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不成家,国不成国: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已经病入膏肓

其实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下层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劳动阶级的困境.借用Richard Sennett的话,被金融资本主义甩下车的劳工阶层有劳动意愿,甚至还保留有劳动技能,但经济形态的改变让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 "无用的幽灵 ",不断地沉沦中看不到希望.特朗普代表了 "无用的幽灵 "愤怒的反抗和逆袭.只可惜在当下的政治营销之下,特朗普自己作为上层精英的一员,只会带来 "无用的幽灵 "们更多幻灭。

 

【摘要】其实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下层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劳动阶级的困境。借用Richard Sennett的话,被金融资本主义甩下车的劳工阶层有劳动意愿,甚至还保留有劳动技能,但经济形态的改变让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无用的幽灵”,不断地沉沦中看不到希望。特朗普代表了“无用的幽灵”愤怒的反抗和逆袭。只可惜在当下的政治营销之下,特朗普自己作为上层精英的一员,只会带来“无用的幽灵”们更多的幻灭。

 

家不成家,国不成国: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已经病入膏肓

 

大家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扯下了美国当下政治的皇帝新衣,暴露出其内在的特别是共和党内的意识形态争斗。而这一切都要拜特朗普这位搅局者之赐。文章作者,Williamson, 是美国保守思潮舆论大本营《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的专栏写手。他在文章里回应的对手,Dougherty,则是另一份保守刊物 《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的专栏写手。《国家评论》是保守派大将巴克利(Buckley)在1955年创办的刊物,试图统一五花八门的保守思想,以对抗193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派新政联盟。《美国保守派》则是由布坎南(Buchannan)等人在2002年创办,试图维护极富美国本土色彩的传统保守主义思潮。相对于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传统共和党人,巴克利阵营姑且可被称为主流共和党人。两者都赞成放任资本主义,小政府,但前者反对美国对外干涉,反对全球化,而后者则支持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 (不过在方式和手段上又和新保守主义者有区别,现实主义感更强一些,知道调整)。

这次争论缘起Williamson在《国家评论》的一篇文章,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白人支持者归为布坎南式的民粹共和党人,讥讽这些下层白人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沦落之后就把自己想象成被政治精英所把持的政治体系和全球化的受害者。 Dougherty为此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抨击共和党的上层精英为了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利益,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不仅完全漠视下层白人的生存困境,而且在政策上还不断向金融利益集团倾斜。大家要看到的这篇实际上Williamson的一个再回应。

两人在文章中提到的纽约州的Garbutt镇和康涅狄格州的Darien市分别代表了白人世界中的两个极端。前者因为镇上单一工业的衰落而一蹶不振,而后者则是金融公司聚集地,其富裕程度在全美排名第二,和华尔街不过64公里之遥。特朗普作为政党圈外人在共和党内的初选中势如破竹,离不开下层白人的支持。在惊诧之余,无论是布坎南式的传统共和党人还是巴克利式的主流共和党人都不得不面对特朗普现象,检讨自身溃败的原因。从Dougherty和Williamson的争论来看,结论大相径庭。Dougherty认为共和党上层过度的自私自利和全球化是下层白人沉沦的原因,而Williamson则认为全球化帮助下层白人在工资增长停滞的情况下维持了生活水平 (想想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用美元纸换回的生活资料),如果要给他们的沉沦找个原因的话,全在于他们背离了保守派所珍视的传统家庭价值!

其实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下层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劳动阶级的困境。借用Richard Sennett的话,被金融资本主义甩下车的劳工阶层有劳动意愿,甚至还保留有劳动技能,但经济形态的改变让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无用的幽灵”,不断地沉沦中看不到希望。特朗普代表了“无用的幽灵”愤怒的反抗和逆袭。只可惜在当下的政治营销之下,特朗普自己作为上层精英的一员,只会带来“无用的幽灵”们更多的幻灭。Buckle up!

