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穿梭于中美两国,密切关注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他对当前中国经济放缓的形势较为担忧,遂于美国的家中录制视频发声纵论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去年全年GDP增速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仅6.9%,虽在全球范围内仍属翘楚,不过,面对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两个翻番目标,挑战不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穿梭于中美两国,密切关注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走势,他对当前中国经济放缓的形势较为担忧,遂于美国的家中录制视频发声纵论中国经济。

陈平教授曾任留美经济学会第三任会长、北大国发院教授(已退休),因而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食洋不化的病灶认识深切。陈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为内因,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舆论界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如媒体经济学家以改善环境、解决房地产泡沫等名义,游说中国经济必须减速的声音很大,使得政府决策自捆手脚,经济下行趋势日渐加深。

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何在?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认为以内因为主,北大林毅夫认为以外因为主。

我们看看世界各国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的表现(见下表):很清楚,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2009是最低谷,2010年开始反弹。中国在危机期间一直高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2000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数据来自联合国。

 

2010年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如果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也应该缓慢复苏,没有理由在西方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下行,而且是2012年后经济增幅不断下降,去年降到6.9%。从这一点来看,2012年以来的的中国经济下滑是内部原因主导。

这几年还有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非常好。一带一路的战略、亚投行的建立,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亚投行。可见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这是没有疑问的。

奇怪的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上的表现相对偏弱。特别是,中国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4万亿刺激。好像是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成功了,值得中国崇拜,中国的财政刺激失败了,要改变。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初步判断,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准确的说是媒体经济学舆论误判,形势误判,才会造成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捆手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中国政府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可以解决改革遗留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改革也越来越难。

下面我们来看,过去几年中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的要求经济减速都有些什么理由。

理由之一是,认为中国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失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QE)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国看齐,而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美联储的量宽花了3.5万亿美元,中国的4万亿换成美元,其实不到6000亿美元,仅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成果怎么样呢?

我说,美国没有什么成果,美国投资没有增加,银行惜贷,只不过汽车消费因为低利率恢复了,美国房地产价格也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看不到增长的起色,所以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哈佛校长萨默斯给美国新常态的定义是:“经济长期停滞”。

如果按照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美国年平均增长3%-4%的水平,美国未来10年到20年就是增长2%,日本就更差了,1%都难维持。

中国不到6000亿美元的的投资,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而且整个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来的成果,如果没有4万亿,中国十年能不能建成这些高铁,这些项目能不能上马都成问题。

中国主流媒体,有一批媒体经济学家,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卢卡斯带领的芝加哥学派的反凯恩斯主义,只有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在全面恢复鼓吹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换了个面目叫“反凯恩斯主义,反大政府”,无视中国改革成功的现实。

舆论怀疑和反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不可能超过东亚四小龙。这个理由非常有影响力,说世界现代史上这么高速的增长,日本只持续过20年(从1950-1960年代),韩国只持续过30年(1960-1980年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持续增长30年呢?

这种说法通过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来贬低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使得大家觉得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发展太快造成的,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高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比如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等,所以中国经济必须放缓。实际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些问题在增长过程中解决比停滞中解决更容易。但中国媒体压倒性的怀疑中国维持高增长的理由,就是日本韩国有先例。

反驳这个理由是非常容易的事。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人口是日本11倍,国土是25倍。和韩国呢,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8倍,国土是韩国的97倍。

此话怎讲,中国发展的空间,比日本和韩国大多了。世界上哪有一个规律是靠人均GDP来决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世行搞的什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是来忽悠人的。

提醒大家一点:中国地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有一条从黑龙江到云南的黑河腾冲线,中国人口的96%集中在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而这条线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也就是说,中国还有60%左右的国土没有开发,过去30年只有开发了沿海。为什么沿海开发的奇迹不能在内地重现?

特别是习主席提出来的一带一路设想,我认为历史上前所未有。历来大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海洋国,为什么先发展起来,因为交通方便,进出口贸易便宜。但是走到后来,包括德国俄国和中国,都是大陆国家凭借规模经济挑战海洋国家,最终战胜海洋国家。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国前30年代发展沿海的布局是跨国公司主导(因为他们要把中国的加工产品运到海外,沿海物流比较便宜)。现在这个局面要改变了。现在,内陆的渝新欧铁路货运已经延伸到了欧洲。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一定要先开发内地,尤其是大西北,30年也开发不完。

鼓吹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的第三个理由就是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这条对经济企业界金融界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要重点谈谈。

他们说,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粗放型增长,效益不高,要提高效益,就是发展服务业。

出过国的人知道,中国的餐饮、旅馆服务业,比国外的发达多了。他们说的服务业说白了就是金融,认为金融可以赚大钱,做制造业利润很薄。这个说法是中国现在最有诱惑力,但也是最危险的。

我提醒大家一个事实。金融可以空手套白狼吗,金融效率高吗?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估计在12万亿-22万亿美元之间,美国把从中国赚到的大量利润转回美国,然后批评说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

