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战略价值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不仅是世界性的经济浪潮,而且也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向全球扩张的文化战略,因而全球化是一个伴随着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过程。既然全球化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由此形成了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重视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战略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人思想观念的每一次解放、改革开放事业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与超越对这一问题原有认识中的藩篱息息相关。①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固守简化了的意识形态逻辑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关系,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模糊的、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并成了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掣肘。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多样价值(特别是自由主义、犬儒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冲击下,清晰界定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科学阐释意识形态的本体论价值和认识论价值,对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规避中国问题的实质及其解释或被纯思辨化、或被西方化、或被错误的价值观所扭曲的倾向,抵御“左”和右的意识形态的冲击,进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经济快速发展,科技革命高歌猛进,生产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促使人类社会产业结构、技术结构、阶级结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人类社会进入繁荣昌盛、包容互构的时代。这一显性变化,不仅波及世界各个地方,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但是,全球化远不只是一股经济浪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1](p.376)全球化亦是如此。全球化必然造就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思想映像”,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新要求。所以,笔者赞成学界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必须把‘全球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来描述,才有可能达到对现实的‘全球化’比较全面、科学的认识”。[2](p.429)全球化通过技术的、商业的、文化的趋同,通过发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渗透和侵袭,特别是通过承载着特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麦当劳、好莱坞电影、谷歌搜索,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文化的侵略、思想的渗透。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融合不同文化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得以渗透,不断冲击着民族文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一致和标准化,实质上变得更加西方化。“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传播媒介优势,向全球渗透和扩张,并力图改造、同化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书籍、游戏、宗教、迷信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公开或隐蔽地兜售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念、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些文化输出产业披着华丽的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3]与此同时,陈旧的封建意识也会死灰复燃,“‘官本位’、‘等级制’和以权力为主导与核心的社会关系”大行其道。[4]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既高高飘扬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旗帜,也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既有比较现代的开放意识、平等意识,也有落后的特权意识、等级观念。总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历史全面推进的开放环境下,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大大觉醒,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思想文化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价值、思想、信仰在全球范围内交融、碰撞、冲突,因而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必然掺杂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残余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

历史地观察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全球化是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扩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生产属性带来的后果是革命性的,即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快速增加。与之相适应的是,资本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需要占领全世界的市场,从而把资本生产推到一切地点。资本会力图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在空间上,资本力求摧毁一切地域性、民族性的界限,形成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市场;在时间上,资本力求压缩流通时间,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从而以时间来克服空间的限制,即缩短生产到市场的距离,将劳动时间尽可能等同于生产时间,将生产时间尽可能等同于财富的生产时间,将人们的一切时间纳入创造财富的轨道。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5](p.344)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在快速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裕的同时,也不断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实现了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既然全球化是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扩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虚假的观念体系,本质上就表现为资本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服务于资本全球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讲得很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6](p.117)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所推崇的意识形态本质:“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7](p.345)

事实的确如此。西方国家打着共同繁荣、互利共赢的旗帜,践行谋取暴利之实,通过主宰和控制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弱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成为附庸、经济上危机频发、社会上动荡不安、发展上边缘化。如此一来,不同民族、国家、人民在全球化交流、汇通、碰撞过程中,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也会处于激烈的对立、冲突,甚至对抗状态中。这种对抗和冲突、这种解释和说明现存世界的方式,不仅是国际贸易、经济竞争的逻辑延伸,而且其本身就是不同价值观、社会形态、利益诉求和思想方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由此不难理解,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思想战线之间,不断上演着以价值理念、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为内核的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抵制的激烈较量,意识冲突和思想对立问题严重。当然,这一对立冲突时而缓和、时而激烈,时而隐蔽、时而显露。在意识形态领域,我国面临着主导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矛盾更加突出的新问题;在对外文化交流、交融、碰撞过程中,我国面临着价值理念、文化传承、制度安排中的差异凸显等问题。因此,全球化与意识形态不是毫无瓜葛,而是息息相关的。具体而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范畴界定上,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全球化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全球化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它们本身就意味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8](p.50)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范畴的界定,对“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的阐述,以及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昭示着我们,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自由人联合体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在世界范围内的飘扬。一言以蔽之,全球化的最终完成、世界历史事业的最终实现,是和异化劳动的消灭、阶级的消亡、意识形态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看来,全球化就是在世界历史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代表自由化、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过程,即“资产阶级国内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国际化”。[9]其实质就是西方价值观念、政治模式、经济社会制度等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推广,就是各民族国家纳入资本逻辑范畴和西方价值主导体系内。显而易见,西方全球化理论所折射出的西方中心主义,不过是从西方自身理念和利益出发为人类设计的意识形态偏见。

