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纪律、牺牲——永恒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的伟大还不仅仅在于人类长途跋涉的罕见的艰辛,而在于在长途跋涉中体现出的信仰的坚守、钢铁般的纪律、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长征的业绩和精神首先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又属于人类;属于中国人民,又是属于世界人民;属于过往的历史,又属于人类的未来。即便是红军的敌人,当代中国共产党的西方对手,也不得不钦佩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万里长征,堪称人间奇迹。

信仰、纪律、牺牲——永恒的长征精神

马克思曾经这样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1)马克思的这段话,适用于评价一切无产阶级先驱们的伟大业绩。八十年前,哪场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长途跋涉相媲美的惊心动魄的红军长征,就是足以称得上“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并且“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的伟大业绩。长征将士毫无异议地就是无产阶级的光辉先驱,他们迈动双脚,历经了滔滔急流、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突破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纵横十余省,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

红军长征的伟大还不仅仅在于人类长途跋涉的罕见的艰辛,而在于在长途跋涉中体现出的信仰的坚守、钢铁般的纪律、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长征的业绩和精神首先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又属于人类;属于中国人民,又是属于世界人民;属于过往的历史,又属于人类的未来。

 

一曲动人的信仰史诗

 

八十年前胜利结束的长征,以人类罕见的信仰精神坚守,感动了几代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红色教育典范,也成就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凯歌《长征组歌》。其中唱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首歌曲,闪动着真正的激情和最美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既写出了长征路途的艰苦卓越,又写出了意志坚强、筋骨刚硬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伟大的长征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曲动人的壮丽的信仰史诗。

人们常说,共产党是靠贫苦百姓打的天下。其实,在由劳苦大众为主体的队伍的前边,还有一支未必出身穷困家庭的人员所构成的队伍。共产党的高层人士,有的出身贫寒,大字难识一筐,也有的出身钟鸣鼎食之家,出国留洋,见过大世面,但他们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物。出身豪门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依据其才华或身世,本来可以享受一种有别于艰苦长征的富贵生活,但他们超越了普通人追求富贵享乐的低级趣味。谁人不愿意享受温暖如春的舒服?但他们舍弃豪宅华屋,在雪山草地间天当铺盖地当床,草毯泥毡扎营盘;谁人不愿意享用佳肴珍馐?但他们抛却山珍海味,甘愿在高原寒炊断粮之际,皮带野菜充饥,忍受饥寒交迫。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信仰的崇高境界。为了天底下受苦受难的奴隶摆脱苦难,他们甘愿抛洒热血,忍饥挨饿,百姓安危为天。剥削阶级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哲学,无法解释红军将士的行为逻辑;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性自私的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伟大人物做出的伟大举动面前,已变得暗淡失色,苍白无力。

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指战员才表现出了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这才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够豪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为所坚守的理想信仰而甘愿接受任何苦难。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无数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能够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和克服困难,铸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的硕果,是中华民族持久蕴积的道义丹青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军旅作家王树增对红军在长征途中表现的信仰力量深有感悟。他认为,长征中的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以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较之于精神,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2)

中国蕴藏着长期不被剥削阶级所注意的极其巨大的伟力,这些力量,团结在一个伟大的信仰之下,能够焕发超常的精神,做出超常的业绩。十九世纪英国文坛巨擘托马斯▪卡莱尔赞美先知英雄默罕默德给阿拉伯世界以信仰时说:“对阿拉伯民族来说,这是一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新生,阿拉伯半岛由此变得生机勃勃。”(3)“信仰是崇高的,它能赋予人以生命。一个民族一旦有了信仰,它的历史就会丰富多彩,民族精神变得崇高伟大。”(4)对于当代中国人民来说,长征精神就是滋养和提升民族素养的精神食粮。长征路途中显出的高于天的理想信念,注定要长存天地间。

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信仰迷失者来说,长征精神就是一记响亮的当头棒喝。当代中国,已经充分认识了市场和资本力量对搞活经济的巨大的积极功能,但是,有意无意淡化了市场和资本力量对党的建设、信念塑造、道德良俗的巨大的负面作用。大中国是一个大舞台,崇高与卑鄙、忠贞与背叛都获得充分的表演和对照的空间。在革命信仰迷失,物欲横流,道德败坏,鲜廉寡耻之际,更加凸显出长征精神的高洁和红军坚守信仰的伟岸,成就了长征精神旺盛的生命力。红军将士坚守理想信念高地,不惧艰难困苦的壮举,折射出“有奶便是娘”教条的厚颜无耻;长征将士崇高的信仰境界和伟岸形象,有力地反衬出见利忘义者的委琐、下贱、卑鄙。

