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革命与出轨

用“革命与出轨”可以把五四以来的文艺主潮分为三个阶段。五四到六十年代中期的“革命加出轨”,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只革命不出轨”,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是“出轨加控诉革命”。当然,这些纯属娱乐,切莫认真。

 鹿野:革命与出轨

一转眼,2016年就要结束了。这一年里边,引人关注的“黑天鹅事件”此起彼伏,诸如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等等等。但是,就一般的吃瓜群众来说,恐怕兴趣最大的还是王宝强妻子马蓉的出轨事件和林丹的出轨事件。这种情况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娱乐化的产物。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为了大家娱乐一下,笔者也结合文艺史就“出轨”胡说八道几句吧!

提起出轨,今天的人似乎一方面又咬牙切齿,另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但是究竟什么是出轨,恐怕现在的人并不是很清楚。所谓出轨者,先有了轨,才可以出。而是所谓轨,其实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与商品化的不断加剧,买卖婚姻日益盛行,特别是妇女逐渐变成商品的产物。因此从古代一直到现代,人们对于男子的出轨宽容度远远高于对于女性的出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边,对于这种剥削阶级统治的婚姻形式是采取一种十分不屑的态度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妇女的出轨进行了一种诗化的歌颂:

【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凡斯爱情诗的精华。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alba)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别的情景,这是歌词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堂堂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诗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骑士爱的方式,而我们的老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题留下了三首美妙的诗歌,我觉得这些诗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诗更好。】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对于出轨,主要是妇女的出轨总的来看也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五四文艺,这种文艺里边儿出轨的基本形式是,妇女有了比较好的生活待遇,但是她们不喜欢这种金丝雀式生活,于是便抛弃家庭跑了。著名文学大师茅盾所写的第一部小说《创造》便是这个路子。其结尾是:

【“少奶奶在楼下么!”   

便是王妈也听得出这问句的不自然的音调了。   

“出去了。她叫我对少爷说:她先走了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罢。——少奶奶还说,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这是一分多钟后,君实喉间发出来的滞涩的声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闯入他的意识界,一点一点放大了,直到成为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红眼睛对他瞧。他恍惚以为就是娴娴。终于连红眼睛也没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摇晃。】

第二个时期则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较之上个时期的作品更突出剥削阶级婚姻的残酷性。一般来说,这个时期文艺作品中妇女的遭遇要比上个时期更加糟糕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歌剧《白毛女》,剧中的喜儿刚开始是和大春是一对恋人,后来被黄世仁霸占为妾。但是,其物质生活虽然可能比过去略好一些,却经常受到打骂和欺辱。当黄世仁想娶妻时,又想要害死她。所以喜儿逃跑了,在山中躲了多年成为白毛女,最终又和自己原先的恋人,这时已经参加解放军的大春在一起了。前几年有人提出“为什么白毛女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的问题,其实,提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没有看过《白毛女》。喜儿并不是没有嫁给黄世仁,而是已经嫁给了黄世仁,后来又逃跑了。

第三个时期是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艺。十七年文艺总体来看相当于前两个时期的复合体。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对于妇女的出轨还是持一种包容和肯定态度。比如说,在这一时期最流行的一部小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就是不甘于做丈夫于永泽所圈养的一只金丝雀,而跟随共产党员卢嘉川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在林道静对卢嘉川产生爱慕并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和丈夫立即离婚。

今天很多人一提起出轨来就咬牙切齿。实际上,出轨不合理的前提就是“轨”是合理的。然而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的婚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婚姻中,弱势群体的出轨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是革命性的。正是因为这种状况,从五四开始到十七年的文艺中,出轨和精神出轨从未受到过完全否定。也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而《婚姻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了通奸罪。这是对受压迫妇女的一次解放。

而且如果我们把视线拉远一点,不仅是在五四以来现代的文艺中,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艺中也同样存在着对于这种情况的肯定。前面提到的恩格斯所肯定的骑士文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中国虽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像《陌上桑》这种歌颂对婚姻忠贞的作品比较多,但古典文艺中也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妇女的私奔出轨和行为。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跟随英雄式的出轨,比较代表性的是红拂女,这有点类似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跟随卢嘉川。第二种类型是受牺牲婚姻中的出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施舍弃心爱的范蠡嫁与夫差,最后又跟范蠡跑了。这单就在婚姻方式上,是有点类似于白毛女的行为的。第三种是寡妇的私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卓文君。这种情况虽然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出轨,但是在古代灵魂观念浓重的情况下同样是一种非贞洁的行为,有代表性的是卓文君。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卢嘉川死后又同江华相恋有点与此类似。这就叫:

