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带不来民主--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霸权国家不仅要有超强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它还要有意识形态制高点,现在有时也称为文化软力量。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被认为是历史发展最高点,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它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成为霸权国家。

 

颜色革命带不来民主--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民主”如何成为美国手中的“牌”——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一)

 

霸权国家不仅要有超强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它还要有意识形态制高点,现在有时也称为文化软力量。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被认为是历史发展最高点,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它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成为霸权国家。

1989年夏天,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提出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实际上,福山的论证并不充分。然而,1989年10月,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福山一时声名鹊起,“历史的终结”成为思潮广为传播。由于当时苏东各国纷纷建立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也有人从民主的角度称之为民主的“第三次浪潮”。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这时,美国才真正成为全球霸权国家。因为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正如福山所说的,人类历史终结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后的制度。它确实不完美,人们可以批判它,却找不到另一种制度来替代他。这就意味着,美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一个国家只有建立美国那样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才真正走上人间正道。美国占领了意识形态制高点。

美国占领这个制高点可以说是苦心积虑。

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民主的问题并不复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经历以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三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建立西方民主制度,虽然形式各样,但其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本内在矛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必然走上历史舞台。这是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从巴黎公社、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中,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最真实的民主。虽然新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各种缺点,但它代表着未来。

上个世纪上半页,资本主义危机重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有一句名言,“全欧洲的明灯都熄灭了,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再次亮起来。”一战尾声,德国学者施本格勒发表《西方的没落》。悲观主义弥漫欧洲。1929年,经济大萧条横扫资本主义世界。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法西斯主义随之兴起。新老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满幻灭感。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当资本主义陷于大萧条无法自拔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却焕发出生命力。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世界第二工业国。二战中,当德国法西斯战无不胜,横扫欧洲时,又是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挽狂澜于既倒。因此,二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行将没落,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未来。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都声称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要翻身解放成为主人,社会主义确实有一种风雷之势。

为了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美国需要避开社会主义的声势,寻找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自由民主”。

此时,赫鲁晓夫给美国人送了大礼。1956年,在未经苏联领导层讨论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斯大林被描写为独断专行的暴君。不知当时赫鲁晓夫是否意识想到,如果斯大林是专制暴君,那么,苏联共产党是什么?苏联政治制度又是什么?

美国领导层自然如获至宝。1956年6月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基瓦尼斯国际第41次年会上发表演说,他避而不谈民主政治的阶级本质,而是把焦点集中在民主政治的形式上,把美国说成是自由民主国家,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成是极权国家。这样,杜勒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把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斗争,转换为“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间的斗争。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又说,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这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价值和尊严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力量会推动集权制度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变。西方社会要敢于和苏联进行和平竞赛。这就是著名的“和平演变”。[1]

实际上,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的国父们对民主避而不谈。他们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民主是动乱。而法国大革命后,西方很多思想家更是大谈反对多数人的暴政。而为了与社会主义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美国从此开始大谈民主。美国领导人一再声称,与社会主义对抗,美国有两张牌,一张是经济,一张是民主。

美国把民主从一种国家形态转变为价值观。整个世界面临的是自由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是光明与黑暗的对抗。自由民主代表着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根植于人性中的力量,它代表光明,而专制代表黑暗。自由民主必然会摧垮独裁专制。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代表光明。这样,美国的民主制度成为衡量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价值尺度。而思想界流行的所谓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又把民主转变为世界观。一个复杂多样的历史被转变为一个极其简化的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历史。民主制诞生于欧洲文明的摇篮希腊,出现了光辉灿烂的雅典民主。随后,民主克服专制的重重黑暗,薪火相传,从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到荷兰低地国家,终于在英国扎根,在美国发扬光大。美国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民主向世界传播,让世界摆脱黑暗。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可以看作是美国意识形态争夺战的胜利宣言。不过,历史说明,历史并未终结,也不可能终结。

 

参见文献:

[1](美)杜勒斯:《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22页。

 

我们怎么可能拿的是中央情报局的钱——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二)

 

美国如何向外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如何让人们把美国的社会制度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如何抢占意识形态制高点?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力量”(soft power ),这是一种能够“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的力量。[1]这个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国学界把它翻译为软实力,也进行了一番讨论。但是,这个翻译没有把soft-power的精髓翻译出来。什么是“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在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最有效的宣传:“宣传对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2]这才是软力量的精义。

软力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操纵。就是操纵者通过隐秘的方式,让被操纵者不知不觉地改变原有的观念,接受操纵者要传播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操纵者认为这是自己经过思索得出的观念。

彼得·科尔曼是澳大利亚文化自由同盟杂志《四分仪》的主编。1967年,有媒体采访他,问他是否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经费。彼得·科尔曼和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志愿者,自愿地传播“自由民主”信念,反对“专制独裁”,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工作,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纠葛。

文化自由同盟是在当时享有盛誉的一个文化组织。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远在柏林的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闻风而动,成立“文化自由同盟”。其宗旨就是宣扬自由民主,反苏联反极权。这个组织长达17年之久,其中不乏重量级文化名人,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影响巨大。在最鼎盛时,该组织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用280名工作人员,用几十种语言出版20多种有影响的刊物,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抗议苏联专制独裁,反对压制文化自由,并且开展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文化活动。[3]在我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瑞蒙德·阿隆、汉娜·阿伦特、丹尼尔·贝尔、悉尼·胡克等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

彼得·科尔曼属于文化自由同盟的基层组织。他带着疑问,开始深入采访和调查,结果却令他挨了当头一棒。文化自由同盟完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文化组织,其目的就是要与苏联展开文化冷战,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

