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西方“普世价值”已渗透到党的高层

“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讨论当代国际社会如何努力形成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节点、针对特定的历史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

 

侯惠勤:西方“普世价值”已渗透到党的高层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民主问题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曾在民主问题上走过弯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失误,曾一度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到了紧迫关口。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民主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为了理顺体制、机制和基本制度的关系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动的话,那么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则是通过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因此,针对新的历史特点,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有新的理论思考。

 

一、民主问题的实质是坚持何种国家制度的性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历史条件,是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出发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更高的理论眼界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在思想上、实践上有新的进展。因此,首先要对新的历史起点有准确的认知。就民主问题而言,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有两个。

 

1.民主问题已经成为西方今天从制度上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

尽管民主问题历来是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发难点,但今天这个点的理论基石是体现西方制度精神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讨论当代国际社会如何努力形成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节点、针对特定的历史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具体地说,21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的这场思想斗争是西方在前苏东地区和中东、北非持续进行的“颜色革命”的延续,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力图有效地“西化”“分化”中国所使用的撒手锏。推行“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模式普世化。对我国而言,其针对的就是“中国特色”,理论依托就是普世民主。在“普世价值”的框架下,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架构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其精神。所以,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在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看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秦晓:《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0727/2447833.shtml),“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杜光:《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中国论坛》2010年7月15日。)。这段话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表明,“普世价值”之争,不是学术和道德观念之争,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性质之争。

这种“普世价值观”以对历史,尤其是20世纪历史误断为前提,“社会主义试验的兴起及其失败”、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错误历史判断的主要结论。苏东剧变让西方崇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欣喜若狂,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著作纷纷发表:布热津斯基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等。在这些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福山和亨廷顿。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说:该书涉及“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他还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由此福山得出结论:“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不论是军事管制的右翼,还是极权主义的左翼,人们都发现,在世界貌似最专制的核心地带存在着巨大的致命弱点。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二十年间大面积塌方。尽管他们没有都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福山还认为,后冷战时期,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大三角文化将成为世界单一的文化,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环境的问题,再也没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生与死的斗争。在堪称“中国颜色革命动员令”的所谓“零八宪章”中也曾声称: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非常可怕的是,这种错误观点已经渗透到了党的高层,党的“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这绝非偶然。尤其是赵紫阳,他在内心深处已经深深地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认了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及其制度价值。他在其自述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赵紫阳:《改革历程》,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民主问题,一定要紧紧围绕国家制度这个实质,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个关键,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观”。

更为值得警醒的是,一些似乎是赞扬和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也用“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政治来判断我国制度。这种肯定实际上增强了西方对于民主的制度垄断,增强了西方在核心价值观上的自信,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影响力。例如,美国学者哈珀在2010年出版了《北京共识:中国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认为中国在“威权统治”下的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中国特色的道路是“威权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这一观点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大肆炒作而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这是陷阱。“威权统治”不过是专制统治的柔性说辞,本质上还是专制制度,这正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诬蔑我国制度的一贯伎俩。以“威权统治”挑战西方民主,在道义和理论上都绝无优势可言,我们决不能欣然认同。

 

2.打破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时机正在到来

当今世界出现了苏东解体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罕见的动荡和混乱局面,其主要特征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日益没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的失灵,其多种变形的“劣质民主”给全球带来了灾难。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预言的“西方的没落”正在成为现实。正如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指出的:“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建构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来源。”(《朱云汉著书纵论21世纪世界大势》,《参考消息》2015年8月7日。)西式民主的危机表现为民主日益非理性化,堕落为特殊利益集团和政治人物的“政治秀”,成为纯粹的政治伎俩。选举手段日趋下流,黑金政治大行其道,争相讨好选民,掩盖社会矛盾,只讲成败、不讲是非,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伟大复兴,以及东欧一些前共产党人重新执政,包括长期所谓“一党独大”的新加坡等国的政治稳定,发展良好,都表明一种“非西式的民主”正在兴起。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跟上,对民主理论作出新判断、新阐发,掌握话语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影响力,适逢其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本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国家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理论支点根本区别于西方民主政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没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可能的;而在现今的各种社会力量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要求是消灭阶级,因而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才有真民主;以“利己主义的市民个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搞假民主。可以肯定地说,“西式民主”在今天蜕变为纯粹的形式民主,是对民主思想的背离,绝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普世民主”,“西式民主政体”也不是“普世民主模式”。因而,是否实行西式民主绝不是衡量民主与专制的尺度,也不是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划界标准。真正的民主必定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必定是政治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相互促进,必定是眼下的多数和长远的多数的历史统一。因此,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始终应注意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形式民主价值的非至上性,我们不把投票视为终极民主。一般地说,民主作为价值目标,是就国家政治建设而言,它属于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不但必须与国家的主权、安全、正义和效能等进行综合考量,而且必须与发展、民生、社会和谐等相协调。特殊地说,今天西方式的民主已经完全蜕变为“形式民主”,即“投票的民主”,而不包含任何实质民主的含义,因而不能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也就不具有政治价值上的至上性。围绕着“拜票”而展开的民主,难免向着政治伎俩和情绪宣泄的竞技场方向演变,与人民当家作主渐行渐远是必然的。投票只是民主的形式,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对于投票等民主形式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本末倒置。

