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以西方新古典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理论。标榜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体不仅矛盾重重,而且增长缓慢,其发展条件也难以为中国所复制。因此,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不能成为中国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中国实践新型发展理念只能是建立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科学认识西方所谓市场经济既关及中国重大经济政策决策,又是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市场本身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逐渐重要起来的被供给者、需求者因而也是被生产和上层建筑等所决定的“为我之物”。但这种“为我”只在于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实现惊险一跃的环节而已。关于市场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已经过时,关于它的一般均衡理论已经在西方消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不可能以西方新古典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理论。标榜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体不仅矛盾重重,而且增长缓慢,其发展条件也难以为中国所复制。因此,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不能成为中国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中国实践新型发展理念只能是建立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一、引言

科学认识西方所谓市场经济既关及中国重大经济政策决策,又是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中国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在仅仅6年(即1998年)后进入买方市场,又在16年(即2008年)后出现耗费4万亿投资刺激却效果不佳的内需不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却又不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在近年进入经济新常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怎样的关系?中国未来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其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是否具有借鉴作用?中国在设计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是否能够学习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是以市场经济为其本质特征?是否值得中国学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是稀缺的,需求是无限的。如果这个西方理论正确,且普适于中国和美国,那么,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既不可能出现内需不足,也不可能出现经济和金融危机,更不可能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已经用宏观经济学的办法驯服了经济周期之后发生空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样的事实和矛盾、悖论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对市场的本质性认识吗?真的存在让所有市场同时均衡的价格体系吗?西方所谓市场经济真的是一种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吗?不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其实,中国所面临的上述悖论早已在西方多次出现。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GDP开始超过英国的GDP。[①]这意味着从亚当×斯密以来就盛行自由市场经济并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开始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了。尽管美国经济在20世纪中期盛极一时,并宣称自己是市场经济,但关于其相对衰落的观点已经不绝于耳了。[②]这表明,市场经济本身无法保证一个国家的繁荣。市场经济与国家繁荣之间可能只有相关性,而没有因果性。近年来,求得关于市场经济的新认识已经成为一种重大的理论努力方向。霍奇逊(J. Hodgson)指出,认为市场普遍存在并起关键作用是一种神话。[③]莱泊尼斯(P.H. Lepenies)认为,尽管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著称于世,但把竞争性市场作为一种超人的自然的力量却不是来自斯密,而是来自一个叫作汤森德(J. Townsend)的人。[④]早在这些文献之前,西方就已有重量级学者对市场经济得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即所谓市场经济,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出现的,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并不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必须被看作是特定历史、特定条件的产物,[⑤]而不能被看作是先验存在之物;市场不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相反,它本身如果是一种力量,也是被决定的力量。那么,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依然成立呢?也就是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市场能否被看成是一种被决定的事物而不是决定性的事物呢?斯拉法(P. Sraffa)等剑桥学派经济学家正确地看到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之间的非独立性,从而得出了应该废弃马歇尔理论的正确结论,[⑥]但他们依然在用不必要的复杂方法追求错误的目标,比如,斯拉法本人依然试图运用数理分析工具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来。[⑦]在我们看来,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并没有这些作者想象的那样重要。把合理的价格体系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是错误的,毕竟,生产对交换起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本文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定性分析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商品那里,市场本身是被供给方或需求方所分别主导和决定的,因此,不可能存在供求决定价格的规律性现象,更不可能市场决定一切。市场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那种市场决定一切的观念只是由于市场在价值实现的那一惊险一跃中所起到的作用,因而也是对市场力量的夸大。本文还根据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辩证运动证明,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实早已在逻辑上消解了。也就是说,不可能依靠市场价格的力量让所有商品市场同时出清。[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观点的应有之义。也因此,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是一种所有市场出清的经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依据,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呢?本文以美国为例的分析表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其他国家经济停滞的条件下慢爬实现的。其低速的增长、特殊的条件以及内在矛盾使得它绝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参照。于是,走自己的道路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必然。

