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近现代化理论,其实并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成长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向民国时代回归和接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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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近代化——一个伪问题

一、从马戛尔尼预言说起——鸦片战争新论

二、何以成败论英雄——回眸太平天国运动

三、“侵略者的同情心”——兼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者的批判

四、“洋务派”真的比“顽固派”先进吗?——对洋务运动的再思考

五、甲午战争是英美代理人的战争——全球视野下的甲午战争

六、精英与草根的不同救国方案——谈谈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七、续命还是自杀——浅谈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

八、是中共革命赋予了辛亥革命合法性——后现代主义与辛亥革命的再评价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引言:近代化——一个伪问题

近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主题。目前,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近代化的关系主要有两大观点。一个是“革命与近代化统一论”,即革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二者相辅相成。另一个是“用近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也就是说,近代化的理论比革命的理论更加高明。但是这两个观点都存在一个“认同近代化”的前提,即认为“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前提。然而,近代化真的是天然正确的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化真的存在吗?什么是近代化呢?这些问题尚需分析,而不是不证自明,天然正确的。

首先,“近代化”这个词是很明显地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因为在西方国家的主要语言中,近代化和现代化本来就是一个词,二者并不存在什么区别,如英语就叫modernization。“近代化”是中国人为了与“现代化”这个概念相区分,而特意提出的,“近代化”这个概念本就是不伦不类的。在我们研究近代化时,往往与西方史学界所采用的“现代化”概念一致。所以我们最好放弃“近代化”这个概念回归到现代化这个概念语境中。如果光用一个不伦不类的“近代化”概念,恐怕连讨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因为,“近代化”只不过是一个自设的并且没有什么依据的概念。当然,这样一来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近代史和现代史是分开的,不像西方国家一般合为一体,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近代史时直接提出了现代化概念,有可能导致史学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所以,为了表述方便和统一,我们在后文中将使用“近现代化”这个更具同一性的概念。

什么是近现代化呢?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史学中强调近现代化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取代所谓的专制独裁”。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实际是认为近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变化,尤其强调“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故在经济层面强调得要多一点。不像西方国家在政治层面强调得更多一点。尤其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马克思主义视野里的“现代化”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概念,这个现代化显然单纯是指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具体地说,是工业化和科技的现代化。比如我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就是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现代化”概念。“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显然,这都是经济层面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不提政治层面的内容呢?这是因为,在“四个现代化”之前有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这是政治的、思想的层面,而“现代化”是经济层面。在西方国家,则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现代化的核心所在。要先搞明白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才能讨论什么是现代化。

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近现代化理论,其实并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成长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向民国时代回归和接轨的产物。其实,最早提出中国近现代化史观的是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蒋廷黻,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强调西方国家的侵略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思潮被视为民族虚无主义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思潮就改头换面,披上了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外衣重新复活了。

中国史学界中,以近现代化史观来取代革命史观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黎澍和李时岳,他们强调洋务运动的重要性,认为是洋务运动使中国进入近代文明,并且,已开始隐讳地为西方侵略辩护。比如,对历史中投敌卖国的一些代表人物,诸如李鸿章之类,都在所谓的近现代史观之上进行了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实际就是以“卖国有利于中国发展”、“西方扩张有利于中国发展”等等幌子肯定“卖国有理”。只不过,在黎澍和李时岳的笔下,这个倾向尚不特别露骨。而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陈旭麓和其弟子茅海建把这个倾向逐渐露骨地表达出来了。尤其是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明确指出西方侵略对中国发展有利,宣称“《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是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又很难简单地以平等或不平等来界定。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市场交换的工商经济。广州的关税由官吏和行商操纵,使每一次关税交纳都成为讨价还价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国家无利。这些难道还应当继续保留?”而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虽然没有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那么露骨,但是其基本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然而,所谓的近现代化史观,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缺陷就是:把近现代化视为一个天然正确的事情。然而,近现代化真的是天然正确的吗?恐怕未必如此。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近现代化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主要强调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工业技术方面的发展。而在西方国家,则更强调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经济方面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也不是天然正确的。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若无有效的社会机制的保障,对于劳动者来说,其地位很可能反会下降。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更不是一个天然正确的东西,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可以推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说成是近现代化,进一步说成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构建,而非历史的事实和必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近现代化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大概,这些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有所认识。所以,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就有了大量的主观色彩鲜明的内容。比如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开篇就提到: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漫长,是与西方相比所得的结论。……就时间跨度而言。西方的封建社会,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起到1640年英国革命为止,前后一共1 164年。在中国,这段历史年限的计算要复杂一些。封建社会的起点,目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一种,从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6年算起;另一种,从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即公元前365年算起;还有一种,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221年算起。应当说,三者都是言之成理各有依据的。分别以这三个年份为起点,算到1840年,各自都在2000年以上,比西方多了一倍。如果按照西周封建说来计算,则还要向前推1000年,有3000年之久。