第二,民主是多重价值的内在统一,因而民主必然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相一致。民主不是孤立、抽象的“多数人”统治,而是多种善良价值的内在统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性、平等和民主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理性基础上的民主才有是非界限,才可以发展进步,才有民意的整合(包括对少数意见的尊重和保护),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才不会蜕变为政治赌博和纯粹权术。只有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才有内容,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多数人统治,才具有历史进步性,才不会沦为少数人的工具,而造成“沉默的大多数”。因此,民主不是政治游戏,不是政客们作秀的舞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过程,也就必然是社会平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逐步实现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和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制度安排相一致。

第三,必须破除“西式民主”的樊篱,确立民主的客观坐标。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等只是西式民主的架构形式,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更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从我们今天看来,应当突破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对于民主的这一认识上的樊篱,作出新的概括。新的民主政治的客观坐标应当突出以下原则:一是要有一个能够顺畅表达和有效整合民意的政党制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一党、两党还是多党制,而在于一个能够真正倾听民意、体察民意、整合并代表民意的政党制度。二是要有较为完备且能不断完善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里的关键不是所谓程序民主,而是民主和效率的统一,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结合,使得国家职能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三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反腐倡廉、防止权力腐败的廉政制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执政党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管,把自律和他律、法治和德治、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有机统一,真正建设廉洁政府。

概括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相比于西方民主政体,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把民主制度建设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而不是孤立地突出民主价值。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其作用是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鲜活,因此它必然不是某个单一价值的展示,而是多重价值相互推进的过程。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这里就包含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个性和共识等等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围绕着这些统一,通过民主制度建设,造就生动活泼的国家政治生活。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和思考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实践后,对于我国的民主建设的总目标作出了这样的论断:“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这是把民主纳入了社会主义总体建设的战略中,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有机部分。能否准确把握民主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定位,是衡量真假民主的重要标准。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西式“投票民主”的弊端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民主应该在人们的自发状态中实现。因此认为只要每个人“自愿”投出一票,多数票就代表了民意。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心为物役”是普遍的现象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个人无论是否“自愿”,本质上还是为金钱所操纵。这样,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简单地通过投票的方式实现,而必然是一个社会解放和人民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走向自觉而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因而也是用先进理论武装并组织起来的过程。这样,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一个不断明辨是非、凝聚共识的过程,是人民群众通过自我教育而不断地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是一个和坚持党的领导及先进理论指导内在统一的过程。这一民主的建设和实现,必定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社会共同体的建设相向而行。民主的实现需要和整个社会的建设发展相统一,因而必然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把民主局限在投票这一程序民主的形式上,渲染自发的所谓选民意愿,只能是假民主的自我陶醉。

 

三、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价值,努力把握关于民主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语体系必须敢于面对严峻的挑战,直面现实的难点与焦点问题。我们不仅要从事例上说明中国国家制度是新型的民主法治国家的制度,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加以叙述,更要从中贯彻我们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可以形成以下三个着力点。1.在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着重揭露西式民主的蜕变,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和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做一定的切割