二、市场本身是被生产和上层建筑等所决定的

宏观的市场经济都是由微观的市场及其交互作用构成的。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出现问题、梗阻,都是具体市场经济问题和梗阻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宏微观问题和梗阻本身又受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的支配。从微观角度看,任何具体的市场都不是从来就有的,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生产出来的物品不能被自己所消费而必须用于交换等)在相应的上层建筑作用之下形成的。任何具体的市场也不是有了之后就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等物的变化和作用不断变化,甚至可能消失。

(一)市场经济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逐渐重要起来,但市场决定一切只是一种表象

从基本功能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推崇备至的“市场”不过是商品交换,不过是资本家赚取利润的环节之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原来偶然、分散、少量的以满足猎奇心理等为目的的交换变成了在固定场所集中起来批量进行的以利润实现为动机的交换。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换的对象、主体、频率、媒介都大大发展了,高度复杂化了,比如,交换的对象可以是商品和财产、资产、资源,交换的主体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交换的过程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连续性的,可以使用货币作为媒介,也可以不使用,可以使用这种货币,也可以使用那种货币(霍奇逊,2008,第310页),这就使得它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对象。但是,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它作为经济学的唯一研究对象的合理性,也不代表它作为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从资本主义的实践看,即使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重要起来,也不是决定一切,也不是在一切资源配置领域都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在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出产品之后的价值实现环节才变得重要。这一点,马克思已经给予足够的强调。那么,市场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那么大的魔力呢?这主要不是因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让人非常信服,也不是因为市场有效地配置了资源,而主要是因为资本家们意识到,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生产不是问题,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之下的分配也能按照他们的意志进行,但他们发现市场销售量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却决定他们命运的因素。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他们看来,市场堪称决定一切了。再年轻的资本家,只要经过一次完整的生产循环,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也赞成一种崇尚市场的理论。其次,经济学们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和市场均衡论确实能够给在忐忑不安中的他们以安慰。资本家既然已经陷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他们就不得不设想、奢望、一厢情愿地认为,存在一个市场价格体系让所有资本家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卖出去。而特别是,每次经济危机都把几乎所有资本家的脆弱暴露出来,让他们面临经济死亡的威胁。所以,在市场经济看起来还在平稳运作的时候,资本家们都担心,这样的一个死亡时刻会到来。因此,他们集体地特别需要一种宗教来让自己增加一点儿安全感。看不见的手和市场均衡论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安慰剂、麻醉剂了。这种安慰剂、麻醉剂的作用只有对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经济才比较实际。[⑨]可以说,没有这种安慰剂和麻醉剂,资本主义社会连一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一般均衡理论(见下)已经在西方学界消解之后,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于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了。

(二)市场是被供给者和需求者所决定的

市场(交换的对象、主体、频率、媒介、条件、数量等)不仅不决定一切,它自身反而由供给者和需求者所决定。中国古代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的产生,当然是由于某种需求。如果没有感受到需求,恐怕这四大发明的发明者不会发明这些东西。在这个情形里,先有需求,再有供给。即供给滞后于需求,甚至远远滞后于需求。其实,在封建社会里,即使有供给和需求,也根本不存在现代西方意义的市场。但在这里的交换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需求被满足的强度是较弱的,并且供求相等只能是偶然现象。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普遍存在。比如,计算机、手机的发明可以说都是需求引致的。

一旦有了一种产品,接下来,这种产品的供给可能创造出对自己的一定的需求,即先有供给,再有需求(并不一定是创造出与供给数量相等的需求;这也是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规律的一种表现)。在这里的市场形成中,供给成为首要的因素,而需求成为对供给的适应性因素。[⑩]这种适应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在产品制造出来之后甚至之前就大打广告,用来操纵需求。而当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影响产品的扩散速度时,供给者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加以克服。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供给会创造出需求,但这种创造并不一定是等量的,即并不保证市场会出清。

一种商品一旦完成了从需求到供给再到需求的一个循环,就很容易复制这个循环。现代社会的生产技术进步可能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个新产品不需要花费十年的时间就会让市场达到饱和。比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电视机市场还充斥着日本产品,但接下来的十年中,中国产电视机就已经充斥市场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能力相对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没有有计划的控制,经济危机就成为必然。

