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既定目标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总的战略目标,即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回到旧的世界秩序中去,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1、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2、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3、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4、实行文化西方化。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既定目标

【摘要: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总的战略目标,即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回到旧的世界秩序中去,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1、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2、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3、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4、实行文化西方化。】

 

1、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有一个目标体系。第一个层次为总的战略目标,即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回到旧的世界秩序中去,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二个层次为具体的策略目标,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这里,我们首先阐述过和平演变的经济目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确定的和平演变的经济目标,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对于这一具体目标,我们要认真分析,以便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曾经给人民带来过巨大实惠,因此,绝不会轻易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却有着相当深刻地认识。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4页)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人道目标的实现,必然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恩格斯对此有过科学的预测:“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224页)

到20世纪初期和中期,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人道目标已经陆续在一些国家里获得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在俄国,随后在中国等十几个国家里建立起来。当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处于思想形态时,就曾遭到过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责难。而一旦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由思想形态转化成制度形态时,各国资产阶级就更不能容忍。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这种转变的实现,为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大动干戈。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开创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历史实践。但初次尝试,就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疯狂镇压。巴黎公社的许多战士壮烈牺牲。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中,就有13人在战斗中英勇献身,45人被缺席判处死刑,12人被判处流放,余下的公社委员也大多被判处终身苦役,或坐牢或被驱逐出境。参与公社革命的人民也惨遭杀戮。梯也尔军队占领巴黎后,对巴黎人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屠杀,致使巴黎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被杀害者即达3万余人,被捕者达5万余人,连同流放者在内,巴黎总共损失10万余人。中国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了更为英勇的斗争。同时也遭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更为残酷的镇压。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无计其数。从1928年1月到8月,被杀的工人和农民至少有1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被杀害的人数已超过100万人。1935年11月,清华大学等11个学校发出的救亡通电就指出,从1927年4月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少三十万人之多。”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据不完全统计,人民群众的死亡人数已超过2100万之多,财产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时间,仅湖北省,就有79万革命烈士牺牲,只有37000人留下了姓名,先后有26位省委书记被杀,平均年龄仅28岁。新阳县就有2000余名红军无名烈士被埋葬在那里的土地上。回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公有制是来之不易的,它确实是千百万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过40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从人民的物质生活方面来看,在公有制的作用下,中国成功地解决了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人间奇迹。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里已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民的收入有了明显增加,从储蓄存款上可以反映出来。1952年全国储蓄存款余额为8.6亿元,到1989年增至5135亿元,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也由1957年储蓄存款余额的5.4元增至467元。到1999年11月份,全国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7000亿元。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52年,全国居民的消费额平均每人每年为76元,到1988年增至639元。高档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已进入千家万户。从当今世界通行的衡量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生活质量指数来看,中国已处于世界中上等水平。人均每日摄取热量,1988年我国已达2602大卡,接近国际平均水平2694大卡;婴儿死亡率,我国目前处于世界第44位;成人识字率,我国目前处于世界第47位;人均寿命,我国目前处于世界第43位;人均医生负担的社会人口,我国目前处于世界第56位。这些数字说明,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实际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要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所处的位次高得多。

对于这样一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实惠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抛弃吗?显然不能。尽管它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毛病,但我们的责任绝不是抛弃它、破坏它,而是要用战斗来保卫它、用发展来巩固它、用改革来完善它,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为反和平演变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

