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政治信仰缺失”的成因与对策

应该认识到,把政治信仰是否坚定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条件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在“一·五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衡量党员领导干部有无政治信仰的“四个能否”标准,即“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

略论“政治信仰缺失”的成因与对策

作为一次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央全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1]综合此前相关调查、公开报道和各方面反映情况, 一些党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特别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出现理想信念缺失、政治信仰淡薄现象,是我们今天“全面从严治党”最应当聚焦并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被称为“史上最强”措施之一的是中纪委在通报对违纪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分决定时,突出强调其违反党纪的性质与事实。据媒体统计,诸如“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搞团团伙伙”“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等表述,多次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体现了中纪委对“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严格纪法区分”“‘依纪’而不是‘依法’开展纪律审查工作”的践行。纪检工作上要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组织工作上要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更高更严要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两大基本思路。不久前,中纪委一句新的对违纪的表述——在对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的处分通报中指出其“毫无政治信仰”,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关注。

斯大林在《悼列宁》一文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2]。这里的“特殊”,特就特在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是组织体系,也是信仰体系,这个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共产党“有自己的完整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它要求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3]。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活动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谈到了信念与信仰问题。他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4]作为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王保安及其所代表的一批具有相同性质的党内腐败分子为何“毫无政治信仰”,以及如何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一点理论上的分析。

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信念动摇的基本成因

有学者曾说,政府一旦陷入“塔西陀陷阱”中,老百姓就会成为“老不信”。与之类似,丧失了理想信念的党政领导干部也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老不信”——他们不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前途、不信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够取得成功,而沉迷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大肆敛财等与共产党宗旨相违背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造就“四个铁一般”干部的要求谬以千里。笔者认为,深究这一现象的基本成因必须从内外两方面来归纳总结。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产生外部影响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这使得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对于“资本主义能否终结历史、社会主义是否大势已去”这个问题产生了思想上的疑惑,从外因方面引发信仰危机的出现——“信仰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凸显,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始终是一切争论的焦点”[5]。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正确看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使命和趋势,就会在两个历史维度上作出错误的判断——对于过去,我们党以及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奋斗史将会被彻底否定;对于未来,向着什么样的社会理想继续前进的动力将会被彻底丧失。

精神上没有“钙”的支撑,消极腐败的思想就会乘虚而入。从党的建设角度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赞同“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6]。苏东剧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受到了巨大挫折。在那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指出:“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7]

在中国,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关键,是要吸取苏东国家后期领导人治党软弱、治国无为的教训,坚定不移地狠抓从严治党。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8]我们常说,“南方谈话”是一篇伟大的解放思想宣言书,邓小平同志铿锵有力的论断极大地解放了我们的思想,给予我们毫不动摇地信仰《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以信心、勇气和力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了蓬勃生机,非但没有步苏东之后尘,反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无可辩驳地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越来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信仰重建”的基本依据。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在今天依然追问社会主义前景问题,并以此作为自己理想丧失的挡箭牌,恐怕越来越不合时宜,只能暴露出自己是政治上的糊涂人。

经受不住“四大考验”内在地导致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

造成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信仰缺失的内因即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思想上没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在一系列攸关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党的十八大报告一个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提出了我们党当前面临且必须赢得的长期、复杂、严峻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在这四大考验中,改革开放考验和市场经济考验既是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的新问题,又是对党长期执政更具致命性的挑战。“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有一句名言:“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10]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丹尼尔•贝尔所言的“世俗世界”就是一些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告别崇高”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是“革命的党”,而现在应当“告别革命”,转变为一个“改革的党”。这一论调的失当之处就在于,其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改革这两项使命是彼此割裂、二元对立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必须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五讲话”、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发表的讲话等多个重要讲话中,都反复提到了“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句来源于《长征组歌》的豪言壮语。可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中,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所要肩负的使命有所不同,但共产党只有一个,不能自己割裂自己的历史。

革命史观、革命精神、革命理想是共产党人宝贵的思想财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不可轻言“告别”。“两个告别”的要害,就是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替换掉共产党人头脑中追求革命理想、追求崇高事业的思想境界,从而达到在思想上对共产党“不战而胜”的目的。与“两个告别”有很大关联的另一种思潮认为,“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如此,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应当私字当头,先私后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列宁的一个论点。1904年,为带领布尔什维克反击甚嚣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列宁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名篇《进一步,退两步》。他针对孟什维克主义代表人物马尔托夫“每个示威者、罢工者都可以自称为党员”的错误思想,指出这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11],即决不能把党这个“先锋队”混同于一般群众。

