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需要“21世纪共产党宣言”

中文版《21世纪资本论》是冒牌货。要想创立货真价实的《21世纪资本论》,就必须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研究计划作为出发点,从全球治理的高度,分析从“美国世纪”向“中国世纪”转型的历史条件。

目录

一、国际共运史的演变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三、小康与大同:从中国到世界

四、当今世界需要“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内容提要:中文版《21世纪资本论》是冒牌货。要想创立货真价实的《21世纪资本论》,就必须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研究计划作为出发点,从全球治理的高度,分析从“美国世纪”向“中国世纪”转型的历史条件。为此,必须看到《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的革命措施已经在福利国家中得到体现,因而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原则,用以指导世界福利社会的创建,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打下基础。】

当今世界需要“21世纪共产党宣言”

意大利的皮凯蒂写的《21世纪的资本》【中译本名为《21世纪资本论》,不确。】所引起的来自左的和右的反响此伏彼起。美国右翼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左翼批评他背离了《资本论》。皮凯蒂已经公开声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的行此看,基本上可以认定说他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既然如此,考虑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国际共运史的发展,对《21世纪资本论》的种种反应就毫不奇怪了。

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左的方面批评皮凯蒂。大卫·哈维在评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明了r > g 的基本原理,皮凯蒂“对于不平等和寡头倾向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他为扭转不平等现状而提出的建议,即使不算乌托邦,也是很天真的”。皮凯蒂没有读过《资本论》,“他当然也没有提供资本在21世纪的运作模型。为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或当代与他同等级的思想家。”【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m/David-Harvey/2014_06_13_237348.shtml.】我的看法是,21世纪的世界不仅需要以货真价实的《21世纪资本论》来代替冒牌的中文版《21世纪资本论》,而且要以“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来代替皮凯蒂的政策主张

 

一、国际共运史的演变

 

只有把《21世纪的资本》置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语境中,才能理解皮凯蒂的立场。

自恩格斯逝世以来,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三,其中有两个实践派别,即西方的社会党和东方的共产党,一个理论派别,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脱节造成了严重的实践后果: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在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却使自身陷入了福利制度危机;在东方,共产主义由于缺乏理论创新,一方面导致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被大卫·哈维指责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的标题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与实践的脱节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后果——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退回到“哲学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派别林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泥潭,不能自拔。

该是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科学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背离其中任何一个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成色就打了折扣。从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点: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背离其中任何一个基本点,都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经历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背离共产主义原则,以伯恩斯坦的著名口号“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为代表。所谓“最终目的”就是共产主义目标,所谓“运动”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的口号把“共产主义目标”与“社会主义运动”切割开来,从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退回到《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社会主义”水平。第二个环节是背离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始终高举国际主义大旗,反对一切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但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逐渐背离了国际主义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团(除卡尔·李卜克内西外)对战争预算投赞成票,从方面赤裸裸地蜕变为反马克思主义政党,造成第二国际的破产。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第二国际的左翼人士奋起批判右翼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推动了第三国际的成立。列宁在俄国发动的十月革命,曾被人称为“背离《资本论》的革命”,原因是按照《资本论》,革命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至少也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农民占据人口多数的俄国发生。实际上,列宁的工农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更是创立了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理论。同样,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策略,而且在十月革命后与托洛茨基一道,发表了把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权益无条件返还中国的宣言,从而使正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外交失败的中国转向了列宁主义。遗憾的是斯大林未能准确把握列宁的理论创新,走向了教条主义,为后来苏联的瓦解埋下了种子。

与人们通常的认识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有卢森堡和列宁两个来源,因此与列宁主义并不矛盾。这只要想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都是共产党人(其中葛兰西后来还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就明白了。遗憾的是,斯大林垄断了列宁主义的解释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为失望。一些本来在列宁和卢森堡之争中站在卢森堡一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霍克海默等人,日渐远离政治.致使一种最强调“实践”概念的理论日益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走向与马克思的道路相反的历程:马克思是由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由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马克思早年的哲学批判。在理论上,辩证法、甚至唯物史观得到了维护,剩余价值理论却被抛弃了。

如果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撒切尔转向”和“里根转向”代表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福利国家理论的破产,那么,苏东剧变代表的就是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破产。只有继承列宁晚年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理论创新,中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仍然停留在已经被超越的这三派理论的水平上,思想一片混乱,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

