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论中国道路蕴含的"马中西"三大资源及其交互贯通

作者简介: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作者简介: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姜国敏,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 陈学明,上海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陈祥勤,安徽岳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姜国敏,江苏淮安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道路的开辟是建立在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基础上的,中国道路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大思想资源。中国道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主要体现在:现代化定向与现代国家建构、利益原则与市场经济、个人权利与社会建制。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导引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取向、人民性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中国道路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主要有:精神追求与理想信念、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渐进态度与中道精神。这三大思想资源在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与具体途径上得以交互贯通。而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在这三大思想资源的交互贯通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了长期探索奋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所走出来的路。这条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当中开辟的,是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史的辩证统一,也是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史的延续。我们曾经以之为师学习革命和建设、曾尊之为“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人,今天把中国道路的成功要素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的成功=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技术和管理。”[1]这种分解要素的方法对于说明事物有很大的便利和参考价值,其实如果我们往前追溯的话,列宁也曾用要素分解的方法来阐明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2](P364)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更是运用分解方法的成功范例,具有理论分析的极端深刻性和实践的重大指导作用。

本文认为,我们不妨借鉴这一做法,通过对中国道路组成要素的分类和追溯,厘清其历史和逻辑的线索,从而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其属性、定位和重要意义。当然,中国道路是一个广博而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体,并且仍在现实当中不断发展,这里只能择其大要做一个尝试性的探索,以求教于学界。概括地说,中国道路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这是它的理论和历史的根本源头,也有中华文明传统和现代西方文明这两方面的资源;“马中西”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碰撞,并最终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交互凝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在实现传统与现代(古今问题)、中国与西方(中西问题)的交汇融合中,不断地“返”马克思主义之“本”,“开”社会主义之“新”,采自三大资源的理论和实践要素有机地构建起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这三大资源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基本语境中的历史性统一。下面,本文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顺序,分别叙述现代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传统这三大资源。

 

一、中国道路的西方现代性溯源

 

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文明,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体一样,在近代被西欧列强所侵入,被强制纳入由西方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史”。[3](P88)所以,在人类史由传统的民族或文明史向现代性的世界史的演变中,“西方”与“东方”这一地理学区分获得了历史学内涵,即“西方”意味着“现代”,“东方”意味着“传统”,前者代表了“真正的历史”,后者只是代表历史的“史前史”,西方在世界史中由此赢得了历史的普遍性地位,规定了世界其他部分的历史前进方向。西欧社会从中世纪晚期萌生并发展成熟的诸种因素和特质,如城市工商业、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科学技术以及理性化的道德、艺术和宗教等文明元素,一方面成为“现代性”(modernity)的诸种规定,另一方面它们都被打上“西方”标记,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而辐射、传播到整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西方世界的近代演进,尽管也与自身的文明传统有着不同形式的历史性关联,尽管也对那种作为整体打包输入的“西方”有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反思,但都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趋向“西方化”的现象。中国也是如此,“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4](P1470)其后历史的进程无情地打破了中国人全盘学习西方、变为西方的迷梦,中国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进行革命和斗争,最终走出了新路。但我们仍必须客观地说,上述那种种与“西方”之名相联系的现代性特质,其本身大部分的确代表了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也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所自觉谋求实现的目标取向,即使是对其所做的反思、批判和超越也必须建立在其基础之上。所以,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说,中国道路首先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和思想资源就是“现代西方”文明,即形式上最先兴起于西方、本质为现代性的文明。

 

1.现代化定向与现代国家建构

现代化这一在近代西方特定时空中所兴起的历史运动,其划时代意义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其推动西方本身转型并把这一转型方式推广到世界,这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对此,我们就不能只是停留在上文中那样平铺罗列诸多的现代性元素,我们还需要看到其中的内在本质。在一个最概括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相结合的产物”。[5](P39)马克思则尤其是从这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后者对前者的决定关系上考察了它们,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P142)《共产党宣言》所热烈描绘的资产阶级起到的革命作用、资产阶级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正是在以“机器和蒸汽”为代表的大工业基础上实现的;它是工业化的产物和现代化基本元素,也是《共产党宣言》所回顾的那一百年间以及发表以来近两百年中推动人类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

