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统治下的世界竞争新格局

新时期中美之间的较量并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跨国资本的统治权与世界福利社会的主导权之争。由此决定了战争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军事战争以外,更重要的是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等经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只有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是否奉行“利润至上主义”,中国才有可能制定应对跨国资本统治的正确战略。

 

跨国资本统治下的世界竞争新格局

 

【摘要:新时期中美之间的较量并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跨国资本的统治权与世界福利社会的主导权之争。由此决定了战争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军事战争以外,更重要的是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等经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只有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是否奉行“利润至上主义”,中国才有可能制定应对跨国资本统治的正确战略,通过以价值生产的方式实现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为建设世界福利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的性质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虽然它仍在标榜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实际上正日益被改造为跨国资本手中的工具。美国已经不再单纯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逐渐成为跨国资本的美国。正如美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的国内矛盾一样,中国也可以利用跨国资本与美国国内资本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跨国资本尚未完全掌握美国的国家机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国家机器却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优势。如果中国能够正确地把握形势,透彻地研究新时期各种战争尤其是经济战争的战略战术,就一定能战胜跨国资本,并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一个“世界福利社会”,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准备条件。

在这些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一、阿里吉:金融危机与霸权终结

 

自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战争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即阶级斗争。在这一视野中,近代战争的本质是剩余价值获取权的争夺。因此,“人对人是狼”,实际上是资本家对资本家像狼;“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真实写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仅限于“实力相当的人”之间。只有在资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整体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把全球无产阶级视为一个自在的整体。

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一译“阿瑞吉”)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过于关注阶级矛盾的决定作用,忽略了民族矛盾的力量。1848年,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工人没有祖国。”①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民族主义不过是披上了民族外衣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已。全世界无产者应当摆脱民族偏见,统一在“共产主义”大旗之下。《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原则,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普法战争期间,马克思通过第一国际号召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团结起来,不要掺和到这场战争中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社会党纷纷号召工人“保卫祖国”,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策略,不仅通过十月革命使俄国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建立了第三国际,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盟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与日益走向霸权主义的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顺利向前推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仅继续坚持“永不称霸”的原则,而且提出了合作共赢的方针,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是一家”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但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还是后来苏联“变修”,都说明“人对人是狼”的蛊惑很多时候压倒了“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传统观念,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能停留于抽象的理念层面,必须发展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为此就需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研究。

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理论,提出了霸权中心转移的观点。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循环时指出,如果用G代表货币,W代表商品,P代表生产,W′代表新商品,G′代表出卖新商品后所获得的增大了的货币,那么资本循环可以表示为如下公式:

G—W…P…W′—G′②

在这里,由于流通过程即G—W和W′—G′都是等价交换,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是生产过程即W…P…W′,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增殖即G—G′才是目的,其他环节只是手段。因此,只有在利润率大于利率时,资本家才愿意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实现G—W…P…W′—G′的全过程,否则就宁愿保留货币资本即G—G′的形态。

那么利润率能否大于利息率呢?这取决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哪个阶段。资本主义的自我矛盾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矛盾:资本的生产过程要求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此必须降低工人工资;而资本的流通过程却要求扩大有效需求,为此必须提高工人工资。这一矛盾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相互妨碍。在短缺经济阶段,这种妨碍还不明显,相反,由于商品供不应求,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总是大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因此产业资本的增长处于主导地位,金融扩张让位于物质扩张,这时候的资本循环就采取G—W…P…W′—G′的形式。但是竞争的加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逐渐降低,当利润率与利率持平甚至低于利率的时候,产业资本的增长停止,物质扩张就让位于金融扩张,这时候的资本循环就采取G-G′的形式。

