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恐龙灭绝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曰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为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脉络是“压迫—反抗”的阶级斗争范式,弱者最终将推翻强者的统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个政党是这样,一个物种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忘了原来是如何取得统治地位的,自诩“万物之灵长”而肆意妄为的话,那么结果可能与恐龙不会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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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恐龙灭绝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曰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为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脉络是“压迫—反抗”的阶级斗争范式,弱者最终将推翻强者的统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个政党是这样,一个物种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忘了原来是如何取得统治地位的,自诩“万物之灵长”而肆意妄为的话,那么结果可能与恐龙不会有两样。】

在自然史中,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生物史,或者说是生物演化的过程。因为我们人类也是一种生物。

生物演化领域最经典的观点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本思想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然而,二十世纪研究生物进化史的学者发现,其实生物进化的真正历程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那样,因为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这种说法,生物演化的速度应该是大体上差不多的。而实际上,生物演化的速度是相差甚远的。有的时候生物突然大量涌现,譬如寒武纪大爆发,有时候生物突然大量灭绝,比如恐龙的灭绝。如果仅仅用达尔文的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譬如说恐龙时代哺乳动物就已经存在,然而哺乳动物在与恐龙竞争时,并没有显露出独特的优势,而是一直处于一个不利的竞争地位。整个中生代,恐龙一直处于生物链的顶端,却突然灭绝了。这显然不符合“优胜劣汰”的渐进式演化论。

有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这些缺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赞成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可以说,达尔文进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的依据是,一些经典作家曾经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提并论。像1867年,恩格斯在为《观察家报》作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指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其后,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中指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并列,不仅从“外表方面”,而且从“内容方面”都是正确的,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则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进化论有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们多读一点经典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认为进化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认为,进化论仅仅是把现实中资本主义那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理论拿来解释自然界的演化,因此这种理论必然是有局限的。所谓“科学”指的只不过是比之前流行的神创论要更科学合理一些罢了。1875年11月12日,恩格斯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事实上,二十世纪关于生物演化的新发现不但不能证明马恩理论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范围比传统上我们想象的更为广泛。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曰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不认为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脉络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范式,而是“压迫—反抗”的阶级斗争范式,弱者最终将推翻强者的统治。这种范式下,历史呈现“革命—间歇”的特点,不是庸俗进化论描述的匀速直线运动,而是一曲浪漫的华尔兹。

现在生物演化领域比较流行的是“间断平衡理论”。1972年,埃尔德雷奇(N. Eldredge)和古尔德(S.Gould)提出断续平衡论,也译为间断平衡说。这个学说认为生物进化发展的过程不是直线性,而是波浪型、间断型的,化石的不连续性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新物种是短时间内迅速出现的,然后是长时间的进化停滞,直到另一次快速的物种形成出现。但是这种理论仅仅利用基因突变的逻辑解释生物演化,因此遇上了很多无法解释的困难。

若我们引入“压迫—反抗”的马克思主义范式考察生物演化的过程,就会发现生物史和人类史很类似,也呈现“革命—间歇”的特点。即总是一个个占统治地位的生物种群被推翻,同时一个个处于受压制地位的种群逐渐崛起发展起来。比如占统治地位的恐龙灭绝了,受压制的哺乳动物取代了恐龙的地位。这背后恐怕也是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在自然界中,越占统治地位的生物越特化,像恐龙就和中生代的环境是高度契合的。然而,这种对环境的高度适应,反而意味着一种僵化,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很快就消亡。与此同时,过往那些因为“适应力不高”而被压制的物种,反而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就是生物演化史中的“革命”。

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已远远超过达尔文。像“压迫—反抗”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并不仅仅限于人类社会领域,甚至某种程度上自然史领域也可以使用。当然,自然史也可以参考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简单的照搬,恐龙灭绝类似于阶级斗争,但毕竟不是阶级斗争。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自然史时借鉴“压迫—反抗”的阶级斗争范式至少应该是比照搬资本主义社会中“优胜劣汰” 的生存竞争范式更为合理的。而且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正确性会得到更多证明。

生物界是如此,那么非生物界是否也是如此呢?我认为可能也是差不多的。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我们生活的地球,乃至银河系,或许也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命,也存在着压迫与反抗等类似的斗争。只不过因为它们是过于巨大,其运动变化过于缓慢,对我们人类来说,其演化难以观察清楚罢了。但是,没有被验证,不代表不存在。如果细菌和病毒之类的微生物进化到了人类的水平,恐怕也很难弄清楚人类的历史。

另外,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一切物种都高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因为我们在生物丛林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无论是视力、听力和体力等各个方面,人类在所有动物,或者说同类型动物中,差不多是最差的。而且,和玄幻小说相反,人类的繁殖能力在同类型动物中也近乎垫底。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除了开发自己的智慧用于反抗外,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可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能够取得今天的统治地位也是一种“革命”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个政党是这样,一个物种也是这样。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果我们忘了原来是如何取得统治地位的,自诩“万物之灵长”而肆意妄为的话,那么结果可能与恐龙不会有两样。毛泽东主席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不仅在人类社会是适用的,在自然界也是适用的。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自封为高贵者,而要保持平常心,不仅要平等的对待其他人,也要平等的对待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也就是我们的初心。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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