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是否是天然正确的呢?能否成为理论前提呢?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否明显比西方慢,发展水平是否明显比西方低呢?如果没有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整部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陈旭麓不仅故意回避了这些,也把 “魏晋封建论”等不利于证明“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通通只字不提,只搜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尤其是近年来全球史的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中国与欧洲的差异并没有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么大,直到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才真正建立了西方世界的优势。这样一来,陈旭麓的观点就很难站住脚了。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陈旭麓

陈旭麓等持近现代化史观的学者另一个毛病是经常曲解史料的观点,比如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引用《共产党宣言》来证明早在1640年起西方就明显的领先于中国:

【就历史进程而言。在西方,1640年英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由此,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正是明清之际。旧的封建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倒塌了,随之,满洲贵族的铁骑横扫南北,在兵燹的余烬中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错重叠留下了斑斑血迹。出自那一代人之手的《虎口余生纪》、《汴围湿襟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等记实文字,至今读来,还会使人惊心动魄。但那多半是一种身世家国之变,历史仍在旧圈子里徐徐地盘旋而行。从1640年到1840年,在这200年中,西方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与之相比,同一时间里的中国却景物依旧:成千上万胼手胝足、转辗沟壑的小农背负着一代一代歌讴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或性心理义的士人。

然而,我们看一下《共产党宣言》就会发现,原文是认为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因为第一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不利于证明早在1640年起西方就明显的领先于中国,陈旭麓就将其删去了,这显然是一种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刻意曲解材料的作法。

更有甚者,陈旭麓等持近现代化史观的学者甚至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胡乱虚构一些史实。比如《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把科举制度这种官僚制度说成是古代中国特有的和民主政治对立的东西,宣称“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且不说民主政治和官僚政治的概念是否合理,就算合理,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也并不是以官僚政治对立的,而是和所谓专制政治对立的。官僚政治的对立面是贵族政治。传说古希腊就有了所谓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还根本就没有官僚政治,反倒是十九世纪英国才学习中国科举制建立了官僚政治。那么怎么能说“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呢?这显然是陈旭麓为了证明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的先进性而人为刻意构建出来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学术研究,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

而其他的一些政治性没有那么明显的作品,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例如,现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时,往往以西方国家的标准做为参照。像某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认为所谓的商会或者精英学者等私人控制的社团力量的壮大和政府力量的缩小就是天然正确的事情:

【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些是愈来愈进步合理,有些却并非如此,甚至不乏倒退现象。我们常常对那些进步合理的制度变迁较为关注,而对制度变迁的倒退现象有所忽略,这同样会导致我们无法认清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例如有关民间社团的制度规定与实际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不如清末民初。在整个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民间社团制度发展演变的“黄金时代”。考察有关史实不难发现,清末民初有关近代民间社团的全新制度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各类新式民间社团的发展,甚至促使新式民间社团呈现出层见叠出、风起云涌的新态势。例如商会、农会、商团、商船公会、商学公会、工商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劝学会、教育会、体育会、救火会等,在短短数年间即纷纷诞生,并达到较为普及的程度,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也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种有利于民间社团的制度规定却并未在清末民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倒退,不仅严重制约了近代社团的发展,而且限制了整个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推行“以党治国”的方略,强调国民党“对于人民团体之法律行为有决定之效力,不论法律之规定如何,皆可运用”;为此国民党严格要求所有各类民众团体,“一律同时应受党的训练与政府管理之原则”。在此情况下,民间社团的种类与数量虽仍然较多,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际发展尤其是功能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诸多限制,远不及清末民初的民间社团那样,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十分重要的功能与影响。