按照《资本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自我矛盾决定的:在资本的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工资就算做劳动力成本,为了提高“利润率”,资本家必须不断压低工资水平;但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即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为了把商品卖出去,收回货币资本及其“利润”,必须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以把工人阶级的需求变为有效需求。在短缺经济时代,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只要统治阶级愿意做出让步,这一矛盾可以通过“福利国家”得到缓解。但随着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稀缺”作为基本假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将彻底瓦解,除了通过人为制造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没有别的出路。令资产阶级学者们庆幸的是,到2050年,中国将由目前的产能过剩走向物质生产的全面过剩,那种把“发展就是硬道理”片面化为“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念将不再适用,“中国道路”将面临目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同样难题。届时,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理论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自相矛盾,帮助中国跨越将要面临的高平衡陷阱。但迄今为此中国学者却不去探究作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难以找回久已失落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真谛。

随着两个“一百年”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理论真空,由此造成的“2050 隐患”正在向我们日益逼近。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卷第一分册。在这部书的《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一个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内的六册研究计划。《资本论》只是其中的第一册。第一册分为若干篇,“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l)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

对马克思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个“六册研究计划”,学者们有一些争议【[加拿大]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第三章第一节《<资本论>的地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1页。】。在我看来,马克思有没有放弃这一计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人是否需要这样的研究计划。如果需要,那么即使马克思从未提出这样的研究计划,也不妨碍我们进行研究。

卢森堡、希法亭、列宁、沃勒斯坦、阿明等人的研究表明,在马克思六册研究计划的后三册意义上,需要建构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型。迈克尔·A·莱博维奇的研究表明,需要建构一个关于“雇佣劳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型。弗兰克、彭慕兰、阿里吉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学模型。最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尤其重要。

阿里吉认为,与《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因而主要以英国为原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不同,斯密的《国富论》研究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古代中国作为原型的【阿里吉明确提出:斯密“关于作为规则工具的市场理论对理解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有用,例如以从属地位被纳入全球化欧洲国家体系之前的中国,以及它在21世纪完全不同的国内和世界历史条件下很可能再次形成的那种市场经济。”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绪论第9页。】。我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的第一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远比斯密的《国富论》更为重大。实际上,正如阿里吉对罗得西亚农民半无产阶级化的评论那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恰恰是以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从而是以这背后的土地公有制为前提条件的。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研究计划创建“土地所有制”篇。

按照亨利·乔治的观点,土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实现土地公有制没有可行性,因此他提出了“土地收益归公”的变相公有制主张。孙中山把乔治的观点吸收进他的“平均地权”政策中。阿里吉虽然没有研究乔治的“房地产税”主张对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税收来源的意义,也不了解孙中山的主张如何为毛泽东更加激进的“打土豪,分田地”思想所代替,但他关于“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那么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贴补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产了自己的部分生存品”(大卫·哈维,2009)的论证,却完全适用于对中国农民工状况的分析。已经有众多学者反复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稳定局而,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农民工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密切相关。它一方面使农村成为潜在劳动力的蓄水池,从而保证了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为经济周期造成的动荡提供了缓冲垫,从而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

不仅如此,分税制后为了解决地方财政问题,不得不激活国有土地市场,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因此使用权期满后理应被收回,这在法律上为新型房地产税铺平了道路。这是因为,房产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不可分离,房地产中包含的土地价格仅仅是使用权的价格而不是所有权的价格,使用权到期后房地产所有者必须为它重新续费。这种重新续费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的房地产税的法律基础。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功不可没。它不仅已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红利,而且还可以与乔治类型的房地产税相结合,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继续提供制度红利。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体现在土地公有制的作用方面,而且体现在国有资本作为“市场之锚”的地位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不同,前者的唯一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而后者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对于国有资本的作用,不应当单纯以它的赢利能力,而更应该以它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能力作为衡量标准。就此而言,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一尊用来吓唬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纸糊的大炮,而是与国家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设计。

在这种情况下,大卫·哈维对“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认定,显然失之草率。相比之下,阿明的“中国前途未定”论和阿里吉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更加符合实际。列宁曾经公开声称,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便捷方式,中国1956年之后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存在迂回过渡的问题,但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中国的国有企业确实需要承担起“国家资本”的重任。中国能否承担起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恰恰成为阿里吉所说“世界市场社会”的基础。

