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强国梦”受挫的深层根源

多年来,埃及一直谋求富国强兵,结果却日渐衰败。埃及“强国梦”破灭主要有三大教训:执政基础背离多数民众,导致政权根基日趋动摇;发展道路偏离工业化道路,埃及由此沦为全球产业链下游国家;对外战略偏离不结盟路线,导致埃及外部环境日趋恶化。埃及的教训值得其他国家汲取。

埃及“强国梦”受挫的深层根源

2016年11月,埃及相继爆发货币贬值和食糖危机,这从侧面表明,埃及经济并未因2011年“1·25革命”变得更好,反而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从更长时段看,埃及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但多年努力并未取得成功。据统计,1960年时,埃及预期寿命、人均GDP等指标与韩国大体相当,如今埃及人均GDP只有韩国1/5,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十分普遍。目前埃及8000万人口中,半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很大程度就是埃及各种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埃及“强国梦”屡屡受挫?本文拟从执政理念、发展道路、对外战略三方面进行剖析。

一、执政基础偏离多数民众

执政基础事关国运兴衰。当权者只有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政权才能稳固持久。纵观整个20世纪,埃及当权者的执政理念经历了“依靠上层—依靠下层—再依靠上层”的周期性转换,与之相对应,埃及国运正好经历了“衰落—兴盛—再衰落”过程。

1952年独立前,埃及法鲁克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当时,埃及的封建地主和剥削性资本家,人数不到总人口0.5%,却垄断了埃及主要的土地、工厂、银行、保险公司、商店,掌握着每年国民总收入的50%以上。在农村地区,不足6%的人口(约16.2万)掌握着全国65%的耕地,其中拥有200公顷以上耕地的大地主,只占土地所有者总人数的0.1%。2/3以上的地主自己不经营土地,而是以苛刻条件出租给佃户,地租平均是土地纯收入的3/4。相应地,当时的政权机构以及议会、党派、报纸、法律等等,都是为封建主义和剥削性的资本主义服务的。这种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统治模式,造成埃及阶级矛盾尖锐,政府软弱无能,最终在1952年被纳赛尔领导的“7·23革命”推翻。

纳赛尔掌权后,明确依靠中下层民众,采取一系列政策提高其政治经济地位。一是土地改革,内容涉及没收法鲁克王室的土地和财产、规定拥有土地最高限额、限定地租最高限额、建立农业合作社等。此后,政府又颁布了几部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修正法案,不断降低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1952年到1981年,埃及小土地占有者(5费丹以下)的数量从260万人增至350万人,增长37.8%;其占有的土地额同期从210万费丹增至290万费丹,增长率为37.4%。二是改善和提高工人地位。埃及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尽力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如1952年第317号法令,规定了工人的新权利和待遇;1952年的第318号法令,简化了解决纠纷的手续;1953年165号法令,限制资本家集体解雇和迫害工会会员;1955年第419号法令,规定由厂主出资建立保险基金会;1959年的第91号法令,强调工人间平等。此外,纳赛尔还取消了法鲁克时期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从组织上削弱和打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这种执政理念和内外政策,使纳赛尔政府深得民众拥戴,即便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民众仍坚定支持纳赛尔继续担任总统。纳赛尔去世时,数百万埃及民众涌上街头为其送葬。

然而,埃及终未摆脱“政权变色”的宿命。从理论角度看,昔日革命者掌握政权后,可以轻易将社会财富化公为私,或少数特权阶层非法攫取的财富达到相当程度,原来清教徒式的革命理念和政策制度,就成为其谋求私利或私利合法化的最大束缚。只有实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执政基础的颠覆性转向,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攫取和享用这些非法财富,并将其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政权,先天带有很强的摇摆性和易变性。“一个时期内,它需要获得劳动者支持,因而高喊社会主义口号,采取再分配政策,但它迟早要屈从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

纳赛尔政权的统治精英基本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其政策主张看似激进,但实则仍是搞阶级调和,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政治领域,纳赛尔将右翼的伊斯兰分子与左翼的共产党人士统统关入监狱;经济领域,埃及强调劳资合作;土改问题上,满足于“均分土地”的小私有制,而没有继续走集约化、合作化道路。总之,纳赛尔政权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但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纳赛尔既反伊斯兰,也反共产党,最后使其右面(大资本)站满了敌人,左边(共产党)却是空的。这使纳赛尔取得的进步成果实际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出现执政理念转向可能性极大。