上面的分析说明,市场是在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般而言,供给和需求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关系图所描述的那样类似剪刀的两刃,反而可以说类似于公鸡和母鸡。有时候,母鸡处于劣势,有时候,公鸡处于劣势(相当于供给决定需求或者相反)。而它们所下的鸡蛋(相当于市场中的价格)既可能是受精卵,也可能是非受精卵。这个受精卵既可能孵出公鸡,也可能孵出母鸡,既可能孵出正常的公鸡或母鸡,也可能生出畸形的公鸡或母鸡。这些情况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市场(如这个市场或那个市场;成熟市场或非成熟市场;正常市场或危机中的市场)。为了保证鸡蛋是正常的鸡蛋,那就要保证母鸡和公鸡都不受污染的影响,等等。[11]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市场价格无时无刻不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者(股东)追逐利润、利息、股息的污染性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市场经济已经是“非均衡”的了。把供给和需求比喻成剪刀的两刃,适足以让人们用机械唯物论的方式去理解供求,即让他们忽视供求双方不是生活在由新古典所划定的经济环境中而是生活在更加复杂的辩证运动的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事实。[12]

(三)供给者和需求者本身又创造市场赖以运行的社会关系

尽管无法保证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都能保持大致出清,但商品生产和需求因而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生产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比如,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看,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和未来所需要的劳动力,就不得不把劳动力从佃农地位解放出来。因此,劳动力市场的确立首先需要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打破佃农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关系。再如,任何一种商品的市场的存在性首先依赖于商品的实际所有权的归属。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之中,当有一些人通过雇佣他人来生产产品而自己直接或间接销售它们的时候,就表明了一种新的权力的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不过是把这种权力固定下来而已。又如,金融市场的存在性依赖于货币和债券的发行权、债券市场参与权、外汇交易制度的确立。这样看来,不仅是社会关系决定市场的存在和运行,而且,每个具体的市场的发展都对应着一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兴起。[13]很显然,上述社会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与市场的社会功能的发挥的一致性也是有条件的。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市场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价值实现的一个关键环节而已;它本身固然是一个国家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又是由供给者和需求者共同作用决定的,而且,供给者或需求者作为一种经济主体,会发展支配市场的新型社会关系。从这些角度看,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被决定之物。既然如此,市场价格就不可能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能够让供求相等,实现市场出清了。而“看不见的手”也就没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了。从不同国家的发展起点、发展条件的差异性看,纵然市场具有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价值实现的关键性这一共性,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完全可以发展不同的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即使西方与其市场功能运作相配套的制度规则体系运行良好,也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西方那种由某种价格体系所构成的一般均衡的市场经济制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中楼阁。

三、西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消解

尽管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但西方最重要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命题并没有得到证明。正是这样,才有瓦尔拉提出一般均衡问题,才有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条件性的证明。与一般理解的相反,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条件性的证明不是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普适性,而是证伪了它的普适性,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的资源配置。阿罗和德布鲁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神话世界里(如没有垄断、没有外部性、没有公共物品、没有不对称信息、没有交易成本、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没有不确定性,以及偏好的连续性、严格凸性、严格单调性),才存在一组让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价格。因此,对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工作的正确理解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让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价格体系。也就是说,总是会存在某些甚至大量市场处于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状态。但这样一来,“看不见的手”作为一个原理的普适性就被打破了。这也说明,市场机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起作用。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资源配置不可能由市场全部决定,市场远非完美。再进一步看,由于有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不确定性,以及偏好的不连续性、非凸性、非单调性等的作用,由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实际的市场价格都不可能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价格,而只能是某种实然性的价格。王今朝、龙斧(2011)更是证明,即使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市场价格也不是由供求决定,而是由包括社会制度、技术在内的诸多社会经济变量决定。