我问大家,美国几万个桥没钱修,美国这么能赚钱,为什么不改善基础设施,要搞房地产泡沫,搞次贷危机?所以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害,远远大于利,已经把美国经济架空了。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分析,最有名的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2009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安静的政变》,文章说,美国经济在70年代前为什么重视实体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是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美国里根总统搞了减税革命后,债务急剧增加,导致美国金融集团取代了实体的工业集团,把美国的工业经济架空了。

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2012年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在家里曾经跟我对谈。当时我提出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就是金融的高利润挤出了其他实体经济产业,霍布斯鲍姆补充说,应该是“英美病”,英国因为同样的病走向衰落了。

早在1850年的时候,英国工业生产占了全球一半,但赚钱不多。赚钱最多的是海运和金融。因此英国1850年后就开始搞去工业化,结果一战前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了。

最近一位意大利裔美国经济史家阿瑞吉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二十一世纪》,这本书总结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金融霸权盛衰的周期:最开始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建立金融资本强国,接下来是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他说,这每一波的霸权更迭,最后都是金融恶性扩张取代实体经济导致的衰落。

从这一点来讲,金融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弱,这是我们最要警惕的。如把金融扩张作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弄得不好就会把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比如现在的P2P泡沫就值得我们警惕)

大家看看去年股市的动荡、汇率动荡,半年不到,耗掉中国几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钱拿来干实体经济,消化过剩产能,改善民生,能干很多事。现在中国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坚持实体经济,还是学美国搞金融投机,自我毁灭?

第四个恐吓中国经济的理由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这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家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正在误导中国经济转型。

大家记得在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鼓吹经济自由化的是一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比如诺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哈佛经济学家萨克斯、匈牙利的科尔奈,他们好歹还是做过一些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

但是这些年来,忽悠中国的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比如世行2012年提出《中国的2030》的报告,里面提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这一报告的作者,完全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他们把历史上过去50年里, 101个国家无论大小放在一起做一个回归,得出结论说,能够从低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只有13个,然后拿这些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榜样。

他们的方法论很成问题。假如我是生物学家,我把跳蚤、青蛙、大象、人类放在一起,拿个指标做个回归,得出生物演化的规律,你们能相信吗?但世行的计量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来看看这13个国家暴富有什么窍门?

有些窍门你想学也学不到,有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发现海上石油,一夜暴富,可惜只有几十万人口,而且是独裁腐败的国家,值得中国学习吗?

13个国家里,十个国家人口加起来不到中国一个省,最少的冰岛人口只有30万,多的以色列几百万,葡萄牙、希腊一千万,就是把日本、韩国、西班牙全算上,才仅相当于中国的五个省,别忘了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他们可以提出一些发展经验,比如小国可以发展旅游,房地产、离岸金融,暴富很快。但是在过去金融危机期间,一半国家恰恰是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比如著名的冰岛银行危机,包括陷入富国困境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现在失业率达到20%以上。

金融危机之后还鼓吹这些跨越中等收入的样本,我觉得是非常惊奇的。

这个理论最大的误导是,忽视了发展经济学一个公认的共识:拉美和东亚国家陷入的是“依赖经济陷阱”,是因为跨国公司控制当地经济发展,不为当地人造福。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20世纪初的时候,富裕程度和美国相当,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子。

即使发展最好的亚洲四小龙,包括日、韩、新加坡、台湾都属于美国的依赖经济,特别是大家羡慕的日韩,在二三十年高增长之后,陷入停滞的原因正是,战后一直被美军占领,没有独立的国防、科技,扛不住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当时日元被美国逼迫大幅度升值,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被迫开放金融,将核心企业股权廉价卖给跨国公司,才在高增长之后未能持续发展。

中国要超越日韩,只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历史上建立独立的科学、军事、金融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现在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还有谁拥有如此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和经济政策?历史上的文明大国,甚至大帝国,要全盘西化搞现代化的国家,土耳其、伊朗、印度、埃及、墨西哥、巴西,情况怎么样,那个能比得上中国?

所以中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领导人,要清楚的明白,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目标,只有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只有掌握科技军事的制高点,才会有独立的金融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我们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假如沿岸国家,不能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建设小康社会,而是利用自然资源、地缘优势,要搞暴富,在大国之间搞投机,不可能形成一个长期的稳定合作,不可能有持续经济发展。

这点上,中国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理论,盲目的搭世行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便车,不但失去金融市场话语权,也会失去国际合作的话语权,这一点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附:

 

陈平眉山论剑之二:实现新常态,需要新思维

作者:陈平 来源:观察者网

 

【编者按:

陈平常说,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高增长,苏东大倒退,差别在于邓小平抓住国际机遇,走出自主发展的新路,而苏东迷信西方顾问,自废武功。 今天中国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能否避免西方已经陷入的泥潭,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风险,和机遇,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将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道路。

陈平的文章发布后,有些读者也有一些误解,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对经济下滑风险的重视,是提醒必须警惕金融自由化产生的系统风险,和去短期过剩产能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或唯GDP论。经济发展不是单行道。上坡加速虽然吃力,但是占领制高点就是胜利。下坡刹车过猛可能翻车,遇到陷坑必须绕行,这是基本的生活道理。为什么中国只能跟在美欧日韩后面,彼慢我慢,而非彼慢我超?

