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式“私人叙事”颠覆不了我们的时代精神

“私人叙事”在于无声处带来了西方颠覆思想的渗入。很多“私人叙事”作品的创作者,本身就得到了西方的资助。这些资助通过各种文学奖、创作基金的形式发放。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某些作家的简历上找到。而公认的里程碑式作品《平凡的世界》却并未在国外获得过什么奖项,可见国外这些“文学奖”主要都颁给了谁。

莫言式“私人叙事”颠覆不了我们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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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同志在文章《“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是幸福的!》中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成灾是人们对“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历史产生异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分支,“伤痕史学”在建构这样历史观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伤痕文学和伤痕史学互相渗透,相互印证,塑造了几乎两代人的历史观。

伤痕史学简言之就是把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叙述为一种个人不断受委屈、不断吃苦遭罪,以至于伤痕累累的历史。用个人的凄凄惨惨遮蔽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遮蔽了新中国凯歌行进的历史,也遮蔽了个人投身于一个宏大事业后所产生的巨大成就感和幸福感。(1)

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伤痕》也是一部曾经炙手可热的作品。“伤痕文学”就是引起而得名,并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创作高潮。“私人叙事”作为“伤痕文学”以及随后而来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创作形式,掌控了当今几乎所有的文学、实事、回忆录的创作。本文拟从“私人叙事”的理论基础、文学实践和社会影响三个方面,讨论“私人叙事”的泛滥对大众思想、文学创作和舆论传播的关系。

所谓“私人叙事”,在本文的定义是:基于个人生活和思想经历的叙事模式。它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视角(point)存在,立足于主人公的个人视角,与时代精神、时代潮流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偏离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当然,在某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笔下,他们的视角和时代的关系肯定是相反的。

 

“私人叙事”的理论基础

 

私人叙事的理论基础,首先来自于对宏大叙事的反叛和解构主义的兴起。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来自于尼采要求“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渊源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德里达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解构主义的论述非常复杂,但简而言之,就是对旧有秩序的拆解,对传统中高大上事物和概念的拆解。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以往被认为是高尚的、终极的价值观被否定了,一切变得无中心、无意义,而且,这种无意义被认为就是思想的本质。

随之而来的是新历史主义的滥觞。新历史主义更多地基于福柯的哲学思想,意图“颠倒传统”,重述历史。新历史主义以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历史充满断层,历史由论述构成。”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认为: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只存在被讲述的历史,谁来讲述才是问题的关键。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决定了历史叙事的倾向性。

伤痕文学开始于1977、78年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和《伤痕》,这两部在艺术上并不成熟的作品。然而,他们却被看作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新时期文学开始于对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反思和否定,对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文学的反思和否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的反思和否定,确定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文学的统治地位。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精英化过程。”(2)“民粹主义”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贬低知识分子,抬高平民大众的倾向。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

通过“精英化”过程,文学创作进入了“个人化”阶段,私人叙事开始大行其道。以小博大,以真实或者纯粹虚构的个人经验、片面例子,去否定整体和主流,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倾向,在此后的创作中愈演愈烈。

 

新时期创作中的“私人叙事”

 

早期的伤痕文学与随后的反思文学很早即显示出私人叙事的特色,其代表作品《伤痕》、《灵与肉》、《飘逝的花头巾》、《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等等,无不以关注个人命运为重点。我们以《伤痕》为例,来看看这个故事:

女主人公王晓华,九年前对张春桥定她妈妈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为真,痛苦而无奈地和她妈妈“决裂”、“断绝关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了。粉碎“四人帮”后,被严重摧残而患了重病的妈妈彻底平反了。但是当小王赶回家探望时,妈妈已离开了人间。

作者卢新华当时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文笔非常幼稚:“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颌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外貌描写水平仿佛小学生作文。但是,小说中以王晓华的个人经历和感受为主线,将不幸都归之于“四人帮”,让人不禁有些疑惑:母女亲情难道就那么脆弱?王晓华和母亲断绝关系是否有考虑个人前途的成分在内?当然,这些问题是不会有人去问的,“私人叙事”中,叙事者的强大力量早已把疑问压制在文本之下。

随后,新时期文学创作出现了大量前赴后继的文学思潮,创作风格迥异,但都以模仿国外某一刚刚译介进来的风格为主。“在十多年里走完了西方文学的百年路程”是对这一时期文学恰如其分的评价。文学创作开始走向形式主义,远离社会生活,走向着重描写社会和人生的阴暗面,又从“揭露阴暗面”转化到“编造阴暗面”。这一时期的例子,我个人认为最为典型的就是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因为我总是拿它来吓唬我女儿)。我们来看看故事情节:

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包括祖母、山岗、山峰两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儿子。哥哥山岗的儿子皮皮不小心摔死了弟弟山峰的儿子,弟弟山峰回来后踢死了皮皮,山岗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死了山峰,弟媳报案,山岗被判处死刑,医生解剖了山岗的遗体,移植了山岗的睾丸。

