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法西斯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复辟

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暗中勾结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法西斯主义并非某种反对议会制选举民主之不确定性的专制警察政体,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面临挑战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回应。

  译 者:宾建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摘要: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暗中勾结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法西斯主义并非某种反对议会制选举民主之不确定性的专制警察政体,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面临挑战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回应。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而且这种复辟是与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扩散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标题把法西斯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复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联系起来并非偶然。法西斯主义并非某种反对议会制选举民主之不确定性的专制警察政体的同义词,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面临挑战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回应。

 

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可以被恰当地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运动,在若干欧洲国家率先冲到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并运行于现行的政权中,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1945年期间,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查、法国的贝当、匈牙利的霍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和克罗地亚的帕韦利奇。作为法西斯主义牺牲品的社会多样性——既有主要的发达型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次要的控制型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一些与某场获胜的战争有关,另一些则是战败的产物——有可能妨碍我们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会详细地分析这种结构和事态的多样性在这些社会中产生的不同影响。

  不过,除了这种多样性,所有这些法西斯政体都具备两大特征。

  1.它们都愿意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管理政府和社会,即不会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置于受非议的境地,尤其是资本主义(包括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这些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称之为管理资本主义的特殊方式而非挑战后者的合法性的政治形式的原因,尽管“资本主义”或“财阀统治”在法西斯主义话语的说辞中饱受非议。一旦你考察这些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提出的“替代方案”,掩盖这些言论的真实本质的谎言就会无所遁形,它们总是悄无声息地关心着它们的命脉——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情形依然没有改变,即法西斯主义的选择并非回应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管理所面临的挑战的唯一选项。只有在某些暴力和深重危机的事态下,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看起来才是控制型资本主义的最佳解决方案,有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于是,分析必须聚焦于这些危机。

  2.选择用法西斯主义来管理资本主义社会总是——甚至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立足于无条件地拒绝“民主”。法西斯主义总是否弃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所立足的一般原则——承认意见的多样性,诉诸选举程序来决定谁占多数,保障少数人的权利,等等——而代之以相反的、服从集体纪律要求和最高领袖及其主要代理人权威的价值观。于是,与这种价值观上的反动相伴随的总是某种向后看的观念的复辟,这种观念可以为当下正在运行的服从程式提供明显的合法性。宣称回到(“中世纪的”)过去具有理所当然的必要性,宣称应服从国家的宗教或者某种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种族”特性或“民族”特性,是法西斯政权惯用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招数。

  扎根于现代欧洲历史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均具备这两个特征,且都属于下面四个范畴当中的某一个范畴。

  1.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列强的法西斯主义,它们渴望成为世界、至少是地区资本主义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霸权国家。

  纳粹主义即是这类法西斯主义的样板。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主要的工业强国,并成为这一时期的霸权国家(还有英国和紧随其后的法国)以及梦想称霸的国家(美国)的竞争者。1918年战败后,德国必须应对战败给其实现霸权梦所带来的后果。希特勒一语道破了他的计划:在包括俄罗斯甚至其他地区在内的整个欧洲建立“德国”的霸权统治,即建立曾经支持纳粹主义崛起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霸权统治。他试图与他的主要对手达成某种妥协:将欧洲和俄罗斯交给他的德国,将中国交给日本,将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交给英国,将美洲交给美国。他的错误在于自以为这样一种妥协是可能的,然而,英国和美国是不会接受的,尽管日本会支持。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属于同一范畴。自1895年起,现代资本主义的日本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将其统治扩展到整个东亚。在这方面,日本的动作是“循序渐进”,即从管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资本主义这种“帝国”模式——表面上以“自由的”制度(一个选举出来的国会)为基础,但事实上完全受由现代化演变而来的天皇和权贵所控制——慢慢变成了直接由军事高级指挥官来管理这种野蛮形式。纳粹德国与帝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日本结成了联盟,而英国和美国(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与日本发生了冲突,同时,中国的抵抗也在继续——国民党的劣势由毛泽东的共产党人的支持所弥补。

  2.次级资本主义强国的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及其名词的发明者)是最好的例子。墨索里尼主义是意大利右翼(旧贵族、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对20世纪20年代危机和日渐增强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回应。但是,无论是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还是其政治工具,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都无心统治欧洲,更遑论全世界。尽管其领导人总在自吹自擂要重建罗马帝国,但是墨索里尼明白,其制度的稳定仰赖于他能否在英国(地中海的主人)与纳粹德国之间左右逢源(俯首称臣)。这种在两个可能的联盟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二战前夕。