第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它只能给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只能是陷阱和灾难,因此,千万不可轻信。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曾经领教过它的厉害。它在其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不但使本国人民遭受了残酷的剥削,而且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血腥的掠夺。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原始积累时期,早期的资产者就强制性地剥夺农民的土地,用圈地运动和血腥的法律,强迫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造成了“羊吃人”的特有历史现象。据历史记载,葡萄牙在16世纪就从非洲掠夺黄金27万余公斤;西班牙从1545年到1560年期间,每年从殖民地运回黄金5500公斤和白银24.6万公斤。此外还进行欺骗性殖民地贸易,用玻璃珠、镜子等廉价商品换取非洲人的象牙、黄金和宝石。同时,他们还大批屠杀土著居民和贩卖。在不到一个世纪多一点时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减少了90%,秘鲁减少了95%。而奴隶贸易则延续了360多年,使非洲损失了1亿以上人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5页)这些早已载入史册的客观事实,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告诉我们: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代替封建主义私有制以后,对社会生产力确实是一种解放,使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有过公正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了巨大财富。那么,这些巨额财富都落到谁的手里了呢?不用说,在按资分配的社会里,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都为资产阶级所占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财产增加很快,不但被集中到少数垄断集团手里,而且出现了许多超级富翁。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早在1980年,资产总额就达到629.31亿美元,销售额高达1081亿美元,超过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几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总和。该公司每年净获利润55.67亿美元,雇佣工人218万人,分公司达500家,遍布世界140多个国家。它参与开采的世界各地重要油井13500个,拥有炼油厂56家,石油化工厂49家,油管4000英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油船队,总吨位达2400万吨,加油站65000个,每天有600万辆汽车加油。美国出现亿万富翁21人,头号富翁45亿美元。而日本则出现亿万富翁22人,头号富翁达211亿美元。可见,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对谁有好处,是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相当深刻地认识:“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特别是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现在确有一些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私有制内在本质的论述和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观点已经淡忘了。他们幻想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就可以摆脱困境,使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人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是一种天真的、幼稚的想法。试想,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会产生出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毫无疑问,它必然会造就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加剧两极分化。东欧各国和苏联经济私有化以后的发展趋向,正在并将证明这种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丢到幻想,回到现实中来,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以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对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保证生产、流通、分配置于社会的自觉调节和控制下,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合理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4~15页)

说到底,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经济目标,就是要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彻底改造社会主义经济,改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经济体制,把其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轨道。从经济基础上演变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利益上剥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

 

2、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确定的和平演变的政治目标,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对于这一具体目标,我们要详细剖析,看到问题的本质。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精髓,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政权。它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保证。鼓吹政治多元化,其实质在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马克思自己讲过,发现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在于证明了下列几点,即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就是说,马克思十分看重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可以这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被认为是一块试金石,能够检验人们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学说,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实体。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它有别于历史上的一切旧的国家政权。这就是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政权。正是这种新型的国家政权,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充分的民主,并能不断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标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沿着经济解放的道路迅跑,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然而,在旧社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能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奴役,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国家政权作保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国家政权,就有了人民的一切;反之,丢掉了国家政权,就丧失了人民的一切。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就是因为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没有发生过丢掉国家政权的现象。现在则不然,共产党丢掉国家政权的活生生现实已经清楚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也并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如果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掌握不好,仍然有一个得而复失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此重要,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强烈憎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极力加以歪曲和篡改,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阉割其实质性内容;对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极力加以镇压和破坏,妄图阻止无产阶级专政的问世;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则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把其与专制独裁相提并论。他们抓住社会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的失误,特别是抓住苏联30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和中国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做文章。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消灭掉。

在目前这个时期里,他们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政治多元化”的舆论宣传,促使人们改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从而自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自动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引进和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谓政治多元化,其基本内容就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与每种经济形式相对应,都会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因而产生经济的多元化。这种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政治领域,使各利益集团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政治组织形式,并借助舆论工具和其它途径向执政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形成所谓压力集团。这些压力集团力求通过自己的作用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直至控制政治中心、控制整个国家。这就是政治多元化。这种情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多元化,是特定条件作用下而产生的政治主张,绝不可照抄照搬。那种强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采纳这种政治主张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甚至是危险的。