余华完全模仿了阿尔贝·加缪《局外人》的写法,置身事外,不动感情。然而,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在人类中还有人会那么残忍——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想让歪果仁认为中国人是这么残忍的(毕竟这样的大家庭似乎只有在中国才有)。人类的精神力量完全可以面对命运中的各种意外,而不需要迅速把一家人都杀光。但是在《现实一种》当中,人性的黑暗达到了极致。不用说时代精神了,连人类基本的同情心都消失殆尽。因为这遵循的是“私人叙事”的“个例”原则。

“私人叙事”发展到下一步,便是对现实的彻底颠覆和重写。这其实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全球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韩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出版社参与的“重述神话系列”。国内有苏童重述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碧奴》、叶兆言重述的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后羿》、李锐与其妻子蒋韵合著的重述的白蛇传的《人间》和阿来重述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无论从思想还是从文学的角度,这个系列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失败的。尤其是重述《哈姆雷特》的《格特鲁德与克劳迪斯》(厄普代克(John Updike),2000年),简直写得惨不忍睹,亵渎经典。苏童等人的作品也是大同小异,它们颠覆和消解了传统,质疑了我们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和经典的美感,并带来了一系列“戏仿”之作的滥觞。

莫言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传统价值观的重述。以《丰乳肥臀》为例,他自称女主人公的原型是自己的母亲,却又描写女主人公先后和9个不同的男人生下10个孩子(其中一胎是双胞胎),正常人有这么写自己的母亲的吗?对日本侵略者,他描写为治病救人的亲善之师,对抗日游击队,他描写为土匪和小丑。在更早的《红高粱家族》中,他更是把抗日游击队描写成身披狗皮、学狗叫的队伍,完全背离了主流的历史观。这就是在“私人叙事”的语境下走向极端的后果,也是他力超国内众多作家,勇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私人叙事”的社会影响

 

文革之后,“私人叙事”甫一登场,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小说《伤痕》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这意味着,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是文学的主旨,文学走向了对前三十年创作的否定,并从伤痕的巨痛中产生出的最激烈的一端:对制度本身的询问。(3)

这种否定随即带来了后来者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怀疑。《活着》、《霸王别姬》等文学、影视作品的出现,以生动的形象颠覆了人们对前三十年的直观印象,并在不断加强之后,形成了对那个时代阴暗、悲惨的刻板印象。共和国的第二、三代人中,许多人“被伤痕文学和史学洗脑……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才是灰色的、无聊的。他们所谓的幸福不过是一点购物消费的快感或一些生理上的刺激,他们不能理解创造性的生活,不能理解伟大的事业,不能理解战胜敌人或战胜困难后所感受到的巨大愉悦,更不能理解把自己同人民革命或祖国建设融为一体后,所获得的那种近似永生的幸福感。”(4)

“私人叙事”颠覆了属于这个社会的主流叙事,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随之带来的是对主流叙事中英雄形象的颠覆。近些年来,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英雄纷纷被谣言所质疑,英雄后人不得不与散布谣诼者对簿公堂,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的悲哀!中国人民在1949年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却在当今社会陷入了迷惘、怀疑和困惑。这与那些将“私人叙事”作为工具,以个人的极端经历否定时代进步,甚至编造谎言、污蔑时代的作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袁X飞的历史讲述中国历史,便在讲述过程中加入了大量个人的理解,从而起到了颠覆主流讲述的效果,而作为接受者的青年,往往无法区分历史的真实和讲述的真实,从而误入歧途。

“私人叙事”在于无声处带来了西方颠覆思想的渗入。很多“私人叙事”作品的创作者,本身就得到了西方的资助。这些资助通过各种文学奖、创作基金的形式发放。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某些作家的简历上找到。而公认的里程碑式作品《平凡的世界》却并未在国外获得过什么奖项,可见国外这些“文学奖”主要都颁给了谁。

在不少作品中,传统的敌我矛盾,甚至对日本侵略者描写都蒙上了“共同人性论”的色彩,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等。“超阶级的共同人性”与“平等、自由、博爱”一脉相承,掩盖了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性,为“颜色革命”打下了理论基础。

“私人叙事”在文学创作中,容易出新意,写出前人未曾触及过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与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利益观背道而驰),在目前由西方学界掌控的文学评价体系下,更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可。然而,真正伟大的作品,永远是那些能够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或者时代精神的作品,符合古往今来大多数人价值观的、真诚歌颂真善美的作品。我相信,靠哗众取宠、剑走偏锋甚至暴露隐私所写出的作品必然不能在历史上长期留存,无论它获得过什么奖项,或在短期的文学史中获得几页介绍,都证明不了什么。文学作品的生命,永远需要漫长的时间来验证。


(1)郭松民:《“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是幸福的!》

(2)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页。

(3)百度百科:伤痕文学。

(4)郭松民:《“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是幸福的!》

 

【王小钰,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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