所以,当古老中国的门户在近代被列强的侵略强行打开后,当中国不得不逐渐地被并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后,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及魏源“师夷之长技”想法的提出,到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中对西方的较大规模的学习引进,都是针对其先进的器物和技术。他们将其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中国通过努力所建立的现代工业力量,还只处在一个非常薄弱的水平上。“实业救国”只是一种渺茫的幻影,而变法维新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试图直接从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变革努力,也在实践中碰壁。这相互关联的两种失败,有中国自身封建历史的重荷之故,但更在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6](P628)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证明了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主要承载者,要实现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要求建立独立自主和有效统治的民族国家结构,从而能够为满足现代性、推进现代性而服务,这本身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外部条件。对此列宁说道:“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7](P371)中国当时尚未能达成这种“正常”的形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了后发国家从世界殖民体系中摆脱出来,建立非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通过非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向现代化的路线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根本主旨,就是谋求建立一个与封建羁绊决裂而又跨越资本主义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着手建设现代化之前,首先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因为中国要“发展和进步”而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就必须“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8](P432)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说道:中国共产党,“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P663)

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完成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由社会主义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基本经济政治体系的确立,才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扫清了历史障碍,使得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得以具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和制度基础。不论是建立起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在新时期的改革当中果断突破传统体制来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结合,都是在现代国家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都是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服务的。因此,中国道路所承继和发展了的现代西方文明的首要传统就是始终不渝的现代化取向,并且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成功破解了“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世纪性历史难题,找到了新型国家这一进路。

 

2.利益原则与市场经济

现代西方文明的现代性社会是市场体系高度发达的社会。对此,马克思指出: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9](P758)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9](P372)所谓市场,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的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自由让渡和自由交易。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个人在形式上充分和平等的利益、自由的确认,确立相应的权利关系和制度保障;二是这种利益和自由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即在不妨碍或不损害他人的权利范围内可以自由交易。市场经济首先是作为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它必然与利益和效率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它要从确立个人利益出发,设定个人进行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就是获取利润;进而是要求这种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推崇效率至上原则。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主要是竞争的关系,以此来相应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在竞争中创造效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能够较快地发展,使社会总产品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使得利益、效率、发展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利益、效率和发展,发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资本的增值上。这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无法占有其所创造的大部分产品;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市场体系所发生的“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的‘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是“所有权的转移”,[10](P74)市场的原则内在地倾向于偏离实物财富累加,而转向抽象的所有权符号的积累,如从商品到资本、再到金融的不断抽象化、虚幻化。中国道路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将经济领域作为中国改革的首要突破口。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尊重和响应社会成员个人在劳动和合法诚信经营基础上对经济利益的直接诉求,是对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反拨,是对长期排斥忽略个人利益和个性这一弊端的克服。改革又渐次地引入市场经济的一些因素、环节,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市场原则的引入、扩大和最终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整体上也不断发挥对于利益和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增强综合国力的目标。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实本身也是在资金短缺、积累手段有限而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要求迫切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家全面主导资源配置,保证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在较低水平上但较公平地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11]改革前后的体制转变,本身是一脉相承、共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在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尽管根据经典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具体情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压抑个人利益,排斥商品和市场原则机制,没有使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在比较极端形式上呈现出“去商品化”、“去资本化”和“去金融化”倾向;但是,仍然存在着按劳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存在着商品、货币、价格、经济核算等市场机制的元素,并且积极探索突破经典作家的理论预想和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并未由国家作为社会的唯一代表按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而是实行国有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际上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层级性,造成了经济运行中一定程度的多主体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成为日后改革、开放和搞活的必要探索和先声。

 

