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农民战争不反对地主只反对政府吗?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就是农民战争不是反对地主的,而仅仅是反对政府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是农民战争也好,其它的一切革命行动也好。中心问题就是夺取政权,所以在斗争过程中所指向的第一目标就必然是政权,或者说是政府。但劳动者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形式,却并非最终形式。最终形式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消灭剥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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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农民战争不反对地主只反对政府吗?

【摘要:近年来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就是农民战争不是反对地主的,而仅仅是反对政府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是农民战争也好,其它的一切革命行动也好。中心问题就是夺取政权,所以在斗争过程中所指向的第一目标就必然是政权,或者说是政府。但劳动者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形式,却并非最终形式。最终形式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消灭剥削阶级,而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夺取政权这一步。】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就是农民战争不是反对地主的,而仅仅是反对政府的。除非地主是带有身份性的官僚地主,否则的话并不会成为农民战争的针对对象。这种观点乍一看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依据的一个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农民战争也好,其它的一切革命行动也好。只要是革命,中心问题就是夺取政权。既然中心问题是夺取政权,那么在斗争过程中所指向的第一目标就必然是政权,或者说是政府。但是这些革命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说它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继承了以往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呢?主要还是剥削阶级剥削得太残酷了,导致劳动者生存不下去了,因此就会进行反抗。一开始的反抗是经济斗争,比如说在封建社会里边儿,往往体现成农民抗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就是工人罢工,这些无疑是直接针对剥削者的。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且往往在这些经济斗争中,政府占到了剥削者一边,使得劳动者感觉到只有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社会,才能够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样,经济斗争也就上升成为了政治斗争,最终就爆发了革命。其实这个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很多著作中都论述过,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可能没有读过,但是老一代的肯定是知道的,应该是故意装傻。

而且如果要是按照这些历史学家的逻辑说,农民战争就是反抗政府及身份性的地主恐怕也未必正确。因为参加农民战争的也有很多官僚的身份性地主,而且除了秦末农民战争和元末农民战争这两次有族群性反抗色彩的农民战争以外,其他的农民战争最后结局往往是官僚的身份性地主摘取了胜利果实。最为典型的是隋末农民战争,李渊父子原来就属于是关陇世族这个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最后借农民战争夺取了政权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那些中小地主在农民战争中,或者说整个战争中受到的冲击往往很大,很多连生存都没有了保证,更别说从战争中获得利益了。具体官僚地主和非身份性地主哪一个在农民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更大,恐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可靠的量化的分析,一切观点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猜测而已。

不过,他们的观点也不是说没有可启发之处的。最大的可启发之处,就是往往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或者说劳动者的革命斗争一旦发展到最高的阶段夺取政权,也很容易被政权这个幌子所欺骗,忽视了对社会的改造和对剥削阶级的打击。而往往剥削者也借机把政权当作为一个出气筒抛给革命者去破坏,而千方百计的保住自己已生产资料为中心的经济利益,以求在新政权的框架下能够继续享有剥削者的地位。这个就使得农民战争为代表的很多革命变成改朝换代的工具,是劳动者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人阶级革命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工人阶级革命之后,都是没收了原来剥削阶级的财产,或者改造了原来的剥削阶级。真正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剥削阶级没有复活的可能了,因为传统的剥削阶级的观念仍然存在。因此,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的斗争就主要反映在了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是意识形态领域被剥削阶级占领的话,那么其仍然会复活,只不过不是旧的阶级的复活,而是新的掌权者变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中国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历届领导人都颇为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附带说一下,政权是有阶级性的,阶级社会的政权无疑总体上是倾向于剥削阶级一边的。但是,政府也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在中国古代来说,往往在前期会政府或多或少的对剥削阶级进行一些限制。特别是西汉,和明朝这两个农民战争领袖所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前期都曾经采取过一些打击豪强,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在本质上是一个代表劳动者的政府,不过多多少少也发挥了一点儿调节社会平衡的职能。但是到了后期,政府基本就变成了富有的剥削者所统治的工具,不再限制豪强,而完全站在豪强一边,到了这个时代农民战争也就该爆发了。可是,往往农民战争一爆发,特别是规模大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情况下,那些豪强地主们就把政府当作一个留给农民的出气筒,企图在战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特别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之后。剥削阶级可以说这一套手段就玩儿得更加溜了。像现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也就是让政府承担一个出气筒的功能。每隔几年就换一届政府,但是不管哪个政府上台,都不可能对这个社会进行任何的根本性的改造,不可能触动原有的剥削阶级的利益。这实际上就表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进一步下降了,剥削阶级对于政府的操控进一步上升了。但是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更替的过于频繁,改朝换代的成本过于低廉。一旦连续很多届政府都没有改变劳动者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么恐怕这种欺骗性的出气筒功能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像前几年,美国所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华尔街,而不再企求通过选举改朝换代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近几年来,美国西欧等很多国家传统政党以及传统政治人物普遍得不到民众的信任也是这种危机的反应。这较之这些国家通过普选制给予劳动者获得普选权也只不过过了100年左右,还不到中国古代王朝一般具有的二百到三百年寿命的一半。不过,虽然说这种情况有利于劳动者认清西方国家政权的本质,但是这样一来往往又会导致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对政治的厌倦感,把斗争局限在经济斗争的水平,这同样是不利于劳动者的地位根本改变的。因为政权问题的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待社会的改造,实现劳动者的当家作主,必须是以劳动者取得政权为前提的。

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说:“我期待着未来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如此强大,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面对?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什么?现在已不是19世纪,而是21世纪,知识分子履行职责变得很困难,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投降了,接受了现实形势。这是一些历史学家常做的,他们原原本本地给你展示事情为何如此,而我们需要激进的历史书写方式,告诉我们事情如何有可能变得不同。资本主义太过强大,我们还无法反抗它,而官僚制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你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者,至多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

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占领华尔街这种经济斗争也好,后现代主义这种文化斗争也好。其实都是资本力量太过强大这种情况下的一种低级的反抗形式。劳动者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形式,但并不是最终形式。最终形式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消灭剥削阶级,来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如果要是仅仅停留在夺取政权这一步,那么,所谓革命也不过就是剥削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就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夺取政权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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