在阿里吉看来,从物质扩张的开始到金融扩张的结束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这种周期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热那亚的物质扩张结束后进入金融扩张时期,其资本流向了荷兰,造成荷兰的物质扩张;荷兰的物质扩张结束后进入金融扩张时期,其资本流入英国,造成英国的物质扩张;英国的物质扩张结束后进入金融扩张时期,其资本又流入了美国,造成美国的物质扩张。阿里吉借助于布罗代尔对近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指出:“布罗代尔的‘晚秋’观点至关重要。就像积累的领导过程的最后阶段一样,它从物质积累发展到金融积累,并且最终被另一个领导者所取代。但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认为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马克思因此使我们能够对布罗代尔的思想进行补充,即晚秋成了其他地方的春天,进而带来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发展。”荷兰、英国和美国是三种不同的霸权,它们之间大相径庭,然而即使如此,“每个霸权的组织特色又都是仿效前者。英国从荷兰、美国从英国都借鉴颇多,这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国家,表现出一种滚雪球效应”;这种滚雪球效应“使竞争更为激烈并降低了利润率。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的,每次都力求更大的空间以确立新的空间定位。大量的资本首先在较小规模的城邦不断积累,17世纪转移至介乎于城邦和民族国家间的荷兰,18、19世纪被世界帝国——英国——取代,最后20世纪转到美国这样的洲际大国” 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金融扩张时期,在阿里吉看来,这标志着美国的物质扩张进入衰退期。他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是半个世纪左右,终极危机必将到来。按照这样的逻辑,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预示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无可挽回。那么,下一个将会是谁呢?

表面上看,似乎是中国,因为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崛起的另一个大国。然而,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阿里吉却指出,与民族国家相比,美国已经是一个洲际国家,而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领土面积虽不及美国,人口却是美国的三至四倍,“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转型: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改往日从小国向疆域辽阔的大国过渡,取而代之的是从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向高人口密度的国家重新分布” ④。要言之,一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首先必须解决内部的整合问题,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并没有西方式的那种狼性,同时,由于东亚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如果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独有的方式来崛起”;对于中国来说,“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它会出好经济这张牌。这一点上要远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做得好” ⑤。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和印度人口太多,美国那种建立在高生产和高消费基础上的生活方式无法复制,因为地球上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供他们浪费:“即使中国和印度仅四分之一人口采用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窒息而死” ⑥。

在阿里吉看来,中国的崛起标志着霸权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新霸权的开始。同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由于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存在国有企业,这两者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因此“不管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如何扩张,中国发展的性质并非是资本主义的” ⑦。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转向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并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么,中国的崛起将会促进亚当·斯密期待的那种各国共赢共荣的“世界市场社会”的实现,“中国很有可能能够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做出决定性贡献”;相反,如果这种转向失败,“中国很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中心,这将促进北方国家重建四分五裂的全球主导地位的努力”,或套用熊彼特关于“创造性毁灭”的话说,就是“协助人类在与冷战世界秩序的清算相伴的暴力升级的恐怖(或光辉)中燃烧” ⑧。

 

二、W.I.罗宾逊:跨国资本的全球统治

 

美国学者罗宾逊不赞同阿里吉用民族国家的眼光看待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评论说,世界体系论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相继出现的国家霸权:“回首过去,人们可以看到接力棒从意大利城邦国家传到荷兰、英国,然后传到美国。现在,主流观点似乎是东亚国家的霸权正在形成” ⑨。罗宾逊明确反对这种看法,他说:“我们在东亚所看到的,并不是乔万尼·阿瑞吉和贝弗里·西尔弗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所宣称的全球经济的重定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去中心、碎片化以及所出现的几个密集的全球积累地带。……这些地带可能并不是为霸权进行领土约束,而是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跨国资本家和跨国精英聚合在一起并在全球经济中进行密集积累的场所,而这正是我们期待超国家的、去中心化的跨国结构所发挥的效能”。罗宾逊批评说,阿瑞吉的“这一民族国家的中心主义排除了建立一种与过去的霸权转移相割裂的跨国霸权的可能性”,而他本人所研究的,恰恰是跨国资本尝试建立全球统治的企图。

罗宾逊区分了“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到跨国家的新阶段后,我们正从世界经济走向全球经济”。所谓“世界经济”,指的是“在资本主义以往各阶段,每个国家都各自发展国民经济,各国的国民经济体通过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和金融体系而相互联系”。这就是说,在G—W…P…W′—G′⑩的各环节中,生产环节即W…P…W′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完成的,只有G—W和W′—G′两个流通环节是在国际间进行的。相反,所谓“全球经济”,意味着生产过程被打破,且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以世界汽车工业为例,过去美国的汽车公司从零部件到组装在本土生产每一辆汽车,然后出口到国外。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公司也是这样。但是到了20世纪晚期,生产一辆汽车的过程变得分散和碎片化,许多不同的生产工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进行。汽车不同部位零部件的生产经常在许多不同的国家进行,组装也可能在好几个国家分别进行,而管理则可能通过一台不与现场生产点相连的计算机终端加以协调。自20世纪70年代起出现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既使得世界上巨大的生产链和分配链变得分散化,又使其功能一体化,同时还实现了价值的即时运动,“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生产过程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另一面则是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权力方面史无前例的集中化和集权化”。

