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占有的民主——当罗尔斯遇上米德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克迪自称“沿着米德的足迹前进”。罗尔斯更多从政治自由视角支持“财产占有的民主”,米德更多从经济视角论证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二者的论述互为补充。

编者按: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 1907-1995)不仅是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正义经济的开拓者。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认为,米德的“财产占有的民主”是唯一满足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制度设计。“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克迪自称“沿着米德的足迹前进”。罗尔斯更多从政治自由视角支持“财产占有的民主”,米德更多从经济视角论证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二者的论述互为补充。在“财产占有的民主”基础上,米德进一步发展出他毕生探索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税收、国债和公有资产之间的“最优结合点”及相应的政策组合,这对当前中国道路选择具有指导意义,尤其赋予了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实质性意义。

罗尔斯为何认为米德的“财产占有的民主”是唯一符合他正义观的?

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构建一种社会正义理论。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是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强调。1971年他首次发表了《正义论》,并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一般性的表述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1988<中译本>:62)。罗尔斯指出,“从一开始,我就假设理想的政体是一种财产占有的民主,因为这种情形可能较为人们所熟知”,脚注里标明这个概念来自于詹姆斯·米德(1988:275)。

在“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中,罗尔斯论述了财产占有的民主如何实现了两个正义原则的要求。财产占有的民主制度具有宪法调节的基本结构,能够保证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并提供社会最低生活保障(1988:276)。为此,政府划分为四个部门:配置部门和稳定部门维持一般市场经济的效率;转让部门确定最低保障水平;分配部门一方面通过鼓励财产权的分散来维持平等自由的公平价值,另一方面为公共利益提供资金,并支付满足差别原则所必需的转让资金(1988:277-279)。分配部门的两个方面来自两个正义原则。“遗产税、累进制所得税和对财产权力的法律限定都要保证财产占有的民主制度中的平等自由制度和它们所确立的权利的公平价值。按比例的支出税(或所得税)要为公共利益提供财政收入,转让部门和在教育等方面的机会的公正平等的确立要贯彻第二个正义原则”(1988:280)。

如果说1971年罗尔斯对财产占有的民主的论述还比较抽象,他30年后的思想要具体清晰得多。在2001年发表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罗尔斯用更多篇幅论述了财产占有的民主。在“财产占有的民主:导论”中,他比较了五种政体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分别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带有指令性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财产占有的民主制度与自由社会主义(罗尔斯,2002<中译本>:226)。

第一种和第三种政体理论界基本能取得共识,如他所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仅仅保证形式自由,否认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带有指令性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违反了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2002:228-229)。

对于第二种政体——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论,因为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该种模式。罗尔斯认为,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也否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尽管它对机会平等还有某种程度的关切,但是缺少达到机会平等所需的相应政策。它准许在不动产(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方面存在着极大程度的不平等,以至于对经济的控制以及对政治生活的大部分控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虽然福利的供给可能是十分充裕的,能够满足基本需要,也能够提供一种像样的社会最低保障,正如“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这一名称所表示的那样,但是调节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互惠性原则却没有得到承认”(2002:229)。

罗尔斯认为,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通过再分配进行事后补偿不同,财产占有的民主制度将资本所有权的平等作为背景正义的一部分,提供事前的机会平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目标是防止人们陷入最低生活标准之下,由于缺乏背景正义并存在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很可能产生出一种沮丧而消沉的下等阶级,其众多成员长期依赖福利,他们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从而放弃参与公共政治文化(1988:232)。财产占有的民主目标在于将“社会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体系”的理念体现于基本制度之中(1988:233)。

在实现正义原则的意义上,罗尔斯认为,无需在财产占有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它们的理想描述包含了用以满足两个正义原则的安排”(2002:229)。“财产占有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政体两者都建立了民主政治的宪政框架,保证了基本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公平的机会平等,而且使用互惠性原则,如果不是差别原则的话,来调节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2002:230)。既然罗尔斯认为米德提出的“财产占有的民主”最符合他的正义观,那么米德在何种背景下提出了“财产占有的民主”呢?

米德提出“财产占有的民主”应对新古典经济的困局

1960年,时任英国经济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米德访问了毛里求斯。根据他的调查报告,毛里求斯是一个位于印度洋边的岛国,人口爆炸,是典型的单一作物经济,糖业占全国总产值的一半,相关产品占出口总量的99%。而其它的大部分商品都需要进口,包括食品、服装、各种消费品、原材料及资本设备等。大的糖厂和大部分优质土地,都由少数富有的种植园主所有,生产者都是贫穷的工人。按照当时已经出生的人口计算,未来15年经济需要吸收50%的额外劳动力。同时,毛里求斯的人口还在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Meade, 1961:521-524)。