3.个人权利与社会建制

在西方世界最先成长起来的现代性文明是一个以个人的利益和自由为基础,以让渡或交换法则而构成的社会(Gesellschaft),而不是将经济、社会、政治、伦理和宗教等内容统统设定于传统的礼仪或礼法关系之中的“共同体(Gemeinschaft)”。[12](P186~210)在现代性文明中,血缘、情感、伦理和传统共同体被代之以诸如城市、市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以及改变整个人类生存面貌的工业文明,这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带来了较之以往时代“人”的更高层次的凸显。现代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的内容要求着一种个人权利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有三个层次的表现和要求,按照历史发生学的线性次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民事权利属于18世纪,政治权利属于19世纪,社会权利属于20世纪”,[13](P9)这三个阶段是三个层次的递进和展开。个人权利首先作为经济权利内在地呼唤着以个体性的权利为本位的经济秩序,市场秩序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特定个体所有权基础上的交易契约或交易体系,是一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14](P102)与此相应,政治社会或国家秩序是市场经济秩序在国家或法的层面的政治表达,而随着市场或市民社会的形成以及其与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区分,现代性社会也开始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市场—国家”或“市场—国家—社会”等“二元”或“三元”的基本配置格局。

所以,从个体性的权利变迁的历史视角来看,所谓改革开放也内在地包含着对社会的权利结构体系的重新界定。这种权利结构体系的重新界定,就要重新配置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责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重新调整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秩序,以适应现代化的市场、社会和国家秩序的内在要求。中国原有的计划体制,作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政治性配置”,国家通过政治力量驯服经济,[15](P35)也就区别于市场体制的自发的社会性配置;它进而将整个社会纳入泛政治化的国家体系之中。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性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中国道路以现代化为基本取向,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结合,继而也就塑造了符合市场要求的形式上平等自由的个体,促进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择业自由等民事权利的快速发展,并推进了保障公民个人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等各项政治权利;以及加快了社会建设和改善社会治理,主动为公民个人权利生成和成长培育丰饶的社会土壤,释放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力和创造力;全方位地开启了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主动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现代市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这是首先诞生于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个人权利逻辑在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中的独特表现和现实展开。

 

二、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导向

 

中国道路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道路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本质表现,也是它的理论源头。所以,中国道路的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资源或思想历史传统,就是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定科学原则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中国道路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表现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取向、中国道路的人民性的根本立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道路的核心领导作用。

 

1.社会主义的理念取向

中国道路的一切行动和措施从根本上说都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导向的,都是为了贯彻实施社会主义的原则理想。当代中国改革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其目的也是在推动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自我完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贯串的一条主线,就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将现代性文明的市场建制纳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乃至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展开全方位的改革和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继而在体制变革和制度变迁的意义上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自我完善和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6](P113)“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它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6](P142)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彻底突破计划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推动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建制的创造性结合,开启当代中国的全方位改革;另一方面,我们始终坚守新中国所建立的党和国家的一整套基本制度体系,并将其视为改革所依据的原则、出发点、归宿和应当坚守的底线,将改革视为这套基本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中国道路与苏联、东欧等转轨道路的本质性区分,也是中国道路根植于自身的历史现实土壤的本质性要求。

中国道路所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导向和基本原则理想不是抽象和空洞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6](P172)其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消灭贫困,达到社会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财富的普遍生产的地方,伴随着的是贫困的普遍生产,“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4](P708)正是“财富的普遍生产”必然伴随着“贫困的普遍生产”这一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二律背反,促生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也设定了社会主义的主旨和根本目的: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资产阶级化与无产阶级化的矛盾、悖谬、二律背反,消除和消灭剥削、贫困和奴役,最终达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和实现个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理想,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所遵循的基本导向原则。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道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这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同时也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给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导向和基本原则理想,并成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2.人民性的根本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党和人民开创的事业。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中国道路中的一个本质性表现,就是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的人民性。

首先,人民是历史的本质推动者。“人民”概念的兴起本身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它对个人权利和市民社会的强调并存着。特别是政治学说当中作为价值原则的“人民主权”,不遗余力地强调国家的立法和政治创制的人民性原则。人民作为象征或真实的共同体或统一体,被视作现代国家存在的真正目的和原则,被认为体现着现代国家的本质和真正现实,它要求让国家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为“整体人民的环节”,[17](P39)使“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17](P72)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和政治原则来看,“人民”概念显然是不能为“人”和“公民”等概念所稀释的。而马克思主义将“人民”进一步提升为科学的原则和理念,给出其关于人民概念的认识和科学判断,即: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现代历史中真正代表人民的是那些推动历史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正是这一阶级构成了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历史承担者。所以,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诉求和科学原则的结合中凸显了其人民性特征,中国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作为社会主义实践在当代中国的展开,必然以人民性作为自身的原则要求和本质特征。