  萨拉查和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属于同一类型。他们都是右翼和天主教会扶持的独裁者,为的是应对共和主义自由派或社会主义共和派的威胁。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均没有因自己的反民主暴力活动(打着反共的旗号)而遭到帝国主义强权的鄙弃。美国在1945年之后为他们平了反(萨拉查是北约组织的缔造者之一,西班牙答应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紧随其后的是欧共体——它天生就是反动资本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康乃馨革命(1974年)和佛朗哥去世(1980年)之后,这两个体系加入了我们时代新建立的初级“民主”阵营。

  3.战败国的法西斯主义。

  这种法西斯主义包括法国的维希政府、比利时的莱昂·德格勒尔(Léon Degrelle)和由纳粹扶持起来的“佛兰德人”伪政府。在法国,上层阶级选择了“希特勒而不是人民阵线”。这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与战败有关且臣服于“德国的欧洲”,不过在纳粹战败后被迫转入了幕后。在法国,它让位给了抵抗运动委员会,后者在一段时期内把共产党人和其他抵抗运动战士(尤其是戴高乐)团结在了一起。它的进一步演变(随着欧洲建设的启动,以及法国加入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也就是说,自愿臣服于美国的霸权)有待于保守主义的右翼、反共人士、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翼与从反纳粹和反资本主义的潜在抵抗力量中产生的激进左翼实现永久决裂。

  4.东欧依附型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

  当我们着手检视东欧的资本主义社会(波兰、波罗的海诸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腊和波兰时期的西乌克兰)时,还应论及落后以及依附型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支持过纳粹德国。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在具体个案的基础上检视它们与希特勒的计划的政治瓜葛。

  在波兰,对俄罗斯统治(沙俄)的传统敌意,后来变成了对共产主义苏联的敌意,这种敌意得到了天主教罗马教皇声望的推波助澜,这在正常情况下会使得波兰像法国的维希政府那样变成德国的附庸。但是,希特勒并不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他认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一样,都是注定要灭绝的民族,此外还有犹太人、罗马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因此,波兰法西斯主义不遗余力地与柏林沆瀣一气。

  相反,霍尔蒂的匈牙利和安东内斯库的罗马尼亚被视为纳粹德国的附属联盟。这两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是其各自特有的社会危机的结果:在匈牙利,是贝拉·库恩(Béla Kun)时期之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在罗马尼亚,则是反匈牙利人和鲁塞尼亚人的民族沙文主义运动。

  在南斯拉夫,希特勒的德国(接着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支持克罗地亚“独立”,在天主教会的鼎力支持下把管理权交给了反塞尔维亚人的乌斯达莎组织,而塞尔维亚人则被打上了待灭绝的标签。

  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前景和反动有产阶级的反应方面,俄国革命明显使局面大为改观,不仅在1939年之前的苏联领土上如此,而且在丢失的领土——波罗的海诸国、波兰——上也毫无二致。1921年的《里加条约》之后,波兰吞并了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

  在这整片地区,1917年之后(甚至自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形成了两大阵营:流行于大部分农民(渴望进行对他们有利的激进土地改革)和知识界(尤其是犹太人)中的亲社会主义阵营(后来变成了亲布尔什维克阵营);以地主阶级为主的反社会主义阵营(并因此臣服于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反民主政府)。波罗的海诸国、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939年并入苏联,加剧了这种对立。

  “亲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两大政治阵营在东欧地区的冲突,一方面被波兰沙文主义(它一直在推进其“波兰化”计划,即通过移民殖民地而吞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与受害民族之间的冲突所掩盖,另一方面也被既反波兰人也反俄罗斯人(出于反共的原因)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希特勒计划之间的冲突所掩盖,后者不把乌克兰视为其附属联盟,因为它的人民早就被打上了待灭绝的标签。

 

西方右翼对法西斯主义的臣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各议会中,右翼总是在向法西斯主义、甚至令人厌弃的纳粹主义大献殷勤。丘吉尔尽管总是端起“英国人的架子”,但却从不掩饰对墨索里尼的同情。美国的总统们及其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发现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日本所带来的威胁。杜鲁门具备了美国当局所有的犬儒主义特征,公然吐露要让战争的主角——德国、苏联和欧洲——两败俱伤,尽可能迟地出手获利。这根本就不是一种有原则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的表现。他在1945年为萨拉查和佛朗哥平反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此外,纵容欧洲法西斯主义是天主教会政策的一种常态。

  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本身只是到很晚才招来骂名,而此时它已达到肆意杀戮的最后阶段。强调由希特勒的讲话所挑起的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感,是许多政治家的共同点。只是在纳粹战败之后,在原则上声讨反犹太主义才成为必要。这一任务的提出是因为以“大屠杀受害者”的头衔自我标榜的继承人已变成了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与反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民族的西方帝国主义结成了盟友——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亲身经历过欧洲反犹太主义的恐怖。