 

三、小康与大同:从中国到世界

 

皮凯蒂注意到,r > g 只有在一个时期才不成立,那就是从一战以后特别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恰恰是美国和欧洲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的时期。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重新回到r > g 的轨道上来,这恰恰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相一致。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哈维所没有认识到的是,中国的崛起主要并不是由自由主义导致的,而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由这种优越性所激发出的“勤劳革命”【“勤劳革命”是日本学者杉原薰用以分析16到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念。详见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以下的论述。】所导致的。

我用“公有私用”来表达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优越性。

国内外很多学者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用化”当成了“私有化”。实际上,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生产资料的私用化并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恰恰相反,它一方面避免了由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的彻底无产阶级化所带来的过度剥削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使用权的时间界限而有可能避免生产资料占有制所带来的代际贫困传递。土地可以根据人口的增减在集体内定期重新分配.由此确保农民与土地的结合。同样,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也可以重新招标。相反,美国和欧洲的私有制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性,除非遗产税足够高,使得财富的代替传递成为事实上不可能,否则,r > g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和生产资料的重新招标,只能保证同一群体的内部公平,不能保证不同群体特别是农村群体和城市群体之间的公平。为此,就必须动用国家力量,实行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和实现农村的新型城镇化。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农村税费是这些措施的第一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步。

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西方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的目标相比,可以看到两者的根本区别。西方的福利国家有三种类型,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北欧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和以德国、南欧国家为代表的基督教福利国家。其中,北欧的福利国家号称“从摇篮到坟墓”全覆盖。但是,即使是北欧国家,其福利主要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中国全面小康的标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有关有鲜明的区别。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几乎建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税收基础上,从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一方面像皮凯蒂所说的那样,已经完成了财政革命,另一方面公有制和私用制的结合,确保了福利政策的稳定性,因此必将超越西方所有类型的福利国家。

因此,对中国的挑战,一方面来自内部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环境是否会发生蜕变。前者将保证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者将保证中国重新成为真正的“中央之国”。

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进行研究,会无一例外地发现:它们都与增加税收和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为前提。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减税有利于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谬论。实际上,所谓“中产阶层”,正确的描述应当是“中等收入群体”,因为这一阶层的所有人群,都无一例外地以自己的工资收入作为养家活口的前提。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房子、车子,甚至少量的存款或股票、债券,但不足以此为生。相反,他们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来养车、养房,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工资收入,所有个人消费品都会随之消失,更不要说银行存款或各种虚拟财产了。这就难怪,皮凯蒂会提出增加税收作为对冲r > g 的手段。从历史上看,所有中等收入群体都不是通过对富人减税,而是通过对富人增税以实现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创造出来的。

遗憾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如火如茶地展开,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根本没有对抗跨国资本的税收手段。这是哈维批评皮凯蒂过于“天真”的原因。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金融手段,有美国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跨国资产阶级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按照世界体系论,中国能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任何作用吗?

有人把中国的政策比做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实际上,两者有着天渊之别。美国主导下的联合国与中国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相比,只不过增加了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后来是WTO)等经济组织,以及教科文委员会等文化组织,并没有建立全面的治理机构。在罗斯福总统之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杜鲁门总统的世界治理计划之外,正式形成冷战的世界格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这种世界格局动摇的第一步,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反攻所导致的“福利国家”的失败是这种世界格局瓦解的第二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这种世界格局瓦解的第三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世界局势,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曾经面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势截然不同。当时德国首先背离了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则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的旗帜,明确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弃了国际主义原则,成为德国战争机器的一个链条,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方针,给予世界各国以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便车”的机会。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建立由我主导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从“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设立来看,毫无疑问存在着新的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中国不再抗议、而是声称尊重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是跨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在自己倡导建立甚至以武力捍卫的这种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吃了亏,美国资产阶级甚至设想中国有一个莫须有的“战略忽悠局”【http://news.qq.com/a/20150204/012060.htm.访问日期:2015-4-13.】,认为跨国资产阶级被中国“忽悠”了。在这种情况下,是美国试图改变世界经济秩序,建立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PP根本就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试图在推销跨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之外,进一步建立跨国资产阶级的技术垄断和贸易保护,因而不仅是对中国的排斥,也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排斥。与此相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指导思想恰恰符合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且不带有任何推销自身价值观的附加条件,因面对于全世界人民必然具有不可遏此的吸引力。