节后,陈平教授眉山论剑第二篇继续开讲,这一篇着重讲当代经济学形而上学和辩证思维的两种对立方式,可能陌生不好懂,但非常重要。这是他身跨物理学经济学两个领域四十多年研究工作的深刻体悟,当年他在北大国发院的很多学生表示,学会之后很受用。陈平教授认为,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正确的方法论是第一位的,有正确的方法论,才能看清国际竞争的格局,进一步谈应对策略。】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实际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比此前世界银行发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要高得多。事实上,目前西方的高收入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比中国要严重得多,日子也更加难过。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提出经济要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大体目标是维持增速在6.5%左右。这个目标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具体到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目前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是五花八门,从需求方到供给方再到降低成本,几乎可以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有的招数都列上了。

可如果回顾现代史的记录,不难发现,即使把西方国家所有的这些招都用上,也不足以实现中国提出的新常态目标【附表】。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举个例子,现在一提到“大众创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创新很厉害,苹果公司依靠创新获取的利润很高。但是很少有人反思,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就算美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领先,其经济平均增长率也就是4%左右,到了危机来临后的期间也就是2%~3%,离6.5%的目标相距甚远。

目前国内有很多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很羡慕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其中日本大概只维持了20年,韩国是30年左右。后来由于他们没有制定出独立的金融政策,也没有独立的科学和工业体系,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以后,现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3%左右,甚至日本曾一度只有1%的程度,远远达不到6.5%。

所以,如果要实现中国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一定要有新思维。

这里所说的新思维,是和“旧思维”,即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概括来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均衡的、静态的思维方法,而我所强调的则是一种复杂、演化的思维方法。在这种不同的新思维方法下,所采用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和应付危机的手段与旧思维有很大不同。

下面就传统的均衡思维与新的复杂思维的最大差别做简单的对比介绍。

均衡思维与复杂思维的三大差别

封闭(成本-效率分析)— 开放系统(市场规模竞争、国际竞争)

均衡思维与复杂思维的第一大差别,在于封闭系统的封闭思维和开放系统的开放思维之间的不同。物理学中有个能量守恒定律,但这条定律只能在封闭系统中成立,在开放系统中能量的吸收和释放都是不守恒的。这套理论在经济学中也异曲同工,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只能在封闭系统里面成立的,套到开放系统中就无法成立。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封闭思维没有竞争意识,只崇尚本本主义所说的成本利润

 

举个典型例子,新古典经济学中有一种常见说法叫做“刺激经济需要拉动消费”。拉动消费的常见方法是增加收入,而增加收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工人涨工资,工人工资多了自然有能力拉动消费。理论上似乎很合理,但来自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真实效果并非如此。

对于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来说,比如华为,通过涨工资,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当然收入也增加了。但是对于那些给国外做订单生产的加工企业来说,企业本身就面临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在没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大幅涨工资(中国过去几年沿海制造业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不仅无法增加消费,反而导致沿海中小型加工制造企业大规模的倒闭,加工制造企业要么向海外转移,要么向内陆转移,事与愿违。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开放思维首要考虑竞争对手是谁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欧美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降低利率的经济政策。这几次利率降低几近于零,但是仍旧没效果。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降低利率会使企业愿意贷款,因为贷款成本低,投资生产也会随之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一个国家封闭的情况下,没有国际竞争,降低利率可能会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假想。但是现实中面临国际竞争时,银行对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发展前景很不乐观,即便降低了利率,钱也贷不出去;而上市公司看到贷款利率低,就选择将自己的股权买回来了,并不增加投资。

所以过去几年中西方国家普遍降低利率,但并没有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当资本看到有其他投资前景时,比如中国,就会出现外逃。一些银行,一看经济形势不明朗,干脆选择将钱拿在手里,不贷出去。

所以封闭系统的思维是不考虑竞争者的,只考虑成本、利润;但是在开放的竞争系统里,首先要考虑竞争者是谁,在国际竞争中如果竞争策略输了,那只会事与愿违。这就是第一个差别,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行为、政策、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子论,还原论,斯密分工)—方法论复杂系统(整体论,有机论,铁路网络,产业链)

亚当·斯密有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叫《国富论》,他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但事实上,这个著名的理论和现在西方国家教授的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他们的思维还都停留在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在这些理论中,企业之间没有关联,所以其方法论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称原子论和还原论。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方法论个人主义:各机体之间无关联

 

我提出的新思维和他们不同的是,我讲的是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这是一种什么经济呢?我把它叫做复杂系统,或者叫做有机论、系统论。在复杂思维中,企业形成了产业链,是高度协作相关的,所以一家处于重要产业链位置的企业的生和死,会对整个产业产生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是铁路和金融,这两个行业的机制就和一个独立的工坊完全不同。改革开放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一开始确实有提高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几乎是立竿见影。但是后来搞了“包”字进城,其效果就存在很大争议。