在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失去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是否可以算作一个差强人意的经济理论而被人接受呢?市场经济是否代表一种还算美好的社会呢?是否还算配置好了资源呢?或者,它是否是所有资源配置方式中最好的或最不坏的资源配置方式呢?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都给人以肯定回答的印象。毕竟,既然它成为科学最发达、社会科学最发达的美国大学的教科书了,既然这些教科书在市场机制上花费了大量篇幅了,既然它宣称是市场价值让企业最优化生产、让消费者最优化消费并且把它们连接起来,你即使对它的逻辑感到怀疑,也会觉得,尽管这个机制不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它可能是最不差的机制吧。其实不然。

首先,产品创新对于西方国家的资源配置的优化至关重要,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产品创新之间并没有简单线性关系。一方面,迄今为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创新许多来自中小企业,正是由于这些企业缺乏可以损失的利润,或者受到来自竞争企业的压力,从而只有创新一途可搏。这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创新。创新成功的资本家可以制定一个很高的价格并从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且,它会尽力地维持这个状况,直到无法维持为止。比如,微软公司很显然会愿意全世界实行一种知识产权法。[14]但也很显然,它基于知识产权而获得的垄断利润是以全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个代价中许多是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其企业的创新能力所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当创新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时,一般的以追求私人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家会尽力躲避。而当创新需要巨大的投资时,这些私人企业家会望而却步。这就使得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创新能力很强,也无法实现创新的潜力,更不用说,一些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并不利用其已经实现的创新。这就说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创新问题。考虑到产品创新对于西方国家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市场机制作为一个最不坏的资源配置机制就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在产品创新之外的既有经济生活领域,依然存在大量资源配置问题,不可能被市场机制解决。20世纪中后期,西方诸多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兴起表明,西方经济理论界已经对新古典资源配置概念的狭隘性形成共识。比如,经济地理学或新经济地理学批评新古典没有考虑资源在不同区域内的配置问题;[15]公共经济学批评新古典没有考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问题;产业经济学批评新古典没有考虑产业组织问题。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也都批评新古典也没有考虑它们各自考虑的资源配置问题。这些分支学科中有些尽管使用新古典的工具来分析它们所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它们确实已经形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概念的否定。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不仅是鸡毛蒜皮、无足轻重,[16]而且是极其片面化的。它所谓的资源配置根本不是资源配置,而只是众多资源配置中的一种或一个环节,即便这个环节重要,也不能否定其它环节重要,也不能否定其它环节更为重要。考虑到这些资源配置问题的重要性,市场机制作为一个最不坏的资源配置机制就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就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概念,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在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中预先将其消解。比如,新古典把消费者福利(效用水平、代表民生)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仿佛其能代表消费者利益,仿佛市场机制就能让消费者福利最大化。本来,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需求理论只是说,消费者在给定收入的条件下可以寻求效用的最大化。可是,在接下来的论证中,新古典经济学就把这个还算是科学的结论给推广了:市场被说成是一种神奇的资源配置工具。而在涉及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那些新古典学者就表现出唯市场化的原教旨主义。比如,一些西方、西化学者针对中国保证自己粮食供给的政策而反问道:纽约和香港不种粮食,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就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吗?根据新古典的一种理论(被称为间接效用函数理论),对于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工人阶级来说,其福利是由其实际工资决定的。由于所有工人的阶级地位类似,工资水平相差不大,因此,如果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人(他们购买完全相同的商品)的假设,所有工人就只能得到差不多的效用水平。只有资本家阶级,由于其取得的收入是利润,而且利润远远大于工资,才有可能得到其想要的效用水平。因此,我们采用新古典方法论也能得出如下结论,即资本家过着比工人阶级远远为好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配置问题吗?对于这一点,新古典学者一向是闭口不谈的。而这个表面上的民生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能够维系下去有关。这样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世界愈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就是对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的最科学概括。有新古典学者认为,不同人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实际上,由于他们的效用差别如此之大,其效用一定要被认为是可以比较的,否则,就是自欺欺人。这可以用西方一位被视为新古典学者的范里安(H. Varian)提出的“妒忌”概念来说明。[17]即假如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那我们只要问一问是资本家妒忌工人,还是工人妒嫉资本家,就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由于收入差别所导致的福利差别了。这样,我们就用新古典的方法证明了,重要的资源配置并不是如新古典所说的那样是市场机制下的消费品数量、投入品数量,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利润和工资的比率。如果我们非要抽象地来定义资源配置,那只有利润和工资的比率这一简单变量才有资格。这样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并不是在于它过于抽象,而是它错误地运用了抽象方法。它之所以错误的运用抽象,主要不是由于智力的低下,而主要是其阶级性质使然。[18]马克思的这个概念显然是用更简单的数据揭示了最为深刻的问题。而所谓纽约和香港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了其粮食供给问题,也只是把有钱人能够吃香喝辣运用到这两个世界级城市而已。[19]纽约和香港能够采用的资源配置机制并不一定能够被中国这个国家所采用。