美国的意识形态争夺战直指要害。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首先争取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认同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再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辐射作用,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念,最后渗透到“铁幕”后面。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隐身”,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往往成立大量的外围组织,以民间组织的身份活动,打出“公益”大旗。中央情报局还成立一些外围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空壳,没有实体。中央情报局把资金打入这些基金会帐户,把钱“洗”干净之后,再来资助他们看中的知识分子,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成立文化组织,宣传美国制度的优越和自由民主价值观。

“文化自由同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从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巨额经费。1966年,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高达200万美元。当时的美元还是金本位制,200万美元在文化领域可以说是绝对的巨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个文化组织成立到60年代末,美国的经费投入可想而知。中央情报局对这些组织的资助和操纵是极其秘密的,只有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才知道。许多外围的工作者根本不知道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他们。因此,当彼得·科尔曼这样的外围工作人员最初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自然勃然大怒,断然否认自己和编辑部受控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一些手法也确实非常漂亮。比如,在它所控制的文化自由同盟中,并不吸纳拥护资本主义的极端右翼的知识分子,而是大量吸收非共左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但又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失望。其中很多人曾经热烈地支持过苏联,到过苏联,最后产生幻灭感,又转而反对苏联。

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翻阅大量美国政府解密文件,采访当时人,写成颇有影响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据书中披露,匈牙利裔英国作家亚瑟·凯斯特勒是文化自由同盟的发起人,他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过革命宣传活动,在苏联生活过。中央情报局暗中策划出版他的《正午的黑暗》和《瑜珈信徒和人民委员》等描写苏联社会问题的著作。1948年,又出版《上帝的失败》(The God That Failed)一书。该书的六位作者伊格纳齐奥·西洛尼、安德烈·纪德、理查德·赖特、亚瑟·凯斯特勒、路易斯·费希尔和斯蒂芬斯彭德,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其中有三位真正参加过革命宣传活动。这些文章都是讲个人的经历、个人在政治上的悔恨以及自己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中醒悟过来。

从人的心理来说,一个极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攻击社会主义,读者大致会对他们的言论存疑。而如果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过革命,在苏联生活过,最后又反对苏联的人,当他以细致的文学手法描述心路历程时,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从中央情报局控制文化自由同盟的过程,可以充分体现文化操纵的最根本的特征。操纵的目标隐藏起来,操纵者隐身,操纵的过程隐藏起来。从表面上,看不到操纵的痕迹,完全是被操纵者自己主动的选择。

还是重温一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言,最有效的宣传:“宣传对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美国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外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把美国的社会制度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奈:《硬权力和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转引自[英]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达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前言第5页。

[3]参见[澳]彼得·科尔曼:《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黄家宁、季宏、许天舒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情局的活——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三)

 

要真正深刻地理解现实的国际政治中的“民主”,就必须了解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就必须了解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

“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情局的活。”[1]

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下简称NED)的第一任代理主席艾伦• 温斯顿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所说的话。他倒是很直率,很坦然。

NED是美国输出“民主”,致力于全球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实施其国家战略的工具。东欧、中亚和南亚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背后都有这一组织的影子。它已经引起各国政府极大关注。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文化组织的事情被媒体揭露后,引起舆论大哗。由于中央情报局声名狼藉,这自然影响了美国输出民主的战略计划。在此之后,美国一直酝酿以公开的方式输出民主,洗掉中央情报局的恶名。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筹划实施“民主基本建设”战略,要在全球高调“推广美国民主”。198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成立NED,总部设在华盛顿,免于税收。NED自称是非政府公益组织。但是,它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美国政府拨款。1983年至1994年,其资金完全依靠美国国务院拨款,后来开始接受少量社会捐款。目前,美国政府对NED的拨款主要包括三部分:最大来源是国会年度拨款;其次是国会对外民主项目资助;三是美国务院人权民主基金拨款。

NED下面有四大核心机构: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国家民主基金会把约55%-60%的经费拨给这些机构,由这些机构在国外以“非政府组织”交流的名义开展活动,建立分支组织,培养骨干。其余的资金则直接提供给目标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帮助它们从事活动。总之,NED的下属组织,派出学者、知名政要、国际知名人士,在目标国家进行活动,建立各种反政府的政治组织,形成外围组织,培养选民政治积极分子,提供资金和指导,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同时向报刊传媒渗透,资助媒体、报刊和电台,以此为中介,在民众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2]

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第一任代理主席艾伦• 温斯顿说他们干的是中央情报局的活,所言非虚。国家民主基金会身后一直隐藏着中央情报局的影子。据俄罗斯媒体披露,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小沃尔特·雷蒙德,1970年到1982年间一直在为中情局工作。从2005至2007年,巴里·F·勒文克朗一直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助理秘书长,负责监督国家民主基金会运行。在这之前,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别助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要分析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许可以说,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换了马甲的中央情报局。

NED的资金是非常充足的。在1983年,美国国会给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财政拨款是1800万美元,随后逐渐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3000万美元。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幅提升预算。预算拨款具体数额如下:2004年7900万;2005年约1.13亿;2006年约1.09亿;2007年约1.06亿;2008年约1.34亿;2009年约1.31亿;2010年约1.35亿。[3]

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财政紧张。但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并未压缩。

中国是NED的重要目标。从大众媒体中披露的看,与中国相关的近40个组织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捐助,其中不少是反华组织。据国家民主基金会出版的《2004年支持全球民主的资助报告》,该基金会2003年为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异议组织提供了439万美元的资助。2004年美国政府的总拨款是790万。现在有多少,大家可以估算一下。

民主是中国百年以来的焦点问题之一。今天,更是百家争鸣,思潮汹涌,龙蛇混杂。网络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可以关注这一问题,可以参与争鸣。但是,在这个争鸣的过程中,人们至少需要了解清楚这样几个问题:“说了什么”;“谁在说”;“为什么说”;“谁掏钱让人说”。

 

参考文献:

[1][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世界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2]参见刘国柱:“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参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搅和世界”,人民网,2008年10月6日,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民主?——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四)

 

近年来,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所发动的战争,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它们声称所瞄准的国家都是独裁政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为了正义,它们要打倒这些独裁者,给该国人民送去民主和自由。这叫“人道主义干涉”。美国这是“代天巡狩”,“替天行道”。

美国真是为了传播自由民主而发动战争吗?

