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思路探讨

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开始经历一次就其实质和意义来说不亚于前三十年的变革。实现这个变革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要求必须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目录

一、关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基本判断

二、前后两个三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思路探讨

郑彪: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思路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深刻变化,需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同时要对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更加深入和更具前瞻性的分析概括。(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新的发展理念和三个“重大”,以及前瞻性的分析,首先来自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前后两个三十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由此才能找到我们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的基本思路。

 

一、关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基本判断

 

明年开始,十三五计划付诸实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志在必得。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确立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不可避免地涉及全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思想斗争和政策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成为影响中枢决策甚至社会稳定的因素,愈来愈引起各方面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围绕五中全会和“十三五”,争论和斗争都空前激化。

研究中华复兴,需要有历史的视角,文化的视角,特别是近代史和中西“文明冲突”的视角。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归根结蒂是由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入侵,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的。换言之,是由所谓(中西)“文明冲突”引起的。这样分析,增加了一个地缘政治视角,与阶级斗争理论,可以互为补充。1949-1978年这段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说它极其重要,首先是,也主要是因为中国终于获得政治独立,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其次,也是由于它为接下来的改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前提,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取得全国胜利,不过28年。这是历史的飞跃,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所以,对前30年的基本判断,需要强调几个观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自1840年起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斗争的最宝贵的政治成果,是全民族几代人用无数生命和鲜血灌注的。人民共和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孕育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唯一的政治和文化(地缘政治)载体,是孕育了这个伟大文明的这块神圣热土(包括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万平方公里领海)的地缘政治载体的唯一合法继承者。第二,这段历史绝不是一个黑洞,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只能肯定成绩,汲取教训;但是泼去脏水,不能连孩子一起泼掉。第三,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成就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政治上实现了独立自主,二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三个伟大成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东西,特别是独立自主。第四,对于某些极“左”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和否定,在改革初期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联系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即使历史上被认为是错误的问题,由于历史已经前进,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发生变化,也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有些重大问题,实践的发展已经绕不过去,包括文革,是必须讨论清楚的。这就需要对“极左”有一个正确的定义,科学地确定其内涵和外延。“极左”,是否存在这样一条路线,还是仅限于某些错误,而且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而错误主要是毛泽东的,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人民也不再接受——看来是需要重新讨论的。如果确实存在一条极“左”路线,则在政治上形成这条路线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和政策实践所导致的错误,这些需要批判和否定。这里所说的是基本理论,不是指所有的理论,有些理论还有现实意义。例如关于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两点论”(即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和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的条件下,存在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的观点)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等关于国际形势基本判断的一系列观点,都是符合唯物辩证法,而不是“极‘左’”的;对苏共“三和两全”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及整个中苏论战,其中仍包含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量极其宝贵和有益的经验。又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将“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其理论和实践是不是有的放矢,或者是完全错误的,联系到后三十年和当下的实际情况,需要重新加以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在近年来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明显趋紧的一面,国内外出现某些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动向的条件下,对于现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适当的概括,在理论上仍有价值;而在政策实践上如何适当地灵活地加以把握,大有研究改进和亡羊补牢的余地。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然“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究竟是“哪一种条件”或“哪些条件”,近年来的国际国内情况是不是具备类“某种条件”,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在政策上有所遵循;长期不回答也是有问题的,再不给以回答和有效应对,甚至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对“极‘左’”的错误加以定义,路线主要是指政治路线——其实并无大错,至于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虽然也有相应的理论和政策表现,毕竟情况复杂,需要加以区别。这样加以限定和区别以后,就可以分清楚脏水和孩子。在1957-1976年这二十年中,毕竟有“左”的错误,也有对错误的抵制和斗争,甚至毛泽东本人就带头纠正一些错误;有对经济建设的干扰、破坏,也有对经济政策和结构的调整;有恶,也有善;有少数政治人物的活动,也有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毕竟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不能否定了“极‘左’”,就连同这段历史统统加以否定,于是历史似乎就“一团漆黑”,成为“黑洞”了。共和国六十五年的历史不能割断,前三十年的历史不能一笔抹杀,即使存在许多错误和问题,包括“文革”也有错误,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这个国家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共和国既是中华复兴道路上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没有丝毫改变共产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一言以蔽之,并没有犯“颠覆性错误”。1978年以来的历史转折,也是由共产党自己领导完成的,前30年历史毕竟与解放前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第五,没有国家工业化包括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也没有一天停止,党对工业化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和计划经济,那都是历史贡献。后来搞“左”了,但是各有各的帐,应当按照“资产负债”分开算,不能一锅搅马勺。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一穷二白”,有时候饭都吃不饱的艰苦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巨大的忘我劳动,谱写了中华民族为崛起而斗争的一首不乏悲壮色彩的历史史诗——劳动人民的史诗,这难道有什么错?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人民是伟大的。不能全盘否定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总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第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需要深化,如果不能加冕,是否需要“摘帽”?从而在思想理论上为未来开辟道路。毕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卓越领导人和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用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的话说:“毛泽东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坚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以至在全世界都形成“毛泽东热”的政治现象,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乃至对人类社会未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历史某些的戏剧化演进,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愈来愈具有某种讽刺意味,这种现象蕴含着不小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当前条件下,这些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已经在妨碍前进。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唯物史观,才是真正实事求是,否则连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更如何开拓创新?中国自古有“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传统,近年来各阶级阶层普遍不安,社会戾气上升,严重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长治久安。从十八届五中全会文献看,这也正是中央在下大力解决的问题。