可是,由富豪和精英学者以社团的形式直接掌控社会,是否就一定比政府控制社会更好呢,富豪和精英学者的社团影响扩大,是否就一定是进步合理的制度变迁?这些恐怕并非是不证自明的问题。而在这种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之下,其研究出的成果也就不会有多少学术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近现代化史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命题伪命题,无非是以历史上中国曾经落后过为理由鼓吹今天中国应该建立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豪和精英学者统治一切的社会模式。而真正意义上的命题应该分析社会制度是怎样影响社会发展的,怎样对于人民和国家有利。以此做为研究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判断标准显然比抽象的技术进步和“西方政治制度是民主普世价值”的近现代化史观更为合理和科学一些。

一、从马戛尔尼预言说起——鸦片战争新论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我们在提起鸦片战争时,往往会想起一个发生在鸦片战争很久之前的“马戛尔尼的神话”——1793年英国派乔治·马戛尔尼来华访问,并要求和中国通商,然而被中国拒绝了。事后,马戛尔尼宣称:中国虽然是很古老的国家,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走向了衰败;再过几十年,英国就会轻易地征服它。很多人认为马戛尔尼的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的愚昧与落后,并且认为,若中国及时对英国开放,鸦片战争似乎就不会打输,甚至不会打起来。然而,马戛尔尼这个神话是真的吗?

如果说,历史上只有马戛尔尼这一个人做出了所谓“中国必然被西方击败”的预言,那么我们倒还可以把他看得高一点。但实际上,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像马戛尔尼一样发出“中国必将被西方击败”的豪言壮语的西方人,并不是一个两个,相反地,几乎每一代西方人都要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像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在16世纪时就宣称“只需要五千个西班牙人就可以征服全中国”。而后来的荷兰、俄罗斯、法国、英国等,也都反复地宣称“西方征服中国很容易”。这实际上是他们宣传的口号和鼓舞信心的工具,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打个比喻,若在鸦片战争时中国人表示“我们将来一定会收回香港”、“英国经济规模必然会被中国反超”、“中国的钢产量会超过英国十倍以上”,到了今天,香港真的收回了,中国钢铁产量也超过了英国十倍以上,甚至是几十倍,那我们就可以说“鸦片战争时得中国就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吗?显然,并非如此。今天的人突出所谓“马戛尔尼的神话”,也类似于这种情况。