今天一些人鼓吹“党有特殊利益”论,实质就是要把共产党降低为社会民主党,与马尔托夫百年前的谬论何其相似。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是在“手段”的意义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这与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永恒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使得党员领导干部善于利用市场经济而不是被市场经济利用,是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重点、难点。这一课题解决好了,信仰危机将不复存在;解决不好,苏东殷鉴并不遥远。

用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根治信仰缺失问题

无疑,王保安和王保安们在八千多万共产党员中仅是数量上的沧海一粟。然而其对共产党员这一称号带来的污名和对党旗的抹黑,则是让人非常惋惜的。彻底根治少数领导干部信仰缺失问题,使得中纪委“毫无政治信仰”的斥责终结于王保安,对党的执政地位,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信仰危机是形而上“道”之所属,虽彻底解决远非朝夕之功,但也绝不是一个无解之谜。“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3]是邓小平同志开展党建工作的两个重要抓手,在笔者看来,这两点也可以为彻底根治“毫无政治信仰”问题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要着力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关键少数”这四个字来形容党员领导干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维。党员领导干部虽然在八千多万党员、十三亿人民群众中只占“少数”,但对于治党治国却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也无怪乎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首访深圳时谈到了苏联剧变前夕苏共干部中“并无一人是男儿”的历史悲剧。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信仰什么、抵制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并非个人的小节,而是关乎党的形象、党的执政地位的大义,故而必须旗帜鲜明,容不得半点模糊。

有人一提到理想信念教育,就觉得“左”、就觉得“空”,对于这类想法,我们要作出一分为二的分析——一方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干部教育的污名,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坚持用与时俱进的观念开展与推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当前,我们重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

注重理想信念教育的“精准性”。一直以来,我国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在误解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出的“灌输论”,将“灌输”错误地理解为“大水漫灌”与“填鸭教学”。在实践中,这必然会引起被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疏远甚至反感。事实上,列宁的这一提法意在反对工人阶级内部的“自发性”,号召工人阶级与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斗争,突出的是目的上的斗争性而非手段上的强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逐渐意识到注重理想信念教育的“精准性”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及时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全文并出版这些重要讲话的专题摘编本。在此仅举一例——刘云山同志指出,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与党和国家整体形势同步向好”[14],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及时权威地全文或部分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几次重要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在思想上有了主心骨、在政治上有了依靠感。下一步,我们要更加做精做细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精准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头脑中的理论盲点与困惑。唯有此,理想信念教育才能真正起到作用、达到目的。

用理想信念教育缝合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现实存在的“两张皮”。在一些干部看来,讲学习、讲政治与干业务是“两张皮”,仿佛可以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这种观点的失当之处,是把自己混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事务主义的官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像焦裕禄、杨善洲那样既有崇高理想信念,又扎扎实实服务人民的共产党的好干部。事实上,理想信念教育和从事具体业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着同一指向性的,即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的领导人多次指出这两者是“一股绳”,要努力实现“两不误、两促进”。在“一·五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了这二者的同一性与互促性——他说:“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15]

要着力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住信仰缺失问题

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靠纪律”,是广义上包括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在内的纪律。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看待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信仰建设问题,笔者认为有两个着力点必须重点把握好。

善于运用党规党纪来确保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具有纯洁性。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问题。他特别强调:“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16]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不仅要靠自身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更要靠全方位扎紧的制度笼子,更多地用制度来治党、管权、治吏。

如前文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了纪检工作与公检法、反贪部门在性质上的区别所在,不断强化纪律检查部门监督执纪问责的工作职责。2015年底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条例》第一次细化了六种违纪行为,特别地将政治纪律列在了前面。纵观《条例》中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诸如“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搞团团伙伙”等,哪一项不是丧失理想信念、缺乏政治信仰导致的恶果呢?由此可见,党规党纪更加重视政治纪律是很及时、很有现实针对性的。从王保安身上可以看出,信仰坍塌是党员领导干部滑向腐败深渊的第一步。中纪委通报王保安“毫无政治信仰”是一个标志,“纪委管信仰”应当成为新形势下纪检工作的新常态。

把政治信仰是否坚定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今天我们党正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里的“人”,指的就是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是把“高素质”片面地理解为“有本事”“有能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的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17]。可见,共产党的干部标准要比资本主义社会选拔官员标准严苛得多,这种“严苛”,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应该认识到,把政治信仰是否坚定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条件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在“一·五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衡量党员领导干部有无政治信仰的“四个能否”标准,即“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18]。标准的作用,就如同一个筛子,从源头上把毫无政治信仰的人筛出去,小痈才不会发展成大患,党领导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最终胜利。

注释:

[1]《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

[2]《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3]刘建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家园[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5]侯惠勤: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出路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J].共产党人,2011年第9期。

[6]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绪论。

[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 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9]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10](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3]同上书,第111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117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3-824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察网www.cwzg.cn摘自《国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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