——文/李泉

 

Michael Brendan Dougherty(美国知名保守派专栏作家,棒球评论网站The Slurve的创办者与编辑,目前是The Week网站的高级记者,作品见诸《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ESPN杂志》(ESPN Magzine)以及《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有些尖刻。我说的既是事实,也带有同情成分。(有人甚至会觉得我和他是朋友。)Dougherty属于那种常常被贴上“旧保守主义”标签的人,他是《美国保守派》(《美国保守派》是一份由美国意见组织(The American Ideas Institute)主办的双月刊杂志。总体上看,该杂志的主张与新保守主义的主张相左,代表了美国政治光谱里旧保守主义的呼声,例如反对美式的干涉主义,反对过度的海外投资以及联邦权力的扩大,并且反对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杂志的一名专栏作家。跟很多保守派作家一样,Dougherty用大量的时间抨击保守主义运动和组织。通过这些批判,他不知怎么地产生出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或多或少有一种主观的因素在里面。

2013年,他宣称自己不再撰写政治性文章,转而将精力放在相对来说更为疯狂的职业棒球比赛上。按照他的说法:“美国政治中充斥着‘面包与马戏团’式的罪恶。(Breadand Circuses,拉丁文panem et circenses,指的是统治者举办各种能够愉悦民众活动,使得人们转移注意力,而不再关注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相较之下,职业运动界则是一个好一点的‘马戏团’。”不过,让一个以政治过活的人放弃政治哪里会是一件容易的事(看看ESPN的观众以及《体育画报》杂志读者们不得不忍受的那些政治鬼话就知道了)。这不,本届的总统选举,他最终还是设法参与了进来,并且美其名曰以“教会的使徒”的身份。这里的“教会”,是那些所谓的右派人士在描述“分配阴谋”(出自Curtis Yarvin(CurtisYarvin,出生于1973年,计算机科学家,政治理论家,美国新“黑暗启蒙”(Dark Enlightment, Neoreactionary Movement)学派的创始人。),即Mencius Moldbug)时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有时,它也会被冠以“礼貌社会”的称谓,这充分体现出那些生活在华盛顿和纽约、从事政治和媒体工作的人们的传统智慧。

上述的这些人,你很了解他们。

唐纳德·特朗普肯定是要放在标题里面的,与此同时,文章的主要议题则是向前文提及的“他们”讲解那些未开化的白人工薪阶层的故事。对于Dougherty,以及其他很多从事相同工作但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假装虔诚是一种惯用的文学套路。

Dougherty在他的文章中虚构了一个叫Mike的人物:Mike是一个典型的工薪阶层白人,居住在保守的Garbutt(纽约州下辖的一个“镇”(Halmet),隶属于梦露郡(Monroe County))镇,因为当地的社保难题而处境艰难。在Dougherty看来,纽约的保守党们根本不会管Mike的死活。他们更关心Jeffrey,“一个居住在康涅狄格州Westport(康涅狄格州下辖的一个“镇”(Town),隶属于法菲尔德郡(Fairfield County))镇,嗜可乐如命的普通人”。通过直接性的资本收益税的方式,以及非直接性的公司税的方式,Jeffrey交了很多税,并且减税也“在某些时候和他的利益交织”。共和党人想鼓励私人退休投资,这样就可以给Jeffrey的那位“工作在附近的Darien(康涅狄格州下辖的一个“镇”(Town),位于该州的“黄金海岸”(Gold Coast),隶属于法菲尔德郡(Fairfield County)。Darien是美国最富有的镇子之一,在CNN2010年“全美最赚钱的镇子”中排名第二)镇上的基金经理”带来生意。(对那些不熟悉康涅狄格州Fairfield郡经济地形学的人来说,从Westport到Darien就是走到世界尽头啦,接下来就走到格林威治。)“如果保守主义运动对于Mike来说真的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告诉他应当搬出Garbutt并且开始‘学习电脑’”,Dougherty在《本周》(《本周》(The Week)是一份创办于英国的新闻杂志,2001年开始发行美国版)杂志上这么写道,“他先前所做的任何投资都是笑话。人们会在自己的家乡饿死?这种多愁善感还是留给埃德蒙·伯克(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爱尔兰政治家、哲学家,辉格党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的那些娘娘腔读者吧。快来拥抱这个超级移动互联世界!”他的这篇文章标题为《保守派精英们是如何鄙视工薪阶层共和党员的》(How Conservative Elites Disdain Working-ClassRepublicans,原文参见http://theweek.com/articles/603701/how-conservative-elites-disdain-workingclass-republicans)。顺便说一句,我也写了一篇分析白人工薪阶层为何迷恋唐纳德·特朗普的文章,应当可以算是Dougherty所举案例的最佳注脚。