按照古典经济的思路,毛里求斯的低技能劳动力过剩,土地和资本相对稀缺。根据产出最大化原理,毛里求斯的劳动力工资应该为零,产出将全部归于几个地主和资本家,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分配结果。随着毛里求斯工人阶级的觉醒,成立了工会,推动了工资的上涨。但这不仅不利于充分就业,而且高工资压低利润,不利于资本积累,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Meade, 1961:525)。如何通过政策搭配,调和经济中的分配与效率的矛盾,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又能比较合理的分配总收入,是毛里求斯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

米德发现,效率与分配的两难困境在富裕国家中也普遍存在。富裕国家资本相对充裕,人均产出较高,而边际产出低于平均产出,收入分配有利于财产所有者,而财产的分配极度不均衡。以英国为例,1960年最富有的5%人口占有的财产是全部个人财产的75%,相应的财产性收入比例更高,达到92%(米德,1992<中译本>:18)。但当时财产性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15%,余下的85%为劳动工资收入,问题还不那么严重(1992:22)。米德担心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呈下降趋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现代民主革命的成果将损失殆尽。作为应对方案之一,他提出了财产占有的民主。

财产占有的民主是通过制度设计将社会的财产所有权尽可能的分散化,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定比例的财产性收入,弥补经济效率所要求的低工资的劣势。这不仅有利于充分就业,而且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和非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文学、艺术、体育等非生产性活动也会日益兴旺发达(1992:29)。与工会抵制工资下降相比,财产占有的民主避免了经济整体因高工资带来的失业及效率损失,通过财产性收入保障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依靠转移支付的福利国家相比,财产占有的民主不必征收较高的累进所得税,减少了经济负激励,更好地调和了效率与分配的矛盾。

财产不仅对个人收入产生积极影响,还能带来安全性和独立性,让人们有机会从收入以外的角度衡量工作的价值,有利于每个人天赋的发挥和自我实现。但财产积累本身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且相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内在分化趋势。正义的社会制度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偶然性,营造个人努力积极进取的价值观,防止陷入消极的“拼爹社会”。

运气与财产积累的强化机制

人的运气,即偶然性,可分为先天的、后天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的初始社会地位是由现有社会结构决定的,个人无法选择;人的天赋虽内在于其形体内,但是由父母基因组合决定,也无法选择,这两种都是先天的运气,亦可称为禀赋。买彩票中大奖,是纯后天的运气,每个人都有机会且中奖概率均等。罗尔斯分别称这三种情况为社会偶然性、自然偶然性和幸运偶然性(罗尔斯,2002<中译本>:88-89)。人的性格,既与遗传基因有关,也与后天成长环境有关,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一生的生活前景,包括财富、地位、社会贡献等,是其自身努力、先天及后天的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既存在因果关系,也存在纯偶然性,甚至无法严格区分。即使初始背景和努力程度都相同的两个人,人生结果亦可能迥然不同。正义的社会制度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们不应得的运气,包括先天的和后天的。

图1展现了人的运气对财产积累的影响(本图及相关分析参见Meade, 1976: 143-158)。H1(第一代)出生时继承了父母(f, m)的结构性禀赋,主要包括基因(G)、财产(K)、教育(E)和社会关系(C),形成他的初始运气(Fortune)。他一生中的工作(W为工资)、投资(i为投资收益率)和储蓄(S)影响着他的总收入(Y),他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找到伴侣结婚,并将后天修正和混合后的禀赋传给H2(第二代)。这些过程中都伴有好的或坏的运气(Luck)。图中线6指向H1的兄弟姐妹。

H1的禀赋并非一次性继承而来,在其生活的不同阶段会受到父母不同禀赋的影响。出生时一次性得到父母的基因;婴儿时期受父母的照顾;长大受父母圈子的影响;在父母死亡时接受其遗产等。同时,H1父母自身的教育、收入、社会关系和财产在他们成家及为人父母过程中也在不断发展,因此他们能够给予H1的禀赋,和H1可能收到的禀赋,都是不断变化的。

财产占有的民主——当罗尔斯遇上米德

图1 禀赋遗传与财富积累

来源:Meade, 1976, P147

H1的遗传基因G存在偶然性Lg,相同父母的子女,基因组合也经常不同,有些基因比另一些更具有风险偏好。H1的教育E,尤其是早期教育大部分由父母提供(线9),但与兄弟姐妹们有竞争(线10)。除了家庭背景和正规教育,广义的教育在一生中随社会关系继续(线11)。但是所有这些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Le。比如,父母殚精竭虑规划子女对某一学科的前景,结果可能因为某位特别的老师,点燃了孩子对另一领域的兴趣。

H1从父母继承到一定的社会关系C(线13)。随着成长,他的社会关系会取决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学校及各种教育机构中建立的社会关系(线14)。之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受到他人生重大成功的影响。如果他努力挣很多钱Y或者获得很多财产K,他会与那些对他事业有用的人接触(线15和16)。当然,所有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重要的运气Lc存在(线17)。