2007年,在伊拉克的所谓美国咨询机构和公司参与制定了一部《伊拉克石油法》,该法规定,现有80个油田中的65个以及以后勘探出的大油田,都要交给外国石油公司开发经营并进行分成,分成的第一阶段,外国公司可获收入的60-70%,第二阶段则是20%。2007年7月,伊拉克政府已经迫于美国压力批准了该法草案。根据这部法律草案,西方公司可以把油田开采初始阶段多达3/4的利润占为己有,获得的利润将会翻倍。更为重要的是,美英等国实际上抢夺了伊拉克的石油主权。这是伊拉克的国家命脉。伊拉克人也明白其中厉害,国会里软磨硬泡,吵来吵去,拖着不签字。

在伊拉克战争之初,美国领导人一再辩解,它们不是为石油,而是为了把伊拉克人民从独裁政权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和民主。但是,又如何解释美英大公司抢夺伊拉克人民的石油财富呢?

当然,也有人说,确实有些大财团利用这个机会获得巨大利益,但不能因此否定美国传播“自由民主”的诚意。美国的战争行为不可能没有国家利益,但传播“自由民主”则是美国更高的目标,它往往压倒现实利益。这是因为,美国本质上是个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

据说,美国先民是在英国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避难来到北美,开拓殖民地。这些清教徒相信,他们肩负上帝的使命:要成为其他人的榜样,要成为希望的明灯,为那些饱受苦难的人民指明道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节曰:"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美国先民据此认为,美国就是这个“山颠之城”。腐败堕落的欧洲是旧基督教世界,这里是新世界。他们担负着上帝的使命,要把新世界的光明传向世界。这是上帝交给美国先民的使命,是“天定命运”。美国传播自由民主不是现实利益,而是来自他的基督教文化,来自它的深层文化心理。

文明论有时候能够独辟蹊径,让人眼界一开,加深对世界的理解。但文化心理又实在是飘忽不定,难以确证。还是看看二战以后真实的历史吧!

1951年,伊朗议会选举穆罕默德·摩萨台担任总理。摩萨德要将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再用这笔资金发展工业,改善民生。这将沉重打击英美石油巨头在伊朗的利益。民选总理摩萨德自然成为英美媒体报道中违背国际法,藐视联合国的“恶棍”。1953年8月,中央情报局派遣克米特·罗斯福前往伊朗,推翻摩萨德。此人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克米特·罗斯福在美国大使馆地下室成立指挥部,策动最早的“颜色革命”。他贿赂报纸编辑,组织暴动,设法使伊朗陷入混乱。8月19日,在美国特工挑动下,德黑兰街头发生暴乱。受到贿赂的军警袖手旁观。随后,摩萨台被逮捕,判叛国罪。在3年监禁之后,又被终身软禁,于1967年去世。中央情报局把穆罕默德·礼萨·巴勒维迎回伊朗,扶持上王座。中央情报局终结伊朗的民主政治,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君主专制。

在自由民主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

当然,这不是特例。

20年后,中央情报局同样通过政变颠覆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阿连德是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领导人,深受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希望在智利走出一条通过选举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路。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执政后,加大国家对金融和外贸的控制,将铜矿等经济命脉收归国有,实行土改。这无疑触犯了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大资本的利益。美国高层认为,在拉美这个美国的后院,出现一个亲共产主义的政权,是不能容忍的。1973年9月11日,在中央情报局策动和支持下,皮诺切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人民团结阵线。阿连德拒不辞职,战斗到最后一息。皮诺切克政变上台,一直紧握军权。他对内残酷镇压。同时,在政策上,偏袒豪门,对国际大资本敞开大门。这是名副其实的军事独裁政权,但皮诺切克在美国后院安然连任总统17年。

如果说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那么,就说眼前。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直对叙利亚虎视眈眈,“人道主义干涉”蓄势待发。其理由自然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独裁政权。阿萨德子承父位,确实不符合现代民主原则。但问题的关键是,叙利亚边上就是海湾六国,这是实实在在的君主制。美国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归根结底,沙特现政权符合美国的利益。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失去了实物支持。为此,美国与沙特结成准联盟,沙特作为最大石油出口国,坚持用美元对石油进行结算。这样,石油成为美元的新基础,维护它国际储备货币的王者地位。当然,美国也要投桃报李,不仅不对沙特输出“民主”,还要维护沙特的国家安全。

纵观历史,如果符合美国利益,即使是独裁也是允许的,甚至要鼎力支持。如果不符合美国利益,即使是民主也不能容忍,甚至要颠覆掉。总而言之,民主最终不过是美国维护自己霸权地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借口。

 

“颜色革命”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五)

 

世纪初以来,在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出现骚乱。在民众大规模示威的压力下,政府倒台,反政府组织上台。由于反对派往往以某种颜色为象征,因此称之为“颜色革命”。这些颜色往往是一种花的颜色,所以也称为花朵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因格鲁吉亚盛产玫瑰而得名。2004年,乌克兰发生栗子花革命,栗子花花色橙黄,故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同年,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发生骚乱事件,人们当时认为又将发生一次颜色革命。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以强力稳定局势。2009年,伊朗发生反对内贾德的绿色革命,因竞选对手穆萨维及其支持者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而得名。

颜色革命和民主有什么关系呢?