举个英国的例子,英国实行的是铁路私有化,分段承包,而铁路中的一段出了问题,整个网络就会出现问题,效率大大降低。

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不断发生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其关键都在金融,金融相当于经济的大动脉。所以哈耶克和凯恩斯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根源就在金融系统上。因为金融在顺周期时会放大泡沫,而在经济下行时又收缩太快,加速了衰退。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复杂思维中,事物如生物神经系统一样高度协作和关联

 

在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学者都提出要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常见方法就是提高准备金率,要求银行降低坏账的可能。如果在平时这么做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在经济下行时就可能产生系统风险。

这可以和战争进行类比,如果在战争时期,后勤人员不和前方战士协同作战,送粮食弹药的任务也要包产到后勤单位,后勤人员看到前方战事危急,就急着防范风险,不往前线送粮食弹药,那原本能够打胜的仗也会输掉。所以我们最近采取的一些措施,很多从主观上看是很好的,但是没有注意到在经济下行时踩刹车太快会影响整个产业链,如果发生在金融行业,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经济。

这就说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思维和复杂系统的系统论-有机论思维是完全不同的。

趋同优化(单轨制,英美普世价值)—多样演化(分岔与多轨,多元文明)开放复杂性—结构稳定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旧思维的第三大的特点是,他们讲在事物变化时,强调均衡优化,结果自然是趋同的。这就好比走路只有一条道,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条道说白了就是向英美模式靠拢,西方的制度就是最佳的。

如果要采取经济政策,那么就是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单向思维。就像上文中举的例子,“降低利率一定会增加投资”,“拉动消费一定会增加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单向思维的典型。

新思维与其有很大不同,因为人都是有生命的,动物都是有选择的。每个生物全都是一个非均衡的系统。非均衡的系统,包括人和经济,变化时的特点是多样的演化。国内在翻译达尔文的进化论时有误解——进化是单方向的,演化是双方向的,所以物种既可能是停滞不变,也可能是退化,很难得的时候才是进化。

还是用中国举例。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有那么大的发展,发展速度比拉美、东欧、前苏联还要快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向世界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的经验都学。

中国很多的制造技术是学德国的,员工的管理方式是学日本的,开发基础设施(比如房地产)通过拍卖土地筹集资金的方法是学香港的,金融方面则向美国学习的。所以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模式,包括大家熟悉的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北欧模式、以色列-新加坡模式。

所以学者们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讨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这对当前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在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同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如何化解过剩产能,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办法,西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削减过剩产能,就是关闭企业和工厂,停止生产。而使用新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能够得到的方法不止一种,可能是两种或者三种。

所以我们在面对不同情形时,要考虑采取不同方法。中国人常讲上中下三策,搞得好,经济继续中高速发展;搞得不太好,就像日本那样长期停滞;搞得糟糕,就会像当年的东欧、前苏联那样经济瓦解崩溃。

所以在这点上,新思维和旧思维的差别就在:如果相信事物发展就是均衡趋同的话,那就会选择以不变应万变,什么事情都一刀切;但是如果相信事物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话,那就要审时度势,一定要重视历史,重视起点,要考虑清楚未来几种可能的预案,绝对不能简单的一刀切。

这就是无历史、无结构的短期静态均衡与重视历史、资源、层次结构的中长期动态均衡之间的差别。

以上就是新思维(复杂思维)与旧思维(均衡思维)的三大差别,也是新思维的三大特点。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要详细论证还需要很长的篇幅。

下面的文章将具体讨论,为何封闭系统的内向思维,会错误地判断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世界格局剧变。为何西方经济学的还原论思维,无法理解工业化经济的产业链和金融的系统风险。为何西方模式不代表现代化发展的普适模式,为什么解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必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首先搞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进一步理解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和化解之道。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附:

 

陈平眉山论剑之三:治理产能过剩 不应重复美国倒牛奶的悲剧

作者:陈平 来源:观察者网

 

【作为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去产能正落实成为各地方竞相完成的具体指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的眉山论剑第三篇,重点讨论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

他撰写近万字长文,提出不少振聋发聩的观点。陈平教授认为,理想的美国市场,其过剩产能的周期变化很大。例如,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在40-105%之间大幅振荡,从来没有实现什么稳定的均衡。振荡的平均周期在7年左右。

“目前‘僵尸企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搞清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脱离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

他认为,化解办法必须要区别对待,不应重复美国倒牛奶的悲剧,而是要发挥中国现有体制中的社会主义优势。】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产能过剩成为本次两会的焦点问题。就在两会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化解过剩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应似乎和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包括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海外铁矿石的价格暴涨,以及实体经济继续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两会期间代表和部长们的讨论,虽然纷纷献计如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来化解过剩产能,但对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满矛盾。

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宣传不懂得产能过剩正是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不可能只靠市场机制去解决。我们必须理清思路,看清现实,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只会理论脱离实际,误国误民。

理想和现实的四种“市场机制”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议论的“市场”概念,包含四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必须正本清源。