萨达特继任后的政策就属于一种“修正主义”路线。1970年萨达特上台后,发起所谓“纠偏运动”,逐步抽掉纳赛尔时期“人民性”等进步内容,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措施:归还被没收财产;废除“政治孤立”,让富有家庭回到政权中来;关闭拘留营;让纳赛尔时期因捍卫个人财产和权利被解雇的法官复职;废除政府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利等。萨达特要求“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向左、中、右各派开放,将其从松散的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最后干脆将其解散,在1978年成立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民主党”。为抑制纳赛尔左翼思潮和政治势力,萨达特还与穆兄会达成政治交易:穆兄会帮助对抗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萨达特释放被关押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并同意穆兄会宣教。穆兄会看似具有全民性,实则代表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地主、大资本力量。萨达特与穆兄会结盟,等于变相地与大地主、大资本力量结盟。

1981年上台的穆巴拉克基本继承了萨达特的政治路线。这一时期,权力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例如,2004年成立的艾哈迈德·纳伊夫政府号称“改革政府”,其内阁部长基本由大商人和官二代组成。如,埃及最大消费品零售商担任贸易部长;埃及最大的医疗器材商担任卫生部长;最大小麦经销商担任农业部长。

在萨达特—穆巴拉克政府右倾化政策冲击下,埃及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旧政权贵族、纳赛尔时期的军事-技术官僚精英、开放时期的商业新贵三个特权阶级逐渐融合,成为政府主要执政基础。与此同时,这些特权阶级与资本日趋相互勾结,由此使埃及“裙带资本主义”盛行。据统计,1975年,埃及约有750名高官既在公有制部门任职,也在私营企业董事会兼职。1976年,埃及最著名的“商人”中,2名是前总理,22人是前部长,几十人是前公有制企业的主席、副部长、省长。权钱交易使埃及在短时期使少数权贵迅速暴富。据统计,1974年埃及只有百万富翁187人,1975年便达到500个,到1981年又升至1.7万人。——也就是说,从1974年实施“开放政策”到1981年萨达特去世的短短7年间,埃及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90倍。

穆巴拉克时期,在两次推动经济私有化,由此为少数权贵鲸吞国有财富提供了新渠道。在1992年私有化中,政府出售了236家国企,获得330亿埃镑,但上述企业实际估值达2700亿埃镑,这意味着约有2370亿埃镑国有资产流失。1996年,埃及又启动第二轮私有化,再次使国家财富快速集中到少数权贵之手。例如,埃及一家拥有82家连锁店的零售商,被以590万埃镑私有化,但该公司仅门店的土地市值就达400亿埃镑。到2008年,埃及40%的财富掌握在5%的人手里。埃及股市最大十家公司的股票市值,约占资本总量的45%,这些财富控制在不到20家富豪手中。由此不难理解,埃及腐败问题为何如此严重。根据“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排名,2005年埃及在158个国家排70位(排名越低,腐败越严重);2008年埃及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15位,表明埃及腐败日趋加重。

“向上看”理念的另一恶果,就是埃及中下阶层贫困化加剧,阶级矛盾重新尖锐。20世纪50年代法鲁克国王倒台前,埃及约有400万中产阶级(总人口约2100万),还有1700万中低收入阶层。纳赛尔上台后,通过土改、没收财产、增加教育人数、发展工业等举措,数百万穷人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埃及数百万中产阶级重新返贫。1970年之前,埃及贫困率为30%,但经过萨达特-穆巴拉克改革后,埃及贫困率1981年达到40%,2007年又增至48%。1997年。埃及产业劳动者月均工资约250埃镑(36美元),但十年后(2007年)反而降到105埃镑(约19美元)。因劳工生存条件恶化,埃及还被“国际劳工组织”列入黑名单。贫富分化持续加剧,导致埃及阶级矛盾日渐尖锐,穆巴拉克政府摇摇欲坠,最终在2011年中东剧变被推翻。