 

家不成家,国不成国: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已经病入膏肓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别再管这些无关紧要的讥讽嘲笑(搞的就像保守主义运动是被那些七八十岁说着“学习电脑”的人炒起来似得),以及那些痛斥世风日下的文学修辞了(减税对于康涅狄格州那些不吸毒的有钱人也有好处),当然也有人会说Dougherty在文章里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驱动型经济在曼哈顿——康涅狄格金融走廊以外的世界同样存在。大家也别再纠结什么数学问题了,毕竟,想要设计一套既对低收入群体有利,同时也不妨碍联邦征税的减税计划,确确实实有相当的难度。那么把上述这一切都抛到一边去,我们来探讨一下:究竟,为什么,要留在Garbutt?

Garbutt这个地方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一直到1804年ZarchariahGarbutt和他的儿子John在这里定居,纽约才有了Garbutt这个地名。这对父子来这里建了一个磨粉厂,在打地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富石膏矿脉,而石膏在当时是可以用来做肥料的。于是石膏工业迅速起飞。之后Garbutt先生去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曾经崇尚的的精神和理想已经悄然改变。”当地的历史学家GeorgeE. Slocum这样写道。“他们的教堂被遗弃,木料被拆下来用作他途;学校减少到只剩一所,而且还是个小学;他们的旅馆变成了流浪者的居所;他们的工坊,一间一间地,悄然无息地从视野中消失。到了最后,除了名字,他们在这个镇子什么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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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butt

 

当Slocum写下上述这些句子时,时间是1908年。

20世纪初,石膏墙板工业的兴起确实让Garbutt小小地风光了一把,但是这远远不够。美国人口调查局甚至都没有Garbutt人口数据的记录。想让伯克式的保守党人继续维持一个只依靠单一商品并且快要消亡了的社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的,Garbutt的年轻人们,快快滚出去找一份工作:你瞧,只需要坐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你就能到达宾夕法尼亚的天然气田。

当然,就算是曾经宏伟的巨石阵,如今也是一片荒凉:那就祝你好运喽!