第四,一个国家的市场机制所配置的资源即使达到帕累托有效也不足以支持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帕累托效率定义为它所关心的唯一效率,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效率具有现实性,而是因为它的非现实性。毕竟,只有在排除了许多具体的社会主体的抽象经济模型里,才存在帕累托改善的可能性。在现实世界里,由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经济主体的任一改善都会损害到至少一个其它经济主体,因此,不存在应用帕累托改善的场合。而特别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必然通过推翻压迫、剥削阶级的统治而达到,因此,更不是帕累托改善。所以,把改革、改善措施仅仅限于帕累托改善,就是要把那些危害压迫、剥削阶级利益的改革、改善全部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因此,表面上看来具有合理性的帕累托效率实际上是非现实的。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具有这个非现实性的效率,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可以给自己披上学术的外衣,而且让这个概念不得罪资产阶级,而通过强调这个效率指标,并排除其它指标,如平等、公平的指标,还可以借助这个概念向资产阶级献媚。当然,新古典经济学把平等、公平这些资源配置的属性维度排除在其考虑之外,既可能是基于他们所处的阶级的一种非正式规则,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政府的强制,甚而是其秘密警察的职责所系。然而,一种经济体制的平等性、公平性属性决定了它是否能够存续下去,就像封建社会的平等性、公平性属性决定了它是否能够存续下去一样。

基于以上,新古典的所谓资源配置,最多只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价格(体系)和这个价格(体系)所对应的产量和需求量的一种感觉而已。新古典把它上升为唯一的资源配置,实在是小题大做。这种小题大做不可能产生一种科学的理论。西方一些学者经过不同(更为复杂)路径,如斯蒂格利茨等通过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得出了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结论一致的结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这种一致性也反衬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科学指导理论的稳定性。

在西方学界对新古典理论的非科学性越来越形成共识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遗老遗少和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者被迫承认出清市场的一般均衡价格的不存在性,但依然把纯粹市场经济宣称为参照系。其实,把纯粹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比求剑刻舟还要荒唐。以完全竞争假设为例,如果我们用时间来衡量它与现实的距离,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经济已经不再是完全竞争的经济(但并不排除经济竞争的存在)。经过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科学论证,100多年后的今天,其与现实的距离可想而知了。这种距离足以我们找到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但更具现实性和可靠性的参照系。在物理学界里,人们总是要选择最好的参照系进行工作。可是,以移植物理概念起家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就不遵循物理学界的原则了。这又一次表明,他们与言行不一的江湖郎中有相似之处。他们即使早年学习数学、物理,后来又就读西方名校,甚至成为西方大学的正教授,也未能摆脱与江湖郎中的相似之处。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还充斥着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更不是唯一的经济学。[20]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勒夫(G. A. Akerlof)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但到了90年代,已经成为众多经济学流派中的一个支流了。[21]

四、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也非中国可以参照的模式

如果西方所谓主流经济理论错误而不值得借鉴,更不值得遵循,那么,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具有参考、参照价值呢?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英国已经决定性地衰落为二流国家,因此不足为凭。那么,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具有参考、参照价值吗?