其次,人民性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党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政党才拥有了其他一切政党所不具备的先进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P285)所以,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阶级属性的本质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集中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政治和历史实践,无不以人民性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政治实践、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无不贯串着人民性这条主线。尤其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中所开辟的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自然也体现了人民性这一根本要求,也必然会作为一项人民的事业赢得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是一项人民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公开坦言,他们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体系,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因而人民性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向度,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28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开创出来的一种新社会主义,一贯地秉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民性向度。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将改革视为一项人民的事业,将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的目标,将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真正主体,始终关注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验、探索和首创精神,支持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秉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不是人们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参与创设和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

 

3.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下,在中国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前提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领导开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推动现当代中国各项重大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自其产生并发展成熟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将现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转型等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成功领导和组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面貌。正是由于历史做出的选择和证明,使得当代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复兴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前进方向,继续推动呈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规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和性质的核心保证。在当代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保证在党。正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18](P266,P342,P358,P391)又或者将党和社会主义共同加以强调,“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16](P324)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证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地位决定了在真正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根本服务的事业即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进程中,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这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保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始终在正确的道路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中国道路建构的核心元素。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道路也开始逐步积累自身特有的体制和制度内涵,并成为其本质特征,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21世纪以来,诸如“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相互关联的概念范畴的出现,本身已经标志着中国道路所呈现的制度或体制特征开始赢得世人的关注、认同。中国道路究竟会成就什么样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这是一个中国和世界都会高度关注的话题。大致说来,中国道路所呈现的制度或体制特征,其实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和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的体制、机制的融会贯通,其中的核心元素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进行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就是以此核心而展开的,把一切积极力量吸纳和统合于党的领导之下。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当前的任务来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一整套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成熟定型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19]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中国在改革中成功构建一整套党管理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时,则标志着中国体制或中国模式的真正成熟。

 

三、中国道路的传统文化因素

 

中国道路,作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既是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扬弃,又是这一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中的继承或传承。因为现代性文明不是一个定型的社会,而是动态的、正在生成的历史。“各个现代化的社会,由于必须经历适应性变化和本土化的复杂过程,会打造出与西方现代性的原初产品相同或不同的自己的现代性品牌。因此,在非西方世界,这种现代性的实质是一种旧有的传统、外在的新事物和正在出现的另一种文化成分的混合形式。”[20]

说中国道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或资源,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著名论断。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对象,是那些与旧有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紧密联系的、适应于过去各个时代“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这一基本事实的思想或文化形态;马克思所批判的此类传统,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P292~293)更进一步说是经由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一中介而形成的观念,它们作为被意识到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也反映着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和冲突,并试图“克服”这种矛盾冲突的意识形态。[21](P32~33)

在这里,首先并不应包括人们一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直接相关的精神因素。这样的“活法”和“想法”有其时代性,但不是需要与之决裂的那种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而是在各个时代各具有其普遍性的外观,需要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衡量和发展其界限和适用性。其次,对于需要与之决裂的那些“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马克思主义也总是秉持一个辩证的态度。马克思所说的彻底性并非那种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式从空地上建立新文化的空想;其实,真正彻底性的批判、否定、抛弃,也必然总是最有批判、否定、抛弃精神的继承、肯定和弘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22](P349)的批判和继承、抛弃和弘扬的辩证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根本历史传承的当代中国改革、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民族或文明传统必然也有着在最为彻底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原则下的继承、“拯救”和弘扬。另一方面,辩证地对待和批判地继承,就是说,不是要全盘或在根本方向上回到与现代性隔绝的传统文化。如果以儒家为本位、以“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来把握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变革,显然低估了现代性历史对于作为它自身的史前史的任何民族或文明传统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在此谈论中国道路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明传统时,并非指中国的民族或文明传统是中国道路之历史性的开端或起源;恰恰相反,中国道路作为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所形成的独特道路,它的历史性的开端或起源其实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传统。因此,在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政治语言中,诸如实事求是、辩证思维、社会民生、平等公正等许多元素固然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类似的母题,但这些思想元素更加切近的渊源当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宗旨的体现。

