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深改三年”再回首,三中全会已惘然?

十八届三中全会谋划“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是“深改”开局之年,因此被称为“深改元年”。2016年已是“深改三年”,有必要回首看看三中全会的目标完成得如何。

目录:

新型社会主义的改革哲学

三中全会要解决的矛盾

《决定》可能蕴含的矛盾

从矛盾走向均衡

刘晨光:“深改三年”再回首,三中全会已惘然?

【晨光按:十八届三中全会谋划“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是“深改”开局之年,因此被称为“深改元年”。2016年已是“深改三年”,有必要回首看看三中全会的目标完成得如何。这篇旧文对三中全会要解决的矛盾、三中全会《决定》内在的矛盾以及从矛盾走向均衡之道进行了探讨,今天看来仍不算过时。此文原题为《矛盾与均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哲学》,刊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2期,见刊时有删订,此是原文首发。】

 

新型社会主义的改革哲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面世之后,社会各界即反应不一,但总的来讲,舆论的波涛尚算太平。特别是在外媒的强烈关注与诱导下,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拟设的两个新机构,认为这将是一场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仿佛一个更为可怕的“利维坦”将要诞生。同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表述也引起不同立场的人们共同关注,有些人对此表示出巨大的疑虑与担忧,认为这将对社会主义国体造成损害,有些人显然觉得可喜可贺,但在看到相关细则之前,仍抱持怀疑态度。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前公之于众,与其同时公布的还有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简称《说明》)。舆论反应多数比较积极正面,甚至一开始作批判状的外媒也高呼这场改革“雄心勃勃”。不过,这只是让市场主义者更加放心了,却并未让反市场决定论者感到满意。同时,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意旨显然存在,仅仅经济自由的扩大也根本不能让政治上的自由派感到满意。

显然,三中全会试图在国家权威与市场自由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而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诉求,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彰显了这种平衡可能存有的内在矛盾。改革的总目标是朝向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成熟定型,但我们要建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抑或根本没有预先的设定,只是任由实际经验发展的自然结果?

笔者认为,三中全会继承和发展了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奠定的改革哲学,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一如既往,既非传统社会主义,更非新自由主义,而只是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其具体内涵,乃是通过两个看似矛盾实则辩证统一的方面体现出来:在邓小平那里,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大家耳熟能详的最近表述,则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在公报与《决定》中都再次得到强调,而在《说明》中,习近平引用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可以说,《决定》中可能蕴含的矛盾,本就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之中,正是这种矛盾带来的内在张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着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践行中道,不走极端,把看似矛盾的方面容纳到自身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动态中的均衡与发展。以下笔者将从此观点出发,从三个方面来谈谈对三中全会的改革哲学的看法:一是三中全会要解决的矛盾;二是《决定》可能蕴含的矛盾;三是如何从矛盾走向均衡,最终建成稳固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三中全会要解决的矛盾

 

同样是关于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矛盾,已经大大不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矛盾。改革启动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与矛盾是陈旧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束缚,因此,改革从一开始针对的就是受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影响的旧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而如今的改革,已经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获得建立和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过去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经济落后或不发展问题,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已不止于此,既有如何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又要面临发展本身带来的问题,并且可能正是发展本身带来的一些难题阻碍着进一步的发展。

显然,与改革初期相比,如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矛盾更为复杂。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是实行渐进改革,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必须保持大局的稳定,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即便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通过双轨制稳健推进,而非实行所谓的“休克疗法”。但随着改革的拓展与深入,仅仅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很难像开始那样轻易产生巨大的红利,并且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通过经济改革就能解决。事实上,社会与政治领域的改革一直都在进行,而到新世纪以后,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凸显出来。改革事业已然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把各个领域联系起来进行综合配套的全面改革。

不过,即便是全面改革,也需要找到一个核心重点的突破口,这就需要把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矛盾进行总结提炼,把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症结与弊病找出来。大概言之,当今中国面临的是发展与公正的双重问题,通俗点说,就是同时面临“做蛋糕”与“分蛋糕”两个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分蛋糕”的公正问题要比“做蛋糕”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也更容易在整个社会中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与矛盾。公正问题的重要意义,还基于中国明确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实现共同富裕当作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如果把蛋糕做大了却只有少数人享有,那就偏离了原初的方向。