首先,实际GDP增长率是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的一种较好的衡量,根据这种衡量,美国在过去200多年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有优化性。从1774-190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5倍,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22]美国经济增长率固然不高,但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更低。比如,从1770年到191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177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的1/3强。到1913年,美国的实际GDP就是英国实际GDP的2.5倍了。这就说明,美国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如果我们如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3%作为西方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今天能够忍受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代价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其次,美国在建国前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优势”是中国等国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国经济是欧洲移民凭借美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完全陌生的生产方式等等众多有利条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统治权、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灭了他们大部分人之时和之后,[23]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通过奴隶贸易进入美国的非洲土著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红利。[24]对于欧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劳动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杀。对非洲土著人而言,他们的幸福之处在于他们被欧洲移民当作了劳动力,尽管作为极为廉价的奴隶。通过从其他国家购买领土,如购买路易斯安娜州、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25]美国不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而且为容纳欧洲移民等的高生产率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前半叶和中叶,美国经济发展还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其带来的欧洲甚至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它还享受到中国等国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移民带来的好处。移民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由国外承担,而收益由美国人享受。中国等国不可能享有类似美国那样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动力资源。

第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国家18、19世纪开始所谓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中国等国经济却停滞着。因此,尽管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很低,但其长达一两百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些微优势在20世纪造成了中美经济水平上的决定性的差异。可以设想,如果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那样领先世界。这就如20世纪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兴起挑战了福特公司,几乎使它破产一样。反过来,今天中印等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就与西方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条件迥然不同了。它们想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不能不突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围堵。这种外部条件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等国不可能采用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美国不仅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极低,在各个较短时期,也都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26]与之相比,苏联经济则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绩效。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起点和任务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27]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的成就怎样呢?丘吉尔说:“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的认可。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它至少证明,存在一种增长模式,在经济分配比较平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远比西方更快的增长。在战争条件下,更快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是生死攸关的,[28]而在和平条件下,更快的增长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合理配置资源所要求的。[29]至于在这个阶段较快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其它问题应该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得到解决,从而使一个国家不至因沿用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而解体。

第五,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似乎在耗尽其原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其开始于21世纪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贷市场及衍生品交易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过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经济增长点。本来,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在对未来的利润具有乐观预期时进行投资,投资使得资本家未来赢利预期变得悲观。而美国次贷市场的长时间极大的发展表明,世界头号国家已经很难找到新投资机会了。这种投资机会的丧失既与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有关,又是其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与资本全球化配置资源也不无关系。但不管怎样,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美国经济失去强劲增长动力都是事实。如果中国学习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得到多少经济增长率呢?

第六,美国不仅经济失去原有的增长动力,而且国家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其经济下行,需要国家干预,但国家财力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陷入要么无法干预要么陷入债务危机的。[30]如果无法干预经济,由于雇佣工人失业,危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稳定。如果干预经济,必须能够偿还或者转嫁债务。这样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在未来十年和二十年中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其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失去影响力。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即使美国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也不可能如20世纪90年代享受IT技术创新利益那样享受新技术的利益了。中国如果因学习美国模式而陷入到与其类似的两难境地,由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依然很低,而且人口众多,中国经济的困难将会比美国大得多。这也反证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可能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五、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应该以公有制企业驱动为特征

中国已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发展理念。[31]在这五大新型发展理念中,创新是第一位的。那么,怎样理解这里的创新呢?它是指技术进步、产品革新吗?应该不是。这是因为,技术进步、产品革新尽管非常重要,但它也非常容易扩散,由它所支撑的发展无法支撑中国得到长期的高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看,技术进步、产品革新不是中国新型发展理念中的创新的最主要含义。中国新型发展理念中的创新的最主要含义应该是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而中国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创新只能是它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由公有制企业驱动。