2011年穆巴拉克倒台至今,埃及经历了5位国家元首和8位政府总理,内阁成员更换频率更是难以计数。走马灯式的权力更替,使埃及政治缺乏连续性。目前,塞西政府忙于应对经济困难和安全形势,更多强调国家统一、弥合社会分裂,短期内尚难看出执政理念的主线。可以肯定的是,埃及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当政者必须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一旦革命者背离最初的理想和信念,走上为少数人牟利的道路,其发展之路将越走越窄,最终难免政权更替、国家衰亡的宿命。

二、发展战略偏离工业化目标

工业化是现代国家财富的主要源泉。后发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必须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实现本国工业化。埃及经济长期处在边缘化处境,就与其两次在关键时刻放弃工业化战略直接相关。

埃及第一次工业化尝试始于19世纪初,当时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雄心勃勃,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现代化计划。他从西欧引进技术,购买设备,聘请专家,埃及在短期内建立起一系列现代工厂。到1829年,埃及已建立了近30家棉纺厂,拥有纺织机1459台、织布机1215台。民族工业发展,使埃及经济空前繁荣,国库收入直线上升:1798年仅15.8万埃镑,1818年跃升至150.2万埃镑,1842年已接近300万埃镑。埃及俨然成为当时的地区强国。

但是,埃及此轮工业化努力遭到英国强力阻挠。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埃及继续充当原料供应国和产品消费地,不愿意让埃及成为工业国。为此,英国武力干涉埃及,迫使埃及将军队人数从l3万裁减到1.8万,由此使其新办工厂的产品失去大部分市场;同时强调埃及在境内实施1838年签订的英土商务条约,允许外国商人在埃及境内做买卖,使埃及民族工业直接面临外国工业竞争。到l9世纪70年代,埃及工业化进程最终半途而废,重新成为原料生产国。

埃及第二次工业化努力始于纳赛尔时期。1952年纳赛尔执政后,为摆脱延续几个世纪的对西方的经济依附,埃及革命当局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工业化的举措:1952年10月建立“发展国民经济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计划,如钢铁、化肥、水泥、瓷器、橡胶轮胎、火车车厢、电缆制造等。为避免本国民族工业被外国商品挤垮,埃及还降低进口机器、工业原料关税,对进口消费品则提高关税。埃及还通过银行和财政支出,支持工业计划。

“进口替代”战略使埃及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消费品自给,并开始出口工业品。20世纪40年代,埃及制造业仅占GDP的14%,70年代初则达到35%,制造业成为埃及雇佣劳动者增长最快的部门。在21个欠发达国家中,埃及制造业雇工比例最高,世界银行当时将埃及与韩国相提并论。

然而,埃及这次工业化战略再次中途夭折。众所周知,发展制造业是个“短期受损、长期受益”的漫长过程。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工业革命需要几股力量的推动,并且要持之以恒。纳赛尔的工业化仍处于筚路蓝缕、埋头苦干的早期阶段,很容易遭受那些渴望立竿见影者的诟病和鄙弃。1970年上台的萨达特就明确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转而推行“开放政策”。按照萨达特的设想,通过将埃及的人力资源、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美元、西方技术相互结合,最终促进埃及经济发展。为此,自1974年以来,萨达特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资的法律法规。1974年6月,埃及颁布《阿拉伯和外国在埃及投资和自由区法》,即40号法律,向外国资本开放埃及经济,提供相关保证和特权;1977年,颁布第32号法律,进一步增强这些保证和特权。这些政策使埃及经济门户大开,跨国公司对埃及经济控制加强。

1981年继任的穆巴拉克继续加大自由化改革力度,包括建立埃镑自由外汇兑换市场,削减进口关税。尤其2004年艾哈迈德任总理期间,埃及遵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大刀阔斧地推行自由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降低关税、减少农业补贴、增加农产品进口。在中东诸国中,穆巴拉克政府被认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最卖力的国家。

事实证明,埃及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得不偿失。从理论角度看,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全球产业链上游位置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盲目“对外开放”,很可能使相对弱势的民族工业凋敝,加剧本国财富流失。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将埃及定位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低端位置,将经济振兴寄希望于海湾和西方,这注定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黄粱美梦”。