尽管如此,这种政治多元化的观点,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产生了很大的诱惑,使一些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又不善于思考的人上当受骗,甚至也使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偏见、对政治多元化的偏爱。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纲领中就删除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甚至在翻译上做文章。例如,日本共产党就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无产阶级执政;意大利共产党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无产阶级的支配权。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例如苏联早在60年代就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1989年东欧剧变后,一些国家在政治多元化的口号下,纷纷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1989年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匈牙利要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决裂,禁止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和禁止专政。1990年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保加利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宣言》中声明:“保加利亚在政治方面,要废除管理社会的行政命令体制,发展多元化和多党制,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支持各种形式的人民自治,赞成发展积极的公民社会,赞成军队、安全和治安机构、法院和检察院构成为国家的、高于政党的机构,反对在这些机构中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苏联东欧大事记》第242页)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句话虽然在十年文革中被人们无端地乱用过,但其中的深刻道理,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无论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改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还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改变性质,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各国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巴不得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正中了敌人的下怀。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决不能再做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而要坚决拒绝政治多元化的主张,继续坚持和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西方的多党制有其自身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多党制,其实质在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把共产党赶出历史舞台。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其它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当然也要有自己的政党,才能把整个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为一个整体,也才能把各种同盟者联合起来,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使自己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选集》第1卷第510页)

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那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顺理成章的。这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望都大大低于社会民主党。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而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就更是这样。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曾经做过努力,或搞革命,或搞改良;社会各界人士也曾做过探索,或搞实业救国,或搞科技救国,或搞教育救国,但都未能解救人民摆脱苦难的深渊。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肩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以及各方面的国情特点都做出了科学分析,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并牢牢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团结各革命阶级、革命阶层和社会集团,进行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把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彻底摆脱了苦难的深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戴,自然而然地成为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亿万人民共识的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西方的多党制有其产生和形成的特定条件。概括地说,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引起激烈的竞争,导致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有着共同利益的阶层和集团必然要在斗争中结成政治联盟,组建成政党。二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客观上要求以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支柱。因为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议员,都要设法使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为议会多数所接受,达到控制议会的目的。这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然要依靠政党。资产阶级的议会制、选举制,离开了政党,也无法正常运转。三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资产阶级形成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先进的交通、通讯、宣传、教育等手段,使分散的、零星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斗争,把整个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使资产阶级的整体意识得到了加强。因而使政党的建立成为可能。这就是西方政党制度产生和形成的特定经济、政治条件和阶级基础。

就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建立两党制,还是建立多党制,其条件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所谓两党制,就是指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通过竞选而轮流执政的一种政党制度。英国和美国比较典型。英国之所以形成两党制,是因为1679年5月英国议会在讨论王位继承问题上发生了严重争执,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称为辉格党,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限制王权,提高议会权力,反对詹姆士继承王位;另一派称为托利党,代表地主和旧贵族的利益,拥护君主特权,赞成詹姆士继承王位。但是,在当时,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其活动仅限于议会之内,并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行动纲领,因而这两个党还只是议会内不同的政治派别。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选举改革法》,选举权范围扩大。一个政治集团要想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就要依赖政党这样的组织。于是,两党逐步在全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辉格党改称自由党;托利党改称保守党。至此,英国的两党制才算正式形成。美国之所以形成两党制,是因为1787年美国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代表们对宪法草案产生了分歧,由此形成了两派: 一派以汉密尔顿为首,称联邦派,主张中央集权,扩大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力。它反映的是新英格兰各州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派以杰斐逊为首,称为民主派,主张地方分权。它代表的是南部种植园奴隶主以及北部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两派多次出现分化组合。到19世纪50年代,联邦派演变为共和党;民主派,演变为民主党。1861年,两党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对立,导致了南北战争。以林肯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战胜了南方奴隶主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从此两党制正式形成。所谓多党制,就是指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通常由几个政党联合组织政府的政党制度。以法国最为典型。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派别就纷纷出现。其中主要有:代表封建贵族和王权利益的斐扬派、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平原派、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山岳派、代表贫苦劳动者利益的忿激派、代表空想社会主义者利益的平等派。这就为多党制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虽然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曾组织过政府,但都不是以政党名义去做的。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法兰西临时政府成立,政府中基本上由奥尔良派保皇党和共和党人组成。因此,一般认为,法国的多党制是从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代开始的。我们看待西方的多党制绝不可能离开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其实,西方的多党制在形成后的二百余年的实施过程中,早已暴露出了它的不可克服的弊端。从法国和意大利实现多党制的情况看,在政治生活中,由于政党之繁多,变化之无常,纷争之激烈,经常造成政府频繁更迭,致使政策不连贯,政局不稳定的局面。这种状况早已使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感到头痛和厌倦了。