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在公有制经济的汪洋大海的背景下开始改革的。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一些私有制成分确实可以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然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私人所有制所生产的GDP的比重占据70%以上,劳动力占据80%以上。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已经产生多年内需不足,收入两极分化,环境高度污染。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中,不是减少公有制企业,而是应该增加、加强公有制企业。[32]也就是说,让公有制企业成为各个市场的供给者主体,让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人成为各个市场的消费者主体,而不是让私人企业在市场中起到支配性、垄断性作用,无论这个市场是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金融市场(本身又包括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无论打着怎样的名义。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以公有制企业为供给者主体的经济。只有在这样的经济中,市场才不会成为少数大鳄投机的场所,才不会成为正义和公平的对立面。至于不同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条件,完全可以在一个较大的自由度内波动,只要它们与实现国家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且不引起社会反抗即可。[33]

在公有制企业里,产出可以得到平等、公平、合理、科学的分配。因此,主要依靠公有制企业,就能根本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的经济局面。实际上,公有制企业不仅最正当,还是最经济的价值创造主体组织。由于它消除了少数人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剩余的索取权,公有制企业的成本相对其它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是最低的,因而所产生的社会剩余(可能表现为利润)是最大的。因此,如果其他情况一样,为了得到同样数量、质量的产出,相对于其他所有形式的企业,公有制企业交易成本最低。[34]从这个角度看,公有制企业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这也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为了发展公有制企业,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其生产发展预留市场,即“销售量”。[35]如果没有“销售量”作为保证,企业生产就会受到交换的强大的反作用。比如,就大飞机的发展而言,尽管成本极高、挑战性极大,但中国运营经验、技术储备、资金支持等条件已经成熟,自主研制飞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由于中国的航空工业与民航用户联系很少,飞机无法取得适航证,结果民航总局不让飞、国内各航空公司拒绝要,那么,上亿的研发资本和老一代航空人的努力和心血也只能付之东流。[36]因此,“市场销售量”成为决定中国大型飞机制造业生死存亡的唯一因素。如果波音、空客收买中国的某些官员,使得他们阻挠中国发展大飞机工业,那么,中国大飞机的销售量无法达到应有的水平,而世界的大飞机市场就是由波音、空客以及他们所收买的中国官员所决定。在有无市场销售的可能就成为飞机这种重要产品能否生产的最重要的决定变量的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值得指出的是,有无销售量也取决于中国政府的行为,是继续购买美国飞机,还是停止外购飞机,自主研发和生产。

对于中国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应该以矛盾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各国的经济永远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也不会一公就灵。但不能以公有制企业驱动下的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或难以避免的代价来否定经济发展的成效。[37]实际上,中国采用公有制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驱动力,即使产生一些代价,相比其它经济发展模式,其代价也是最低的。比如,它更容易是环境友好的,各方面协调的,各阶层各区域各行业共享的,也是有利于正确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理念居中国五大新型发展理念之首。如果不以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吹毛求疵,胡乱比较,不从实践出发,只从所谓逻辑、理论出发,很容易导致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出去的颠覆性代价。这既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一个教训,也是中国未来改革应该注意的问题。

(作者简介 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决策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导;  张艺: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生;龙斧,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杜克昆山大学管理学教授。)

【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爱蒙·布特勒. 让市场决定Libor的命运[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6).

[2]龙斧, 王今朝. 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4,(5).

[3]龙斧, 王今朝. 对"崩溃边缘论""大锅饭论""凭票供应论"的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再认识——三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6).

[4]万存知. 市场决定中的N个学术问题[J]. 金融博览, 2014, (1).

[5]王今朝, 龙斧. 基于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4,(5).

[6]王今朝, 龙斧. 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的理论误区与认识论、方法论原因——四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4,(6).

[7]Eckehard F. Rosenbaum, What is a Market? On the Methodology of a Contested Concept,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8, No. 4 (2000), pp. 455-482.


 

[①] 更准确说,英国1870年的实际GDP是美国1870年实际GDP的97%。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天津编译中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③] 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马霄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④] Lepenies, P. H., 2014. Of goats and dogs: Joseph Townsend and the idealization of markets-a decisive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8, pp. 447-457.

[⑤] 如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以及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孙来斌、王今朝、杨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⑥] Sraffa, P., A criticism and Rejoinder, contributions to the Symposium o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irm, Economic Journal, 40, pp. 89-93. 杰弗里×哈考特、普吕×科尔:《琼×罗宾逊》,苏军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0-21页。

[⑦] Sraffa, P.,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Vora & Co., Publishers PVT. LTD, 1960.