中国社会的基本现状,正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烈的不公正感。这是无论左派右派国家派市场派集权派自由派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造成事实的原因却比事实本身更关键,而大家对原因的理解非常不同。有人把它归结于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与市场经济本身的欠发展;有人却恰恰相反,把它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自然分化以及政治伦理的亏空。因此,前者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特别要改革国企,建立比较充分的市场经济,特别要在法治规则之下,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后者则主张限制市场经济与资本力量对社会人心的分化与破坏作用,认为政府应该坚守执政伦理,更加有所作为,把经济社会的发展纳入更加健康和谐的轨道。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与矛盾而开出的两种基本的药方,本身就是矛盾的,种种不同立场与偏见的对立似乎正根植于这一矛盾。然而,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与矛盾,却不能从任何一种高度抽象的特定观念出发,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就此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清醒的。无论何时,对于当下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做出决策的基本依据。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的现实是什么呢?大概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已经起飞,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却仍置身在复杂严峻充满危机的内外环境中。一方面,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很大,却在走向复兴的路上面临着有些国家的敌意、制约与阻碍;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与差距,比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与贫富差距都越来越严重,而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其中就包括不容小觑的官民矛盾。对于这些,《决定》都是有所回应的。问题在于,这些回应本身能否成为有效的解决之道?

 

《决定》可能蕴含的矛盾

 

《决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六个“紧紧围绕”铺展开整个框架与具体论述。显然,这将开启一场升级版的改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决定》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问题随之而来:现阶段要进行的全面改革,是否应该仍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如何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难道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社会问题与矛盾的解决之道吗?

比较充分和完善的市场经济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这是我们希望市场更好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因。为此,《决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自然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使市场摆脱不必要的干扰、特别是政府权力的过多干预,实现更充分的自由公平竞争。所谓转变政府职能,也正是就此而言,其背后的逻辑,实际源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对政府作为“守夜人”角色的假设。市场若起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削弱政府的强权,使其成为“小政府”。从中国改革自身的逻辑来讲,这是对80年代开启、90年代推进、00年代发展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取向的进一步强化。

这里蕴含的危险是一种市场崇拜或市场万能论的极端心态,它很可能会把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的窠臼。然而,这显然不是执政者愿意看到的。不能把《决定》关于市场作用的论述视为新自由主义,它绝非如此简单。从现实语境来看,中国社会面临的不少问题,恰恰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市场化造成的,一个人只有发生了神智错乱,才可能把市场作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从文本语境来看,要把《决定》关于市场作用的论述放在整个文本的大框架中,而不能抽离出来片面强调,否则将很难理解本次三中全会更具整体性的改革哲学。

《决定》同时强调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谓“更好”,虽然往往意味着“更少”,但并不必然是说越少越好,其前提应该建立在对政府与市场之职能划分的严格科学的界定基础上。《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几项表述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它不是仅仅起到对市场功能的补充作用,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客观中立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它还能发挥更具主动性的作用,特别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表述,为政府赋予了价值理想与道义追求。但也正是在这里,对政府职能和作用的几种定位似乎是糅合拼凑在一起的“理想”图景,如何真正实现政府所扮演的各个角色之间的统一,却仍是问题

在这一问题背后,实际上更根本的问题,可能是缺乏一种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政治哲学。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来搞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走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路线。即便现在开始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的重要,但它仍不是为了验证某种“主义”,而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具有较明确的针对性。但问题在于,《决定》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实现制度体系的成熟和定型,其背后必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统一连贯的政治哲学,即便制度体系是由经验的智慧不断累积而成,最终也需要理论对其进行抽象总结。但显然,我们还远没有到达这一阶段。