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想市场”,主要标志是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前提是存在保证供求均衡的有效调节机制,才能保证市场出清。

问题是,国内媒体几乎完全不明白均衡市场存在的条件。那就是需求曲线斜率向下,价高需少;以及供给曲线斜率向上,价高供多。供求曲线只有唯一的稳定交点,才会有自动稳定的完美市场。假如市场价格不能自动稳定,市场机制必然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过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的污染,信息不对称的欺骗,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等等。行为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失灵的根源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再是直线,而是S形或Z形,造成不稳定的多稳态,市场会暴涨暴落,包括出现衰退或危机。

(图1, 线性和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对应自稳定和非稳定的市场机制。)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自稳定的市场机制:需求曲线DD斜率为负,供给曲线SS斜率为正。两者只有一个交点即市场的均衡态。条件是需求方是“理性人”能做独立的优化判断,规避风险,不受他人影响。供给方满足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只求利润最大化,不追逐市场份额。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非线性需求曲线:同一价格下可能存在三个均衡态,导致需求量可能暴涨暴跌。原因是需求者的羊群跟风行为。大家买跟着买,大家抛跟着抛。造成市场泡沫或恐慌。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非线性供给曲线。例如劳力供给,下方低于生存线时,为了生存,工资越低越得加班。上方过了温饱阶段,宁愿度假,工资越高工作越少。只有中间段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工资高,自愿工作时间长。

企业的产出也有类似规律:亏损时不得不赔钱生产来维持现金流,盈利足够大时反而可以限产控制市场话语权。

需求侧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需求定律失效,涨价并不能引导需求下降,原因包括炫耀消费的非理性行为,金融的寡头造势和内部交易,股市的投机需求“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虚假广告,以及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测和产品分类评级制度等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诱导消费者做合理的买卖决定。目前一线大城市的高房价,不可能由未来的收入流得到回报,只是投机者期待下一个傻瓜来接盘。

供给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不服从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包括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也会带来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

生产过剩就是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的病态。如果不采取税收、监管等非价格机制来恢复市场的稳定性,反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就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完全是文不对题。

第二种是,不同发达国家分别打造的“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稳定,竞争有序。但是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以及严惩欺诈行为,以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大家称赞的德国工业品市场,法国巴黎的农贸市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日本的医疗市场,和美国的研发市场等等,都是典型的规范市场,而非教科书的自由放任市场。

中国目前规范最好的应当数旅馆业的分级定价监督制度和工业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最薄弱的当属房地产、医疗、教育、金融、环保等市场。

中国游客到西方抢购国内生产的马桶盖、化妆品和奢侈品,不只是供给侧创新不足的问题,而是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营销市场出了大问题。

虚假广告,媒体的崇洋时尚,以及被放大的骄奢文化,宣扬的是浮夸的炫耀消费和现代病的生活方式,打压的是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立法治理虚假广告,不改造国内大都市的崇洋氛围,干部和精英阶层不以身作则,引领健康的消费潮流,盲目追求高收入、高消费,必然重沓西方覆辙,未富先骄。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包括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都存在过发达的金融市场,但是最终都由于金融市场的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规范金融市场的样板,可以让中国仿效,并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所以,探索中国自主规范的金融市场,避免英美金融病的弯路,是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

第三种是,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垄断市场”,包括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百分之几的真实供需变化,会放大为十倍以上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寡头投机炒作的资金,是真实市场运作资金规模的几十倍。这次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市场的凶险,是国际上屡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之源。

第四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自发市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规范市场的行为,留下大量灰色经济和投机活动的土壤,包括逃税、走私、洗钱、赌博、贩毒、卖淫、腐败等等。

据西方学者估计,俄国转型时的灰色经济约占GDP的90%,印度约占70%, 美国灰色经济的规模约三分之一,中国灰色经济的规模肯定比美国为高。

发达国家的真实市场起码是双轨制,中国更是多轨制。教科书经济学描写的单轨制、无套利机会、完美市场等等,只是“华盛顿共识”的宣传。当代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要建设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规范市场,还有很长的试错过程。

应当指出,中国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市场规范差距极大。很大程度上,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足,源于市场规范的落伍,而非政府干预过多。近来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动荡,食品市场的假冒伪劣,清楚显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粗放增长”,而是“粗放管理”导致“粗放竞争”。

没有合理的市场规范,才会导致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讨论深化市场化改革,务必明确指导思想,究竟是哪种市场,为谁服务?

中国目前政策矛盾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实验阶段,制造业的市场规范相对成熟,但是金融市场、教育市场、医疗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还远远落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互相冲突,却又兼容并包,导致市场规范的思想混乱。地方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究竟是保护投机者,寻租者,还是保护农民工的安居乐业,还是青年学生的婚姻家庭?