[⑧] 这个命题也说明,哈耶克之流所谓市场能够整合所有信息的说法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妄断。

[⑨] 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所起到的作用和财神在中国一些区域的大批商人那里所起到的作用是类似的。

[⑩] 我们这里的命题也可以换成其它表述形式。比如,著名的摩尔(Gordon Moore)定律认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11] 中国古代文化强调言行合一、表里如一。可是,西方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的经济学者不乏口是心非的特征。马歇尔本人希望用生物来比喻经济,可是,无论是他的均衡概念还是供求概念,都是在用物理来比喻经济。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供求分析缺乏时间维度。本文下面的分析表明,一旦真正引入时间维度,就要分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辩证运动,均衡价格的概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2] 西方经济学用对供给和需求曲线的斜率和位置的讨论来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数理分析,从而避免人们对它的理论逻辑的质疑。

[13] 新古典经济学把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其实不然。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任何经济都是法治经济,离开法治,任何经济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法治经济,而是特殊的法治经济。

[14] 中国许多人把美国的资本家想象成了工作狂。其实,工作狂一般只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当一个工作狂一旦积累起巨额的资产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动机去继续狂热地工作呢?特别是如果他的利益受到政府保护的时候。即使没有政府保护,他也会寻求政府保护。

[15] 经济地理可能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1500-2000年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天津编译中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6] Harvey Leibenstein,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3), 1966: 392–415.

[17] H. Varian, “Equity, envy,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9, pp. 63–91, 1974.

[18]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学派实际上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宣扬的理论让人们认为,那就是新古典学派共同承认的观点了。这是错误的。从方法论上看,既然新古典学者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资源,而他们的逻辑链条又比较短,因此,他们之间提出互相矛盾的理论观点、概念是必然的。

[19] 至于这两个城市怎样成为世界级城市以及二者的差别,值得进一步思考。

[20] 中国一些人对西方存在的一个重大误解就是,凡是进入其教科书的知识都是真理。其实远非如此。

[21] George A. Akerlof, Writing the "The Market for 'Lemons'": A Person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2001/akerlof-article.html.

[22]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0、18页。

[23]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2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第67页。

[25]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26]《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第17页。

[27] Stalin, J..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 356.

[28] 一些人认为,苏联解体证明这条道路是失败的。但这些人没有想到,苏联解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定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事情。中间的50年的时间差就为解释苏联解体提供了其他依据。毕竟,你不能用一个人40岁因为疾病或车祸去世来证明他在娘胎里就是一个错误。

[29] 如果一个国家放弃其本来可以享受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其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种重大的可避免成本。

[30] 因为西方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无法对资产阶级征税。资本全球化也导致资本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避开国内税收。

[31]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32] 这里又涉及一个理论误区。这种误区把政府说成是裁判员,把市场说成是运动员。这个错误是上面那种划清政俯与市场边界的变种。

[33]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政治家非常关心价格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但对他们而言,价格体系合理性的最重要衡量是它与国家目标的一致性程度。

[34] 比如,欧洲、美国今天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80%乃至70%,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从60年代的10%(日本)、5%(欧洲)、4.5%(美国)分别下降到2010年2%、0%、1%。

[35] 有西方学者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不是主张市场至上,而是主张市场是政府的工具。参见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4-36页。

[36] 苏宁. 市场决定一切[J]. 中国民用航空,2007,05:1.

[37] 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投资饥渴症的观点一度甚嚣尘上,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不良影响。而实际上,19世纪的美国增长大约82%-85%是要素投入供给增长带来的,按照他们的标准所衡量出的“依靠技术的增长”最多只是20世纪的事情(其实也只是中国等国不发达所产生的一个结果)。1774-1909年,美国资本存量增长近388倍,19世纪末,工人人均资本拥有量几乎是19世纪初的10倍。而从1870年到一战期间,几乎2/3的资本存量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形成。参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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