按照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的看法,20世纪70年代末,以中国、英国、美国为首,带领许多其他国家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在哈维看来,中国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则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开始了一个为资本松绑、向福利国家进军的时期:“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⑪。这正是罗宾逊所称的“资本全球化”过程。他同哈维一样,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此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反动。所不同的是,哈维着重解释了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会取代凯恩斯主义,而罗宾逊关心的则是这种取代如何开启了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新时期。

哈维认为,“二战后,重新设计国家形式和重新建构国际关系,都旨在防止再次出现1930年代的灾难状况” ⑫,借用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无非是原来市场侵蚀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的结果。当时,唯一的出路是实现国家、市场和民主制度之间的恰当融合。无论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制国家,还是美国或日本“都同意,国家应该关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民福利,而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国家力量应该按照市场过程进行自由配置,或在必要时介入甚或取代市场过程以进行干预”。由此,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广泛用来抑制经济波动、促进就业。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大体上得到支持,因为二者的对立被认为是国内和平稳定的主要障碍。国家积极干预产业发展,通过建立种种福利体系(医疗卫生、教育等等)为社会工资制定标准⑬。这种被称为“镶嵌型自由主义”的做法释放了刚性需求,把它们由无效需求变为有效需求,从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扩张铺平了道路,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的“黄金二十年”。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的刚性需求释放完毕,不仅产能过剩再次出现,而且形成了滞胀等新的经济现象。

由此观之,阿里吉关于物质扩张结束之后是金融扩张的看法,可以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后果。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导致货币走向虚拟化,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事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但他并没有预见到货币会被虚拟化。货币的虚拟化必然带来国际性的通货膨胀,而这种新型的通货膨胀只有通过放开金融市场、推进虚拟经济才能吸收。虚拟经济就是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市场为依托形成的经济形态。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存量为30万亿美元,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5倍,但由于西方各主要国家纷纷以自由化为目标倡导金融改革,尤其是最近20年来,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存款利率的限制、丰富金融工具、实现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等措施来营造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由此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到2003年虚拟经济存量已经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8倍,2008年更是达到了14倍之多⑭。毫无疑问,通过虚拟经济所获得的巨量虚拟财富虽然能给当事人以巨大的心理满足,但却无法集体兑现为实体财富,一旦在与实体经济的接触中显露原型,就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由此形成金融危机。不仅如此,对国际金融大鳄来说,金融危机是极好的发财机会,因此他们甚至不惜通过金融狙击战制造金融危机,比如上世纪末索罗斯对英镑和泰铢的狙击就获取了高额收益。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一个核恐怖平衡的时代,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着根本的改变。难怪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并没有过时,反倒是阿里吉对民族国家的过分强调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霸权,在罗宾逊看来已经不能单纯以民族国家的眼光去衡量。与其说美国是民族资本的代言人,不如说它是跨国资本的代言人。但问题是:美国的国家机器能否成为跨国资本的称手工具?

 

三、从美国到中国:跨国资本的路线图能否实现?

 

罗宾逊认为,美国并没有把接力棒传给中国。他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兴的跨国霸权,这一霸权还处于角逐和远未结束的进程;我们正在见证新的历史集团的崛起,这一集团以跨国资本的霸权为基础,具有全球性。”⑮罗宾逊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世界体系论者的挑战,他们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表明当前所存在的是美国霸权下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对此,罗宾逊的回应是:将美国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解释为代表跨国霸权而非为了促进“美国”的民族利益似乎更令人满意。实际上,不仅是美国被跨国资本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润,跨国资本正在世界各国物色自己的代理人。

罗宾逊把世界体系论者的国家观视为一种物化观点。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⑯的观点,他指出:“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是历史行为体。国家本身并没有‘做’任何事情。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作为集体的历史代理人,在国家(和其他机构)中做事。国家机器是对嵌入在国家中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关系与实践(进行)执行和重建的工具” ⑰。民族国家只是资产阶级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必然改造和利用、必要时则会抛弃民族国家,建立跨国的国家的新形式。对美国的霸权,只有放在这一背景中才能把握。