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不存在西方多党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如果强制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势必迫使共产党下台,形成党派林立、纷争不已的局面。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多如牛毛的派别组织,造成了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十年内乱。东欧各国和苏联近两年推行西方的多党制所出现的共产党纷纷下台,政局动荡不定,甚至爆发内战的局面,不都是最有力、最现实的证明吗?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种在我国实行西方多党制的主张,实质上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那样,人民的政权就要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被颠覆,国家就要分裂,人民就要遭殃。全国各族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种局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确定的和平演变的思想目标,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还包括放弃毛泽东思想),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对于这一具体目标,我们同样要加以深刻分析,认清其本质。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高度集中人类智慧的科学结晶,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它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此,我们绝不能漠然置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期。当时,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都取得了飞跃发展。从自然科学来说,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1838年施莱登和1839年施旺提出的细胞学说;1842年迈尔和焦耳发现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44年达尔文提出物种可变思想到1859年形成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当时所有的自然科学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从哲学来说,德国古典哲学是当时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顶峰,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前者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辩证法的研究推进向了一个新阶段;后者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结束了唯心论对德国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因此说,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从社会科学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都获得了比较高的成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其主要功绩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创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提出了未来社会的构想和主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这些社会科学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科学基础。所以,列宁说得十分确切,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所创造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英空想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占居统治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内在规律发展的结果,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矛盾日益明朗化,社会对抗与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的联系越来越清晰,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这种阶级对抗,终于导致了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936年至1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正是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结论,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从它产生的一开始,就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实践紧密结合,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旗帜,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来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采取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但对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社会主义时期也不是真空时代,它同样要不断地产生和出现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去认识和处理。认识和处理比较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需要科学理论作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科学,不存在过时问题。

然而,在当代世界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为其阶级偏见所驱使,到处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早在几十年前就曾说过: 马克思主义在它宣称是科学的问题上已经过时了。最近一些年,西方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著作和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发起新的攻击。流亡英国的波兰哲学家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瓦解》一书中,公然污蔑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衰落时代,声称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空想,希望它复苏和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已经证明是一种幻想。在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期间,也有人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198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理论与实际》的评论员文章和次日所做的补正,提出了“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的观点,被认为是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发生了变化。西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为之推波助澜。美联社评论的题目直接点题,即《中国共产党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更有甚者,1986年4月,赵紫阳也如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问题。在这种舆论导向的引导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奇谈怪论充斥宣传舆论阵地。方励之大放厥词,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它有利于理解上一个世纪的问题,但不是今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一定文化时期。它象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还有人说得更露骨,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学说,今天早已过时了。现在已经是计算机时代了,产生于蒸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解决计算机时代的问题呢?

到处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危机论,其实质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取而代之,在指导思想上搞所谓多元化。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科学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和伟大成果。它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利用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某些失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绝不能得逞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过程。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曾引进和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指导中国革命,都相继失败了。因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没有为中国人民指出一条解放的道路。多次失败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有了这种新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但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的固有逻辑,找到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性。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时,在寻找两者的结合点时,我们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路。先是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后是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正确道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说,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1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了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经过十二大到十三大,又深刻总结了当前的实践经验,提出和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今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践中,要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决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个人和我们党出现失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进行到底。

 