从表面上看,颜色革命都是因为民众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抗议当权者,愤而起来夺取政权。不过,总的看来,“颜色革命”都是发生建立西式民主制度国家中。其爆发往往是在选举过程中,反对派认为选举不公,在民众支持下占领政府,反对派由此上台。其间并没有政体变化。更多得是亲美的政治力量代替原来的政权。

表面上看,颜色革命是民众争取民主,而实质上是美国把“民主”作为武器,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颠覆别国政权。这不得不说是美国的“发明”,不得不佩服美国的高明。

如果把布热津斯基的战略大棋局和颜色革命爆发地两相对比,结论不言自明。

1997年,布热津斯基出版《大棋局》一书,这本书要为美国提供一套可行的均势战略。布热津斯基可不是书斋里的学者。此人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智囊之一,长期参与制定外交政策,1977-1981年在卡特政府中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他协助大通曼哈顿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组织三边委员会,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美、欧、日大财团的精英俱乐部,对美国的政策有重大影响。很多人认为他是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国际战略导师。

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中心。除美国外,经济发展排在世界前六名的国家都在这里。当今欧亚大陆存在五大棋手,即德、法、俄、中、印五国。它们既有发展的潜力,也有发展的意志,既能改变地缘战略格局,也能威胁美国的霸权。如果其中再出现一个苏联式的超强国主宰欧亚大陆,或者这些国家联合,美国就会被排除在欧亚大陆之外,成为一座孤岛,其世界霸权也就随之终结。因此,美国绝对不能让这两种情况出现。

如何施行这种均衡战略,让这些国家相互牵制呢?

布热津斯基认为,为了推行制衡之策,美国必须要控制五个地缘战略支轴国家。所谓“支轴”国家,是指占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而本身又非常脆弱的国家。说白了,这些国家就是美国控制五大国的战略要地,也是五大国与美国争夺的要点。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些支轴国家为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韩国。

乌克兰是欧洲和俄罗斯的桥梁,如果俄罗斯失去乌克兰,它就只能是一个亚洲国家,休想再建立起一个欧亚帝国。控制乌克兰,就能把俄罗斯排除在欧洲之外。实际上,这同时也能避免未来欧洲和俄罗斯联合。阿塞拜疆虽然面积小、人口少,但它是里海石油和中亚油气资源的瓶塞。控制它,可以使这些油气资源避开俄罗斯。土耳其占据黑海、地中海要冲。伊朗则占据波斯湾东海岸,控制着世界石油通道。

另外,布热津斯基认为,就遏制俄罗斯而言,除了乌克兰、阿塞拜疆之外,乌兹别克斯坦也极其重要。这个国家在中亚人口最多,控制这个国家,就能抵御俄罗斯在中亚的势力。

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韩国、乌兹别克这六个国家中,土耳其、韩国是美国盟友,阿塞拜疆对西方一直保持比较友好、合作的态度,易于控制。乌克兰2004年发生颜色革命。吉尔吉斯发生颜色革命后,乌兹别克发生安集延事件,几乎被颜色革命颠覆。2009年,伊朗发生反对内贾德的绿色革命,从德黑兰蔓延伊朗全境。内贾德正是以强硬反美著称。

如果再深入考察一下。阿塞拜疆是里海和中亚的油气瓶塞。美国控制这个瓶塞,然后修建独立于俄罗斯的输油管线。这条输油管线是阿塞拜疆的巴库——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土耳其的杰伊汉线路(简称BTC)。原格鲁吉亚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虽然亲美,但他毕竟是原苏联政府的外交部长,高层领导人,与俄罗斯瓜葛极深。此人老谋深算,有高加索银狐之称,难于控制。为了这条战略通道的安全,美国必须要不仅听话,而且更容易控制的新领导人,最好是“雏儿”。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颜色革命,谢瓦尔德纳泽被迫下台。

本世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颜色革命,都发生在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缘战略枢纽上,或者是枢纽附近。由此看来,颜色革命实际上是美国发动的软战争,“民主”已经成为它攻城略地的武器。

 

文化病毒和蜂拥战术——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六)

 

“颜色革命”是一种软战争,它有自己的战略战术,是精心筹划的产物。

“颜色革命”之所以得名,就在于它有自己象征的颜色和旗帜。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时,支持尤先科的反对派阵营把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变成橙色旗帜的海洋。这可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按照恩·夏普(Gene Sharp)的《非暴力行动198招》来行动的。这一招是该书第18招:旗帜的展示及象征性的颜色。

吉恩·夏普被认为是文化软战争的“军事家”,颜色革命的精神教父。媒体中流传一种说法,“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吉恩·夏普的影子。

2010年,吉恩·夏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所有的权力都有其来源。如果你能够指认这些来源,那么你就可以将它们切断。他还认为。在这些来源中,最重要的是道德权威,另外还有经济力量和对大众的控制。

这些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吉恩·夏普多年研究的“非暴力抗争”的精髓。

1973年,吉恩·夏普出版《非暴力行动政治学》,其中总结非暴力抗争的198种方法。1983年,吉恩·夏普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研究期间,他在马萨诸塞州筹建爱因斯坦研究所。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以追求科学真理,爱好和平而闻名于世,但是,吉恩·夏普研究的却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夏普很快又出版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认为在欧洲之外,这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1993年,吉恩·夏普出版《从独裁到民主》,这本书只有93页,再次精心罗列198种非暴力抗争方法。该书成为颠覆政权的行动手册。吉恩·夏普由此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当然,爱因斯坦研究所自然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