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和“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抽象地谈论深化市场改革或加强政府作用, 无助于落实全面小康的中国梦。

西方市场大幅波动和产能过剩的严酷现实

国内媒体经济学这几年宣传的一大错误,是把中国市场波动和过剩产能归之于政府干预,把国际接轨当做克服市场扭曲的主要出路。他们盲目相信西方教科书经济学宣传的完美市场, 完全不了解西方市场的现实。

下面的数据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设备利用率,和西方主导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动荡的幅度远超中国,过剩产能的问题也远胜于中国,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和依赖西方的资源输出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的表现远不如中国。

由于数据的来源有限,我们重点展示美国的状况,以破除国内对美国市场的迷信。

美国钢铁、汽车等重工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

我们先来看看许多人以为理想的美国市场,其过剩产能的周期变化到了什么程度。例如,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即产能利用率)在40-105%之间大幅振荡,从来没有实现什么稳定的均衡。振荡的平均周期在7年左右。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变动幅度,比钢铁业还要严重。设备利用率在36-95% 大幅摆动。平均周期为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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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比钢铁、汽车的状况好一些,在64-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为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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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钢铁产能情况如何呢?以下是国际钢铁协会2015年12月的最新数据:全球粗钢产量中,中国占比例为49.5%;全球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下降,2015年均值为69.7%,中国2015年粗钢的产能利用率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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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呼声出现过多次,2004-2005年,部分行业被认为出现产能过剩,但随后被迅速发展的经济消化。从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三季度的整个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均值来看,二十年间在65%-85%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并不大。

(见下图,来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内部课题“我国产能过剩风险评估与化解”的部分成果,左边数值为工业产能利用率。点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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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中国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其中2013年,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行业被列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空格为信息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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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我国产能过剩风险评估与化解”课题数据,及部分公开数据

 

中国水泥网的另外一份数据显示,一带一路的落实,开始带动水泥行业发展,水泥产能过剩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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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过剩产能的产生,不完全是供给侧的问题,更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有关。如果宏观经济恢复增长,过剩产能很快消化不算,还会在产量、质量两方面都上新台阶。

如果宏观经济失策,再优秀的企业也会出现财务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多次面临破产,全靠国会拨款救助,起死回生。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落伍的植物人,还是虎落平阳,必须由行业老将鉴定,不能让没有实业经验的债主说了算。

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超真实供求的变动

按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价格机制应当保证市场的平稳优化运作。如有偏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应当反映真实供求失衡的程度。

现实完全相反是,以美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由投机性的垄断竞争驱动,不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复发的金融危机。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西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变化幅度和变化周期,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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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钢铁制品的价格指数,2002年1月为107.1,2008年8月涨到294.4,6年间,6年半涨了1.7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5月,跌到169.2,9个月跌去43%。

危机过后钢铁价格依然大幅振荡,2011年7月回升到256.9,14个月涨了52%,到2015年底又跌回171.0,4年下跌三分之一。铁矿石2003年12月仅13.82,2008年12月升到69.89, 2011年2月继续升到187.18,7年涨了12.5倍!然后一路下跌,到2015年12月只有39.60,4年跌去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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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价格,2005年11月为40.78, 2008年7月涨到192.86,不到3年涨了3.7倍!2009年3月跌到65.36,8个月跌去三分之二。2011年1月煤价回升到141.94,不到2年涨了1.2倍;到2015年10月又一路跌到56.05,4年跌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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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价格波动更为频繁。2004年10月为93.37, 2008年6月升到267.11,4年不到涨了近2倍;到2009年9月跌到150.57,一年多跌去44%;2012年7月回升到332.95,3年涨了1.2倍;2015年8月跌到162.74,3年跌去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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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幅度,远大于国内相应价格的波动幅度。例如国内玉米价格下跌三成,对农民生计即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和国际接轨,下跌幅度高达50%以上,中国的农业如何生存?

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会影响一系列下游产业。如此大的工农业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如果没有国家的价格管理和金融政策的扶持,除了大的国有企业,有多少中小企业、哪怕民营大企业能够承受?如果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和国际价格接轨,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农业如何生存?

中国企业的利润比美国薄的多,主要原因不是什么供给侧的创新不足。而是:

第一,国际营销渠道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给苹果公司代工的企业,收入分成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美国股东利润获得的比例超过50%。

第二,中国大宗商品的采购没有定价权。尤其是铁矿石采购,各企业恶性竞争,给西方垄断企业白送超额利润。这方面,高铁的集体采购策略要高明的多。中国如果不学日本农业合作社的联合采购和营销方式,就只能给西方跨国公司打工挣血汗钱,不可能积累利润搞技术创新。

中国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什么提高利润率,而是占领国际市场的制高点,包括技术制高点和定价的话语权。国企只要稳定薄利就可以了,竞争性的赢利产业应当让给民营企业去做。

短期不赚钱、长期对国家安危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和战略产业,国企要承担主要责任。国际市场上对抗投机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也是国有大企业的主要责任。

国内的媒体经济学,只反国企垄断,不反跨国公司垄断,还争相引进投机性的金融寡头,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金融主管部门,切莫被“人民币国际化”的虚荣诱惑,看不清美欧日量化宽松等待中国接盘的巨大风险。