笔者之所以为前三十年历史辩护,其实是为中国人辩护。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历史,这里特别指前三十年历史——真的是“一团漆黑”,等于说中国人一无是处,而改革开放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步,乃是一种通过改革开放而被西方文化的变相征服,是中国文化的萎缩,而不是中西文化的主动交融和浴火重生。无论历史上的错误如何,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错误,那些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对中国进行干预的国家,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目的是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使中国变成西方的奴仆。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发生的那样。小布什说“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将问题的实质说得十分透彻。而极少数在政治上看似明白其实“糊涂”的中国人,在这场中西方之间既是“主义的冲突”,更是“文明的冲突”,也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所以,建国六十五年,是一个整体。六十五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包括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分割,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都也都经历了挫折,可以说各有得失。当然,后三十年有前三十年的基础和经验,取得的成就是否更大一些,也是理所当然,锦上添花么。到2049年即建国一百年,中国的成就更伟大,更辉煌。

前三十年的中国确实走过一些弯路,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有些过急造成的失误。但是这些缺点错误,盖不过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包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三十年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成绩和成就是第一位的。同样,后三十年的中国,在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飞速跃进,人民生活的总体提高,接近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成为举足轻重政治大国的巨大成就同时,在生产关系上发生某些倒退,如两极分化、阶级形成、政治腐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等;以及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上,发生大规模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社会和自然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努力加以解决。这些缺陷同样盖不过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三十年的缺点和失误,总起来说也是第二位的,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是可以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辉煌成就和曲折失误,都应抱着客观的分析态度,决不能只用后三十年的成就来对照前三十年的缺失,更不能扬后而贬前。这是不公正的。共和国的六十五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党的领导。共和国给我国人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六十年前,新中国如日东旭,跨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六十年共和国经历了前后三十年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后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前三十年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两个阶段的辉煌成就和曲折道路,无不与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制度血肉相连。六十五年后的共和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仍然屹于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改旗易帜,人民也决不会允许她改旗易帜,这是值得我们共和国亿万子民欣慰和欣奋的。这里引用的是刘国光同志的一段论述,有点长,我以为是非常中肯的。

 