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虽然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造势,但处在革命时期的理论,它毕竟体现了“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因此,虽然它主要着眼于形式民主,但也没有完全排斥实质民主。比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民主并非形式上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要体现“公意”,即人民根本意志的大多数;他还反对三权分立、两院制等政治构架。

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投票民主”被西方广泛认同,并成为衡量民主国家的唯一标准。其前提是否定实质民主的可能性,否定人民意志的客观存在。这一倒退,是西方民主的严重蜕变,也是今天西方“民主政体”危机的根源。形式民主无法保证先进性,无法区分历史的前进与倒退,因此无法防止民主变质,而且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如果民主导致亡国,导致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肆虐,导致国家停滞不前、衰微破败,那么民主也就不复存在。要充分利用历史和现实中,资产阶级民主成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孵化器的事实,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脆弱和危害,并揭露其嫁祸于共产主义的拙劣行径。

2.在揭露西方民主局限性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在于,通过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公平正义,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现实

邓小平指出:“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可见,民主必须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廉洁高效的国家职能的前提下建设。鉴于今天西方民主的困境,福山也提出“没有优质的国家,就没有优质的民主”,认为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比民主更能体现国家竞争力。在国家不能增进人民福祉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情况下,民主不仅虚假,而且会加速社会的混乱和不公。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优于民主政治建设。

相应的,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宣传我们民主观的民意理念和“以人为本”思想,即我们的民意不单纯就是“选民意愿”,我们的“以人为本”不是西方的“个体本位”,而是“社会为本、人民至上”。这一民意理念的世界观依据是,虽然历史总是人的历史,历史的活动总是人的活动,但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总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151页。)。因此,必须坚持人的客观物质制约性第一,主观能动性第二;社会性存在第一,个体性存在第二;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一,生活的占有和享受第二。从价值观上看,就是人民第一、个人第二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

我们必须把形式(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历史统一的民主思想贯彻到底,即便是投票选举,也要做到形式和实质的尽可能的统一。因此,我们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除了必要的票决,更多的是实际考察、实践检验。既有社会各层级的选择,也有中央领导集体的选择;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锻炼,也由各级组织进行各个层面的培育。实践的检验和选择是长期的,职位越高,经历的岗位磨炼越多。这种制度不同于家族政治制度,也不同于西方单一票选制度,更不同于所谓的威权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避免了西方单一票选制度带来的形式化弊端,也能够避免威权政治制度、家族政治制度带来的近亲化弊端。它既是民主性制度,又是人民性制度,更是一种先进性的制度。

3.尽管民主问题纷繁复杂,但要害是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条件下是否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讲好讲透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一致性

西方民主制形式也多样,但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其基础是孤立、抽象的个人,通过个人权利的形式平等而获得民主的幻觉,恩格斯因此称其为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人民,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有效整合,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是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因此,西方在民主上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的核心就是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思想武器是将“宪政民主”的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公权和私权的博弈等作为“普世民主的模式”加以推行。在西方民主思潮的渗透下,对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形成了所谓“一党独大”“一党独裁”一类的强大的话语压力,不断造就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思想氛围。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宪政改革”,鼓吹通过诸如“党主立宪”方式,试图架空共产党而达到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新动向。

通过所谓“宪政改革”搞颜色革命,意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有过许多表现。例如,试图利用党政分开的改革,架空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仅限于党内、党员;又如,试图利用加强民主协商,让民主党派在人大会议期间成立党团,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政党,把全国政协改造成与人大并列的“参议院”;再如,试图利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推动共产党由所谓“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型,使中国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蜕变为西方式的议会党,自行“多党化”。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巩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需要我们长期艰苦的努力。

我们需要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没有一个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牺牲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民主就只能是政治游戏,甚至是骗局。历史充分证明,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飞跃,都必须要有先进力量的引领,而要改变阶级社会以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现状,实现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勇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政党的持续奋斗,那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除了资本主导的经济逻辑使然外,就是将利己主义个人作为国家的自然基础的结果。“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313页。)试想,在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社会里,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吗?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人民可能当家作主吗?

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投票投出来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面貌从严治党,在实践中不断经受住各种考验,长期锻炼出来的。这正是我们必须坚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和坚持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的原因。这不是一党之私,而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从理论上不断总结、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之更加定型和成熟,是我们今天研究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立足点。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原标题  | 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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