表面看,开放政策使埃及GDP年均增长8-9%,快于此前6%的增长率,但实际却使埃及经济结构出现严重问题。一方面,进口剧增导致外汇短缺日趋严重。改革开放后,埃及出现了一股“崇洋媚外”倾向:一切产品都依赖国外进口。l974到1980年,埃及纺织品进口翻了一番;化妆品进口增加3倍;香烟、手表、家具及类似商品的进口增加了10倍;电器增加12倍,汽车14倍,高级食品l8倍。进口激增导致埃及外汇短缺、外债激增。1970-1987年期间,埃及外债额从40亿埃镑,上升至约330亿埃镑(折合当时汇率,约合231亿美元)。到2015年6月30日财年结束时,埃及进口额高达610亿美元,几乎是该国出口额的三倍。另一方面,埃及民族工业日趋萎缩。20世纪70年代以来,埃及工业制品和半成品出口持续下降:1975年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的45.3%,1977年降至37%,1982年再降至14.5%,而且这些产品全是加工简单的初级产品。目前埃及赚取外汇主要依靠石油、旅游、侨汇、外援、苏伊士运河通行费等“靠天吃饭”的行当,这意味着埃及经济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经济脆弱的原料生产国。这样,一面是进口剧增导致支出增加,一面是民族工业萎缩导致财源减少,埃及经济日趋入不敷出。2011年埃及“1·25革命”与其经济困境直接相关。

遗憾的是,2011年埃及剧变后的新当权者,无论是最初的军政府,民选的穆尔西政府,以及当前的塞西政府,经济政策与过去并无本质区别。穆斯林兄弟会倾向于推行一种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穆尔西执政期间,继续推行私有化计划和价格自由化政策,而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甚至推行减税、取消医保、反对成立工会。因此,即使不是因为穆尔西接手的是“烂摊子”,即使没有军方政变,穆尔西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会出事。而接任穆尔西上台的塞西总统,其经济政策甚至比穆巴拉克政府还要“生猛”。为应对财政赤字和汇市扭曲等困境,2016年8月,埃及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20亿美元的三年期贷款,塞西政府实行大规模经济改革,包括实行浮动汇率、削减补贴等等,表明埃及现任领导人正在进行前任政府都不敢实施的激进经济改革。埃及非政府组织“埃及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发表的研究成果,标题就是“1990年代至今:IMF的贷款恶化了危机。”没有发展思路的根本调整,意味着埃及经济前景仍不乐观。

三、对外战略偏离不结盟路线

埃及对外战略植根于其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历史教训。埃及地处三大洲交界区,苏伊士运河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历来是外部强敌觊觎对象。而且,数千年来,侵略者大多数都来自东方。因此,埃及历代统治者和战略家,无不将在黎凡特地区确保政治存在,作为埃及地缘大战略的基本信条。纳赛尔倡导阿拉伯世界团结统一,正是从地缘政治出发考虑问题。纳赛尔直言,其关注巴勒斯坦问题“既不是同情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也不是喜欢冒险,而是我们的安全促使我们有必要保卫我们阿拉伯兄弟的前沿阵地。”其反对以色列,同样是因为以色列阻碍了埃及与亚洲阿拉伯国家间的地缘政治联系。换言之,埃及要维护自身安全,必须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同甘共苦,拓宽“缓冲地带”。

在国际层面,埃及自近代以来始终面临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因此,埃及要想真正独立自主,则必须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1952年“7·23革命”前,“自由军官组织”在反复研究了埃及形势以及反英斗争失败原因后得出结论:“英国殖民主义是埃及受难的祸根。”“7·23革命”后,埃及明确宣示:“革命的首要原则是消灭殖民主义及其走狗埃及卖国贼。”

纳赛尔的外交政策包括:不结盟(其中包含与苏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同以色列作斗争;寻求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这种对外战略符合埃及的地缘特征,有助于其拓宽“缓冲地带”,有利于埃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提升。但纳赛尔这种不结盟外交战略,遭到美国、以色列乃至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合力反对。美国将纳赛尔视为中东地区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以色列将纳赛尔视为死敌;海湾国家也担心埃及的革命思想威胁海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些势力相互配合,竭力阻挠、破坏乃至最终改变埃及的外交战略。在外部力量“选择性刺激”下,埃及最终改弦易辙。

