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有“缝”,公知“苍蝇”才有机会叮——小议化解社会矛盾的思路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是如果一个蛋没有出现裂缝,苍蝇不会飞来叮这个蛋;二是如果苍蝇飞来叮这个蛋了,起码说明这个蛋出现裂缝了,而且有异味飘出来。如果把某些公知看成“苍蝇”,我们的社会看成是“蛋”的话,那么只有在蛋出现了“裂缝”,才給某些公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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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是如果一个蛋没有出现裂缝,苍蝇不会飞来叮这个蛋;二是如果苍蝇飞来叮这个蛋了,起码说明这个蛋出现裂缝了,而且有异味飘出来。

如果把某些公知看成“苍蝇”,我们的社会看成是“蛋”的话,那么只有在蛋出现了“裂缝”,才給某些公知可乘之机。

公知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即活跃在社会上的喜欢对公共事件发言的知识分子,这是表面上给人们的印象。公知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任何常常对公共事件发言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称为公知,只是由于自由派公知在网络上特别活跃,所以网络上所说的公知基本上指的是自由派公知,而他们的本质上是富人当中的与现行体制有仇的人以及依附于这部分人的知识分子,出于反攻倒算的报复心理,复辟旧王朝的心理,或者夺取政权以确保他们通过非正常手段得到的财富不会失去的心理,他们与体制的矛盾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不管当局对他们采取强硬的手段还是怀柔政策,推翻现行体制,让中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差别只是在于采取激烈的对抗手段还是温和的和平演变手段,是缓慢的渐进方式,还是马上推进的激进方式。

对于这一点,不但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非常清楚,甚至连很多普通民众也逐步看清楚了,为什么公知仍然有钻空子的机会或者说可乘之机呢?

这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自由派公知是这样忽悠民众的——

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归结为上下矛盾、官民矛盾,把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归因于体制,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错误,他们要全盘否定建国70年来的历史。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策略性地把前后30年对立起来,把毛和邓对立起来,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号否定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对此,相信他们的鬼话的人越来越少。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他们还屡屡得逞,甚至能够在国内一次次地兴风作浪呢?

这要从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说起。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的社会逐步形成“民众”、“资本”和“权力”的“三元结构”,而不是自由派忽悠民众的“官民二元结构”,这“三元结构”中的三个要素相互依存又相互博弈,推动社会发展,同时又形成社会矛盾。

坦率说,这种“三元结构”跟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很相似,当时,本来一开始应该只是“民众”与“资本”的矛盾,是民众尤其是广大劳苦大众对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的小范围的反抗,但是,由于执掌“权力”并且代表官僚地主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国民党完全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血腥镇压“民众”的反抗,于是就形成共产党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同国民党及其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即阶级斗争,形成了大范围大规模的社会对抗。这种斗争表面上是“二元”,其实是“三元”,因为那时候“权力”代表了“资本”的利益,并且运用政权的国家机器镇压“民众”对“资本”的反抗,当然最终失去了大多数人的“人心”,于是就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权。对于这一实质性问题,自由派公知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前朝遗老遗少拼命掩盖,用什么“苏俄支持共党”论,“国民党讲文明”论,“共党不抗日保存实力”论等作为遮羞布,对于这些,只要了解国民党在发动内战初期的“三个月灭亡中共”的叫嚣以及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60年代回归大陆的情况,一切对问题实质的刻意掩盖就会不攻自破。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三元结构”并不突出,之间的矛盾也不尖锐,一方面是各方面的大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二是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不突出,“资本”和“权力”都注意和重视“民众”的人心向背问题,“资本”也还没有问鼎“权力”,推动改旗易帜的念头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没有表达出来。

而随着“权力资本化”——腐败现象的出现,三元之间的矛盾逐步形成并且尖锐化。

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抛出所谓的“价格双轨制”,于是形成所谓的“官倒”,这也成为那场风波的导火索之一,后来还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抛出所谓的“腐败次优”论、“冰棍理论”等歪理邪说,推进企业的私有化,于是一些官员、下海官员、官员亲属以及一些原企业管理人员通过这些“经济体制改革”变成暴富阶层,不过这时候,他们也仅仅是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资本”对政治的冲击开始凸显,“资本”问鼎“权力”的野心开始膨胀,打着“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旗号的“资本权力化”的进程开始推进,到此,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开始形成。

这有自由派领军人物的话为证——

【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MZD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他还说:“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另外一位精神领袖张鸣说:“说一千道一万,要搞市场经济,就非得搞宪政,市场不能没有有钱人,宪政是有钱人的定心丸。”】

