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民主的基本精神和思路要从传统政治中发掘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两极格局倾覆,社会主义被妖魔化,西方模式更走上神坛。转眼间,以“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美国福山教授指出:“21世纪头10年,人们对不同政治模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逆转”,又说“中国政治体制优势明显”,“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而“美国模式越来越僵化”,“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等等。(1)其实,民主是中国的土产,不是西方的专利,不必一味他求

郑彪:民主的基本精神和思路要从传统政治中发掘

一、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局限

世界近两百个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已经有一百二十家之多,然其中绝大部分为20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从西方向发展中国家移植的,多不成功,其中包括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照抄照搬西方政治体制而不成功。其原因,正所谓“橘生淮南之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至于少数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例如美国,也是从欧洲移植的,是否真的为橘,至少从2008年金融海啸看来,也颇有些酸味或“枳”味,福山批评其僵化。

英语政治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的引申,后者指城邦国家,如雅典、斯巴达,范围仅为该城市及其近郊,故古代西方政治实为城邦国家即奴隶制小国寡民的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还包括奴隶主的管家术,视野就更狭小。从奴隶制国家以来的西方历史,离开暴力强制,无法维持秩序,所以近代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古代以德治国一行几千年惊叹不已。柏拉图的《理想国》仍是奴隶制,保留阶级压迫,实不理想,较之《礼记》之大同社会,不如远甚。奴隶制城邦演变到罗马帝国的专制,如钱穆先生所说:“除皇帝外别无所谓长官,八千万人之帝国政事,皆主于皇帝一身。皇帝之秘书与大臣则皆自新自由民中拔用,大半皆外国人,故史家谓罗马皇帝乃以从前之奴隶统治其本来之公民。即就后世西洋史观之,其历史上有关系之人物,有皇帝,有教主,有军人,有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探险家等。其他有为皇帝管理财政者,有为皇帝办理外交者,而极少所谓大臣。”(2)可见,罗马帝国可谓皇帝专制。大臣 “有之,自英国宪政责任内阁始。中国史上不仅每一时代均有所谓大臣,皆占极重要之地位。而群臣之地位亦极重要。更有所谓地方循吏,贤良的小区域的地方长官,在中国史上为常见,在西洋史则少有。此亦见中西传统政治形态之不同。”(3)不仅中西传统政治形态不同,精神也不同。中国优秀传统政治精神往往表现在历代明君贤相“古大臣”身上,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多有传承和体现,对周恩来海内外公论认其兼有中国历史上贤相、完人和古大臣的诸多优秀品质。

西方古罗马帝王专制政制到中世纪又演变为教权专制,一行千年,史称“黑暗的中世纪”。如何到近代就突然“民主”起来了呢?逻辑上不通,事实上近代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人本主义为号召推翻神本主义的宗教统治,号称以人本取代神本,实则宗教统治演变为资本统治,所谓个人主义至上,这个“个人”本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而非为自然人。换言之,西方是从王权专制演变为教权专制再到资本专制。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一般自然人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近代西方开明专制的重心也在君不在民,权力与资本一体化,到19世纪末以来又演变为垄断资本集团统治,迄于今日。自由、民主、人权,早期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到20 世纪其所以也能逐渐部分地惠及人民,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迄今为止本质上仍然是垄断资本统治的装饰品。政府包括总统只是垄断资本集团的仆人,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美国中期选举的一次集会上愤怒地说:“那些颇有影响力的势力长期以来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说我时就像在说一条狗一样”。(4)而在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和政权的背后,更隐然有共济会甚至某些显赫家族精英集团的身影,故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之殖民扩张、阶级斗争实又与文明冲突相纠缠,错综复杂,黑箱作业,波谲云诡。福山谓现今美国政治体制僵化,其实是垄断资本集团僵化。美国金融崩溃其实是文明崩溃,充分证明称霸世界两百年的西方文明包括其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的能量已经耗尽,需要转型。

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基本精神是民主而不是专制

这个标题不免惊世骇俗,道出的却是一个被历史遗忘已久的事实。从中国传统政治来看,元朝是一个分界,此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政治体制中的民主精神遭到严重摧残,元、清两朝政治均有落后游牧文化的部族因素,皆不尊儒而尊喇嘛,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代表。明朝虽然恢复了汉统,文化却远未得到宋时那样发展,其中两汉以来政治的民主精神更被宰割。今人动辄轻言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两千年,“封建”既与事实不符,真正的专制也主要是明清两朝五六百年,却被用来泛指两千多年,是以偏概全。这一点极为重要,有关史家早有论述,似应进一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人口、地域、历史、文化、文字、语言等方面独特的地缘政治要素,规定了中国历史、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文化,而归根结蒂文化决定政治。中国在几千年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价值观。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种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解体,贵族政治衰落,作为贵族统治工具的学术(与巫术相混杂)文化流落民间,于是有平民士阶层的崛起。孔子是没落贵族出身,转变成为平民士族的代表。春秋战国乃中国历史转变之一大关键,就政治而言,是从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的转捩点。这是百家争鸣中儒学作为古代民本政治学说脱颖而出的历史背景,也使得中国自秦汉以下至唐宋的政治历史和政治体制具有独特而鲜明的平民政治特征。