“颜色革命”实际上就是两个核心步骤。

第一个就是文化渗透,它的目标是颠覆一个国家制度、政权的道德权威。最常见手法就是通过大众传媒大规模的宣传,输出文化商品,如好莱坞大片。而隐蔽的方式则是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的组织,以非政府组织民间文化交流的形式,选定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基金会的资助,成立外围组织,培养骨干分子,进行文化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宣扬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同时,侵蚀这个国家的文化核心。其最重要的手法就是歪曲历史,诋毁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调侃经典的文艺作品。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观念,人们就会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在独裁者欺骗下,走上了错误的社会发展道路。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由此产生。他们必须要推翻现在的制度和政权,寻找正确的道路,重返人类文明。当然,这就是选择美国的社会制度。这样,就摧毁了一个政权的道德权威。这就是俗称的“洗脑”。

第二个关键步骤,利用社会问题,启动蜂拥战术,街头政治发难,颠覆政府。

所谓“蜂拥战术”就是像密集的蜜蜂一样发起进攻,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操纵大众心理和情绪推翻敌对国家的手法。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指出,“蜂拥”战术是美国智囊库兰德公司长期研究的产物。1967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开始关注年轻人群体现象,尤其是在摇滚乐演唱会中年轻人群体的精神亢奋状态,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来推翻敌对国政府。兰德公司将其相关研究加以利用,精心研制出“蜂拥”战术。[1]

运用蜂拥战术是这样的过程。在文化渗透过程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以公益旗号出面,派出学者、情报人员、知名政要、国际知名人士,在目标国家成立外围组织,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培养选民政治积极分子,成立反政府组织。一旦该国出现经济、社会问题,美国相关组织就会利用社会的不满情绪,鼓动、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同时利用金钱收买一些人参加游行示威,甚至煽动示威学生和群众占领政府机构。与此同时,西方著名媒体就会“准确”地出现在现场,拍摄下高举“民主”旗帜的民众反抗“独裁”政府的画面,然后,经过精心选择、甚至拼贴的照片、视频就会出现在这些著名媒体的网站上,瞬间传遍世界,引起世界关注,给该政府以巨大的舆论压力,直至其下台。虽然整个过程都是在美国政府操纵下进行的,但是,给全世界的印象却是民众为了自由民主自发地推翻独裁政权。

2000年9月26日,塞尔维亚举行大选,反对党抗议米洛舍维奇选举舞弊,从而引发大规模抗议。10月6日,米洛舍维奇不得不承认选举失败。米洛舍维奇也是一代政治强人,为了维护塞尔维亚民族和国家利益,敢于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抗。2001年,在美国的压力下,米洛舍维奇被逮捕,以种族清洗罪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在审判中米洛舍维奇毫不屈服。2006年,米洛舍维奇死于狱中。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推翻米洛舍维奇是美国第一次以“颜色革命”颠覆反美政权。美国相关部门整体策划,跟踪舆情,培训骨干。吉恩·夏普作为顾问也参与其中。蜂拥战术启动时,用了5000罐涂料,250万传单,用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短信提供情报信息,西方传媒即时跟踪报道。颠覆米洛舍维奇政权仅用10天,而且只花费了4100万美元。[2]

从此,“颜色革命”成为美国攻城拔寨的利器,很快被用到了独联体国家。

 

参考文献:

[1][2][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世界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25页。

 

“颜色革命”的前世今生——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七)

 

“颜色革命”以追求民主,反对独裁为旗帜,西方一方面背后操纵,另一方面以国际社会自居,施加压力,直到颠覆一国政权,扶植亲西方势力掌握政权。颜色革命本质上是宣传战和政变相结合的。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勾勒它的脉络。

在第一次大战中,作战双方展开大规模宣传战。

1917年春天,英国军队俘虏了德国将军查特里斯(Charters),从他的身上找到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士兵的尸体被运回安葬,另一张照片是死人的头发运回工厂来炼造香皂。英国情报部门把两张照片嫁接在一起,制造了“士兵尸体被拉回去制造香皂”的谣言,然后让新闻界传播出去。这是一次经典的宣传战。制造这一谣言,无疑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德国这个国家是多么邪恶!以此鼓动己方士气,动摇对方军心,争取中立的国家的同情。宣传战的本质就是通过文化符号、信息传媒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达到宣传者的目的。在宣传中,更多得是诉诸情感,而不是系统的理论。(在我国,“宣传”是正面的,而在西方,宣传是贬义的,通常用“传播”)

二战后,美国为了争夺霸权,一方面争夺文化领导权,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反对苏联“独裁专制”,另一方面,发动政变颠覆威胁美国利益的政权。1953年,危地马拉和伊朗发生政变。现在,美国已经公开承认识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这两起政变。两起政变中能隐约看到颜色革命的影子。

危地马拉政变重点是营造舆论。[1]

50年代初期,危地马拉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唯一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1950年,民族主义者哈科沃·阿本斯当选为总统。其政策宗旨是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1952年,阿本斯总统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占有的闲置土地40万英亩。该公司在拉美地区极有势力。1954年6月,中央情报局策动军事政变,颠覆政府,扶植亲美军人独裁政权。阿本斯被迫流亡海外。