Garbutt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镇子。尽管Dougherty并不是一个盲目的特朗普粉,但是也大体上赞同其批评美国现行经济政策的观点,即:美国的自由贸易和移民政策正在伤害本土的白人工薪阶层。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指责缺乏依据:移民的涌入确实拉低了工资水平,但是也同时降低了物价。对没什么技术的本地工人来说,他们名义上的收入增长可能停滞,但是实际收入——指的是他们挣的钱所能买到的东西——却一直在增加。对新一代移民所带来的工资竞争,感受最深切的,其实是老一代的移民。但是总体上,移民带来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因素(比如医疗开销)来说要小的多。对于许多低收入的职业来说,过去的这些年里,针对他们的各项补贴大体上处于不断增长的势头当中,但是这些补贴基本上或者全部都是以医疗补贴的方式实现的。有的时候,医疗补贴增长的幅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实际工资收入普遍降低的情况下,整体的补贴水平仍在攀升。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形:雇佣这些低技能的美国工人的开销不断增加,但是这些工人们却没有切实感受到收入的增长。同时,由于他们的雇主因为同样的补贴,而不得不增加越来越多额外的开支(或者由于《美国平价医疗法案》(《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or Patient Protection andAffordable Care Act),即奥巴马医改法案Obamacare)的要求承担更多隐形补贴),那么事实上他们自身的收益也无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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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面,尽管美国的制造业持续繁荣扩张,然而吊诡的是,大部分的美国人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反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人之所以形成对制造业的错误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虽然现在美国工厂产出大大超过以往,但是雇佣的工人数量却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主要出口资本产品,进口消费产品,因此人们不太可能在沃尔玛超市货架上看到许多“美国制造”的商品,但是通过外国航班上飞行的美国飞机,以及海外汽车工厂中的自动化机器人,我们能够切实体会得到美国制造业的先进。另外一个和美国制造业和贸易问题相关的因素是,美国大量(虽然总量在降低)进口的消费商品来自中国,一个对我国有着巨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实际上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更穷:由于年均收入低于9千美元,普通的中国家庭是不太可能购买美国商品的,因为它们太贵了。(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尤其是大豆。)再加上偏听偏信那些无知伤感的、关于“锈带”(锈带(Rust Belt), 也被称为制造带,是一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等地区的地带,由于明尼苏达的钢铁产业而得名。1970年后,很多此地的工厂开始停工,工厂大门只剩下锈迹斑斑的大门,因此被称为“锈带”)工厂工资收入的传说(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按照1957年的标准来生活,真的很便宜),普通美国人很容易形成一整套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Dougherty文章里的Mike就是对的——实际上也并不是。不是狡猾的中国人才让他们变穷的:在白人工人阶层逐渐陷入困顿的过程中,他们自身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者。

《华盛顿邮报》旗下的《Wonkbook》专栏将特朗普在“超级星期二”初选中赢下的郡县进行了一番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梳理,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同时也少有人注意到的现象趋势(我估计那些一直读这份报纸的人也没有发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以一种罕见的趋势下降——这种趋势是自苏联垮台、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以来前所未有的。那些支持特朗普的郡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少,拥有工作的人口数量少,白人居民的死亡的时间也比较早。邮报网站上的这篇文章声称,导致死亡攀升的原因在于“不断增长的患病率,持续增加的毒品过量和滥用,以及自杀。”

如果把上述现象与其他的发现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上述趋势的可怕程度。

制造业工厂的数量在持续增长——如同纷繁荣耀的全球化故事一样:这里进步一点儿,那里进步一点儿,然后每隔几十年产生物质意义上的巨变,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先别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回去读一读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或者看看《脱线家族》(《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是一部1969年至1974年在美国ABC台播出的电视剧,讲述了一个拥有6个孩子的重组家庭的故事),然后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住在郊区宽敞舒适的房子里,并且拥有着体面工作的家庭,居然还会关心黄油和肉的价格;再继续反省,你上一次听到有人抱怨“连一块儿黄油都买不起了”是在什么时候。这种改变,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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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

 

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数量也像流星一样不断减少。二战以前,离婚还是一件比较稀罕的事情,以至于类似《柳暗花明》(《柳暗花明》(The Gay Divorcee),是一部1934年上映的音乐电影,改编自同名的百老汇音乐剧,并在当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这种冗长音乐剧,也不得不将它里面一段虚构的通奸情节提到前面。

20世纪60年代,离婚现象仍然比较少,并且还携带着一丝丑闻的意味在里面。这种审美情趣贯穿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彼时的女性杂志充斥着描写“离异人士”(这种词汇在今天看来简直荒诞不经)在工作日里参加非正式晚餐派对的文章,而男性杂志则把离婚当做是男人的第二个青春期。