  显然,纳粹党人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垮台让西欧(“铁幕”的西边)的极右翼政治势力不得不与——其集团内部的——法西斯主义那些曾经的同谋和盟友撇清关系。然而,法西斯运动只是被迫转入地下,退居幕后,并没有真正消失。

  在西德,地方政府及其金主(美国以及甘居第二的英国和法国)打着“和解”的旗号,为一切曾经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人腾出了位置。在法国,当维希分子随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一起重返政治舞台时,指控抵抗运动“滥用通敌罪死刑”的法律程序就已启动。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虽已沉默不语,但依然在基督教民主党和天主教会中挥之不去。在西班牙,1980年由欧共体(后来变成了欧盟)强加的“和解”妥协方案不折不扣地禁止了一切对佛朗哥罪恶的警示。

  西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对保守的右翼所开展的反共运动的支持,同样要为法西斯主义后来的复辟承担责任。这些“温和的”左翼政党曾经是真正的、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是,这一切都已被抛诸脑后。随着这些政党转向社会自由主义,随着它们无条件地支持欧洲建设,随着它们几乎同样无条件地臣服于美国的霸权(主要是通过北约组织),一个联合了传统右翼和社会自由主义者的、如果有必要也可能吸收了新的极右翼的反动集团就站稳了脚跟。

  随后,东欧法西斯主义的复苏在1990年也很快开始了。这些国家的所有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与希特勒主义有着坚定的联盟或共谋。由于在二战中战败,他们中一大批活跃的领导人被重新部署到西方,没有一个人在二战后回到苏联、南斯拉夫或其他新生的人民民主政府接受审判(这违反了同盟国协议)。他们都在美国和加拿大找到了庇护所,而且都因狂热的反共行为得到了当局的纵容。

  “温和派”媒体(不能公开承认它们支持公然的法西斯主义)掩盖它们对这些法西斯主义者支持的聪明办法很简单:用“民族主义者”一词代替法西斯主义者。德米托·东茨索夫(Dmytro Dontsov)不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就像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不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一样。

  这些正宗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否仅仅因为他们这么说了就真的是“民族主义者”了呢?这一点值得怀疑。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如要名副其实,就必须对真正主宰当代世界的力量,也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垄断地位,提出质疑。这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却是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北约组织的盟友。他们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憎恨基本上无辜的、决不应为他们的不幸承担责任的相邻民族的沙文主义: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它是俄罗斯人(而不是沙皇);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它是塞尔维亚人;对于法国、奥地利、瑞士、希腊和其他地方的新的极右翼来说,它是“移民”。

  我们不要低估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欧洲(议会中的右翼和社会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政治势力与东方的法西斯主义者相勾结所带来的危险。希拉里·克林顿已将自己标榜为这种勾结阴谋的首席发言人,并把战争的臆想病推到了极致。比乔治·W.布什更甚的是,只要有可能,她就呼吁展开一场猛烈的预防性战争,来对抗俄罗斯(更加公开地干涉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地区),对抗中国,对抗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抗民族。

  无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今天看来依然无法威胁到美国以及欧洲旧“铁幕”西部的“民主”秩序。传统的议会右翼与社会自由主义者的勾结也没有必要让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去向仿效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极右翼求助。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该如何去判断过去10多年里极右翼的选举胜利呢?欧洲人显然也是垄断资本主义普遍扩张的受害者。于是,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一旦面临右翼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左翼相勾结,就用选举弃权或将选票投给极右翼的办法来应付。在这种背景下,潜在的激进左翼要负很大的责任:倘若激进左翼在超越当前的资本主义方面真正勇于担当的话,它就会获得目前所缺乏的那种可信度。勇于担当的激进左翼必须将当前零敲碎打的抗议运动和防御斗争的步调统一起来。这样,“运动”就可以让社会力量的天平向工人阶级一方倾斜,并获得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南美洲群众运动赢得的胜利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在当前的事态下,极右翼的选举胜利源于当代资本主义本身。这些胜利让媒体可以乘机用同一个骂名将“极右翼民粹派和极左翼民粹派”拼凑到一起,同时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者是亲资本主义的(就像极右翼这个名词所表明的那样)并因此是资本的可能的盟友,而后者只是资本权力体系的潜在的危险敌人。

  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同样的危险事态,尽管稍有不同,尽管极右翼从未称其为法西斯主义。昨日的麦卡锡主义恰如今日的茶党狂热分子和好战分子(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地为维护“自由派”——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垄断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反对“政府”,因为“政府”被怀疑迁就了这一制度的受害者的需求。