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世界历史的语境中,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对既有历史、文明和传统的批判,所以,它是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将既有的历史、文明和传统作为史前史的环节包含在以资本主义时代为开端并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真正实现的世界历史之中了,以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方式确证了这些历史和传统元素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理论、实践和历史传统(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就赢得了对于任何民族或文明的历史的世界性或普遍性意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要义所在。

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的民族或文明传统,对于中国道路来说,主要是作为“风格”、“作风”、“气派”等“形式”性的东西被采用。[6](P534)在现当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便于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受历史的限制和问题意识的导向而未能充分研究和阐明东方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地方,在经典作家推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想的过程中不得不具有现实侧重的地方,在那些中国具有而不同于西欧的、现代化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性特质的地方,我们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实质内容的“精华”进行吸取、吸纳和继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基本要义。

具体说来,当代中国开辟的改革、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道路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精神追求与理想信念

中国在精神追求与理想信念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可贵的品质。例如,鲁迅即使在深刻批判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特别是“吃人”的礼教时,也毫不吝惜地赞颂中国的这一优秀文化传统:“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3](P94)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一追求的主体既有“鸿儒”也有“白丁”,这种精神追求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与其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愈演愈烈,使人们追求感官刺激,沉溺于及时行乐、声色犬马乃至醉生梦死的生活,乃至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本能地信仰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认为市场在实现个人利益的最优组合的前提下,同时也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优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运行机制也成了当代中国基础性的社会机制,因此在这一现实历史背景中,我们发掘并重新弘扬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的传统,显然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是应当有精神追求的,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如汉语中的“乐”字,诸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如知足常乐、助人为乐等,就承载着精神追求的内在旨趣、目的的自为性,以及相应的幸福感、美感或崇高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脱离唯物史观关于物质利益对于道德、文化和精神的基础性地位的基本观点,片面地脱离实际去歌颂中国古代的“克己复礼”、“抱朴守拙”等价值取向,甚至陷入诸如“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幽闭之中。

通常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有着不可遮蔽的正面意义和价值,而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可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追求,作为一种立足发展、志求高远、振奋豪迈的精神境界,可以注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创新精神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中国开辟、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永不涸竭的精神动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4](P161)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与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改革传统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理想相契合,从而生成了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深圳精神、浦东精神等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2.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

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精神特质。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现代西方传统和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兼收并蓄中,在推却计划体制和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之“陈”而开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得来的。

从现当代中国的历史高度看,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的民族或文明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以及现代西方传统碰撞交汇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对这些传统的兼收并蓄和融会贯通,也是对这些传统的批判继承和推陈出新。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脉络的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在历经诸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时期的大分化的前提下,又分别在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形成了高度融合的“大一统”格局。中国的文化、民族和社会在历经几次大的分化融合之后,最终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的兼收并蓄、包容贯通、推陈出新、生生不息精神的文化传统。

即使到了近现代,中国在民族的救亡图存和现代性的历史启蒙中,在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仍然能够在传统与现代性(古今之争)、中国与西方(中西之争)的冲突、碰撞与交汇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所给出的世界历史高度上,在兼收并蓄和批判继承古今传统和中西传统的基础上,开辟出现当代中国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在兼收并蓄和批判继承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民族传统以及现代西方传统的基础上开辟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6](P373)当然,当代中国对于古今中西各种传统的吸收、吸纳、继承或传承,不只是单纯地固守传统,那样的话就只能陷入各种传统的纷争与冲突之中,而是对诸如此类的传统有着批判性的继承和深层的推陈出新。正因此,邓小平才突出强调:“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6](P372)没有对计划体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或传统体制的突破,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同样,没有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批判、否定和扬弃,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真实的、具有生命力的延续或承续;没有对现代西方传统(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征候或问题)的最为革命的剖析、批判和扬弃,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市场、民主和法治等现代性建制的真正健全的继承和弘扬。

 