长征精神是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活教材。在目前,尚不好说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出低谷,革命理想信仰对培养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意志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共产党人更应该坚定理想信念。在白色恐怖时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李大钊先生能够喊出石破天惊的名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何况当下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勃勃生机局面的时代。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并不等于个别党员在某种情况下的个人信仰的迷失。不可否认,当前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做到克己奉公,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的共产党员热衷于拜佛求仙,不问民生问鬼神;有的信奉金钱主义,追求个人名利和享乐至上。一位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某国企房地产老总,竟然说曾经被共产主义“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这种惊人的言论,已离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十万八千里了,严重损害了95年来共产党员在百姓心中树立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美好形象。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些人理想迷茫、信仰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不牢固。伟大的长征精神,对党员干部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提出新启示新要求。

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习近平同志的心头:“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复杂的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5)基于此,他提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6)他用陈望道痴迷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误将墨汁当成红糖蘸粽子吃的故事,盛赞“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习近平多次提到“革命理想高于天”,比如,他在2013年1月5日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7)在纪念建党95周年讲话中,他再次讲:“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还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8)

如果八千多万党员干部真正将习近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的指示贯彻落实到实处,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则党能够强有力地应对时代风云变幻,坚不可摧。

 

钢铁的队伍,钢铁的纪律

 

即便是红军的敌人,当代中国共产党的西方对手,也不得不钦佩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万里长征,堪称人间奇迹。西方一家周刊评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9)这个胜利来自于绝大多数红军将领坚强有力的团结一致,因为钢铁般的纪律锻造了钢铁般的队伍。陈云曾化名“施平”在《共产国际》杂志上介绍长征的红军将士们:“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的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的命令则绝对执行。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所以这次伟大的西征才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传统,我们要求每个兵士都要遵守。”(10)

但是,这不意味着党内军内的思想斗争风平浪静。在长征路途中,党内军内的思想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保持绝对地一致,而是发生了多次的复杂的是非曲直的激烈斗争。且不说遵义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就是在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军事行动失利之时,依然有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是毛泽东将红军带入绝境,多次提出撤换毛泽东。土城战役失利导致一些官兵对毛泽东的议论和不满。提出“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引发毛泽东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林彪,竟然在会理战役中又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感受斗争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大智大勇,历经无数困难,藐视并战胜无数困难,但对长征路途与张国焘的一段斗争往事刻骨铭心。1960年10月22日,在来访的老朋友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时,毛泽东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地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11)毛泽东把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在长征路途中发生的这些论争,都涉及到如何提高党员组织纪律性的问题。长征路途上发生的向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挑战,给人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话题:一个共产党员有了坚定的信仰信念,奠定了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基础,但会不会因为确立了信仰信念而不犯错误?党史上发生过“左”倾和右倾路线错误,数次置党于险境。但相当多数的“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者,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的甚至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他们失足于思想认识水平上,而不是因其秉承的阶级立场和理想信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规律暴露程度超出了他们的认识能力,但其对信仰的坚守以及高尚的人格,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思想信仰性问题和政治组织性问题是两种不同的问题,思想信仰性错误不同于组织纪律性错误。解决了政治信仰方面的问题后,共产党员还要进行党性锻炼,增强组织纪律性。张国焘长期目空一切,持才傲物,大搞宗派主义,在长征路途中竟然另立中央,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分裂党中央的政治组织性错误,给红军尤其是他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的长征增加了困难。所以,党员在坚定革命信仰后,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实现理想信念的组织纪律性。

长征告诉我们,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铁的纪律,这是长征胜利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富有战斗力,因为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由严格的组织纪律巩固下来的政治组织。党制订的决议,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产物,源于群众又高于群众。党的组织深入听取群众的意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上去,归纳加工后,再回到群众,向群众宣传解释,指导群众的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检验,再修改补充,几经循环,反反复复。既然是集中群众意见后的决策,就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某一位群众的原初意见。由于每个人的阅历、经验、出身、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难免不同。问题的关键是,党员个人意见,哪怕是个人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与党组织的决议不一致时,应该怎么办?此时,依然不许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不许违背党的纪律。一般而言,党的集体智慧比某一个人党员更加高明,但历史也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某一个党员的个人正确的意见,没有马上为党组织所接受,没有上升为党组织的决议。这正是考验一个党员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的关键时机。这个具有正确意见的党员可以据理力争,可以继续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让未来的实践检验自己的正确意见,绝对不允许为一己之见、一己之私而背叛组织分裂组织,绝对不可以不执行党的决议,绝对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组织决定的言论,绝对不可以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毛泽东比一般的党员更早地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是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模范,忍受党内排挤的苦痛,努力维护着党的团结,一直在党内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一直在党内启发教条主义者的觉悟,最后争取了全党接受了他是正确意见。张国焘长期狂妄自大,坚持己见,打击报复与其意见不合者,在长征路途中,竟敢发展到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蛮横地命令全军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南下,他所率部队南下失利后,不得不三过草地。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党性修养的高下,已显而易见。

单独地片面地绝对地强调解放思想,并不符合党的思想路线,因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更有甚者,借解放思想的外衣,违背党的纪律,对党的方针政策搞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见了“红灯”绕着走,见了“黄灯”快点走。这种变着花样违背党的纪律或者方针政策的做法,一度成为所谓的先进经验供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学习。还有的人为了小团体或者个人利益,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损害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习近平指出:“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影响党的战斗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严明纪律提出新的要求。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党中央强调规矩意识,第一位的是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党要管党,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将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全面部署,必将开辟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为有牺牲多壮志

 

世界上罕见这样的部队,在数天不见粒米的饥饿中,昼夜不息地翻山越岭,突破敌军铁桶般的围追堵截,蜿蜒曲折如长蛇一般的爬雪山过草地,用双脚或者赤脚走了或者跑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何等的壮观!在漫长的长征路途中,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永远离开人世,这又是何等的壮烈!