中国政治思想,在先秦是儒墨道三家为主,其中儒家是主干,两千多年来主要是儒家思想和人物为中国历史担纲。所谓法家,主流也是主张外儒内法,且法家源出于儒家,“因偏狭,为国人所轻。又道家重自由,墨家重平等,儒则二者兼尽,法家二者皆缺。此所以申、韩卑卑,不足与三家并齿也。”(钱穆)法家为国人特别是学者所轻,却一向为为政者所青睐,有其政治原因。20世纪以来流行西化,对传统文化几遭全盘否定,儒家首当其冲,或重法轻儒,一味批儒倒儒,对建国以后在美苏两霸交相压迫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幸长期走向极左,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根源。中国传统政治的真义是儒法并用,王霸相济。就儒家而言,孔子对政治价值观的定义是“政者,正也,有著名的“苛政猛于虎”的亲民论;孟子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民贵君轻”论,更说“闻杀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实为民众“造反有理”最早的理论依据;总之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亲民,有关论述很多,故《大学》阐发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者的核心,在民不在君,更不在官,故中国自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和“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于是战国时期又有“天下为公”、“天下一家” 和“大同”的重要思想为社会崇尚,演变至现代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墨家更主张君由民选,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心都在民不在君,在下不再上,其最高理想和政治目标实为一种平民政治,也是民主政治。民主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理论,也体现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包括老百姓和先进士大夫,普遍接受这种思想和实践。中国自古士阶层的主流胸襟广大,理想高远,从先秦“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到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范仲淹发挥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后世称之为秀才教,对近代救亡图强和革命运动影响深远。就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言,既有统治被统治的一面,也有官民一体(深层思想背景是哲学上的“天人合一”)的一面:老百姓要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先进士大夫也能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情怀。而人民受儒学教化,忠恕厚道,通情达理,对政府要求不高,官员稍有善政,老百姓感恩戴德,即树碑立传,送“万民伞”,古往今来的各种史书包括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对为百姓谋福利的善政颂扬史不绝书,代不绝口。儒家成为政治主流,一尊两千多年,其中重视正义、公平、均富、平安、长久的思想观念尤其深入人心,人民更将“安”的观念置于“富”之上,于富强二字,不甚着力,故小富即安、安即是福的思想,源远流长。这是弊端,也是国情,而历代为政者对长治久安尤其重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历来都引以为戒。西方从大迁徙实为大逃难的苦难时代,到中世纪黑暗时代,一直战争不断,后来国内相对安定,演变为现代的几年一换政府,走马灯似的政治,这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叫“板荡”,现代语叫“折腾”,不可思议,更难以接受。这方面也是中国历史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之处,也为西方历史所没有。中国自两汉平民政治得到较大发展,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和门阀政治冲击而有所削弱,后经隋、唐建立科举制得以接续、传承和发扬,到宋朝平民政治体制臻于完善,其中多有民主精华。毛泽东在谈到“古为今用”时,曾指出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要取其“民主性精华”。

中国政治传统的民主精华究竟何在?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举要。

首先,从理论上看,其理论基础是以民为本的儒家学说。儒学自有一种民主精神,如上述民贵君轻、崇尚正义,追求大同太平,天下为公,重视人心向背的政治思想。中国自汉代儒学引导社会和政治,用以指导实践,使儒家文化与政治和政制融为一体,其中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最主要的民主性精华之一。

其次,从实践上看,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一行两千多年全社会的选贤举能。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盛行选士制度,汉代有选举制,汉武帝又创“地方察举”制,魏晋动乱年代也有“九品中正”制,隋唐又创科举制,于是人才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涌出,实为支撑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柱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话自秦汉起即成为社会常态,实为人类文明史和政治史的一大独特创举和古代中国政治史的独特景观。中国自汉代以来的选举是选官,近代西方是选议员,所以钱穆说中国是“直接民权”,而西方是“间接民权”,貌似强词,实非夺理。中国古代政府组成的不可及处还在于,不分什么政务官和事务官,到唐宋两朝政府成员几乎全部由科考选拔组成。考试制度之外,还有铨叙制度相辅助,负责各级官员的进退迁转,防止以个人私见而升黜。“宋明以来为宰相大臣者,几乎全数必须经过考试制度获得其从政资格,又全部从铨叙制度获得其升擢之阶履。故中国传统政治,只除王帝一人,自宰相以下全部政府人员,依理论之,皆当由考试制度选拔,皆当依铨叙制度任用。虽事实有不尽然,然大体亦不能甚违此原则。”(5)这种制度长期坚持,经过历史检验,证明行之有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至今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人才支撑和组织保障。所以自古有政谚叫“宰相须用读书人”,光有经验,或者只有局部经验,甚至局部经验也没有,读书、阅历又有限,一旦居高位,临大局,容易辨不清方向,把不住轮舵,掌不住全局,更容易被歹人外人误导,小人捉弄,往往偾事。后世谓宋朝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毕竟不是普遍经验,却流传至今,成为现代中国轻视读书的经验主义政治思想的历史根源。当然书呆子执政也肯定不行。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政制,对近代西方影响很大,前者如影响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后者如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实由中国引进。