虽然西方人反复强调“西方必将战胜中国”,实际上,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俄罗斯人,一直到英国早期殖民者,都多次对中国沿海进行侵略骚扰活动,可是都失败了。一直到鸦片战争才胜利。这实际上已过了三百年的时间。难道我们就能以鸦片战争为依据认为“西方必将战胜中国”的预言都是对的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外,人们一谈起“马戛尔尼的神话”,紧接着就会谈到中国所谓的不合理的闭关政策。实际上,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并没有因为闭关政策而中止,而且贸易规模也比较大。另外,西方当时并没有什么产品可与中国交易。当时,中国出口商品收入仅茶叶一项,就相当于西方所有出口中国商品收入的六倍,然后西方就要靠白银进行商贸。所以,即使不实行闭关政策,西方想要扩大在中国的贸易规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从西方殖民者东来,一直到鸦片战争这三百年来,中国不实行闭关政策,又能实行什么政策呢?不实行闭关政策的话,当时的中国无非是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像印第安人一样,主动地拥抱西方,极力地帮助东来的殖民者——虽然西方殖民者没法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中国人仍可以给予殖民者土地、物资,最后西方殖民者恩将仇报,中国像印第安人一样种族灭绝。第二种选择就是中国像西方殖民者一样扩张、掠夺。然而,当时西方并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羡慕的(至少西方在十八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之前是如此),中国就算掠夺也掠夺不到什么东西。西方进行工业革命之后,有了值得掠夺的东西,中国才有主动出击,掠夺西方的必要性(当然,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能不能对西方进行掠夺,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因此,今天对闭关政策的抨击和对殖民者的赞美,都没有什么意义——都只是假设性的,并没有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从16世纪-19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的西方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到了今天),并不认可所谓的平等交往,包括马戛尔尼访华也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条件(诸如把一些岛屿租让给西方之类)。如果中国答应了这些条件,实际上相当于是鸦片战争都不必开打,西方不战而胜,然后中国逐渐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像印第安人一样种族灭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对马戛尔尼的吹捧和对闭关政策的抨击,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他们都没有还原到当时“西方和东方之间并不存在平等交往的条件”这种历史语境之下,实际上是为西方的殖民侵略做辩护。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马戛尔尼拜见乾隆

以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为代表的一些观点,主张“鸦片战争失败必然论”,认为既然鸦片战争必然失败,中国也就没有必要抵抗了,认为不抵抗是一种更明智的选择,或者不如主动答应西方提出的条件,并认为以琦善为代表的不抵抗派,较之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更加进步。就连当时以范文澜和胡绳为代表的老一代正统派史学家,虽认为抵抗派优于不抵抗派,也不认同“既然中国必败,不如向西方投降”的观点,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因为中国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就必然失败”、“落后就必然挨打,挨打就必然失败”之类的结论。然而,这种结论的正確性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不是一场孤立的战争——鸦片战争仅仅是英国侵略亚洲的一系列战争中的组成部分。

与鸦片战争大体同时,英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若按照茅海建的观点,甚至包括以范文澜和胡绳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因为阿富汗比中国更为落后,那么阿富汗也必然会被英国打败。但事实上,阿富汗把英国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按照上面这些史学家的逻辑,既然阿富汗打败了英国,那么应该是阿富汗比英国更为先进,中国不应该向英国学习应该向战胜英国的阿富汗人学习才对。显然,这种逻辑是十分荒谬的。

在当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其经济、技术水平较之中国、阿富汗等亚洲国家确实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未必会转化为明显的胜势。因为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具体说来,英军有劳师远征、不熟悉当地环境等劣势,而且英国本身也只是一个小国,其占有的殖民地(比如印度等地区)跟英国也不是一条心的。因此,发动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全面战争,以及对阿富汗这些地理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的地区的战争,也都存在着英国战败的可能性。并不能先验地说“由于英国先进,英国就必然战胜”,也不能说“因为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所以英国必然战胜农业国家”,因为史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和错误性。

诸如茅海建之类的学者可能会辩解说,是因为阿富汗地区多山,地理环境恶劣。然而,阿富汗本身是小国,离英殖民地印度较近,英国实际上是以大打小,而中国是大国,离英国,即使是印度也都比较远,英国可以说是以小击大。所以,虽然阿富汗较之中国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劣势更加明显。更何况,在中国内陆地区也是多山的,山地地形占了中国国土的大部分。所以,如果中国做了总动员,去和英国进行战争,很难说鸦片战争中国就必然失败。