其二,在实践上,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国际化的逻辑延伸,是它们国内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因而全球化的“蝴蝶效应”常常伴随着非理性的动荡、重大的社会危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得到强化,不同地区被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决定着当地的事件,或者相反”。②有目共睹的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全球化,导致了亚非拉的殖民主义形成雏形,俄国革命和巴黎“五月风暴”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动荡。显然,为了掩盖资本逻辑所引致的国内问题、化解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维系资本权益,以工具理性和资本普适性为内核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强调他者与理性、现代性不相容,进而把这些国家和文化排斥在普遍的历史模式之外。在信奉以工具理性和资本普适性为内核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在缺乏摆脱人类不幸的理性,缺乏教育和进步得以实现的知识和科学的欧洲以外的地方,有必要得到教化,得到以“进步”、“进化”为目的的征服和破坏,从而摧毁旧的生产模式,引进带来发展和进步的资本主义,这实际上遮蔽了资本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原始资源进行海外扩张、开拓新市场、倾销商品、占有剩余价值的意图。全球化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实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二者互为表里、互做辩护和论证。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全球化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意识形态属性不过是或间接或直接罢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告诫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防止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进而言之,我们只有“对各类全球化主体的价值观念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才能达到对“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正确、全面的认识。[2](p.443)

二、本体论③层面上意识形态的战略价值

从思想和存在之间的逻辑关系看,“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10](p.15)“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的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11](p.201)“‘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就像无意识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想象,甚至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而存在”。[12](p.44)这昭示我们,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社会共在,伴随人类始终。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至个人,大至阶级、集团、民族、国家,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关切世界存在问题、追寻自身的生存意义。关于世界的客观的本体论的统一性问题,处于不断变化和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问题,关于我们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社会地位在思想、观念上必然性、因果性作用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有合理的解释,因而均需要意识形态,持有意识形态立场。这就是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的意识形态。当然,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总是为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象所遮蔽。

在本体论层面,意识形态的战略价值就在于“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黏合剂”,[12](p.44)“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13]换言之,意识形态是持意识形态者(个体、阶级、集团)在社会现实关系中生存境况的“体验”,实现着主体“精神性”的建构。作为个人、集体、社会、世界存在的一种解释框架,意识形态是个体、阶级、集团、民族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通过肯定、描述、否定的方式,承担着诠释、叙说自身合法性的重要功能。通过意识形态的拷问,个人、阶级、集团、民族建构起共同的情感纽带,找到共同的安身立命之道。就此而论,意识形态与人、社会共存亡,“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4](p.35)正是从人的精神性价值的存在和意义出发,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的合理性:“自我意识存在于自身,以自身为目的,因为,而且事实上,它因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仅仅通过被承认或‘认知’才存在。”[15](p.7)显而易见,意识形态具有身份维系、价值共识和社会认同的本体论价值。当然,意识形态也具有平衡“自我”与“本我”关系的功能。个人的本能需求、利益、欲望,与文明、理性为标志的人类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控制个体本能与补偿个体被压抑的本能活动就此展开:各种控制个人本能的社会禁忌被塑造出来,文明对个人过度苛刻的要求导致了人与社会一定程度的分裂;为了使人类被压抑的本能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合法化的发泄渠道,意识形态平衡“自我”与“本我”关系的功能凸显了出来。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能够为个人提供保护,使其有安全感;能够控制人的本能,并缓解人的负罪感;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促成并维持文化的发展;能够抵制人与社会的离异,竭力阻止异化的产生,“平息我们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焦虑”,[16](p.51)等等。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涤荡下,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当代中国既有封建残余(如官本位、等级制)的遗留和其他传统观念,又产生了大量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预料的人为风险,而在“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17]以及“后现代解构了外部权威的可靠性”三个因素的作用下,在一个制度安排多样化,利益诉求、价值多样化,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面临着异质化、离心化、分散化、受控化问题,人们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发生着重大变化,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缺失、占有的丰富性和掌控的无力感、传统颠覆后的权威信任性危机和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催生出个体、阶级、集体、社会(传统共同体)、民族的躁动,以及焦虑、迷失、不安。④总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人们欲望前所未有的膨胀、权力公共性的异化、财富普遍性的消解,等等,导致了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改革开放与改革开放问题同在,即意识形态和全球化问题之结,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冲突巨大,小共同体约定俗成的既有规则与大共同体(甚至全球化共同体)的契约信用之间出现了张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心不古、社会的涣散、文明体系和精神构造的断裂,这动摇和消解了人们的价值共识。许多传统共同体走向解体,人们失去了这些共同体的庇护,直接暴露在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心灵何处安放”凸显,需要借助信仰来缓解自己的无力感。而且,随着国人物质生活的提高,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复兴。