再次,西方民主政体的精义在制衡,中国政制很早就设立了权力制衡机制。一是表现为君相分置和分权:君相分置,王尊则国宁,相贤则民安;君相分权,从商周历史经验得出,意在以相权制约君权,周公实为中国历史上相权的代表。王帝诏敕,必由宰相副署,经凤阁鸾台,始得行下。秦始皇被称专制暴君,但在政制上始皇招贤纳士,任用平民李斯做宰相,大将蒙恬也是“白身”,皇室成员不得为官,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中国君相分权,无成文法,贵在磨合。“历史上极多明君贤相,相得而益彰者;亦有雄主庸相,暗主能臣,虽不兼美,而犹得调节弥缝,不至于甚坏者。其例甚多。故君权相权消长之间,亦至无一定,圆滑推行,颇亦有效。”(6)承平时期,相权重,常以致治;然在改革时期,相权过重,脱离君权掌控,往往招乱。而一旦宰相与天子冲突,宰相无不败,“其不败者,则权臣篡臣。”(7)后世君主喜称中国的平民政治、君相分权体制叫“君臣共治”(并非皇帝独裁),有事实根据。

二是建立监察制衡机制,叫做御史制度,意在制衡相权。与御史制度相辅助的,还有谏议和审驳制度。犹如考试制度与铨叙制度,相辅相成。御史可以弹劾宰相以下,对皇帝只可以谏诤,是为尊王。“谏议封驳,在汉已有之。下迄唐、宋,发展益著。在唐为门下省,在宋为谏垣,在明为尚书六部分科给事中,皆此一机能之递演。所谓台谏分行,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则台官弹劾之;其政令自身有不当,则谏官驳正之。依中国传统政制之惯例,王帝诏敕,也必由宰相副署,始得行下。而宰相政令,得由门下省或谏垣驳议纠正。谏官认为不可,可以抑而不下,或封还改定之。”(8)这就是政府内部自我调节的制衡机制。至于在实践中,这种对君权和相权的制约,也并非总是有效,但这是另一个问题,瑕不掩瑜,掩不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中民主精神的光辉,所以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宋朝武备松弛,文治却多可圈点,这些都不是专制气象。中国传统政制的制衡机制,与近代西方又有一精神不同,在于西方文化以人性恶为前提,国会视政府官员为盗贼,监督实为防贼,故孟德斯鸠所言三权分立似有一种敌对精神,实践上国会与政府也往往剑拔弩张。中国哲学观念“天人合一”,反映在政治思想上则相信君臣民实为一利益共同体,故孟子有“得人心者得天下论”,魏征有“载舟覆舟论”,历史上影响深远极为。又中国秦汉以后建立平民政治,官员来自民间,自幼经儒学民本主义教育,再经科举考试层层选贤任能,授官之后则“君臣共治”,社会又崇尚圣贤,老百姓企盼好皇帝好官员,又民风忠恕厚道,要求不高,只要不实行苛政恶政,百姓不仅不与政府敌对,并且乐得自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所以孙中山先生考察西方后得出结论,中国老百姓自由很多。

三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结合、共治。中国自秦汉以下,地方自治一行两千多年,中间虽多变故,直到民国余风犹存。特别是汉代,“其时乡县三老,皆由选举,得以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一种官民协商与官民合作。乡县三老并得对天子王侯直接言事,其地位不为卑下。又两汉郡县掾属,例以本土士人充之。太守令常辟署掾属,又必尊重其乡土舆论。又往往郡县实际政事皆由掾属操之,太守令常卧治而已。”(9)故史家有言,两汉吏治之美,冠绝后世。郡县三老、乡绅、大龙头的地方自治(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直到民国时期,仍不失为中国政治的特色。据载,直到民国前期许多地方乡村仍长年见不到县吏而社会秩序良好。