但是中国确实失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种失败仅仅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抵抗意识不足、指挥失当等原因造成的,其失败并不存在历史的必然性呢?恐怕并非如此,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清朝已经处于衰败状态。即使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也已经离灭亡不远了——在马戛尔尼访华不久后,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国家出现统治动摇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清朝对外的抵抗力自然也就削弱了。在每一个王朝的后期,必然会出现军备废弛、作战能力下降的情况。比如,印度之所以能被英国征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莫卧儿帝国走向分裂、衰落和混战,英国借用了这么一个好时期罢了。同样,如果中国处在一种王朝勃兴的状态,那么英国想要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与英国交战的阿富汗,此时正处于新王朝建立不久,国家蒸蒸日上的状态,故而能对英国侵略进行有效的抵抗。另一个原因就是清政府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对于主体的大多数人是不敢进行动员作战的。因为一旦激起占人口多数的汉人的民族感情,可能会造成清政府统治基础的崩塌,所以清政府的动员力明显弱于建立在主体民族基础之上国家的动员力。

二、何以成败论英雄——回眸太平天国运动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大概有两种说法。传统观点是以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代表,是教科书仍延续着的观点,即太平天国是应该肯定的一场反侵略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但是农民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其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太平天国的积极意义是有限的。而另一种观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现代化史观。近现代化史观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愚昧的,是以神权为基础的迷信活动,并没有什么进步性;如果太平天国运动取得胜利的话,就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整体倒退。

这两种观点是目前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比较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以胡绳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带有一种明显的先验的色彩。的确,如果按照典型的阶级分析法来看,农民阶级的确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农民出身的人,未必就一定仅限于农民阶级而不会发生变化。比如,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被称之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同理,太平天国运动也并不只是一场单纯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中提出的《资政新篇》等方案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最先进的。《资政新篇》不仅在年代上要早于洋务派,而且,《资政新篇》在内容的深刻性上显然也超过洋务派(比如在近代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方面)。更别说《资政新篇》突出了民族独立的特点,并不像洋务派那样主张一种依附型的近现代化(或者说是一种依附型的发展)。

另外,如果放眼全球我们就会发现,日本当时也没有强有力的新的资产阶级,而是以过去旧的西南的领主,特别是中下级武士,代替了资产阶级的作用,进而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从《资政新篇》的内容来看,太平天国运动要比当时日本掀起的倒幕运动内容更加深刻。因此,我们不能说农民阶级一定不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替代品,也不能说农民阶级不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一定要由资产阶级建立。包括日本,俄国等等,都是通过封建地主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试想一下,若太平天国运动推翻了清王朝,接着又实行了《资政新篇》的一些措施的话,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阶级未必就建立不起来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胡绳的观点是有一种先验的色彩在里面的。

而像新兴的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就更不可取了。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我们以放大镜的方式挑出相关的一些负面残暴的东西,那么,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出消极的一面。如果用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来否定太平天国本身,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一种主观的、先入为主的、以偏概全的色彩。因为太平天国这些造反者之所以会冒着生命危险造反,而又有广大的支持者,这就说明当时广大老百姓的确是难以生存了,走上绝路了,才会去造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对这场太平天国运动,是难以否定的。因为无论这些学者怎样地抨击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也不可能回避,或者否认当时农民以及广大底层劳动者已经难以生存了的事实,太平天国运动也就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反对而抹杀了反抗的积极意义。

另外,否定太平天国的这些人,一般都是积极推崇近现代化的,往往对洋务运动充分肯定。而他们对太平天国那层次高于洋务运动的纲领《资政新篇》,却又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谓的近现代化史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化史观——所谓的近现代化,必须是由上层领导的才能得到他们的承认。准确来说,这种所谓的近现代化史观,其实很明显是站在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上层社会的立场上,而非是所谓超阶级的近现代化为判断依据的史观。这些学者对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采用了双重标准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确是失败了。我们恐怕也不能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有可能使农民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替代品,从而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把它简单地肯定了。否则,我们对于历史的探究就会陷入一种混乱的、没有规律和标准的状态。所以,我们还必须接着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个人认为,要探究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要看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出现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太平天国的核心任务应该是点燃爱国主义的激情,进行民族的解放。无论是代表上层的清政府,还是代表下层的太平天国,都应以“是否在此方面做出贡献”做为主要的评价标准。然而,我们也知道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并没能很好地看到这一任务——太平天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基督教做为一种动员工具。而在当时,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工具。虽然太平天国本身有反对侵略的色彩,但是,以基督教做为动员工具,就必然会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产生隔阂。在别的一些方面,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也混淆了自己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界限,也就淡化了太平天国运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色彩,这就使它不可能取得成功。也就是说,民族解放任务方面的欠缺,比简单地从农民阶级局限性进行解释,可能更为合适一些。