在这一历史巨变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一元与多元、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紧张之中。一方面,在意识、观念、信仰领域,存在着实然的多元、多样、多变;另一方面,对公正价值的不懈追求、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体现着人类多中求同的应然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价值共识正在形成,而是意味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处于由“多”向“一”过渡的二元节点上,即在许多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重大问题上,多元、多样的意识日益向二元聚集,进而形成截然相反的“二元体质”认知或判断。[18]如西方—非西方对峙、全球化—反全球化对峙、工业化—绿党对峙、资本—工会对峙、正义论—德性论对峙、发展指数—幸福指数对峙,等等。但这恰恰不是意识形态的消解,而是意味着在全球化趋同语境下,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激荡以及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小共同体中人们备受异质意识煎熬之后所产生的对蓬勃精神、回归家园的热切渴望。显而易见,无论小至家庭,还是大至阶级、集团、国家,这一点对于处于一定共同体中的人们建构价值共识、达致意识公约、生成可靠稳定的心理预期,进而对于家国同构的生成、个体与普遍的统一、同一空间中共时存在的不同利益和不同取向的诸多个体的维系、价值共识的认同等等都至为关键。

三、认识论层面上意识形态的战略价值

马克思曾经批判说:“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10](p.30)可以说,告别超验性、超越思辨性、回归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良品质。由此可见,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需要落实到形而下的认识论层面,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境遇中,落实到反映客观现实、社会存在的各种知识上,包括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自然科学(一旦自然科学被渗透进价值色彩,添加上发财致富、战争武器等目的,实现了对人和自然的一种计算好的控制时,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就一目了然了)。既然意识形态有别于诉诸直接的经验观察和实验的纯粹自然科学,而是社会存在在观念、思想、意识中的再现,那么,在认识论层面,意识形态与价值之间就具有天然的关联性,与真与假、科学与否、理性与否相关联。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真实反映现状,如实揭示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源分配状况,客观反映人与人之间社会利益关系的意识形态,因为其正确性或将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因而是真实的、科学的、理性的。反之,含有虚假的、歪曲的、不恰当成分,掩盖歪曲客观现实的意识形态则是虚假的、非科学的、非理性的。正如在为资本主义做辩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看来,“自由、平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实质上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描述的不过是流通领域中的“形式自由”和“形式平等”,而在生产领域却是剥削、压榨、异化劳动。简言之,在认识论层面,意识形态具有真与假、科学与伪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属性。

从认识论角度看,以宗教、哲学、神话、法律、政治、艺术等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出于本阶级利益考量所形成的反映社会关系、呈现社会实践的较为系统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思想体系。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以理论的形式把特殊情感、审美情趣、价值判断予以合法化、普遍化,实现了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意识形态’这个词现在只意味着能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并证明他们的行动正确性的一整套思想、信仰和价值观。”[19](p.226)“意识形态是一个浸透着情感、充满着幻想、关系到行动的,有关人类与社会、合法性与权威的,从日常与习俗性的强化力量中获得的信仰与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在动员、操纵、控制大众方面具有一定的潜能。”[20](p.558)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不仅在社会动乱和思想对立冲突时期,而且在和平繁荣时期,都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外交政策产生巨大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以及由此而来的更趋复杂化的国际政治格局、国际关系状况中,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政治性质没有改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其作用和功能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进而言之,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由此而来的经济竞争无处不在,思想纷争无时不有,甚至传统“礼乐崩溃”,思想来源多样化和对立化,社会利益矛盾冲突凸显,只有厘清意识形态的认识论价值,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规避当代中国问题的实质⑤及其解释或被纯思辨化、或被西方化、或被错误的价值观所扭曲的倾向,抵御“左”和右的意识形态的冲击,⑥进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不得不承认,在我国学界,因追求实践应对和政策实效而在当代中国问题治理上呈现出功利化、短期化、碎片化、现象化的潜在逻辑,这就难以规避中国问题治理上或被纯思辨化、或被西方化、或被错误的价值观所误导的倾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其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与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全球化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至少应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政治辩护、批判、引领功能

辩护功能,即维护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功能。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其首要作用就在于为一定社会集团、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现存秩序提供合法性辩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合理性论证,以便从政治到思想、从文治到武功、从内圣到外王等多方面维护和巩固一定阶级、社会集团或国家的合法统治和管理,[21](p.25)使人们普遍认同、信任、支持现存社会秩序、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有序运行。

批判功能。在全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思潮激荡、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时代,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合理性,意识形态肩负着批判、抵制、排斥、揭露论敌的偏颇性、谬误性、歪曲性、虚假性,进而昭示异质意识形态的非客观性和历史过渡性的重要功能(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具有自我批判功能)。