可见,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总体和本质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政体。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自由(自耕农多),也有民主,而且从政治思想到政制实践都达到很高的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应有其崇高的地位。新中国建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以社会主义重新占领人类道德高地。1949年毛泽东亲自撰文,六评美国白皮书,在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上对美国居高临下,气势磅礴,批得理直气壮,痛快淋漓,何等自信!其时世界社会主义如日中天,美国在国际上相当狼狈,国内也乱作一团,两党互相推诿:“谁丢掉了中国”?可惜由于中国历史被西方和西化论者长期妖魔化,近三十年来一些学者往往对许多历史问题反思过了头,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以至在西方民主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中国历史包括20世纪以来,多有曲折,这是事实。然谁人历史不曲折?西方所骄傲者,惟近代史,与中国比古代史,西方有识者常气馁而转生叹服钦羡,远者不论,当代如大思想家汤因比即是。算大帐,中国历史治世多,乱世少。现在中国今非昔比,复兴起步,在民主问题上也需要重建自信。中国从商朝就开始摆脱宗教,滋生对人的自信,后产生民本思想,到秦汉(汉初耶稣尚未降生)更创立平民政治和民主政制,到唐宋得以完善,不仅很了不起,而且一行千年,这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其中凝聚着许多古人的政治智慧,至今仍有可资借鉴者,何必专一向西看?

元灭南宋以后,中国政治传统的民主精神备遭摧残。元、清两朝的统治受游牧文化和部族意识的影响甚大。明朝虽恢复正统,却政治大坏,特别是洪武废相,是对秦统一以来君相分权的一场政制革命,君主专制由此开了恶例。而清朝在明废相基础上更设军机处,实为废大臣,专制黑暗,实有甚于明。明清专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非主流,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主流一同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发生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帝王专制,思想上可追溯到法家,不是主流;从政制实践上看,实起于明太祖,但是明清两朝专制毕竟只有五百多年。今人动辄将中国秦统一以来两千多年历史打成封建专制,众口铄金,这种观点从历史上看,最早源于孟德斯鸠以来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西方种族主义偏见,20世纪又受到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原因。建国前后中国需要在意识形态和某些政策上与苏联“对表”,对此需要站在历史高度,加以理解。近三十年来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时常与美国“对表”。如今中美半年一次“经济战略对话”,已成“合作伙伴”关系, “对表”成为常态。中国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超级大国适当地有条件地“对表”,难以完全避免。然则“对表”是为了有朝一日和尽快 “不对表”,自己走路。这一点也是要区分清楚的,也要防止不加区别地盲目“对表”,或加以曲解,试图以“对表”为名行别的什么之实,也是危险的。至于对历史分期问题的认识,时过境迁,改过来就是了。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主流的的民生本位、民主精神,却需要倍加呵护,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中华民族的底气、元气和自信。

三、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民主精神的革命先驱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其历史功绩不仅在于辛亥革命,还在于他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和民国五权宪法的政制。梁启超说,孙逸仙不是学者,但是目光敏锐,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以他为先。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学说,是将西方社会主义和民主理论中国化的尝试,其中民生主义源于儒家民本思想,民权主义是借鉴西方民主理论。五权宪法更是在中国历史经验和国情基础上,推陈出新,创立考试权和检察权,引进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主要是立法权),创建中国特色五权宪法的民国政制。五权宪法体制是草创,理论上不完善,实践中问题很多,其中国会的建立,特别在北洋政府时期,尤其失败。其中缺乏一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导致国会议员乱炝汤,被军阀操纵和收买,甚至闹出贿选的丑剧,是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对这一体制如何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是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民主精神,同时引进西方经验加以自主创新,正如他所谓“还政于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并非专一向西看。这一点表现出与当时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不同,尤其难能可贵。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坚持了五权宪法体制,包括到台湾以后几十年演变至今,一度跻身“亚洲四小”,其中有何经验教训,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

新中国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制,包括人大政协体制,其功能虽待完善,毕竟初具规模,能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是中国特色。前三十年,草创初期,限于历史条件,难免不完善,立法尤其薄弱、制衡、监督机制不完备,选贤任能等方面也多有不足,例如有“接班人问题”,出现历史曲折。但“文革”前和“文革”中从劳动模范中选拔高级干部和国家领导人,虽不尽成功,却有渊源,源于中国古代“察举”的传统,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也源于科举传统,只不过大学录取有过于严厉的政审限制,虽有政治需要,终不免出身歧视。“文革”十年,虽为反“和平演变”,毕竟不得力,党和人民群众创巨痛深,后政改呼声强烈。改革开放以后,政改一直没有中断,包括领导体制改革,立法大踏步前进,高考制度改革,人才喷涌而出,近年来纪检监察工作成就不小,等等。但是,多年来干部选拔任用有某种逆淘汰现象,又腐败严重,买官卖官,等等,可见仍多有待改进之处。

(作者:郑彪 察网专栏学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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