1970年萨达特上台后,埃及对外战略日渐从“亲阿、反以、疏美”,转向“疏阿、和以、亲美”。地区层面,埃及强调“埃及优先”,不再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媒体强调,埃及为阿拉伯民族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保卫阿拉伯世界付出了“沉重代价”;国家有限的资源应直接用于“我们的利益”,而不是“为别人而奋斗”。萨达特最惊人的举措,就是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大国层面,埃及疏远苏联,转而与美国全面交好。1981年继任的穆巴拉克总统,基本继承了萨达特的外交路线:地区层面,致力于推进和平进程、反对任何对抗性力量(哈马斯、真主党、伊朗),充当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润滑剂和桥梁;大国层面,埃及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地区盟友。

从最终效果看,埃及对外战略转型与初衷背道而驰。埃及短期所获甚丰,但长远看明显得不偿失。

首先,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埃及关系疏远,埃及依托阿拉伯世界生存的传统地缘优势不复存在。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长期享有盛望,很大程度是因为纳赛尔时期力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团结阿拉伯世界,共同遏制以色列。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遭到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公开谴责和外交孤立。除阿曼、苏丹和索马里外,其余阿拉伯国家都同埃及断交。此后,尽管埃及后来重返阿盟,与阿拉伯国家复交,但其依托阿拉伯世界生存的传统地缘优势已不复存在。

其次,埃及“各扫门前雪”的做法,迫使其他国家各行其是。阿拉伯世界反以统一战线日趋瓦解。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痛心疾首地指出:“埃及把自己孤立于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做法,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起到了离心的作用。把它们的注意力从长期的团结的梦想(尽管它并未为人们所完全理解和追求,仍不失为一个崇高和鼓舞人心的梦想)转移到无谓的领土纠纷、宗教冲突和社会纷争。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已完全巴尔干化了。”阿拉伯世界动荡分裂,使西方大国霸权干涉越来越容易。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战争在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但阿拉伯世界再也无法像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那样,赢得政治-军事胜利和国际社会尊重。

第三,埃及完全倒向美国同样得不偿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国际体系。西方大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前提,就是其他国家继续处在边缘和孱弱状态。因此“学生向老师学习,老师打学生”乃是常态。二战后,美国作为中东地区主要霸权国。而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因此,美国不可能允许埃及真正崛起。萨达特、穆巴拉克等人,却将与美国结盟视为实现崛起的捷径。在萨达特看来,埃及应跻身于进步的西方世界,不应与落后的东方国家为伍;美国人是世界的主宰,埃及要想使政治或军事形势好转,必须依靠美国人和沙特阿拉伯人。他还认为,美国掌握了解决阿以冲突99%的牌,指望依靠美国压以色列让步,并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埃及经济走向繁荣。这种依附性思维显然是一厢情愿。表面看,埃及向美国靠拢,换来了大量援助,但美国的援助是有附加条件的。埃及为这种“嗟来之食”付出的最终代价,就是经济上日趋依附,政治上不断矮化,国际地位日趋低下。

一方面,埃及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教条,最终沦为美国经济附庸。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指出:“外国援助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单纯地使欠发达国家能够发展,而是要使它们的发展做到保证它们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保证它们按工业国的发展需要,持久地参与国际分工。”美国为埃及提供经济援助,目的就是推进“市场经济”。在美国压力下,埃及不断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最终经济日趋脆弱,日益沦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

另一方面,埃及被迫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日渐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美国主要借埃及之力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充当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桥梁”,帮助以色列缓解孤立处境和地缘危局。但随着以色列日趋强大,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向美以变相低头,埃及这种“桥梁”作用日渐减弱。二是希望埃及领导“温和阵营”,对抗中东地区不听美国号令的所谓“激进阵营”(伊朗、叙利亚、利比亚等)。这一角色类似于《水浒传》中的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后,奉命去打方腊。一旦中东反美势力式微,埃及这一利用价值将不复存在,最终难免“兔死狗烹”的命运。2011年埃及剧变中,美国看到穆巴拉克失势,马上将其抛弃,表明依附美国并没有好下场。

2011年“1·25革命”后,埃及国内经济困难,安全形势严峻,令政府疲于应对,基本无暇顾及地区事务。总体看,目前的塞西政府基本是“萧规曹随”,很大程度延续了穆巴拉克时期的对外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亲近沙特和以色列,严厉打压与以色列作对的哈马斯;在国际事务中,继续与美国保持较好关系,同时强化与俄罗斯合作。由于目前埃及国力下降,经济对外依附度加大,因此埃及外交政策的依附性状况短期内很难根本改观。