罗宾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是正确的。在笔者看来,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求自由的阶段和求民主的阶段。在求自由阶段,资产阶级试图消除封建割据状态带来的贸易障碍,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为此展开了反对封建主的斗争。追求自由贸易的过程当然也伴随着追求政治权利的斗争,但笔者所说的求民主的阶段特指在城市反对封建主的斗争结束以后,因为王权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转而开展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并没有获得政治权利,因而其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相继有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到20世纪下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普遍获得了包括组建自己的政党在内的政治权利。福利国家的建立,正是在国家成为阶级斗争的合法场所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并没有削弱资产阶级,而是为了挽救资产阶级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做出的让步;在这一意义上,福利国家政策挽救了资本主义因两极分化而陷于必然灭亡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新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在哈维看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都乏善可陈,唯一被哈维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虽然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政策主张,并带来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但正如阿明和阿里吉指出的那样,中国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哈维只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消极面,没有看到它实际上正在开辟一个跨国资本建立全球统治的新时代,也就是阿里吉所说的“世界市场社会”,这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运动打破其民族局限性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不过是跨国资本追求全球统治的工具;而中国,不过是利用了新自由主义这只会捉“老鼠”的“猫”将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工具而已。

跨国资本的全球统治,一是通过改造民族国家,二是通过改造联合国,三是通过建立跨国资本家的组织。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新自由主义都是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自由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反封建为的是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那样,跨国资本家之所以主张改造和利用民族国家,以及改造联合国的相关组织,为的是建立统一的世界市场。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本意是卸下福利国家的包袱,以消除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因而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但他们的做法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家的要求。随后,跨国资本把关贸总协定改造成世界贸易组织,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造成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全球重构、‘华盛顿共识’或众所周知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的设想,比较优势论,以及自由贸易、增长、效率和繁荣的全球主义言论合法化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教条” ⑱。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已经按照《共产党宣言》的预测走向了全球化。

跨国资本家阶级没有看到的是:下一步是无产阶级的全球化。只要中国由共产党领导,它就不可能成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相反,它有可能成为全球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代理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所谓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资本的阶级,而不是指没有任何财产的阶级。换言之,无产阶级只是指在生产中处于相对贫困即相对无权的阶级,而不是在消费中处于绝对贫困即绝对无权的阶级。但是在《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的年代,无产阶级不仅处于相对贫困中,而且处于绝对贫困中,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以罗宾逊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模型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只是过于简化。正如赫勒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把作为革命主观条件的“彻底的需要”与绝对贫困所导致的绝对渴望联系在了一起⑲。福利国家破坏了这一主观条件。在笔者看来,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是与他们的贫困化程度联系在一起的。绝对的革命性与绝对贫困即没有任何财产联系在一起,相对的革命性与相对贫困即没有资本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的幸存恰恰是由于绝对贫困的消除本身,即消除了无产阶级的绝对革命性,使它成为仅具有相对革命性的阶级。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按照需要层次理论,绝对贫困产生不了绝对财富,只有相对富裕才能导致全面发展,从而为绝对财富的创造准备前提条件。马克思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了“彻底需要”的必要性,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相对富裕的必要性。现在是时候把它们统一起来了。

中国是在西方福利国家走向瓦解的时候提出“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的。现在,新自由主义不仅已经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把后发展中国家牢牢地锁死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两极分化陷阱)中,而且在发现世界贸易组织并不能成为改造中国的称手工具时,试图通过美国这只“看得见的手”建立TPP,迫使中国把自己改造成跨国资本所希望的那样。

 

四、如何面对世界战争的新形式?

 

跨国资本的扩张过程只能沿袭民族资本扩张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求自由的阶段,而不会沿袭第二个阶段即求民主的阶段,这是因为对跨国资本来说,只存在对资本的民族国家限制,不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中央集权政府。

对于跨国资本而言,各个民族国家的界线构成了对它的自由流动的限制和束缚,因此它必须以种种借口(比如“人权大于主权”)拆解民族国家。为此跨国资本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意识形态战争、军事战争、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等所有传统的和现代的战争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扩张已经趋于饱和,它们必须到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出路。这时候,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就成为第一轮战争——意识形态战争的旗帜。由于其抽象性,这些口号确能蛊惑多数失意者,让他们不顾这些口号的实现条件,为跨国资本火中取栗。无论苏东剧变,还是“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都是意识形态战争的表现形式。一旦这种“和平演变”战略取得成效,下一步跨国资本就可以综合运用经济战争和军事干涉的手法,为资本的跨国流动打下基础、准备条件。拉美的军事政变、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独联体的解体,背后都可以发现跨国资本那只肆无忌惮的黑手。在中国,由于共产党守住了意识形态底线,迫使跨国资本略有收敛: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它不得不等待时机。