创新和产业升级不足以弥补行业间利润率的巨大差距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鼓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去工业化,发展所谓高端服务业(知识和信息产业),来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如果我们观察美国不同产业的利润率,不难发现美国行业之间利润率的巨大差距。请见表II。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从表II不难发现几个事实:

第一,金融危机对美国重工业的打击程度不亚于中国,即使美国在这些领域依然保持技术和创新的领先地位。高科技意味着高难度、高投资、高风险、但不等于高利润,高科技的发展也就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种形式的支持或“价格扭曲“, 包括各行业不同的税率、 工资标准、管理成本、财务成本、研发成本、以及政府补贴等等。

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产业的技术升级未必带来产业的高利润。恰恰相反,新技术巨大的研发投资、设备更新、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新能源等产业的巨额亏损。对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出版、教育产业,利润很低,也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投资扶持。这是混合经济和双轨制长期存在的理由。私有化不可能保证国家占领经济制高点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第二,看不到各行业之间有利润率趋同的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率分布很宽,从高利润、中利润、到低利润都有,而且和技术复杂或先进的程度没有一定关系,反而和产业集中度与市场规模有关系。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不符。

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率即利润率,不等于社会效率。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美国利润率处于低端的基础产业,竟然包括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交通、汽车、农业,以及亏损的电讯、化工、钢铁、绿色能源、贵金属、矿业、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与勘探。

但是,损害国民经济的烟草、虚拟金融、和过度医疗却处于利润率的高端。

第四,创造大量就业的传统产业,如造船、轮胎等制造业的净利润高于半导体、信息、软件等高科技产业,鞋业、服装、机械等传统制造业的净利润和化工、航天、电子、计算机等尖端产业相当。用所谓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来否定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说什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没有经验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西方经济的现实。原因有三:第一,民族国家或联邦体制固化了区域差距,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从未实现规制统一和发展均衡。

第二,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和调节速度大不相同,从金融市场的高频交易,到基础设施长达几十年的建设周期,加上技术革命和国际竞争造成的大国兴衰,历史上从未形成利润率趋同的趋势,也就不存在价格稳定均衡的国际市场,这给创新、造势、投机、和羊群行为都留下巨大的空间。

第三,历史观察表明,工业化经济越复杂,市场的不稳定性越大,要求政府干预的力度和广度也与时俱进。

金融投机的规模和祸害

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完全背离国际贸易的均衡理论。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从房地产的次贷危机开始,引发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危机。至今西方国家的金融改革不敢触及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先以石油价格为例,来揭露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现实。

 

陈平: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

 

依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从2013年第2季度到2015年第4季度,世界石油的需求量增加了3.7%,供给量增加了6.2%。 仅仅2.5年时间,油价大跌了70%!请注意,美国2003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3个月期间,油价还在$30 左右,战争造成的油价波动也只16%。

代表8000家美国石油零售和批发商的美国石油营销商协会会长吉利甘 ,2009年1月接受美国CBS电视采访时揭露:过去5年间,商品投机资本增23倍,规模从$130亿美元猛增到$ 3000亿美元。期货市场上的投机交易量是实体交易的27倍,期货市场60-70%是投机资本。包括:加州退休基金,哈佛捐赠基金,JP摩根,对冲基金、主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机交易使石油价格可以在1年内翻倍,然后在3个月内和股市一同崩溃。

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主导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威胁更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 的数据,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近年来在$500-700万亿美元之间变动,约为美国GDP 的40倍, 世界GDP 的 11倍。

美欧日大规模量化宽松的结果,刺激了货币投机的交易规模。货币每日交易量从2007年4月为$3.3万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为$5.3万亿美元, 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1.7倍中国外汇储备。

货币投机的金融工具,货币互换的规模从2007年的$14.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3.7万亿美元,增加了66%。难怪西方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同时热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和股市大幅动荡。

如今美欧日的量化宽松动摇了西方金融的基础,唯一希望是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接盘,转嫁危机。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金融市场,国内盲目崇拜美国金融体制的经济学家,还在鼓吹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并轨,鼓吹取消资本账户管制,在国内金融体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下,无疑是引狼入室,放大中国经济调整的外来风险。中国的决策层决不可形势误判。

西方经济学的价格机制难以理解市场失稳和过剩产能的根源

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不难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价格论、金融经济学的资产定价论、与发展经济学的成长决定论,都是互相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价格均衡的标志是完全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为零。

现实经济,没有如何企业可以在零利润率下生存,金融市场不可能脱离企业盈利的机制。金融嫌贫爱富的抵押担保,假如没有政府干预,如何能解决扶贫的融资问题。处理生产过剩,必然要损害一方的产权。日本美国的量化宽松,保护的是银行的资产,代价是牺牲老百姓的福利。让房地产的投机商破产,廉价转移房屋给贫民,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

照搬西方市场体制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典型现象

国内媒体经济学几乎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而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

任何一个有经济史知识的人,都会记得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幕:美国大萧条期间,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宁可亏损,也不降价销售。

如此的“非理性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假如大萧条时期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以非常简单地由政府出资收购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直接分配给需要的民众就完了。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过剩产品存在?这也是中国历代皇朝总会在灾荒之年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而非保护投机产权的原因。