二、前后两个三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对建国以来前后两个三十年作出正确的基本判断,有助于正确地总结两个时期经济发展和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前三十年成就是主要的,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表现在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这主要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的伟大成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靠市场经济没办法实现。反思改革,需要重新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过市场机制)将社会剩余产品转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没有外部积累来源,有时候可能侵蚀一部分必要产品,比如‘挖农民’和长期实行低工资,甚至长期冻结工资。迅速积累的含义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置剩余,不通过市场机制,即俗话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政治独立,消灭官僚买办资本,合营了工商业,资本不流失于个人(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更不流失国外,而留在国内,在国家手里转化为积累。正是在这里,没有殖民地的后起国家产生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初级工业化基础,还有了原子弹和航天基础,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当然计划经济搞过了头,也有弊端,也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这方面,中国50-60年代也有独创的经验。这个事实和道理,原本是清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来,在很大程度上给冲掉了。这些年来,经济改革中往往只认市场取向,将市场的优点放得过大,对其缺点估计不足,而将计划的优点严重忽视和低估,甚至发展到迷信市场的程度,产生了不少弊端,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事实证明,事关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许多全局性问题,例如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垄断问题、公平问题、生态问题、战略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等,都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自发调节,都需要国家通过计划进行宏观调控。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重新提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是报告的一个亮点。十七大是管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所以提高计划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是战略性的。这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前进。2008年以来应对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计划、行政措施,也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提法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贴近历史,非常重要。报告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的提法,语焉不详,而上引十七大报告关于“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提法再不见提起,有人或认为无关宏旨,或认为十八大报告“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的提法已经将“规划、计划、产业政策”涵盖其中;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无论如何,这样表述,在理论上是不是有所前进,有不同看法。总之,引人遐想。但是,人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说明中指出:“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任务目标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这段提法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为此,他提出“四个统一”原则: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二是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三是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四是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这个提法一出,有助于缓解人们的疑虑。

历史上长期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十六字建设方针,包含着前三十年极其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其中独立自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牺牲所争取到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力更生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也是建国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破西方封锁和摆脱苏联控制的成功经验。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就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一个时期以来,主要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奢靡之风兴起,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被置诸脑后,自力更生遭到贬斥,独立自主也受到侵蚀。其实,改革开放一直就是新中国的国策,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至于对外开放,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专题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政策。问题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冷战禁运,我们只能向苏联东欧国家开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以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全面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由陈云同志参与领导,实际上为后来进一步对外开放奠基。近年来中央重新强调独立自主、自主创新以及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等等提法,实际上是在恢复十六字建设方针的思想和传统。总之,前30年的建设经验相当丰富,这里挂一漏万,不能尽述。党的十八大和刚刚闭幕的五中全会,非常英明和重要,而恢复优秀传统,汲取经验教训,继往开来,都影响未来中长期的大政方针。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高度概括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十项基本经验:(1)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2)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3)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4)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5)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6)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7)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8)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9)把促进改革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10)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10项基本经验是要长期坚持的,第一条是指导思想,第二条是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三、五、九条是工作方法,第四条是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第七条是经济改革的目标,第八条是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第十条是政治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乃至五中全会都得到坚持并更加具体化。中国共产党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执政党,首先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执政党。将党的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对照结合起来学习,有益于加深对十八大乃至五中全会会继往开来精神的理解。例如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这样讲绝不是作样子的,它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和领导作用,因为不要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稍微偏离和削弱,就要出问题,出大问题。西方一些人鼓噪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和战略误判;其次,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革命时期是如此,建设和改革时期也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最终成功,归根结蒂取决于党的建设工程能否保持和恢复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力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大政方针和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难以把握现实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实质,也难以把握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思路探讨

 

未来中长期,指的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国一百周年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这一段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思路”和五中全会精神

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的基本思路,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通过初步学习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有关思想和实践,结合当前形势和学习五中全会精神,以下几个基本思路是明晰的。这里根据笔者的理解,主要就“十三五”期间的指导思想,加以阐述和探讨如下。

1.关于总揽全局的指导思想。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用长达255字的一句话表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段话一气呵成,包括三层意思。前两个逗号,是举旗,全党全国要干什么?干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而当前,全面贯彻十八大和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就是干社会主义。这样,就把举旗的大方向与当前具体任务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方向就不空洞,就有抓手,有约束,有重要意义。以下讲指导思想,是指理论指导,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接着嵌入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段话。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秀才们搞文字游戏,理论工作者和高中级干部尤其需要认真领会,联系实际,读懂弄通,非常重要。很多人对这段话抱着一种微妙的态度,反映出一种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心理和风气,其实可能是既不通,也不懂,政治上不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干什么,或理解得很肤浅,更不能上升到理论和时代高度来理解,这在实践上真的很有害,也妨碍进步,包括时下亟需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这段话这里不能细讲,需要读者贤达多读书,包括读系列重要讲话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或者找靠谱的学者专家辅导辅导,善加体会。