为求得进一步发展,中国正不得不放开资本市场。在“共产主义”被许多人等同于“极权专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某些领导干部当成笑谈的时候,这种做法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因为资本市场的放开使跨国资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融战争成为可能。目前,一些经济学家们正在鼓吹土地私有化、国企民营化、金融自由化,一旦领导干部腐化堕落、人民群众失去信仰,这“三化”将成为跨国资本的精神武器。同时,跨国资本可以借助于TPP等跨国资本统治秩序,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恐慌,逼迫中国在“三化”方面做出让步。一旦条件成熟,跨国资本就可以采取对付前苏联的手法对付中国:第一步,国际金融资本可以先把股价炒高,然后拿吹大了的大饼引诱百姓,说什么巨额资本掌握在国企手中、官僚手中,既无效率,又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第二步,鼓吹私有化,让老百姓觉得“一人一股”是笔巨大的财富,利用人们的贪婪心理,鼓动老百姓从“贪官污吏”手中分“蛋糕”,并把一切妨碍私有化的力量抹黑为人民的敌人;第三步,等老百姓按人头分得相应股份、陷入财富幻觉的时候,再猛砸股价,利用老百姓的恐惧心理诱使人们纷纷抛售股份,金融大鳄则趁机低价收购,从而完成独霸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资产的目标。

民主、自由、人权当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跨国资本并不想给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民主、自由和人权。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只不过是诱饵,为的是钓上利润这条“大鱼”。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自由和人权是共产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会把利润至上作为自己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为市场经济,因此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当然有相似之处,但资本主义以资本自我增殖的价值作为目的,以人民群众作为资本自我增殖的手段,而社会主义则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目的,以经济增长作为手段。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除非像《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抛弃民主、自由、人权的说教,露出让资本收益增长高于经济增长因而更加高于工资收入增长的真面目,否则经济停止增长意味着利润停止增长,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一场灾难。马克思曾经指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蕴含着资本主义发展走向自我否定的规律。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即使资本家在卖出商品后能够给工人发工资和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能够收回成本,资本家也不再组织生产。前文已经指出,实际上,不等利润率降低为零,只要利润率低于利率,经济发展的物质扩张阶段就会结束,转入金融扩张阶段。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国有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只要能够解决工人就业问题,就可以组织生产,因此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具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完全不同的含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生产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剩余价值生产,而是通过价值生产实现使用价值的生产。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的民主、自由、人权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而不是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资本特权

在国内关系中是这样,在国际关系中也是这样。跨国资本试图建立的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所能建立的则是在阿里吉所说的“世界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世界福利社会。美国和日本原有的金融组织按照利润率的指标,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视为“低标准”,但中国并不把经济发展视为利润生产条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零和游戏”,相反,中国和相关国家都把这些新的组织和发展战略视为使用价值生产意义上的“正和游戏”,视为向沿线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一旦理解,中国的所谓“过剩产能”,实际上是从利润或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从价值或使用价值的生产角度来说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输出产能并不以必须盈利作为目标,因此中国的“过剩产能输出”并不是利润生产或剩余价值生产的输出,并不是资本输出,而是以价值生产为基础的使用价值生产的输出。中国不需要像跨国资本那样剥削沿线国家的剩余价值就能维持自己的价值生产。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福音。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②按照英文的表述,阿里吉采取的是 M—C—M′的公式(货币—商品—增加了的货币)。

③大卫·哈维:《资本的 曲 折 道 路———乔 万 尼 · 阿 里 吉 访 谈 录》,参见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代序,路 爱 国、黄 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3、31页。

④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1~32页。

⑤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27页。

⑥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91页。

⑦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15页。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392页。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⑧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71页。

⑨同阿里吉一样,罗宾逊 用 的 是 M—C—P—C—M′的 公 式,为 与《资本论》表述相统一,这里仍改为马克思的表述。

⑩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3~14页。

⑪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⑫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11页。

⑬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12~13页.

⑭参见刘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对现代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经济问题》2015年第1期。

⑮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00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

⑰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 128页。其中括号中的“进行”两字为笔者所加。

⑱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00~101页。

⑲Agnes Heller,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London:Allison& Busby Limited,1976,pp.75-76.

 

本文作者:马拥军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标签: 格局 资本 世界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605/283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