疾风知劲草,烈火练真金。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能够将宝贵的生命投入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这就是信仰和纪律的力量。长征的红军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尚有不少小小年纪的少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长眠在雪山草地、野岭荒郊,有的个人名字竟然也没有留下,只有留给后世的人们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战士。青年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也许,红军战士没有读到马克思的这段话,但是他们实践了马克思献身人民事业的基本思想,而我们面对长征中牺牲红军战士的墓碑,禁不住洒下了感动的热泪。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那么红军烈士就是富有的人,他们无数次地让世界上无数善良的人们泪流满面。

马克思说得很对,红军烈士的精神和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红军烈士身上,有一种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是他们精神价值宝库中闪亮的核心。哲学家往往立足或着眼于形而下的“器”,思考形而上的“道”,从世俗的清晰的快感的有限中,引申出脱俗的混沌的美德的无限。与此相近,佛学家在血肉撕咬的人间搏斗中劝慰人们“普济众生”,祷告“大同太平”。令人惊异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竟然懂得并恰当地精彩地诠释了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深刻内涵 ,表达并践行了让哲学家和佛学大师佩服不已的哲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民的事业是无限的,将有限的个体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民事业中去,死得其所,就是瞬间的永恒!英魂不死,长征烈士的牺牲精神在他们之后的一大批伟大的先进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雷锋身上得到传承,在当代无数为人民事业奋不顾身工作的先进人物的身上发扬光大。

一位著名思想家说过: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苏共在存在了93个春秋后,痛失政权,改旗易帜。人民可以指责高层的无耻背叛,也可以痛恨西方阴险和平演变,更应该注意的是:在庞大的苏共组织里寄生了大量的蛀虫,正是这些寄生虫蛀空了党的肌体。中国共产党也刚刚庆祝了自己的第95个生日,若不让后人哀之“竟无一人是男儿!”须警惕、防范和清除寄生在党的肌体之上的蛀虫。

长征中的先烈们,是人世间最富有战斗力生命力的一部分,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不顾身地牺牲。有人说,在市场经济时代,长征的牺牲精神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恰恰相反,长征精神的价值当前正闪烁着璀璨的光辉。泰山之重反衬鸿毛之轻。红军长征将士们果敢牺牲自己的精神,映射出那些钻进党内的投机者为个人奋斗的低俗与无耻。这些投机者们投身于人民的事业,不是为了献身于人民的事业,而是为了高价出卖和无耻地背叛人民的事业。他们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对个人得失,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将半吊钱的一己之利看得比磨盘还大,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们敌视一切美好的事物,敌视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敌视、妒忌并陷害真正为人民为江山奋斗的具有强大民意基础的忠臣良将。他们挖掘改革开放政策的任何一个瑕疵或缝隙,投机钻营,发财致富,恐不义之财遭到历史和人民的清算,大肆推进私有化,以达到将财产传给子孙的目的。

长征先烈们以年轻的生命,承载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激浊扬清,有所鞭挞,有所激励。长征先烈告诉我们,没有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的气概,红军就难以走出绝境。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同样需要牺牲精神。当然,这里的牺牲不一定是像长征烈士那样英勇地抛头颅洒热血。改革开放时代,共产党人面临着“先富”与“后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吃苦与享乐孰先孰后的选择问题。没有奉献精神,为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地生活,就不是符合长征牺牲精神的优秀共产党员。能够做到让群众先富自己后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就是符合长征牺牲精神的优秀共产党员。

长征将士们是为新时代的曙光升起而牺牲的。长征是中国革命高潮的序幕。长征先烈们牺牲了有限的自我完成了无限的事业,是人世间真善美的体现,是历史必然性与合目的性的彰显,恰到好处地注解了短暂中的永恒,有限中的无限。黑格尔说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承担得起伟大的冲突,因此基督放弃了他的生命个性。牺牲了自我,但是他的事业,由他首创的事业,却永存下来了。”

历史将证明,长征先烈英魂永恒;历史还将证明,长征精神必将日益成为中华儿女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察网专栏学者。原发于《红旗文稿》2016年第19期,这是作者提供给察网的原稿】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参见王树增为200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所写的前言。

(3)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0页。

(4)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4页。

(8)《光明日报》20016年7月2日。

(9)《毛的哥伦布》,美国《时代周刊》1972年2月28日。

(10)董必武等:《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

(11)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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