在酝酿政变的过程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雇用了一群有影响的说客和时事评论员,竭尽全力制造舆论,歪曲阿本斯政府形象。这些行动不是在危地马拉,而是在美国国内。其中最著名是爱德华·伯奈斯,也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公共关系之父。德华德·伯奈斯的目标是把阿本斯政府歪曲为一个亲共、反美的不负责任的政府。他说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一系列关于危地马拉“赤化”,导联合果品公司陷入困境文章,营造关注热点。然后,联合果品公司精心安排,多次组织新闻传媒人士到危地马拉免费旅游,然后发回各种倾向于联合国品公司的报道,为美国政府发动危地马拉政变制造大量的舆论。最后,通过院外游说人士,影响美国政府决策。

伊朗政变的要点是利用不知真相的民众颠覆政权。

1951年,伊朗民族阵线领导人摩萨台被选举为总理后,要是将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这触犯英美石油巨头在伊朗的利益。1953年8月,中央情报局派遣克米特·罗斯福前往伊朗,策动政变。摩萨台也有众多支持者(其中包括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人民党),拒不下台,并下令逮捕政变者。政变几乎失败。万般无奈之际,8月17日,克米特·罗斯福出资5万美元,收买一些伊朗人冒名人民党组织了一场大游行,他们高呼人民党的口号、打着人民党的旗帜,毁坏礼萨王的陵墓和一些宗教设施。摩萨台虽然下令驱散游行,但民众已经对摩萨台和人民党怀有疑虑和不满。同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民党党员也开始反对摩萨台。之后,美国特工又收买在民众中有影响的高层人士。8月19日上午,德黑兰大市场发生大游行,游行者袭击政府办公大楼、支持摩萨台的报纸及政党总部。在混乱中,政变军队开始占据优势。随后,摩萨台被逮捕。[2]

这两起政变是颜色革命的“前传”,只是没有互联网、即时通讯和非政府组织。

2011年中亚和北非动荡,利比亚爆发战争,叙利亚陷入内战。各中缘由错综复杂,只能等待各种材料不断披露才能说明真相。但是,我们仍可以把它看到颜色革命的“续集”或“升级版”。

首先,前期仍然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2003年,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明确提出要求在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政治培训,媒体独立,成立非政府组织,并提出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中东国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形成非政府组织网络化。2004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从4000万美元提高到8000万,并要求向中东地区加大投入力度。然后,借住突发事件,推波助澜,将群众抗议引向“颜色革命”。在叙利亚抗议之初,普通民众进行抗议、示威,其初衷未必是要推翻政府,更多得只是要求政府实行更合理的经济政策,改进政治结构等等。但是,外部势力迅速介入,扩大事态,制造混乱,诱发“颜色革命”,颠覆现政权。如果现政权强硬,就资助反政府派别,挑动内战。同时,国际舆论大造声势,揭露现政权和领导人各种“耸人听闻”的残暴事件。如果反对派内战不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会以保护“自由、民主、人权”大旗,直接出兵,推翻现政权,成立亲美政府。

不过,这个“升级版”实际上回归了帝国主义年代的武装政变。

再说句题外话。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横扫北非诸国,无数人欢呼。今天,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都成了烂摊子,普通百姓逃离家园。发展中国家命运多劫!不否认北非诸国上层的腐朽,但是,有没有自己的民主之路呢?

 

参考文献:

[1]参见查茜、张士昌:“投过危地马拉政变看美国对外干涉的实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参见刘浪:《播撒仇恨的种子——1953年中情局颠覆伊朗政权始末》,《文史参考》2010年第3期。

 

“花朵革命”为什么枯萎了——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八)

 

颜色革命往往以某种花朵为标志,又称为花朵革命。

2005年,反对派领导人巴基耶夫在上万示威群众拥护下,最终登上总统之位。5年后,又一场几乎同样规模的骚乱将巴基耶夫赶下台,甚至剥夺了他的总统“豁免权”。

2004年,乌克兰反对党领导人尤先科在一片橙色的海洋中成为乌克兰总统;5年后,当时被击败的亚努科维奇一举击败宿敌,成为新一任总统。

而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旗帜性人物,萨卡什维利也同样面临着困境。2007年,他凭借暴利驱散反对派,尔后勉强连任。2012年,萨卡什维利领导的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承诺和平移交权力。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是本世纪引起广泛关注的“颜色革命”。它们曾被西方媒体视为新一轮民主冲击波。然而,才短短几年间,“颜色革命”就开始枯萎了。

“颜色革命”并不是革命,更多得是高层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而外部势力乘机插手,扶植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即使从西方民主的标准来看,这些反对派领袖本身也是来自原来统治集团的高官,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民主理念和素质。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被它们“革命”下台的前任并没有本质区别。反对派领导人上台后不是致力于民生,而是重新瓜分财富,或者马上陷于争权夺利。“颜色革命”往往是新政客上台,外部大国借机扶植代言人,扩展势力,而对新政权寄予热望的普通百姓既得不到真正的民主,也改善不了生活。

“颜色革命”的旗帜萨卡什维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上台后,虽然许愿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但实际上却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加剧,就业率降低。而萨卡什维利的贪腐程度比之前任有过之无不及

先说民主。2003年,萨卡什维利高呼“民主”,带领反对派打倒了老牌政治家谢瓦尔德纳泽。但是,“民主”是萨卡什维利夺权的手段,他绝对不允许别人以“民主”来反对他。2007年11月,反对派在首都大规模反政府集会,要求举行议会选举、改总统制为议会制,并要求总统萨卡什维利下台。11月7日,萨卡什维利以“为了恢复首都的交通”为名,签署命令,驱散集会。格鲁吉亚警方动用高压水龙、催泪弹、橡皮子弹“驱散”聚集在议会大楼前的示威者。有508人被送往医院,还有一个名为 “伊梅季”的反对派电视台被内务部停播。