2.指导思想的“落地”部分,即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段话应当如何理解?笔者以为,第一,“四个全面”是实现党和国家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保障。离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上不端正方向,经济也就难以端正方向,走上正路;而在老路上单打独斗,就事论事,经济发展不仅不能进入新常态,反而可能继续在泥沼中愈陷愈深,无以自拔,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一点无须多论。第二,实践证明,“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只有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西方经济学的“三驾马车”,精疲力竭,拉得车破骡子老,已经技穷多年,而又死死把持要津,坚决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五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4年已经郑重地说过一次,看来不易推动,也有国际背景。但为什么五中全会公报这段话中又加上“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这十二个字不是很突兀吗?一点也不,是有所指,更有深意。战略定力何来?说明习中央心中有数,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在理论上清除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的影响,恢复公有制的宪法定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包括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地位,在实践上逆转私有化浪潮和摆脱西方经济学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老套,从巩固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入手,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才可望真正调整经济结构,恢复合理的国民经济比例和结构,实现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的创新,使国民经济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常态。多年来是扬汤止沸,这才是釜底抽薪。

3.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久前, 11月10日,他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又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就是当下理论界莫宗一是的“供给侧改革”,时下已经有专家大造舆论说,多年的需求(侧)管理失败,中国政府(中央?)开始拥抱西方在凯恩斯主义失灵之后“横空出世”的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 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究竟是咋回事?不是相互矛盾、南辕北辙吗?是南辕北辙,更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围绕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寻找出路,或者是继续坠落悬崖走向崩溃的严重斗争。既是国际斗争,也是国内斗争。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不仅是受西学严重影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根本是按照所谓合作研究的某种国际蓝本实施的。这是造成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形势日益严重复杂化和“中美国”困境的一个重大原因。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乃至五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和大政方针的实施,遭遇了极大的干扰和困难。特别是围绕“十三五”规划制定,这个矛盾高度激化了。蹊跷而诡异的是,FT中文网发表一篇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章的导读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道至简。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这其实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精髓。”是李总理在变相鼓吹自由主义包括供给经济学,与国际国内经济学家互动呼应呢?还是经济学家自作多情,拉大旗作虎皮呢?需要读者自行判断。笔者的一个看法是,总理的秀才学问不够,稿子写得不够好,例如“大凡历史上”如何如何,完全不是严肃的语言,不符合大国总理的身份,太大而化之,简直就是忽悠。不仅是忽悠公众舆论,似乎还有弦外之音:领导人要学“文、景”,不可学汉武。这就太绕弯子了,干脆说,不要搞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拥抱里根经济学,不就完了?反正已经拥抱二十年了,干脆一抱到底得了,君不闻古有“抱柱信”?(大不了淹死)笔者这里有事实分析,也有逻辑分析,还有些心理分析,靠不靠谱,也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总之,“供给侧”问题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理论和政策斗争,还有更深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和极为深远的意义,本文已经太长,不能展开分析,只做一点评论。