在历史上,古代“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的“中央之国”。19世纪,是英国的炮舰把中华民族轰进了资产阶级的“近代”,逼迫中国成为其中的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终于发觉,自己不是生活在“天下”,而是生活在“地球”上;而在地球上,英国才是“日不落帝国”的“中央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如《资本论》所预测的那样,世界霸权实现了由英国向美国的转移。面对于阿里吉来说,“美国世纪”的终结代表着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终结,“中国世纪”的到来则代表着斯密所期待的“世界市场社会”的开端

 

四、当今世界需要“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在《21世纪的资本》的导言部分,皮凯蒂批评说,同李嘉图的预言一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悲观预言也没有实现”(皮凯蒂,2014)。无独有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也对《共产党宣言》做出了评论,但他的看法与皮凯蒂大相径庭。加尔布雷思专门分析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的革命措施。他明确指出,这些措施,除了涉及公有制的部分外,“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到了贯彻”。这些改革拔掉了资本主义的尖牙利齿,从而延缓了马克思所说的“现存社会条件的必然灭亡”,而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俄国、中国、古巴这些国家,恰恰是由于“在那里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些改革不为人所知”(Andrea D. Williams ed,2001)。

不过,加尔布雷思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同皮凯蒂不同,他曾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公开声称美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既不赞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不赞成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加尔布雷思声称自己属于凯恩斯类型的“新”自由主义者(New Liberalist)【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秉承的则是哈耶克牌号的“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这同“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截然对立的。】。只不过他的“新”自由主义比凯恩斯更加激进——他不仅提出了更加彻底的福利国家原则,而且在《好社会》一书中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福利政策是极有必要的。

然而,必要性不等于可能性,更不等于现实性。实际上,同皮凯蒂主张通过全球治理实现高额累进税相比,加尔布雷思的世界福利社会思想显得更加天真。与他们不同,阿里吉从中国的崛起看到了希望。但是,阿里吉显然不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研究计划,否则,他就不会轻易否定《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时代意义了【[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7-78页。】。阿里吉分析了斯密关于走向市场经济的“自然的”道路和“非自然的”道路,指出:“斯密的‘非自然的’道路不同于‘自然的’道路,并不是由于它拥有数量更多的资本家,而是由于资本家拥有更大的能量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取自己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把斯密的‘非自然的’道路定义为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这种更大的能量把政府变成了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这个描述很可能像其他有关欧洲发展道路的主导国家的描述一样准确。”(乔万尼·阿里吉,2009)。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但不幸的是,却是由作为农业国家的秦国、而不是由“鱼盐之国”的齐国统一了天下,汉朝更是把重农抑商作为自己的国策,由此奠定了历朝历代经济政策的基础。中国的中央政府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得到成长的根本原因所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之所以发展不起资本主义,恰恰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府,难以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相抗衡。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是确保民族独立的使命,二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自身的使命。只有在同时完成这双重使命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才有可能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在全球提倡“大同社会”的梦想。

由此可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引领“世界市民社会”建设并向“世界福利社会”转型的基础。《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的革命措施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贯彻,它也必将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得到贯彻。问题是,由此所需要的国际团结,不可能由新自由主义或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提供。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都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它需要我们在完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研究计划的基础上,创作出名副其实的《21世纪资本论》和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有学者提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迷信“自利共赢”,而亚投行遵循的原则是“合作共赢”(文扬,2015),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合作共赢”只是走向世界福利社会的第一步,它离浮现在地平线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目标之间,还有漫长的路程等待我们去跨越。世界福利社会的目标无非是全球跨入“小康”状态,我们的目标则是世界“大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美]大卫·哈维:《资木的曲折道路——乔万尼·阿里吉访谈录》,载《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木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4. Andrea D. Williams ed :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New York :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pp.183一184.

5.[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6.文扬:《为什么要强调“一带一路”是合唱?》,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5_04_ 04_ 314768.shtml.

作者简介:马拥军,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上海 200433)。

 

【察网www.cwzg.cn摘自《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9期。原标题:全球治理与世界福利社会——或“21世纪资本论”与“21世纪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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