导向性和动员性功能。作为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其封闭性、情感内涵性,“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22](p.105)提供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根据或正当理由,激发整个社会成员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并为既定目标不懈奋斗的热情、信心和决心,动员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中去。

(二)文化教化导向整合和社会规范调控引导功能

协调和整合功能。在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利益多元化、价值多样化成为常态,社会成员常常面临各种利益关系的困扰,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就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共识,使得人们能客观理性地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而整合社会力量、稳定社会秩序。

教化和疏导功能。作为理论化、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它在向社会公众传播和灌输的过程中,需要引导公众树立符合该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共同信念,使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进而成为人们认识和行动的标尺,引导和说服人们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从事实践活动。

调节社会心理和倡导共同道德规范功能。在全球化冲击和社会快速变革时期,激烈的竞争、物质的诱惑、人心的思变容易导致自我认知失调、社会心理失衡现象。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调节社会心理,倡导共同的道德规范,把人们的社会心理从盲目性提升到比较理性的层次上,引导人们成为心理健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三)经济规制功能

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3](p.9)这昭示着我们,思维与存在、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

在从传统熟人社会到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语境下,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共识、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有助于共同体成员达成认识上的一致,取得行动上的统一:一方面,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价值判断方面的纠结,建构起一种节约信息费用、谈判费用、经济交往费用的机制,使得决策过程简单明了、执行过程费用减少,从而为经济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建构起诚实、信用、忠诚、良心的效用评价机制,形成指导经济行为的世界观,规范和约束社会团体和个人行为,“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24](p.59)减少集体行动中或他人行动中存在的“搭便车”现象,进而增加经济绩效。反之,如果意识形态不真实,人们在信仰、价值规范、习惯和行为准则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大量出现,博弈规则的执行费用也将大量上升。总之,意识形态能够规范和约束社会团体和个人行为,节省交易费用,减少“搭便车”现象,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有效运行机制。

由上可见,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化、精致化、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其认识论层面的战略价值体现在:通过在政治领域辩护、批判与矫正引导,在文化领域教化导向整合,在经济领域规制,在社会领域规范调控引导,在心理领域调适等功能,即通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整合性、凝聚性、动员性功能,最大程度地聚揽民心、凝聚民意,充分认同现行秩序和改革开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统一民众的意志、目标和行动,众志成城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重任中去,达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秩序的和谐稳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全球化“绝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25](pp.148、297)既然全球化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且全球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较量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那么揭示全球化浪潮中意识形态的战略价值,区分出本体论层面的战略价值,昭示意识形态的永恒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份维系、价值认可问题;区分出认识论层面的战略价值,昭示意识形态的真与假、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特性,进而规避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问题实质及其解释或被纯思辨化、或被西方化、或被错误的价值观所误导的倾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①如意识形态的肯定、否定、中性意蕴,意识形态上的泛化、淡化、政治化,意识形态上的多元论、二元论、一元论,意识形态功能上的革命论、合法论、终结论,意识形态上的僵化、创新、范式化界说,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意识形态的变迁史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②转引自[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在学界看来,“只要停留在论证真与假、科学与非科学关系的知识论框架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解读:我们应当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当作存在论概念而不是知识论概念来理解。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因此意识形态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是为了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这种生存状况的改变”(郁建兴:《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分析》,《东南学术》2002年第3期)。笔者也是在存在论意义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意识形态的。

④参见刘长军:《从财产权利入手解析社会风险》,《现代经济探讨》2011年第8期。

⑤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问题的实质就是转型语境下中国问题“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国问题“从何处来”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全球化交织的转型语境下,中国所遇到和积累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显然,对于有着封建残余观念而又跨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前资本主义因素间关系及其演变趋势来说,我们既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基本消除了的等级、特权和官本位现象,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基本消除了的公共政治和私人经济联姻、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本结盟现象,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未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资本逻辑、拜物教因素,以及由此引致的各个领域的逐利行为和由此导致的严重社会负面效应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财富增长与利益关系的协调等)。中国问题“往何处去”是指,化解和克服当代中国问题的具体路径和方向在哪里。中国问题是中国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因此,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中走“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参见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才能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作出努力。

⑥例如,在当代中国收入悬殊问题的化解上就存在两种错误认识:其一,收入差距与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系改革之过,因此我们要重走“老路”——绝对平均主义;其二,收入差距与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系制度使然,因此我们要走“邪路”——西方私有化之路。针对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同样,针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邪路”的危害,邓小平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事实上,在中国问题实质及其解释上存在种种或被纯思辨化、或被西方化、或被错误的价值观所误导的倾向,不一而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叶险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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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浪潮 战略 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