著名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短缺经济》时就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供给不足,原因是资源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供给过剩,原因是市场限制。

科尔奈认为造成短缺经济的微观机制是预算“软约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存在。他认为,市场化可以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提高效率。但是东欧转型和金融危机否定了科尔奈的诊断。

西方同样存在企业的软约束。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给了亏损的三大汽车公司和金融寡头巨额援助,确实挽救了汽车公司,但是对金融机构的巨额注资并没有改善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

东欧转型期间,按照科尔奈的处方对国有企业施加预算的“硬约束”,结果导致技术、设备、人才都比中国先进得多的东欧国有企业大批倒闭,或被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收购,经济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术、设备、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更新技术,提高了和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经济持续高增长。

这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和银行给受困的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和西方、东欧软约束的主要差别是:西方和东欧的软约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补贴,而中国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术投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价格机制是否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地区、产业、和等级的差别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包括实行高所得税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优势,就是在战争、灾害、或资源困乏的时期,用平等配给的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在新技术产品的供不应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后来的电视机、小汽车、和住房。这在供给短缺,只能靠发展生产解决。

但是请记住,如何新产品的出现,都有供不应求问题。分配问题就成为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要么抽签(彻底的平等主义),要么按等级(例如年资,职位,功勋,身份等等),要么按价格(本质是财富赋予的权力)分配。

中国困难时期,一度对短缺的消费品开放高价商店,只要有钱,如何稀缺商品都能买到。

东欧转型,价格放开,立刻产生高通胀,使民众的财富缩水。排队的短缺现象没有了,但是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用价格跳水来消除过剩产能是立杆见影,但是社会后果严重,谈不上什么“资源优化配置”。

这里,市场机制的主要优点是调节机制比等级制灵活,问题出在灵活带来是社会不稳定性。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回避的问题。

假如供求机制能同时解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需要市场和非市场(所谓政府,实际包括国有和非盈利部门的分配机制)共存的混合经济。

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都是完全不现实的。

比如大剧院经常空座率很高,按照边际定价理论,开演前应该把卖不出去的票降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但是私营的老板很少愿意降价出清过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偿付初始投资,就会破产倒闭,初始投资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现金流可以支撑,但是给有经验的消费者创造了套利的机会,许多本来可以正常付款的买家,故意推迟到开场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价的票卖不出去,就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所以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就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金融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就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让资本的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做统筹安排?这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中国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方向问题。

研究营销学的西方专家告诉笔者,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目标。

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的价格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但是企业理论无法理解为何企业主不能调节销售价格从而充分利用设备产能,如果不能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 维持亏损经营还想实现沿时间过程的利润最大化,纯属纸上谈兵。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比如固定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要超过固定投资小、投资周期短的轻工业。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

最著名的理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他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们注意到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

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

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发现过剩产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的竞争者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和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

亚当-斯密早就意识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源限制。中国前三十年的艰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经济封锁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国生产的廉价产品交换中国稀缺的资源。但是,中国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所以,中国产业目前所受的市场规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 必须区别对待

依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对目前国内处理过剩产能的政策,由如下建议:

目前“僵尸企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人才和技术。

我们必须搞清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无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企业的管理团队,究竟是久经考验的队伍,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认钱不认人,成功的投资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赚快钱的项目。中国不但要改进财务的信用制度,还要建立企业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帮助投资者建立经济信息库。

加大淘汰技术落后产能,改造污染产能的力度

目前估计的一亿吨过剩的钢铁产能,以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的措施。应当有有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地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

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

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才会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

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才能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尤其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每家都形不成规模和跨国公司竞争。

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做强。

如何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以鼓励跨区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难题,有待中国的体制创新。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协作和长江流域的协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广到产业链的整合,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的优势。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过剩产能

即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的危机。财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给侧的企业,更应当直接补贴急需的弱势群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重演美国倒掉过剩牛奶的悲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均钢铁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

尤其目前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与市场景气的收缩过快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

目前中国政府推行的精准扶贫项目,已经确定贫困地区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电等基层建设上的差距。与其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发钱,不如学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办法,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办法,由中央政府拨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向过剩产能的企业采购钢材、建材,直接拨给贫困地区施工建设。

也可以学家电下乡的方法,把生产过剩的汽车产能转产农用汽车,补贴给贫困地区的农民发展运输和生产。

对于长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学美国1980年代末解决储蓄贷款银行危机的办法,不是搞什么房地产保值,而是把破产接收卖不出去的房产,零首付或超低价转移给贫困县以下的居民和无房不敢结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时解决过剩产能、创造就业、和社会维稳的难题。

具体操作方法,我们会在讨论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的文章另行讨论。

总而言之,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民生主导的市场经济,能否比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更好地化解过剩产能,进一步占领核心制造业的制高点,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书经济学的迷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探索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协作新路。

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调查中国国情,高度警惕国际市场的危机风险,才能化解过剩产能之危,抓住中国建设市场规范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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