3.渐进态度与中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基本特质就是渐进、稳妥和中道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的改革、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事业时,显然秉承了这一精神。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秉承“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激进或偏激的转轨不同,中国的改革,以及在中国改革中所形成的“北京共识”和中国道路,被世人视为一种渐进性、稳妥的改革,所秉承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精神。当代中国在这一改革中有着独特的历史路径依赖,而在这一路径依赖中又有着形成独特的道路、体制和模式的能力和可能性。

不徐不疾、不偏不倚、惟精惟一、允厥执中,始终持守中庸正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中庸》就将中道或中庸视为通达自然天地的最高道德准则,同时也是解决历史、政治和人生问题的最高智慧。“择乎中庸,辩乎众理”,乃是中国传统的为政、为学之道。对于中道或中庸精神,张岱年有着清晰的辨析:“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25](P532)尽管如此,持守中道或中庸正常之道仍然是中国优良的精神传统。“中不偏、庸不易”,取法中道或中庸的哲学和政治也是那种具有明智、明哲或实践智慧的哲学和政治。正是这种思想特质,积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慎、明智、渐进、中道或中庸的伦理、政治和实践传统。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凡是激进的欧美化、西方化,以及顽固的保守主义,都没有正确回应或应对中国面临的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的挑战,也没有正确回答或解答近现代中国提出的民族、民主、现代化问题。反而是中国共产党,既不为激进的西方化思潮所束缚,也不为顽固保守的传统本位论所禁锢,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高度,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前提下,科学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矛盾、发展阶段和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取得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同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激进的苏联化或“左”倾化,以及丧失原则信仰的机会主义,既没有迎来革命的胜利,也没有带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反而是那种根植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社会历史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既不犯“左”的激进主义或冒险主义错误,又不犯右的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实践和政治策略的发展轨迹,正是中国传统的中道或中庸精神的印证。今天,我们基于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果断突破传统计划体制,同时又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和基本制度体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摸石过河的改革和探索精神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适时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制度建设。这些就是对渐进、中道或中庸这一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传统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的继承或传承。

 

四、“马中西”三大传统在中国道路中的交互贯通

 

中国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突破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所开辟出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和现代西方传统的冲突碰撞、交汇贯通中,它的理论性的源头、起源或本原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和现代西方传统只是中国道路所需吸收的文明成果、所需继承的历史遗产,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却是中国道路的立身之本。

 

1.三大传统在前进方向上的交互贯通

中国道路首先是迈向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西欧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对其后一个历史时代做出了根本性规定。对资本主义而言,现代化塑造了其在现代特有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前者表现为《共产党宣言》所热烈描绘的资产阶级起到的革命作用,资产阶级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以及《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人类历史继续不断前进和变革。后者则表现在,斯密式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是产生并适应于小生产的资本主义时代,而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的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和原则从根本上说就不再适应生产力要求,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所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般抽象地探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正是顺应现代化的历史前进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寻求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

另一方面,俄国、中国这些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国家都还是“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它们显示了“未来的景象”,是它们必然要去达到的状况,“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14](P8~11)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首要的任务也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总的原则和方向之下,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6](P373)

中国道路也是为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状时,始终没有忘记,在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还有“人类能力的发展”领域,而这一领域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它要建立在物质生产发达的基础上,但它是“作为目的本身”而规定着物质生产的现代化方向。[9](P926~927)中国道路是一条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现代性的“洗礼”,并非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西方现代化历史上遇到的负面问题。而是可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6](P172)这就能像马克思所说的“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4](P11)

中国道路的发展既然是为了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就要求发展本身要服从和服务于人在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把人看成是具有物质需求的动物、为发展而发展,以牺牲人的生存发展和精神追求为代价换来冰冷的物的增长。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这种诉求不是一种价值上的预设。它既不是以某种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的流风余韵框定现代,也“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26](P56)而是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相呼应,是要正面地构建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科学社会主义要具有对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就要求有一种现代化大生产所内在地导出的科学发展之路。