2010年6月,萨卡什维利说,他在2013年任期满后有意出任总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萨卡什维利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参加总统大选。不过,他给自己开了后门。根据2010年10月格鲁吉亚修改的宪法新规定,2013年总统选举后,议会和总理将获得比总统更大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修改宪法,这位“民主”明星也想把“民主”玩弄于手掌之中。

再说腐败。萨卡什维利上台后高调反腐。不能说没有动作,但更多得是指向下层。比如,因为警察存在腐败,他在两年内裁撤了8.5万名警察中的7.5万人,在一夜内让1.4万交通警全部下岗。这种行为与其说是高调反腐,不如说是意气用事。但是,在高层则鲜有动作。只有原来属于一个阵营的前国防部长指责萨卡什维利腐败时,他才开始对这位国防部长“反腐”。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萨卡什维利随意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毫无从政经验的演艺女性提拔到高位。据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一家名为《每周调色板》的刊物报道,一些“知名女性”凭借与萨卡什维利关系而谋得重要职位。如格鲁吉亚知名歌手索夫·尼热拉泽现在格外交部任职,此前她还出任过文化部长;一位名叫尼诺·卡拉达泽的女性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她是在飞机上与萨卡什维利相识的。阿兰娜·戈拉耶娃是一位记者,曾担任萨卡什维利新闻主任,现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工作。歌手尼娜·茨卡莉拉什维利曾任文化部部长;原舞蹈演员卡波利亚是格鲁吉亚经济和稳定发展部部长。

但是,真正让萨卡什维利倒下是格俄战争。

2008年8月,格俄战争爆发。在俄格交战过的街头,萨卡什维利正在接受CNN的采访,突然俄国战机飞过,萨卡什维利蹲下身,仓皇四顾,然后丢下采访记者,在保镖簇拥下奔逃,其间不慎跌倒于地。这个镜头传遍世界。

小国有小国难处,但也有存身之道。通常是利用自己的战略地位优势和大国的矛盾,借力打力,获取利益。中亚国家在美欧之间搞平衡,就是这种办法。在这种平衡中,小国绝对不能轻易与大国开战。因为一旦开战,就没有了回旋余地。萨卡什维利政府轻易地挑起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不仅军事惨败,甚至领土完整都成为问题,只能乞求美国和西方来帮助抵抗强敌。这时,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彻底搞僵。向俄罗斯讲和,俄罗斯自然会开价极高,而格鲁吉亚也失去了与美国和西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得不听命于人。

当然,美国和西方自然乐得此种状况。

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获利最大的自然是美国。美国和欧洲筹划了一条绕开俄罗斯的石油走廊,这就是“巴库-底比利斯-杰伊汉”(BTC)输油管线。BTC输油管道为美国全球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5月25日在巴库输油终端举行了BTC管道注油庆典。2006年7月13日,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港口杰伊汉举行BTC管道开通典礼。同时,美国借着俄格战争,也把手伸到了高加索地区。

在这期间,格鲁吉亚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国家分裂的状态依然存在。

实际上,这本身就没有任何奇怪之处。颜色革命本来就是美国扩张势力的手段,一种软战争。它自然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当然,在颜色革命中上台的政客,作为美国的代理人,自然也会有自己的利益。对老百姓,则是“逗你玩”。

当然,老百姓也不傻,也逐渐明白其中道理,不会再轻易相信这些政客。这是“颜色革命”的花朵枯萎的根本原因。

 

一棵大树下长不出另一颗大树——全球霸权博弈中的“民主”武器(九)

 

美国输出“民主”,自然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有的朋友会说,不管美国出于什么考虑,只要民主带来自由和繁荣,这不就行了吗?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美国输出民主并不能给相关国家带来经济繁荣,而更多得是混乱。除了原来就已经很发达的老欧洲、作为冷战前沿的日本(日本本身是老牌帝国)、韩国,美国向其输出民主的国家不是经济没有起色就是陷入社会动荡,前者如独联体爆发颜色革命的几个国家,后者如大中东地带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这几个国家当年都是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

因此,现在有一种委婉说法,就是美国只重视输出“民主”,不重视输出“民生”。

归根结底,这里必须搞清楚,美国是如何通过输出“自由”、“民主”来获得利益的。

大国输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历史上很常见。比如,古希腊的雅典就曾强迫当时的一些希腊城邦建立雅典民主制。大英帝国号称“自由贸易”帝国,它也曾到处要求其他国家建立自由市场,甚至动用坚船利炮。这些大国实际上就是要在其他国家克隆自己国家的制度,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通俗点说,就是要全世界要按照它定的游戏规则来玩。这个规则,自然有利于霸权国家。

美国也是如此。二战以后,美国战略家就提出“美国世纪”。实际上就是美国想称霸世界。苏联解体后,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提出“新世界秩序”。这也是美国要称霸世界的新版本。美国输出自由民主,实际上是在世界范围内输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其他国家克隆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纵观美国输出“民主”的国家,总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源富饶型,如伊拉克、利比亚、里海周边小国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第二类是地缘要地,如乌克兰,叙利亚等。乌克兰和波兰就如同一道墙将俄罗斯和欧洲隔开。叙利亚则是西亚和地中海要冲。第三类是竞争性大国,如中国、俄罗斯,美国认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能够威胁它的霸权。美国在这些国家克隆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无非就是要把这些国家变成附庸,牢牢控制这些国家。占据战略资源,控制地缘要地,削弱其他大国。西方思想界喧嚣一时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以及“国家消亡论”,只不过是给世界美国化披上了学术外衣的,其本质仍是要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落后国家实行美国的制度,世界美国化,大家都过上美国人的日子,又有什么不好呢?不过是放弃虚妄的民族自尊心而已。弃虚名而得实利,不是更好吗?