勘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本身的功能定位,还需要更大的视野,那就是对中央集权与党的领导的强化。这使改革的政治哲学框架更为清楚地显示出来。市场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与政府的职能不清有关系,但此“政府”主要是指具体的部门机构与地方政府,因此需要由中央权威给其划界,使其在自身职能的合理范围内运作。“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此。地方政府的功能,应该更多集中在一些消极的保障功能或中立的服务功能,而中央政府的积极促进功能却要得到强化。并且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是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国家的权威与党的权威密切相连在一起。另外还要设立的一个新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亦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为我们的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一幅大的图景开始展现。《决定》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方案,而是一个“强国家、强市场”的方案,是一个党国权威与市场自由并重的方案。在政治上,它仍然是稳健的,党的领导与国家的安全是绝对要保障的;在经济上,它大胆迈开了步伐,把市场化的思路更彻底地贯彻推进。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侧重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其目的主要是保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体制的改革则侧重于社会事业与社会治理两方面,其目的是进一步增强社会公平与活力。总的来讲,这幅图景是在中央集权的保障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功能,激发社会活力,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把蛋糕做得更大,让更多的人可以分到蛋糕。

 

从矛盾走向均衡

 

任何改革都是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进行的,新方案新措施的实施也总是在旧体制下展开,因此,要评判一个改革,不是看其如何言说,而是看其如何行动,不是看其如何开始,而是看其如何结束。但我们仍然可以发问,《决定》有望化解中国社会的问题与矛盾吗?《决定》本身可能蕴含的问题与矛盾又如何化解呢?

我们应该看到,《决定》试图通过改革建立一种较为稳定的均衡状态,那就是制度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均衡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任何制度即便再好,也都不可能一直沿用下去,总是要在动态中实现新陈代谢,自我更新。但在一定时期内,制度体系的稳固还是可能的,而且人类的政治技艺本身,不就是要努力克服时间的流变,为自身建筑安稳美好的共同家园吗?

《决定》对于内外形势的认识与反应,总的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政治上注重加强国家安全,但经济上却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即便你不认同当下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但你别无选择,你要改变它,首先要融入它,你要制定新的规则,必须玩好旧的规则。否则,你就只能走向封闭,但世界并不因此而变得更好。反映在国内,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与中央集权,同时通过市场作用使经济社会的活力充分迸发

《决定》的优长和问题都在于,它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文件,意识形态与主义的表述降到最低程度。你可以认为它没有一个更宏大的战略在背后作支撑,但它也可能把那更宏大的战略给隐藏了。你可以认为它过于注重经济诉求,缺少长远的政治文化抱负,但这可能因为它只是在谈改革,而且主要是谈未来八到十年的经济社会改革。就此而言,《决定》自有其理由,实践者总是要面对当下。不过,我们仍需要一个立足更长远目标的宏大战略视野,基于此,才能给予《决定》比较合适的评价。

《决定》对于市场激发经济社会的活力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这一期望的实现却并非必然。而一旦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果真获得实现,《决定》对于它可能导致的系列连锁变化却又没有足够重视。《决定》指出要“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却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哪些可变哪些不可变缺少说明。《决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望实现政治语言表述的“科学化”,可对制度自身的思想基础与价值目标却未作阐述。《决定》的意思似乎只是在保障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却忘了人活着并不只是为了吃蛋糕,也绝不会完全满足于安全稳定的状态。

这些都是《决定》潜存的问题。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各种功能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权威与市场自由之间存在的矛盾,与这些问题交杂在一起,很可能会模糊改革的目标,加大改革的难度。而处身在这些问题与矛盾中,怎样保持清醒冷静,运筹帷幄,从全局出发实现新的均衡,是对中央决策者与领导人的重大考验。

目前来看,未来可能实现的制度均衡将建立在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治理、政治参与和文化创造都将因此而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状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充分调动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建设一个更加自由而强大的现代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一定起着总揽全局、统一协调的主导作用,但这一均衡若要稳固持久,改革就必须时刻不忘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与国家的主人。毕竟,一座建立在人民群众基础上的制度大厦才是最坚固的。

所以,最后再回到《决定》,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看,其内在的矛盾就小得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正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政府职能也好,加强中央集权也罢,都是为了除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增强经济社会的生机活力。用传统的政治语言来讲,“治吏”也好,“削藩”也罢,都是旨在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了藏富于民,还政于民,实现“均富”与“共治”。当然,这只是目标,重要的还是看其具体实施的手段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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