三、“侵略者的同情心”——兼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者的批判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现在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就是说在近代时期,西方国家侵华虽然是事实,但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来华的外国人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因此对于中国往往是具有同情心的,所以这种侵略的残酷性也是有限的。然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为所谓文化水平本身,就并不是决定道德的关键性因素。中国有一句老话,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实际上,在整个阶级社会里面,人们所受的教育也是有阶级性的,所谓知识与文化水平只不过是占据了道德上的话语霸权,界订了道德的标准。如果要是我们抛弃了这种话语霸权性的标准的话,就会发现文化水平高的人做的坏事往往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于文化水平低的普通劳动者的歧视是深入在骨子里的。

如果要是回归到近代地历史情境下,就会发现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所谓欧洲人的文化水平高并不是什么道德同情心的来源。相反呢,他们的主要的文化就是自视为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渊源,所以他们认为对于非西方国家的侵略本身就是对于这些国家的进步,是完全在道义上站得住脚的。更有甚者,在当时流行的一种西方学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们认为包括对于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在内等等一切罪行都是社会发展进步是必须的,是一种富有道德感与正义感的。这种绝妙的理论不可能是普通的没有文化的人所能想象的出来的。就基督教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基督教视为一种富有排他性的宗教,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把非基督教徒视为同等的人,或者说至少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就是这样了。因此传教士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不会引发他们道德上的负疚感,恰恰还能够激发起他们对于基督徒优越论的高昂情绪。因此基督教文化本身就不是什么减缓侵略的同情心缓冲器作用,就是外国侵华的工具。

今天我们很多电影电视里边儿,都充斥着所谓基督徒帮助中国受害者,教堂成为中国人避难所等等场景。其实这并不是历史上的真实情景,而在社会现实中近些年来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只要看一看有多少人过圣诞节就能看出来。因此,人们不敢对其进行批评,只敢宣扬并不存在的正面形象。这就好像现在拍的很多抗日神剧里边都有国民党抗战的英勇形象,其实这也和历史相距的非常遥远。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参加共产党不去参加国民党的?并不是不想参加国民党,而是国民党当时一见日本鬼子就跑光了,想参加也找不着。今天那些人在情感上是站在国民党和外国侵略者一边,所以就会塑造出一些文学性的形象,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形象。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欧洲人对于外国的侵略是持批判态度的,比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不过,那些极力鼓吹“侵略者也是有同情心”的中国学者恰恰对此选择性失明。我们可以读一下他们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解读的文字。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这篇文章中如是说: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有几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面包的各个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这表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结果一定是变成了呕吐剂,因而抵销了毒效)。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民族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进入敌国,深入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注: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向广州城开炮轰击。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烧毁。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作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作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如果他们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人道主义,同情心等道德本身,在那个年代里很大程度上也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侵略的工具。其实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入侵的时候经常的一个借口就是所谓的非文明国家的残暴与不人道。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十六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欧洲国家大力进行黑人奴隶贸易。在黑人奴隶贸易期间,欧洲国家往往采去挑拨黑人部落战争以获得奴隶的办法。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希望瓜分非洲,所以就叫停了奴隶贸易,然后又以禁止罪恶的奴隶贸易为名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事实上,今天这种情况较之十九世纪更加严重了。现在西方国家侵略的时候往往都是打出捍卫人道主义的旗号,而颠覆其他国家政府的时候往往都是打着所谓的捍卫自由民主的旗号。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对于落后国家具有很大同情心的。然而,这种所谓的同情心也就取代了责任。也就是说,因为原来的政府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有权力去推翻,至于推翻了以后是否比原来更坏,他们就完全不用负责任。更不要说这里面而存在的严重的双重标准,比如说像俄罗斯轰炸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他们就说是存在人道主义灾难。而他们自己打那么多国家,谁用为人道主义灾难负责呢?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只不过是霸权主义的借口罢了!