高丘有美人,朱颜映流苏。

才情光日月,华彩耀诗书。

行者思罗敷,罗敷已有夫。

春色满田园,红杏几支出。

夫差授首日,西子泛五湖。

越王宴宾客,夜奔有红拂。

一曲凤求凰,文君甘当庐。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是出轨就应该肯定。从古典文艺到现代文艺中,出轨得到肯定主要有三个前提。首先,出轨的主体必须是婚姻当中的弱势方,主要是妇女。因为婚姻中的弱势方出轨风险很大,强势方出轨一般没有什么损失,实际上是对于不公正的婚姻秩序的进一步加强而非破坏。第二,出轨的对象必须在财产与权势上不如原先的配偶。因为如果是追求富贵荣华的出轨的话,那实际上也是对于社会上流行的这种不公正的买卖婚姻秩序的肯定而非破坏,不具有任何革命性的价值。所以,欧洲的骑士文艺里面出轨的贵族妇女,其丈夫的地位均远远高于骑士。第三,出轨主要是辅助的,而革命才是主体。如果要是仅仅追求自身的解放的话,那么这种出轨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只有把社会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结合起来,才具有一定的肯定性价值。红拂女的夜奔之所以被歌颂千年,就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追求个人那所谓家庭幸福,而实际上是对于隋朝腐朽秩序的一种反叛。中国现代文艺中所流行的这种革命者的骑士式恋情,更是以抛弃荣华富贵追求社会理想为前提的。也正因为如此,现代革命文艺中的出轨主要体现在精神上,而非一种欲望的满足。我也写过一首诗谈论这种现象:

珍馐满九鼎,一日只三餐。

良田虽千顷,卧榻七尺眠。

不愿躬身事强权,

但求与君共悲欢。

凄风苦雨飘纸船,

惊涛万里寻蓬山。

生也安然,死也安然。

而且,对于出轨的肯定毕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旧社会那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婚姻形式下,出轨带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一种比较公正的社会秩序已经建立。如果要是还一味的追求出轨,那显然就是对于民众生活的负面作用超过了正面作用。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也正因为这样,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后,主人公林道静的几次恋情就引发了很大争议。这就是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小说出版的年代,社会与婚姻家庭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里,文艺作品中不再有肯定出轨的内容。

今天,有一些人把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十年拍的《红色娘子军》等现代戏视为洪水猛兽,也有一些人借这些现代文艺作品来肯定那十年。其实,这些文艺作品与那十年的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说,其主要的内容是肯定老干部打江山的丰功伟绩,恰恰与那十年批判老干部退化变质的政治倾向相悖。因此,无论是打着否定那个十年的旗号否定这些文艺作品,还是借肯定这些文艺作品来肯定那十年,都是没有太多道理的。如果我们丢掉有色眼镜,就会发现《红色娘子军》等文艺作品和从五四到十七年的革命文艺没有多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删除了对出轨的肯定。

应该怎么看这种现象呢?今天有人说,这种做法违背了人性。但是我认为,文艺作品并不是只能写男欢女爱。像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著名的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是以婚姻和爱情为主题的,《木兰诗》则与爱情婚姻毫无关系。正是这两种作品的互补,才撑起来了中国文艺的多元化局面。从五四到《青春之歌》,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写的太多了,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看到一些《木兰诗》类型的作品。《红色娘子军》很明显的就是受到了《木兰诗》的影响: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当然,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问题。对于工人农民来说,大多喜欢一种比较稳定的婚姻家庭生活。但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 “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并未完全实现。所以,对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特别是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而言,不出轨就是要了他们的命。你们可以看看近四十年来莫言陈忠实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有一部离得开下半身吗?现在,像从区伯案到雷阳案等很多著名的公共事件里,知识分子对于禁止卖淫嫖娼都受不了。而新中国一成立就消灭了卖淫,又十年不让他们出轨,这不是把他们憋坏了吗?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在仇恨这种不考虑他们需求的做法时把革命也一块抛弃了,近四十年来他们就一直写出轨加控诉革命的东西。

不过,如果要是我们回归革命本身来看。从五四到十七年那种把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到一起的情况更多的是在文艺作品中的浪漫化描述,为革命牺牲了婚姻与恋情才是现实中的常态。试想,在那种朝不保夕,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又有多少人具有追求爱情的闲暇?愿意抛弃自身原来的优越生活而为社会谋求解放的人在任何年代里都是少数,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往往是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文艺作品可能更符合大多数革命者难以找到理想的婚姻爱情生活实际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魏巍写过一部关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小说《火凤凰》,里边写出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以后不为恋人所理解,最终劳燕分飞的情况。这部作品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也体现了近四十年来革命文艺已经不再是文艺的主流,乃至被媒体所屏蔽。不过个人认为,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这种婚姻恋情状况恐怕是在革命中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甚至很多革命者像《红岩》中的成岗那样宁愿保持独身。

芳草何离离,白杨亦欣欣。

阳春三月里,送我去求亲。

闺阁深几许,松柏实森森。

芙蓉夸桃李,此花非我春。

女儿心,海底针。

男儿泪,比千金。

大雅颂声尽崩伦,惟留郢人舞风斤。

丝萝乔木两相误,何如一个自由身?

总之,用“革命与出轨”可以把五四以来的文艺主潮分为三个阶段。五四到六十年代中期的“革命加出轨”,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只革命不出轨”,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是“出轨加控诉革命”。当然,这些纯属娱乐,切莫认真。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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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革命 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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