拥有资本的人虽然跟一般民众一样具有“非官”的属性,虽然他们不像“权力”那样拥有显性强制力,不能让人们必须如何如何,但是他们具有隐性强制力,能够让人们不得不如何如何,所以不能把拥有资本的人(下面统称“资本”)称为“民”,“资本”是介于“权力”和“民众”之间的一“元”从而形成“三元结构”。

“权力”、“资本”和“民众”之间又分别形成三对矛盾

“权力”(由执政党掌握)与“民众”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官”与“非官”是其不同或者叫对立的一面;而掌握权力的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权力”与“资本”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正面说,执政党依靠“资本”的积极的一面,发挥其在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中的作用,同时执政党行使的“权力”又依法制约“资本”,不让其侵犯或者过度侵犯“民众”的利益;从反面说,一部分已经“资本化”的“权力”(即腐败分子)作为“资本”在“权力”中的代言人,与“资本”相互勾结,共同压迫民众,同时,“资本”为了彻底摆脱约束,无限度地满足其私欲,又挑战或者希望控制“权力”,最终实现“资本权力化”。

“资本”与“民众” 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资本”与“民众”都“非官”(这一点常常被“资本”用来混淆概念,用“人民”或者“民众”的名义掩盖“资本”的实质),同时,“资本”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依靠“民众”,有时候客观上也做些有利于“民众”的事情;但是“资本”虽然不能像“权力”那样对“民众”有显性强制力,能够强迫民众必须如何如何,它却对“民众”具有“隐性强制力”,能够迫使“民众”不得不如何如何。“资本”与“民众”的关系有时候也是对立的,所以,既不应该盲目和笼统仇富,也不应该让“资本”用“民众”或者“人民”的名义装扮自己甚至直接去自作多情代表“民众”和“人民”。

在三者的整体互动中,有时候,“资本”和“权力”勾结,压迫“民众”,比如“强拆”等;有时候,“民众”和“资本”共同制约“权力”,比如共同对“权力”进行社会监督;有时候“权力”和“民众”一道制约“资本”,比如政府依法处罚“资本”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

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切社会矛盾最根本的都是经济矛盾,

我们要正确认识前后30年的成就和缺陷——

成就不用说了,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抹杀不了的,但前30年的欠缺在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本身出现的“左”的影响造成的物质的缺乏和民众的普遍贫困,但是社会相对比较和谐,不过这种和谐关系是低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和谐,那时候没有“资本”的因素,在“民众”和“权力”的二元结构下,社会矛盾并不尖锐。

而后30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资本”开始形成,并且萌生问鼎权力的野心,尤其是在“资本”中有些人是属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仇的人,在经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加上政治立场的对立就让“民众”、“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虽然包括“资本”在内的“民”是改革开放的主体,但是“权力”是主导改革开放具体进程的核心力量,因此,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表面上看都是“权力”在运作,而不但对“民众”具有隐性强制力,而且对“权力”有隐性影响力的“资本”反而躲到了背后,一般的民众往往看到的只是官民之间的各种互动,而看不到“资本”的作用,尤其是看不到“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民众”的隐性强制力和对“权力”的隐性影响力,而“资本”中的反体制力量则很容易地利用这一点借“权力”压“民众”,或者假“民众”的名义要挟“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的巨大影响力被他们玩得炉火纯青。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的“资本”就是这样以“改革”的名义控制“权力”并且同时盘剥“民众”的,这种情况到了普京上台以后才逐步改变。

坦率说,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后有什么区别的话,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对“资本”的态度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前别说是“资本”,对任何能够跟这沾边的东西都扼杀在萌芽状态,最标准的说法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对“资本”的作用的发挥,包括“国际资本”、“国内资本”和有“国际资本”背景的“国内资本”,从而带来的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资本”对“民众”中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的状况在加剧,社会矛盾由此产生,不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那些社会矛盾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而生产资料的部分私人占有也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产生矛盾,同生产资料公有制产生矛盾。此时此刻,“权力”主要是用政权的力量通过政策法律杠杆调节“资本”与“民众”的关系,调节“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但是,这种调节是否有效,既取决于“权力”的执政能力,也受制于众多客观因素,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权力”、“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遇到的,有些是受到某些人人为的误导和干扰造成的,有些是决策层自己的失误造成的,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社会问题往往都給某些公知的兴风作浪提供了可乘之机。

比如,由于有司法不公正和司法腐败的现象存在并且引起民众的不满,才为自由派公知推销西方所谓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提供可乘之机。