4、实行文化西方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确定的和平演变的文化目标,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实行文化西方化。对于这一具体目标,我们更要加以全面剖析,揭露其本质。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精神食粮,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使西方的腐朽思想文化取代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那就会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大开方便之门。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655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在经济领域里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在政治领域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必然要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反映出来,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基于这种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是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革命、革命成功后进行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主义都是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法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搞什么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不允许搞什么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也就不可能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成灾。这样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创造出先进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二是坚持以人民身心健康为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为全体人民提供优质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范围比较广,既包括思想理论成果,也包括文学艺术作品。要使品种规格各异,数量巨大的精神产品,都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而不是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部门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管理部门共同努力,协同作战。为此,首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凡是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精神生产,我们都应给与支持和鼓励,相反,凡是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精神生产,我们必须予以取缔和铲除。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严把三关:即严把精神生产的产品质量关。把住这一关的关键在于提高精神产品生产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因为精神生产者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精神产品质量的好坏优劣。现在确有一些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思想不健康,观点不正确,因而生产出一些格调低下的作品,严重污染了人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无愧于人民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努力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质,不断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广泛需要。其次,要严把精神产品的流通关。同物质产品一样,精神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也要进入流通领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也要转化成为商品。由此形成文化市场。这里就有一个管理问题。文化工作部门特别是文化市场的管理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发现伪劣精神产品,要严肃查处,坚决取缔,而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正确的原则应当是: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以社会效益为主。因为精神产品作为商品也有两重性。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讲究社会效益,因为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不同,它具有特殊作用和特殊效能;从价值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因为精神产品也有一个再生产的问题,也有一个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否则,精神产品的生产就难以维持下去。我们的思想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其本质要求,是为人民身心健康、为提高人民的基本素质服务的,因而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再次,要严把精神产品的消费关。各种精神产品,无论是书报杂志,还是录音录像制品,亦或是文艺演出,总要同人民群众见面,其思想或艺术的内容,总要或多或少地为读者、听众和观众所接受。其优质精神产品被人们接受以后,能够给人以方向、勇气和力量,使人受到鼓舞和激励,振奋民族精神。而伪劣精神产品被人们接受以后,则很容易使人受到毒害,逐渐消沉、堕落,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两种不同性质的精神产品所产生的后果告诉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宣传、评论等工作,来正确引导精神产品的消费,使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对优质精神产品大力加以宣传和提倡;对劣质精神产品自觉加以抵制和摒弃。

只要我们这样做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就会大大减少精神污染,人们的思想道德就会比较纯正,其艺术情趣就会比较高雅,从而有力地提高人民的拒腐防变能力,使西方的腐朽思想文化难以立足,和平演变战略难以施展。

第二、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要抵制并战胜西方的腐朽文化,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使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足够的战斗力。为此,必须解决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而绝不能割裂历史。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总有那么一些人对本国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正确态度。在我国的89年政治风波前,曾兴起过一股“文化热”。那些持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纷纷粉墨登场,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讨伐。就个人来说,以方励之和刘晓波为典型。方励之说:“中国有很多文化都要淘汰掉,彻底淹没。”如果说方励之的话说得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刘晓波则直言不讳:“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就集体来说,以《河殇》的编者们为典型。《河殇》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宣扬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的衰落。因而一笔抹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全面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党不但在原则上,而且在实际上,均早已解决。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中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667~668页)建国40余年来,我们遵循这一原则,全面清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其中带有人民性、民主性和积极性的精华,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团结统一的向心精神、不尚空谈的求实精神等。同时,彻底否定了其中带有封建毒素的糟粕,如专制主义、家长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以及小农意识等。正是由于我们批判了民族虚无主义,弘扬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才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不能搞全盘西化。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不是封闭的,也不是盲目排外的,而是通过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从而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具魅力和特色,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然而,有些中国人却主张对外来文化要兼收并蓄,特别是西方文化,要整体移植,西体中用,即把西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输入中国。方励之认为,所谓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等所有的全部东西。刘晓波主张,用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河殇》的另一鲜明主题,是宣扬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认为只有它才是拯救黄色文明即中国文明日趋衰微的新曙光。这是思想文化领域中不折不扣的崇洋媚外。

对待外来文化,我们党的方针和原则是十分明确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他针对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全盘接受西化”的主张,尖锐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667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待外来文化的方针。这就是:“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984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外来文化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坚持这种洋为中用的方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把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和放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代之以西方的腐朽思想文化,为和平演变奠定思想文化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既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搞民族虚无主义,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搞全盘西化,创造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以自己独有的魅力和特色影响其它民族文化,使之成为受世界仰慕的文化,从根本上瓦解西方和平演变图谋。

【作者:文林墨客,察网专栏学者,原文写于1992年,察网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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