  对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最新观察显示:法西斯主义似乎已无法知道何时以及如何才能停止创造他们的需求。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盲目服从,无所不用其极地巩固传承狂热行为的伪种族或伪宗教的神话建构,招募民兵从事暴力活动,这些都使得法西斯主义成为一股很难控制的势力。希特勒的确是一个精神上有病的人,但他却能迫使把他扶上权力宝座的大资本家们自始至终地跟随他一起疯狂,甚至获得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当代南方的法西斯主义

 

  拉丁美洲在19世纪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一体化是基于对地位已下降为“雇农”的农民的剥削,以及他们对大地主残暴行为的逆来顺受。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的独裁统治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种一体化在20世纪的演进产生了“贫困的现代化”。拉丁美洲飞速发展的农村迁徙比亚洲和非洲更早、更浩大,给当代城市的贫民窟带来了新的贫困形式,并逐步取代了旧的农村贫困形式。同时,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形式也通过建立独裁政体、废除选举民主、禁止政党和工会以及全权授予“现代”特务机关借助情报技术实施逮捕和拷问的权力而“现代化”。显然,这些政治管理形式与我们在东欧依附型资本主义国家所看到的法西斯主义并无二致。20世纪拉丁美洲的独裁政体是为当地的反动集团——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从这类流氓式发展中得利的中产阶级——服务的,但归根结底是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外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服务的,由于这一原因,支持这些独裁政权的国外资本因最近爆发的民众运动而面临困境。这些运动的力量及其带来的社会和民主进步——至少在短期内——有助于阻止那种半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权复辟。但是,未来并不确定:工人阶级运动与本土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才刚刚开始。就像一切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也未能避免失误,这些失误有时对它们来说是致命的。例如,我认为,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准备为马尔维纳斯岛而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利用阿根廷的民族感情。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普遍扩张之特征的流氓式发展继承了亚洲和非洲万隆时期(1955-1980年)的民族民粹主义体系。这种流氓式发展还产生了既与贫困的现代化也与压迫性暴力(repressive violence)的现代化相类似的形式。阿拉伯世界的后纳赛尔和后复兴党体系的僭越行为为此提供了极好的例子。我们不应把万隆时期的民族民粹主义政体与其后继者一概而论,这些后继者站在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一边,因为它们同时也是“非民主的”。万隆政体尽管出现了专制的政治实践,但却得益于某种民粹的合法性,这既是因为它们取得了对大多数工人有利的实际成就,也是因为它们坚持反帝国主义的立场。而后来的独裁政权一旦接受了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及其流氓式发展的臣服,也就丧失了这种合法性。民粹的和民族的政权尽管不是民主的,却最终被此类为新自由主义的、反人民的、反民族的事业服务的警察暴力所取代。

  近期的民众暴动始于2011年,它们对独裁政体表示怀疑,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只有成功地将引发这些暴动的三个目标融合在一起,才能找到实现稳定的新途径:继续推动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巩固国家主权。

  在这三种相互冲突的——混乱的——回应挑战的可能方式中,西方列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作出了选择:给予穆斯林兄弟会和/或其他“萨拉菲派”政治伊斯兰教组织以优先支持。其原因既简单又明确:这些反动政治势力甘愿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势力范围内行使权力(因此放弃了一切有关社会正义和民族独立的前景)。这是帝国主义强权追求的唯一目标。

  所以,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的工程属于我们在依附型社会中看到的那类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它像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具备两个基本特征:(1)缺少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实质挑战(在当前的背景下,这等同于不去挑战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流氓式发展模式);(2)选择了反民主的、警察国家的政治管理形式(比如禁止政党和组织,在道德上实施强制的伊斯兰化)。

  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民主选择(它揭穿了体现在我们被迫接受的宣传攻势中的亲民主说辞的伪装)接受了伊斯兰政体有朝一日的“僭越”。像其他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僭越烙印在其思维模式的“基因”当中: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狂热地、一心一意地忠诚于国家宗教,苦心经营用来强化臣服的打击力量。事实上,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伊斯兰主义”的工程只有在内战(主要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背景下才能取得进展,而且只能导致永久的混乱。因此,这类伊斯兰政权使得其社会绝对无法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强大的声音。显然,衰落的美国已无心为这种“次佳状态”(一个稳定的、服从的本地政府)再做什么。

  同样的发展和选择也可以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之外看到,比如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刚刚在印度赢得选举的印度人民党(BJP)是一个接受了让其政府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当中的反动印度教宗教政党,它使得印度在其治下放弃了大国崛起的计划。因此,将它视为法西斯主义政党并不会缺少太多的可信度。

  归根结底,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而且这种复辟是与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扩散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四面楚歌的统治制度的中心正暗中求助于法西斯主义运动,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这场危机注定会越变越糟,与此相应,求助于法西斯解决方案的威胁也将变成真正的威胁。

  

    【察网摘自《国外理论动态》(京)2015年第5期,本文原载美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14年第4期,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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