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离婚率增长了一倍,连结婚率都在下降。与此相伴的堕胎的大量出现,彻底改变了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之间的关系。对于出生在“罗诉韦德案”(罗诉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案例,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最高法院的判决至今仍受到美国的社会争议,部分反堕胎团体一直争取推翻判决,而支持堕胎权的人士则要求维持最高法院的判决。判决后各州均制定不同的法律,惟限制不一)时代的我们来说,“家庭”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变成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对这一理念的认同与否是美式保守主义(根植于自美国建国以来的经典自由主义理念)区别于欧式国家主义(崇尚为国献身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标志。欧洲的右翼十分认同上述理念,因此特朗普得到让-玛丽·勒庞(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1928年6月20日出生,法国政治家,1972年创立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这样的欧洲右翼人士的背书丝毫不令人吃惊。而在美国,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一个错误)在左右两派都很盛行:令人厌恶的进步派作家乔治·莱考夫(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1941年5月24日出生,是一名美国认知语言学家,现任柏克莱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政治立场偏左,是美国左翼智库Rockridge Institute(现已关闭)的创始人)声称,美国的右派偏爱严格的家长制家庭模式,他们在政治上亦然,而左派们则喜欢母亲般的关心和哺育。(右翼人士在批评自由贸易时,在形容经济政策的时候,为了刻意避免提及“社会主义”的字眼,常常喜欢使用英语中“哺育”这个词。)但是事实上,这种观念和美国保守主义者的真实呼声背道而驰。

在公共生活中,一个最可怕的现象是,人们普遍性地使用一个错误的比喻来形容某一件事情。事实上(事实不是主观的),美国总统并不是全美国人的父亲(但是约翰·卡西奇(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1952年5月13日出生,2010年11月当选为俄亥俄州第69任州长,2015年7月21日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州长却始终坚持这么称呼)政府既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你的母亲。国家并不是你的“家”,你自己的家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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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

 

这种比喻展现出两个层面的意义:当前美国国家主义的抬头,或许道出了对于已不复存在的伟大国家的追思,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国家主义的回潮也显示出,对于理想家庭的强烈执念(抑或招魂般的恸哭)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没有消失——因为伟大的美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在这个世界里,千千万万个Mike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懈奋斗,勉强立足,但是真正将他们挡在门外的却是传统的家庭。私生子、一夫一妻制、堕胎、离婚自由,上述种种现象的出现使得传统家庭不再是人生的一道必选题(大部分的离婚都是妻子而不是丈夫提出来的)。因为政府自认为拥有充足的资金能够迅速填补空缺,那些滥发福利的州政府于是部分取代了Mike们,承担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社会资料供应者的角色。于是乎,对于Mike们来说,获得尊重、社会地位、生活稳定的传统道路,已经一去不复返。

Milo Yianopoulos(MiloYianopoulous,1983年10月18日出生,英国记者和企业家,是美国保守主义网站Brebart.com的科技编辑)比任何人都走的更远:他让模特们穿上俏皮的雨果博斯(雨果博斯(Hugo Boss),德国的时尚品牌,主攻高档男装成衣及精品)裁剪的纳粹制服,让同性恋群体公然为右翼集权主义呐喊助威。他把特朗普比作“爹地”,而且是大写的“爹”——这一点应该不会让人吃惊。

不难想象,这些人属于在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缺失一代。他们就像是在放学后朝着窗户外头张望的孩子,眼巴巴地盼着父亲过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变成了电影中的ClarkGriswold(ClarkGriswold,美国系列喜剧电影《假期历险记》(National Lampoon's Vacation)中的角色),一生都在尝试着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庭,而这正是他们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无福消受的。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长大以后,心理上仍然还是那个扒着窗户张望的孩子,穷尽一生幻想并且期待着一个父亲形象的出现——这位父亲将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尽心维护他们,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将生活中的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Dougherty还在文章中引用了保守派辩论家SamFrancis的著作。SamFrancis是一位憎恶资本主义的老派保守党,且十分认同家长作风的政府模式。和我一样,他通过分析发现了特朗普运动和特朗普之前的帕特·布坎南(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出生于1938年11月2日,美国旧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政治评论员、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运动在情感和政策上的联系。对于Dougherty来说,Francis的著作提供了哲学层面的联系。他也提供了一种文体上的联系:他们都是“怪胎”。“Francis最终变成了一个近乎彻头彻尾的白人国家主义者,”Dougherty写道,“他以笔名做掩护,尽力罗织各种极端种族主义材料。1996年时,布坎南还没有完全接受Francis的观点。但是二十年之后重温《从小家到国家》(From Household to Nation,Francis的著作)时,简直就像是阅读特朗普选战的政治宣言。”《从小家到国家》是一部典型的建立在一系列错误观点上的著作:让经济承担本不应属于它的职能,即:“不仅提供物质上的满足,而且要支持家庭,以及由家庭延伸出来的社会机构和实体成为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基本单元。”经济的意义在于满足人们生活所需,而不是设法定义人类自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人没有能力维系家庭,而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这么做。