让我们看看历史吧!

上个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上出现了几大资本主义列强,如英、法、美、意、德、日、俄。它们开始瓜分世界,并为瓜分世界而发生战争。现在已经历时100年,又有几个国家通过走西方的路,或者说走美国的路而真正成为发达国家。除韩国外,绝大多数国家无不落入所谓的“中等国家陷阱”。而再看一看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内占据主宰地位的国家,从最早的热那亚、威尼斯,到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荷兰,而后大英帝国崛起,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帝国,再到现代的美国。一个霸权国家崛起,就意味着另一个霸权国家衰落。2002年,由于政府财政压力,英国为了节省开支,欲联合法国一起制造两艘航母。而当年,英国皇家海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随着美国崛起,大英帝国逐渐成为紧跟美国屁股后面的小伙伴。

在有限的空间里,资源是有限的。一棵大树下面是长不出另一棵大树的!

现在一些学者乐于谈道路,谈模式,谈发展规律。这是一种极其简化、极其乐观,但又极其错误的单线式历史观。它给人们一种感觉,似乎存在着一条康庄大道,每个国家都可以走上去,向着光明的终点昼夜兼程。虽然大家所处位置不同,但只要走上这条道路,只要坚持不懈,就会有光明的未来。一些人认为,西化、美国化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并不存在这样的路,不存在一条使所有国家都通向繁荣的路。现实就这么残酷。真实的世界就像一座金字塔,塔尖只能容纳少数国家。

一棵大树下长不出另一棵大树。抽象地说,同样的种子自然应该长得差不多高大。但是,在真实的有限的空间里,土壤、、养分、水分和阳光都是有限的。当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已经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时,它强壮的根系、枝叶能最大限度的吸收有限的资源。而同样的种子,即使从理论上能够长成大树,但在大树下面,它是无力和大树竞争的,更多得是长称一棵畸形的小树。

地球是圆的,世界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世界霸权国家的富与繁荣是依靠全球的资源和生态来支撑的。长期以来,美国能源消耗占世界能源总消耗的三分之一。不用动脑筋也知道,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做“美国梦”。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位名叫汉森·鲍德温的战略学者写了一本名为《明天的战略》的书,他批评那些希望美国重新回到早期的封闭政策的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已经是一个资源穷国,美国的现代经济体需要从世界范围内寻找的资源。其中,有二十三种战略资源,美国根本就没有。没有办法,要想维持美国的经济体,维持美国的高消费生活方式,美国就必须要“承担全球义务”。

美国就是这样的一棵参天大树!

人们常常习惯于以一个国家为单位思考问题。美国实行了自由民主制度,成为最繁荣的国家。我们学习、移植,也会成为这样的国家。但是,如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就会发现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在全球政治经济活动中,各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经济分工,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进行政治合作或博弈。美国无疑在科技、经济、政治、军事、金融方面占据优势。如果世界美国化,建立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全世界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来进行游戏。这套游戏规则是按照美国的实力量身定做的。本来占有垄断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或者跨国公司自然能够在这个全球自由市场中获得最有利地位,能够从全世界最自由地获取利润。这就像大树的根系遍布有限的空间。在这样的跨国公司竞争下,在金融大鳄的冲击下,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或者灭亡,或者成为外围附庸。在全球美国化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根本无力和美国竞争,只能长成畸形的“小树”。

中国有位名人说过,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如此繁荣,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实际上,很多流行的观念中,都有这种思想的影子,只是说得更堂皇,没这么极端而已。这种观念实际上是“现代化史观”。震撼煽情的是“河殇”,蓝色文明覆盖黄色文明,温和一些的就是回归人类文明主流。

新中国建国以来宣传的“革命史观”。中国在明清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帝国主义入侵,其剥削压迫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人民革命,推翻三座搭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革命史观中,抵御、推翻帝国主义是中国独立、生存、发展所必须的。

文革后,对新中国的建设失误进行大反思。现代化史观开始流行。现代化史观在解放前就一度颇有影响。现代化史观认为,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可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走相同的道路,经历几个阶段,完成现代化。终点就是美国的高消费阶段。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亚非拉国家都是传统国家,也要经历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发展起来。在现代化史观看来,欧洲国家的侵略,虽然是个血与火的过程,却给传统国家带来了自由市场、民主、个人自由等现代文明,送来现代制度,推动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任何抵御这个过程的人,都是抱残守缺,都是顽冥不化,都是逆世界潮流。在现代化史观看来,美国的民主输出,世界的美国化,是世界人民的大幸!因此,革命是错的,反帝是错的,反对世界美国化是错的!

可惜,不客气地说,现代化史观实际上是殖民者的世界观。如果在改革之初,这种思想还有情可原。经历了将近三十年,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已经摆在那了,美欧耀武扬威的帝国行为摆在那了,再谈三百年殖民地,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最后还要再说一点。现代化理论讲究比较研究。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以西方制度为蓝本,看看有哪些差异,然后进行理论研究,寻找发展策略。但是,这种研究忽略了。西方现代制度是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叠加演化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它最初发展、崛起的原因。美洲的白银、北欧海盗、殖民争霸、贩奴贸易,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等等,欧美人也是千辛万苦,想尽各种手段,还有各种自己都不好意思的说地手段,才占据全球秩序的金字塔尖。

不去认真研究这个历史,只想从作为历史结果的秩序中找几个制度、机制,当作“发展的法宝”,这只能是刻舟求剑!

 

【本文原载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人民当家作主》,作者有修改,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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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霸权 颜色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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