对当下理论界莫宗一是的“供给侧改革”,有人说,这是秀才们在玩弄概念,糊弄领导人。这样讲,不够严肃,却也是事出有因,因为传闻以往专家秀才误国,糊弄领导人,曾经是某个圈子里的工作“常态”。但是在新形势下,要相信领导人自有定见,有主心骨,“保持战略定力”,不是一句空话。供给,相对于需求,原本各为一“侧”,“供给侧”究是何意?似乎没有新意,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范畴,而且辞费。诗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古之九皋,是为深泽,离天很远,以鹤比喻隐士。今之鹤不同,养在庙堂,简直就在天上,是为重臣显宦,所谓侯门一入深如(中南)海。然今之鹤,既然已经鸣不出新意,多半就是技穷。技穷多半由于道穷,或曰途穷(不是图穷)。穷则思变,就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驽马恋栈豆,就可能误人误国更兼自误。话说回来,在当前条件下,既然采用了这个提法,则这种提法值得重视的方面,就不在概念本身,而在内涵。其内涵大约主要指调整经济结构,接下来究竟如何诠释演绎,会不会引导到“马经”的笼子里,搞点理论“转基因”,以及实践上如何调整,如何展开,还不是很清楚。其实新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比例失调,多次调整结构,都很成功,何以这次几届总理都在调整结构,反倒是病情见重,越调越不“整”?可见郎中有问题,药方不对。其实,据笔者俗眼观察,“供给侧”改革的真意和根本,应在于理论的“供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侧,郎中不行,药方不对。习总书记也已经一再告诉新药方所在,秀才们却不以为意,何哉?这在过去,起码叫作抗旨不遵。当然,也可以理解,有另一种旨,来自国际什么组织,“左立刻”什么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与习总书记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是两路,看来矛盾不小。何去何从?惟在最后的抉择。从党的十八大到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十三五”的建议看,方向是明确的,但五中全会给出的还只是“建议”,“建议”要变成正式“规划”且人大通过,还有一段不平坦的路。“左立刻”们也不会闲着。

4.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坚持党的领导,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会提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这些提法,理论上原本多是“共产主义ABC”,但是在新形势下,却有着一字千钧的分量,故也是理论创新,而且是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五中全会文献中多处使用“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提法,也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实现人民主体地位,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否则只能带病发展,也不可持续发展,甚至向邪路发展,再不悬崖勒马,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嗜欲深者天机浅。君不闻,日前央行行长已经在《人民日报》发出金融“预警”?西方金融资本,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向中国发动金融攻击?

(二)以人民为主体,坚持共享发展,实行按贡献(包括按劳)分配的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作为优先发展目标

按贡献分配,包括劳动贡献,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就不能一味压低工资,要使工资能够补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费用。

建国初期,中国一穷二白,主要任务是初级工业化,长期困扰于“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问题。虽然由于长期实行高积累率限制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建设以发展国民经济和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是明确的。这是由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报告明确规定,而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升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加以认识的。无论历史上的有关理论认识和概括有什么不足,总之这个经济发展方向和生产目的并不错。改革开放以后,首先降低过高的积累率,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进行经济改革,1982年党的十二大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现代化进军,完全正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由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和加入WTO等原因,一个时期以来,相对弱势的中国经济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弱肉容易被强食,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造成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这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将别国利益放在本国利益之前,损害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利益,促进了别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例如改善了别国的民生,缓和了那里的通货膨胀,等等)。这样做,有时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宁可自己吃亏,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是不得已的。岂但中国,许多国家,包括日本等发展国家,也是如此,更不必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首先要优先满足国内需要,为了人民福祉需要,即使为了扩大出口,创汇也是为了发展国内经济,增加国内财富,满足国内需要。所以,满足内需要优先于国际贸易,即使国际贸易真的能够改善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也应当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满足适合自己需要的目标,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照搬外国模式。

但是,1985年以后的日本,90年代以来的许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被纳入适合美国需要的轨道。出口压倒一切,让步的是内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事实上是可能导致牺牲公平,积累和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维护稳定,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往往疏于维护公众利益,造成事态扩大;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通常是中国方面隐忍不发,作出让步,结果美国还是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和金融战。美圆霸权下的新自由主义贸易成为恃强凌弱的剥削工具,极大地威胁着衰退的世界经济。这是竭泽而渔,是不可持续的。这一切在理论上,是由于受到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在实践上是使得在美元霸权下,我们的贸易金融等政策不得已地,也是过多地服从于别国的需求。中国一些自由主义者可能真诚地相信,在中国推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就是促进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还有自由);帮助美国就是帮助中国自己,救“美(国)人”就是自救。不幸得很,真诚并不能使人更接近真理。与其这样做,吃亏不讨好,不如眼睛向内,将资源调回国内。中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原则,完全正确,但是对经济工作的认识似应再提高到政治经济学的高度,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且主要是本国人民的消费,而不是其它,既不是GDP,也不是经济增长率。所以,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发展为了人民,是经济发展根本思想和原则。未来中长期,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享发展,实行按贡献分配的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以此作为优先发展目标。