结语

政权的治与乱、兴与亡是同一矛盾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从古到今,之所以频频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根本原因就是当权者日趋背离人民意志,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垮台。埃及“强国梦”受挫乃至政权更迭,最主要根源就是执政理念背离多数人民,进而导致发展道路和对外战略出现巨大偏差。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说过:“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鉴往知今,不难理解习总书记为何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反复强调要“不忘初心”。

注释:

1、萨米尔·阿明:“阿拉伯地区政治动荡的根源和未来”,http://zhan.renren.com/scholarism?gid=3602888497995217862&checked=true.(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0日)

2、“The Arab spring: Has it failed?” The Economist, July 13, 2013.

3、Daniel Pipes, “Hunger Growls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Times,October 6, 2014

4、[英]罗伯特·斯蒂文思著,王威等译:《纳赛尔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5、[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合著,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0页。

6、[埃及]穆罕默德·迈哈罗斯·伊斯梅尔著,时事出版社选译:《埃及经济问题》,时事出版社,1991年,第41-42页。

7、[埃及]穆罕默德·迈哈罗斯·伊斯梅尔著,时事出版社选译:《埃及经济问题》,时事出版社,1991年,第41-42页。

8、[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合著,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03-204页。

9、[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合著,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05页。

10、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0.

11、Raymond A. Hinnebusc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The Post-Populist Development of an Authoritarian-Modernizing State,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88, p.3

12、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3月〕,《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卷,第517页。

13、雷昌伟:《萨达特威权政权与改革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6年4月,第42页。

14、20世纪30年代,英国为反对埃及反帝民主运动,同样借助的是穆兄会的力量。

15、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pp.127-128

16、Nazih N. Ayubi, The Stat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Egypt Since Sadat, Ithaca Press, 1991, p.14

17、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8页。

18、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7-128

19、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1, pp.127-128

20、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52

21、详见戴晓琦:“中产阶级与埃及政局变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1期,第57页。

22、Nadine Abdalla, “Egyptian Labor and the State”,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788628-egyptian-labor-and-

the-state/(上网时间:2015年8月12日)

23、2011年6月埃及从黑名单上解除。Mona El-Fiqi, “Egypt on the blacklist”, Al-Ahram Weekly, June 11, 2013.

24、潘光:“穆罕默德·阿里:埃及改革开放的先驱”,《解放日报》,2013年3月27日。

25、(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合著,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6-217页。

26、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27、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p.57

28、[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627页。

29、Philip Rizk, “Egypt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Al Jazeera's,15 Feb, 2011

30、Abu Atris, “A revolution against neoliberalism?”, Al Jazeera's,24 Feb, 2011

31、[埃及]穆罕默德·迈哈罗斯·伊斯梅尔著,时事出版社选译:《埃及经济问题》,时事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32、Sherine Abdel-Razek, “The dollar for dummies”, Al-Ahram Weekly, 21 March, 2016

33、[埃及]穆罕默德·迈哈罗斯·伊斯梅尔著,时事出版社选译:《埃及经济问题》,时事出版社,1991年,

34、Rami Galal, “Egyptian activist accuses Sisi of following in Mubarak’s footsteps”, Al-Monitor, April 10, 2015

35、Gamal Essam El-Din, Parliament divided on economic reforms, Al-Ahram Weekly, November 10, 2016.

36、Niveon Wahish, “Signed, Sealed, Delivered”, Al-Ahram Weekly, Novermber 17, 2016.

37、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pp.71-72.

38、[英]罗伯特·斯蒂文思著,王威等译:《纳赛尔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39、[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合著,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6页。

40、[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合著,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8页。

41、[英]罗伯特·斯蒂文思著,王威等译:《纳赛尔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

42、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p.196

43、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93-194

44、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0页。

45、[埃及]穆罕默德·海卡尔著,发恩、黎启译:《萨达特遇刺记》,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46、[埃及]穆罕默德·海卡尔著,发恩、黎启译:《萨达特遇刺记》,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89、54页。

47、杨灏城、江淳著:《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9页。

48、[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85页。

49、Jason Hickel, “Neoliberal Egypt: The hijacked revolution”,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03/201232784226830522.html.(上网时间:2012年3月30日)

50、《荀子·王霸》,《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4页。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701/339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