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本身是“资本”和“民众”的矛盾,但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的经济利益考虑,往往会对“资本”的某些行为开只眼闭只眼,最后导致“资本”为所欲为。而这,居然被“资本”的代言人自由派公知把账算到政府头上。

比如强拆,除了某些地方的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外,很多是引进项目尤其是房地产项目需要拆迁,这时候某些地方政府或者是官员得了“资本”的好处,或者是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偏袒“资本”方,有时候甚至沦为“资本”的帮凶和打手。其实元凶是“资本”,而自由派公知同样是放过“资本”而把矛头对准“权力”即地方政府。

比如污染,柴静通过片子揭露的那些深层次问题的确存在,污染问题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令民众深恶痛绝,但是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监督管理的不到位,垄断也许是价格曾经一度居高不下的原因,但是把污染的帐算其头上有点牵强附会,近几年来被中央媒体高调曝光的一些小企业的排污造成某些江河的全流域污染,后果同样严重,但是这跟所谓“垄断”有什么关系呢?柴静不但进行“因果乱系”,而且給治理污染开出的是将能源企业私有化的饮鸠止渴的药方。

比如毒食品,这些年来,主流媒体高调曝光的很多是一些出于私人作坊的毒食品,某些利欲熏心的老板见利忘义,为了“谋财”不惜“害命”,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资本”,政府的确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是公知却撇开作恶的“资本”,单纯把矛头对准政府。

比如雷洋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前,在警察队伍中的确存在着公权力被滥用、执法行为不规范和警察作风粗暴高高在上等情况,并且这些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而自由派自由派公知利用了警察队伍中的存在问题和民众的不满煽动仇恨警察情绪和推销卖淫嫖娼合法化的黑货。

又如2016春晚,由于种种原因,春晚的艺术性和观赏价值逐年有所下降,这不假,一些观众对猴年的春晚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也是很正常的,而某些人利用了这些不满和批评,提出要取消春晚,并且把矛头对准春晚中的所有“主旋律”元素。

通过对上述的事例的综合分析,有这么一个共同特点,首先是政府的工作有失误,有缺点,让群众利益受到损害,引起民众的不满,这才給了自由派公知可乘之机,他们通过煽风点火,希望这些事件产生蝴蝶效应,让事态向有利于他们推动改旗易帜和“颜色革命”的方向发展。不过他们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跟上世纪20年代共产党能够领导劳苦大众不同,自由派只是代表富人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最起码是不一致的,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要问鼎权力,与“权力”有矛盾,另外一方面,要加强盘剥,与广大民众有矛盾,所以他们根本做不到像上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那样团结和领导大多数民众,只能是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煽动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从中渔利,但是民众对此心知肚明,尽管对政府会有很多批评意见,但是就是与自由派保持距离,尤其是不绑在他们反体制的战车上,对此,自由派由失望到绝望,由绝望到气急败坏,王朔因此骂中国人是猪,其他自由派骂国人“油命海心”,意思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其实自由派们恨的是“海心”,假如民众操的是白宫的心,哪怕民众吃的是砒霜,他们也没有意见。对此,连特朗普都看清楚了,觉得美国人越折腾,民众就越拥护执政党,干脆把“推广民主费用”給断了。一方面仇恨执政党,一方面站在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却梦想依靠外部势力的支持改朝换代,人要有多么傻才会这样想。对于这一点,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一直致力于和侧重于揭露自由派公知的阴谋,但是现在看来,促使政府提高执政能力,消除或者减少这些社会问题跟揭露某些公知的阴谋同样重要。

首先,因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不但损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因为对于这些社会问题,不但自由派归因于不走改旗易帜的路,极左派也归因于不走老路,广大民众也不满意,一旦失去民心,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就是前车之鉴。

其次,只有我们的社会有存在问题,反体制的力量才有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不应该因为是敌对势力利用这些来否定执政党,就不承认不足之处的存在,是有不足之处的客观存在,才会被他们所利用;自由派利用这些否定执政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消除这些问题,是希望利用这些及其引起的民众不满推动改朝换代,但是作为执政党和我们很多正义人士不妨利用这一点来因势利导,以毒攻毒,作为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的途径之一。

同时,不能因为这些社会问题的的确存在,就看不清楚敌对势力在利用这些问题的时候的狼子野心,划不清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的界限,形成左右摇摆,或者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有益的”,缺乏必要的警惕性;或者把所有的批评都看成是敌对势力的攻击,对群众的批评产生抵触,因此不利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及时有效的解决。

总之一句话,我们应该把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和反击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千钧棒,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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