H1继承的财产K(线18)与兄弟姐妹们的数量负相关(线19)。他长大后会逐渐从自己的储蓄(SY)中补充财产(线20),即收入Y乘以储蓄比例S(线21和22)。储蓄比例S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图1仅列示了两个最重要的:收入越高,储蓄比例越大(线23);拥有的财产越多,抗风险能力越强,储蓄比例越小(线24)。

H1的收入水平Y假定仅包括其劳动所得工资W及其财产所得收益iK(线25和26)。工资收入W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基因(线27)、教育(线28)、市场工资率结构W*、社会关系(线30)及运气Lw的影响。当然,工资W还依赖于个人投入工作的努力程度,这不仅取决于H1对工作的兴趣,而且与其财产性收入iK有关(线32)。

H1的财产性收益iK,仅假定为财产K和平均收益率i的积(线33和34)。财产收益由当前市场中不同财产的收益率结构i*决定,一般拥有的财产量越大(线36),社会关系越有益(线37),财产收益越高。最后,投资选择中也有运气的因素Li。

H1带着自己独特并修正过的基因、教育、社会关系和财产与另一个带着自己独特基因、教育、社会关系和财产的人结婚,并将两束禀赋传给第二代H2,重复上述过程。婚姻是否门当户对,及不同财富阶层生育率的差异,都对下一代的财富不平等有非常大的影响。

图1中的虚线代表负反馈,实线代表正反馈。由图可见,收入、财产和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正向反馈机制,或称内在强化机制。尽管个人存在主观能动性和纯随机性运气,且社会中已经存在累进税、部分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社会保障性福利及其它低收入补偿措施,但是上述反馈机制的内在分化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社会收入和财富极度不平等的现象愈演愈烈,许多正向反馈机制互相影响,且代际传递。也就是说,不同运气之间可能高度相关。如果天生被遗传了优秀基因,则更有可能赚取高收入、建立有益的社会关系并积累可观的财产。而拥有优秀基因的父母很可能同时拥有较高的收入、可观的财产和有利的社会关系。社会上好的或坏的运气会有很强的趋势以基因、收入、财产和社会关系联合打包的方式代际相传。

米德和罗尔斯共同支持的财产占有的民主制度,旨在调节人们生活前景方面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产生于一个人的社会阶级出身、自然天赋和人生过程中的幸运,这正是分配正义的应有之义(1988:213)。罗尔斯认为,在实现正义原则上,财产占有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不做区分,对米德而言,自由社会主义才是其毕生追求的目标。

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对中国道路的启示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克迪明确指出他的工作是沿着米德的足迹前进(Piketty, 2014: 582)。米德毕生探索的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与财产占有的民主国家类似,唯一的区别是将私人财产所有权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通过给每个人发放平等的社会红利,来弥补充分就业所要求的低工资水平。一般认为,财产所有权的分散会降低社会储蓄率,从而抑制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自由社会主义的优点是利润归国家掌控,可以通过调节财政盈余来调节公共储蓄及长期投资水平,而不必增加税收负担。

米德认为,国家拥有的财产所有权比例,必须同时兼顾两个因素:国债比例和税收。如1959年,英国的国有资产与社会总资产之比为42%,很多人据此认为英国国有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但米德则认为如果考虑到国有资产减国债后的净国有资产,英国的国有化程度应该为“负14%”(米德,1992<中译本>:55)。

私有财产能给个人带来安全感和独立感。假设政府给每个人发放价值100万元的国库券,其它因素不变,那么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唯一的问题在于,政府需要收取高比例的税收支付国债利息,这个重税会将一切刺激经济的力量都扼杀掉。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每个人都无所事事,靠资本生活,结果经济会停止增长(米德,1992:58)。因此,米德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在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米德发展了一种最优混合所有制的理论,提出了公有资产与私有资产最佳结合点的形成机制。这一机制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一个方向是,“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将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财产净收入,其结果是降低税率,或者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门的总收入会下降,因为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减少了,或者是原来财产获得的利润转给国家了。然而,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却没有变化,因为税率降低了,或者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是,“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米德,1992:58;崔之元,2014)。此外,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在制度设计上,还包括“劳资合股企业”和“社会红利”,本文不对此做详细展开(详见:崔之元,2004)。

罗尔斯曾指出,“当实际情况要求在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政体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社会的历史条件、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传统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罗尔斯,2002:231)。与财产占有的民主相比,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更适合我国传统和当前国情,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崔之元,《21世纪资本论》:经济学的“统一场论”?高和分享(微信订阅号)转载,2014年9月13日。

崔之元,如何认识今日中国:“小康社会”解读,读书,2004(3)。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约翰·罗尔斯著,姚大志译,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

詹姆斯·米德著,施仁译,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Meade, J. E., Mauritius: A Case Study inMalthusian Economics, The EconomicJournal, Volume 71, Issue 283 (Sep., 1961), 521-534.

Meade, J. E., The Just Economy,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6.

Piketty, T., Translated by ArthurGoldhammer,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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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罗尔斯 米德 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