 

家不成家,国不成国: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已经病入膏肓

帕特·布坎南

 

因此,当Dougherty彻底分析错了保守派迎合特朗普的原因时,我感到瞠目结舌。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特朗普获胜,那么至少能够暂时遏制住保守主义运动,因为特朗普能够让保守派们明白,他们的观念对于维系民主党的团结来说是如此地不值一提。”(Dougherty同时也将保守派组织的筹资活动与让Mike陷入困境的社保骗局等同起来,而Mike这个人物则是当今社会白人在工作中躁动情绪的形象化。)当然了,保守主义运动也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但是真的很难想象保守派们会反对一个站在SamFancis肩膀上的人物(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一旦反对SamFrancis疯狂的种族主义观点,就是在智力上帮倒忙。

同时,这也是不道德的。

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延续了一个谎言,即:白人工薪阶层之所以迷恋特朗普,是因为他们是外力的受害者。其实不然。他们或许喜欢一个对教会出言不逊的特朗普形象,为他大唱赞歌,歌颂他是“支持全球化主义者”以及“建制派”(一个可憎的字眼)们的“摧毁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被别人打败,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如果你花一点时间,游历一番贫瘠的、白人占多数的纽约北部,或者肯塔基东部,抑或我的家乡西德克萨斯,用诚实的眼光看看发生在那里的诸多现象,诸如过分依赖福利、滥用毒品和酒精、以及家庭的崩溃——我想说在那里,孩子们的生活状态完全就跟流浪的野狗一样,你会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发生上述这一切,原因不在中国,原因不在华盛顿政府(尽管政府也做了不少恶),原因也不在那些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虽然我们现在的移民过量而且问题众多)。上述任何一个,都不是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

没有人对这些白人干过坏事。他们既没有遭遇什么可怕的灾难,也没有陷入战争或饥荒,或者染上传染病,更没有被外国人占领。甚至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变迁也几乎无法解释美国白人穷人的失灵或者疏忽,以及无法理解的怨恨。因此,Garbutt 的石膏生意已经不是往常那种样子了。相较于石膏墙板,以及对于人类关闭工厂的廉价感伤,在21世纪的今天,生活中需要关心的东西还有很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述的美国社区之所以变得破败不堪,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应该消亡。它们在经济上无法增值,在道德上不堪一击。不管是廉价夸张的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出生于1949年9月23日,是美国摇滚歌手、创作者与吉他手,擅长通过歌曲讲述出一般民众陷入困境的日常生活,并且多次获得格莱美、奥斯卡等奖项。2004年滚石杂志将他排名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第23名)废话,还是对勉强支撑的“锈带”城镇的虚假膜拜,亦或是狡猾的东方人窃取了我们工作的阴谋论,还是快快收起来吧!去他妈的石膏,去他妈的埃德蒙•伯克(如果他本人不介意的话)。美国的白人下层社会已经陷入到一种邪恶自私的文化中不能自拔——这种文化只会生产出悲惨的命运和使用过的毒品针头。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说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奥施康定(即OxyContin,一种止痛药)也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需要的不是字面意义上或者政治上的止痛药。他们需要的真正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真正的改变;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的是一辆拖车。

如果你想活下去,就赶紧离开Garbutt。

——KevinD. Williamson是《国家评论》杂志的巡回记者。本文刊登于2016年3月28日出版的《国家评论》杂志。

文/凯文·D·威廉森  译/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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