(二)市场和计划两种调节手段不可偏废

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自始存在着两种思路的斗争,也叫两种改革观。这两种改革观,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到后来演变为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一直在解释上分歧很大,一边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十四大明确提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不争论”政策在实践中被歪曲解释为“不问姓社姓资”,甚至认为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意识形态争论,没有必要,其实是违背十四大报告的原意(参见刘国光同志对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背景的说明)。可是这样一来,理论界就剩下一把号了。刘国光同志指出,这是与十四大唱反调,是改变中国改革方向的危险信号。(刘国光:《来之不易的重大突破》,中国改革论坛网2005年1月10日)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这些都不仅仅是什么意识形态争论,也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有强烈的紧迫的重大的实际(政治)意义。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争论,核心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争议最大,到底计划与市场,还是市场与计划,还是只要市场,不要计划,这需要学习日本经验。在我们看来,近代日本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基本经验就是泼水不弃儿,学习西方,但不迷信西方,保留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其实日本从来不相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直坚持政府干预,不放弃自我保护。现在是美国率先将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旗帜撕得粉碎,而不是中国。日本就从来没有迷信过市场,也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这一点既有弊端,更有意义。

自由是市场经济华丽的政治外衣,两者都是对付落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器。对此,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早有名言在先,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某些人包括某些大领导,竟然迷信这些是“普世价值”,而加以拥抱。岂非咄咄怪事?自由从来是一柄双刃剑,自由大劲儿了,(国家)安全和利益就可能成为牺牲品。经济自由是如此,政治自由也是如此。美国很虚伪,当美国每次宣称别国不自由时,它自己就先变得不那么自由,例如美国动辄对别国实行经济制裁,包括前几年对中国轮胎出口实行“特保”,又经常对中国指手画脚甚至对中国内政外交横加干预,就显得很不“自由”;又如自由贸易不允许对农业提供补贴,但是对美国不适用;再如美国的新闻自由和政治自由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包括受到操纵;而受到指责的国家在美国政策的作用下,只能变得更不自由,或者表面上自由了,其实是大乱了。所以美国其实是世界上最“讲政治”的国家:美国历来将贸易和金融与地缘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严格挂钩,而且历来居高临下,实行“高压锅”政策,没有公平可言。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30年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加以总结,并重提“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等重要提法,被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平衡性”,等等。“重大关系”,就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说的就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包括有计划按比例的意思,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这些重要提法和中国现实,表明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宏观调控制中,市场和计划两种调节手段不可偏废。这是基于对建国65年前后两个时期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同志说,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既然都是手段,市场与计划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也就没有一定之规,改变就变了。这也是“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对外开放不仅要独立自主,还要互利共赢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就丰富了对外开放内涵,也必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必将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近年来,中央一再提出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并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作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十项基本经验之一来总结,其中有着深刻的含义和现实针对性。独立自主是中国最可宝贵,也是建国以来前30年最为珍视的东西。如果失去独立自主(例如搞什么“中美国”),全盘西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失去意义。近年来,中央确立自主创新的方针,这是独立自主原则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体现;表现在对外开放中,就是要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尽可能地减少世界经济和美元霸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不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其标志也在于能否独立自主地走出自己的道路。当前在经济上,突出地表现为金融、贸易的理论、政策和体制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元霸权的统治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各国的主权,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美倾向。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加强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发展区域市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减少对世界金融、贸易市场的依赖,实际上正在成为一种国际潮流。中国需要根据新的变化维护自身利益,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战略和政策,包括更加重视亚洲,包括东亚、东北亚。为此,中国需要对一个时期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金融和贸易理论以及有关改革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评估、清理和调整,特别是中国的金融体制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需要与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和实力相适应,人民币将成为一种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这既是维护中国利益的需要,也反映了国际金融和贸易模式变化的现实。做到这些很不容易,但都是势在必行的。人们高兴帝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直到五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十三五”的建议,这个过程正在有效推进。

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开始经历一次就其实质和意义来说不亚于前三十年的变革。实现这个变革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要求必须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0一五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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