中国道路还是一条迈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道路。前文已经说过,古老中国被并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后,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与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想法,到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中对西方先进器物和技术的较大规模引进,进而有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从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努力,再到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开创出了中国道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延续,而其延续也始终是这一完整的历史进程的贯串线索,是国人思考战略、寻找出路的基点:从救亡图存,即消极意义上的避免亡国灭种,到站立起来之后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自尊自信,建立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进而思考“应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在中国实际发展起来之后,中国也始终坚持做负责任的大国,在谋求本国发展中还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并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这要归功于社会主义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中国用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成就确证和推进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现成拿过来,而是确实经历了一个“现当代转型”的过程。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现当代转型”,得以对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形成了与当时的历史任务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在当今中国道路的发展当中,正在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次“现当代转型”。

 

2.三大传统在实现手段上的交互贯通

为了推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出来的中国道路也在实现的机制、途径和手段上将马、中、西这三大资源或历史传统有效地贯通起来。这种交互贯通大致体现为制度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

在制度方面,为了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仍然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这就要求建立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市场作为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决定性手段,得以让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早在中国道路探索时期的实践中,就逐步突破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尊重和研究价值规律这一大学校,进而在真正开创过程中解放思想,明确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并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要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国道路还需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各方面制度体系,其中特别是宪法和法律体系与道德观和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都以其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彻底性和有效性展现了其领导力和执行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相对滞后,在各个阶段的早期都表现出较多的偏差和失误,出现较大的振荡和损益过高的症状。愈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愈是随着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及对发展和稳定要求的同步提高,愈是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要用体系化的、规范定型的制度确保和谐中道,规范经济又好、又快地运行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也要求全体人民发扬主体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结成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信念的共同体。当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时,毛泽东就提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27](P162)意在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延续和发扬精神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并明确把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作为经济原则确立下来。这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资料贫乏的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和观念,而且其中还蕴含着生产性的因素,蕴含着走出贫乏的出路所在。进而,在新时期,随着改革事业的全面深化,在发展起来之后,又需要注意分配的问题。从共同建设到共同享有,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

能够把制度和人的两个维度联系起来,在中国道路的构建当中加以有效融合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正确认识历史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先锋队,共产党具有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质量、结构,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样一个先锋队的正确领导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替代不了的。制度的有效实施、人的有效凝聚,关键在于党能够在改革发展稳定的事业推进中,在对外开放和交流中,在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中,登高望远,沉着应付,站稳立场,把握好航向。

 

3.马克思主义在交互贯通中的核心地位

如上所述,中国道路在其探索和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包括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许多优秀成分,它们对中国道路的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否认。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种倾向,即把西方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分和因素过分夸大,将其视为构建中国道路的核心或根本。

实际上,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道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现代西方传统三者中何者居于本体性的地位?中国道路以何为本?这些问题始终存在着争论。伴随着中国道路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及前进过程中积累和凸显的一些矛盾问题,这种争论就愈演愈烈。

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这一主张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它把人的发展等同于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式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另一方面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并将其表述为所谓的“普世价值”。由于世界总体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之下,并且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又是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开始盛行大致同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和冲击。

另一种是主张中国传统本位论。由于国内的一些小气候、小传统,对我们过去探索当中的经验教训及对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不恰当总结,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消极方面的不全面反思,乃至对中国道路本身成功经验和理论表述的一些片面利用和理解,一些人又拾起“复兴国学”或“中学为体”等理论范式,将中华民族文明传统视为本体,而将现代西方传统、甚至作为立党立国之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都降格为某种“末”或者“用”。

对此,我们不能不强调,中国道路的本体、主体或根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其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传统。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的进程中开辟出来的,中国道路的继续延伸、拓展和推进也必须继续回到当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事业。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当今中国开创中国道路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当代化;而要实现当代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进行。优秀的西方文化要成为当今中国开辟中国道路的资源,必须实现中国化;而要实现中国化,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在领导开创和推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但它绝不是忽视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叙事的纯粹“工业党”;它领导人民增进自身利益和福祉,但它绝不是丧失政治立场属性、无视精神文化家园归属的“民生党”;它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它绝不是脱离当代中国发展的现代化方向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儒家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学习时,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看家本领”,用“老老实实、原原本本”等措辞加以表述,这实际上是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对中国道路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体、是家、是原本;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学中学西,也化中化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当代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传统。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中国道路做出科学的分析,正本清源,以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感来解答这一时代问题。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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