则意识到,中华民族不同于非洲黑人或美洲印第安人。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发现: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因此控制上层精英,通过他们来间接统治中国,成为逻辑之必然。于是中国出现了西方各国的“势力范围”各国支持、操控各自的代理人,隐然成为一方之主。

按照当时社会上层精英的逻辑,中国别无出路,只能循此苟且。国家虽然不堪,百姓虽然沦为“苦力”、“猪猡”,而他们却以西崽的身份怡然自得。大清帝国的倒台,使那些当年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合法化,他们及其子孙倚仗巨资为所欲为,好不快活。于是有了今天为人称羡的“民国范儿”。

可恨的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们不认可这个精英们的天堂,居然带领“苦力”、“猪猡”们造反。尤其是那个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一无金钱、而无军火,仅靠精神力量就“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结果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闹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蒋委员长郁闷、中国上层精英集团郁闷,他们的主子西方列强更郁闷。

不过主子毕竟是主子,到底比奴才看得远。朝鲜战争证明来硬的不灵,1953年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社会主义各国,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

诺贝尔奖就是“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不搭理它,它就不起作用。后来国人越来越汲汲于诺贝尔奖,它就越来越有用了。于是,海外华人得了一串诺贝尔奖,就是不给国内的人,许多人据此论证中国的体制不如人家。中国的体制当然问题多多,但是否就不如人家?在人家喜欢的体制下,西方列强的军靴可以随意践踏中国的领土,现在不行了,这个体制当然不好。

后来又想起发给中国人了。

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农奴主政权的头面人物,神棍达赖。无非是配合“藏独”,想恶心中国一把。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政治难民”的身份加入法国籍的高行健。在中国文学家中,鲁迅、茅盾、沈从文、曹禺、巴金、钱钟书、老舍、金庸、琼瑶、陈忠实那个都比这位高先生强。据称评奖者是为了“表彰他作品中对个人奋斗的描述”。可见评奖者法眼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叛国者。所以台独分子陈水扁赞扬高行健是“华人之光”。

到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又给了刘小波。诺委会秘书长伦德斯塔公开承认的,和平奖其实是一种“政治决定”。这位刘先生的名言是:“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中,在美国访学的刘晓波立即提前返国,充当主要煽动者。后被公安机关逮捕。在宣判当日,刘晓波当庭认罪,声泪俱下地忏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刘晓波任职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公司,定期领取薪水。今年10月12日,境外阿波罗新闻网站刊载《“贵族犯人”刘晓波坐牢月薪知多少》一文披露,刘晓波的年薪是23004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157600元。即使在刘晓波服刑期间,每月仍可挣到13000元人民币。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莫言,看看他作品的名称吧:《丰乳肥臀》、《檀香刑》、《拇指铐》、《白狗秋千架》、《司令的女人》、《月光斩》……,这样的“文学”审美标准背后到底是什么?

如此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让中国人看清楚,诺贝尔奖就是一根想搞乱中国的搅屎棍,其根本目的与那个军火商诺贝尔并无差异。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同样如此。来自非西方世界的获奖者,相当一部分是本国的反对派政治人物。如前苏联的安德烈•萨哈罗夫、阿根廷的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缅甸的昂山素季、搞垮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可见诺贝尔奖和平奖体现的是西方列强的价值观,在事关非西方国家时,它有极强的偏好来制造苍蝇们喜欢的缝。

到了西方国家,诺贝尔奖就更无厘头了。2009年后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奥巴马。这位到处扔炸弹的美国总统,一边侈言“促进世界的和平”,一边制造了规模巨大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让它的欧洲跟班们苦不堪言。看来诺贝尔和平奖的真实功效是推销军火,这倒符合老诺贝尔的职业定位和普世价值。

诺贝尔奖与科学

爱好诺贝尔奖的人或许会为之辩护: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这个西方设置的奖项有自己的价值选择是正常的,总不能指望他们发奖给毛泽东吧。但在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是客观、公正、高水平的。

遵照诺贝尔遗嘱,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卡罗林斯卡学院)评定。经济奖委托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每个授奖单位设有一个由5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该委员会三年一届。其评选过程为:

每年9月至次年1月31日,接受各项诺贝尔奖推荐的候选人。通常每年推荐的候选人有1000—2000人。

具有推荐候选人资格的有:先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评委会特邀教授。由这些人按这样的机制真能评出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水平吗?

1948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瑞士化学家米勒,他发明了剧毒有机氯杀虫剂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诺贝尔医学奖的桂冠助推了DDT的广泛使用。而它带来的则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几乎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体内,都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DDT的残留物。几十年来,整个人类为这种剧毒杀虫剂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1997年,傲慢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评委会才公开表示,为将1948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DDT的发明者而感到羞愧。

1967 年8月8日,剑桥射电天文台的女研究生苏珊·乔斯林·贝尔在长长的记录纸带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干扰”信号。直到11月28日,贝尔才成功地记录下这个射电源的节奏:它每隔1.33秒向地球发出一个脉冲。她的导师休伊什认为这有可能是地外文明――外星“小绿人”――发出的信号。可进一步的观测表明,那是一种新型的天体。这个天体发出脉冲的频率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贝尔在过去的观测资料中又找出了3个脉冲星。1968年2月,贝尔和休伊什联名在《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脉冲星的发现,并认为脉冲星就是物理学家预言的中子星。这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发现,可是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却只戴在了导师休伊什的头上,而发现者贝尔竟被完全忽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指责,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一桩著名的丑闻。

2014年10月7日,日本人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因发明“高效蓝色发光二极管”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5年薛定锷提出:如果有两个系统,当你去测量时,每一个都会给出一个完全随机的结果。然而,一旦你去测量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的测量结果就被确定了。更严格地说,一旦你去测量一个粒子,另一个粒子的量子态立即就被确定了。这就是“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薛定锷称其为量子力学的本质。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艾伦·爱斯派克特(Alain Aspect)和他的小组用实验证实了微观粒子之间存在“量子纠缠”的关系。2013年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主持的量子隐形传态研究项目组测出,量子纠缠的传输速度至少比光速高4个数量级。

这个方向上的进展,在人类认识史上的意义不下于相对论,它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其意义远大于日本人发明的蓝色发光二极管。而这个研究方向上,没听说有谁获得了诺贝尔奖。

1997年罗伯特·墨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他在资产定价、投资组合选择、复杂衍生产品等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这贡献最著名的就是“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模型,这是个为期权或权证等金融衍生工具定价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的成功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成为引发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

大量的事实证明,诺贝尔奖不既具备彰显科学前沿的能力,也不具备公正、客观性。不过就是瑞典、挪威一小撮人靠一个军火贩子的遗产,在哪里自娱自乐的把戏。像中国这样的巨大国家,如果其科研方向被诺贝尔奖牵着鼻子,危乎殆哉。

作为一个巨大而贫穷的国家,(别跟我讲什么GDP世界第二,还是看看大多数国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吧。)科学界首先应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可持续生存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人大肆鼓吹,应让科学家自由选择研究方向。如果你是花自己的钱,这样做无可厚非,若你花的是老百姓的钱,凭什么这样做?

如何理性地认识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如何使这种认识不再停留在个别案例或抽象议论的阶段,而是在系统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可信的、可操作的分析、判断、决策依据,这是解决粮食问题、国土问题、水资源问题、矿产问题、就业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等的基础。它对13亿人的持续生存至关重要,其价值远大于许多人汲汲营营的诺贝尔奖。

当年,李四光强调“(美国和日本)各有各的观点和作法。我们只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摸索,不要先划框框,要从实际出发。……(对他们的作法)我们虽然不否定它,但也不必重视它。”(转引自赵文津《从汶川地震失报探讨地震预报的科学思路---再论李四光地震预报思想》)李四光这位曾留学日本、英国、苏联,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的“海归”学者,显然立足于实际的国情和国家的战略需求;显然有足够的学术自信;显然不在意“与国际接轨”。在李四光的领导下,我们的地震学曾经站在世界的前列。而今,李四光这样的视野、胸襟和气度,在我们的学界还剩多少?从理论到工程,从研究选题到成果评价,无不在努力“与国际接轨”。

当年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地幔流体和地球排气研究上成绩斐然。然而几乎被英语一统天下的国内科学界对此知之甚少,以至于杜乐天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介绍他们的工作(《地球排气作用的重大意义及研究进展》地质论评第51卷第2期2005年3月)。杜乐天对国内学界现状的评价是:“清一色的西方思维和运作模式”,可见所谓“与国际接轨”视野之狭隘。杜乐天提出的地球内部的流体理论,将地质学、地震学、气象学、海洋学、自然灾害学、环境学等放到了一个统一的大背景下分析。如果这条路走通,对中华民族的可持续生存意义重大。

汲汲于诺贝尔奖,不过反映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态和习惯。当年西方列强跑到中国搞“势力范围”、“利益均沾”时,腐败无能的上层精英集团养成了这样的跪着思维的模式。毛泽东时代,这种思维模式曾一度消失。而毛泽东离开后,上层精英集团再次滑到这样的状态。当年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马•斯蒂纳在《唯一者及所有物》中的告诫: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让我们都站起来吧。”

而站起来的前提,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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