总之,现在的一些人总是喜欢为侵略者辩护,宣称侵略者也是有同情心的。其实同情心本身就未必是一种天然正确的东西,相反其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被操纵的侵略的工具。更何况很多情况下,所谓同情心本身也并不存在。

四、“洋务派”真的比“顽固派”先进吗?——对洋务运动的再思考

关于洋务运动,当前大约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以胡绳为代表的传统观点,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认为洋务运动虽有进步作用,但算不上一次中国发展的高潮。胡绳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局限性,洋务派虽然采取了一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措施,但总体来看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封建统治,不可能赢得成功,所以对其评价不应过高,但也应肯定“洋务派至少要比顽固派进步得多”,是一个有进步性的运动。第二种观点则是改革开放以后黎澍和李时岳提出的观点。他们充分肯定洋务派的所谓伟大功绩,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真正开端——通过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高潮。同时,他们对洋务运动中一些主要人物诸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等,都做了较高评价。尤其是把李鸿章视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认为李鸿章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近代化事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

以上两派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相同的,即认为洋务派比顽固派进步得多。其区别主要在于,第一种观点对洋务派的评价要低一点,而第二种观点对洋务派的肯定要多一点,但是两者对于顽固派的评价是相同的。然而严格意义上说,这两派都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价值标准的选用问题。这两个观点都忽视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矛盾。我们应该把“是否有利于民族矛盾的解决”视作近代史判断是非功过最主要的前提和标准。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恐怕就不能说洋务派有什么进步作用,相反地,所谓的顽固派虽然也有很多缺陷,但在这个问题上至少要比洋务派进步得多。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后官督商办的大型新式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

事实上,“洋务运动”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褒扬的色彩,或者说,是一些片面性的成分在其中。至少,“洋务运动”是一个很不准确的用法。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史学家把“洋务运动”称为“同光新政”,意指在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实行的一些新政措施。即使在后来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也仍然把这些新政措施称之为“办洋务”,而没有称之为“洋务运动”。但是,后来的黎澍和李时岳等一些人(也包括更往后的陈旭麓等人)把这些新政措施称之为“洋务运动”,这其实是一种偷梁换柱的做法。

究竟什么是“运动”呢?“运动”往往带有群众性的色彩,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群众”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受肯定较多的概念。实际上,所谓的“办洋务”只是实行了一些新政措施,是类似清末新政那种改革性的、自上而下的、脱离群众的措施,而不是什么“运动”。为了拔高这些办洋务的措施,就将其称为“运动”。那么,就“洋务运动”这个名词本身来看,就已经有通过歪曲事实,来拔高这些措施积极作用的意味在里面。因此,在“洋务运动”这个大话题下进行研究,我们很难说会有什么客观的成分在里面。

另外,就工业方面的发展而言,并不是说“只要工业发展了就一定是好的”。因为在近代那种社会环境下,工业发展可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便利了外国的侵略,一种是不利于外国的侵略。对于前者,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甚至要加以否定。像日本侵华期间,也为中国建了一些工厂,修了一些铁路之类,但是当时中国八路军等抗日力量都是极力破坏日本所修交通线的。那么,我们能否就简单地认为日本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而八路军等抗日武装都是阻碍中国近现代化的落后力量吗?显然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工业发展,总的来看是为外国侵略服务的。同样的道理,就算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工业,也不一定有利于中国发展。这是因为,要想发展,要想接受那些掌控工业核心技术的外国技术专家的帮助等等,就要通过向外国贷款,出让主权以及等等措施,这种情况下的发展实际上加大了中国对外国的依附,让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日益处于不利地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洋务派恰恰是实行了让中国不断沉沦,加强对外国依附的发展模式,所以说,洋务运动没有太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顽固派也不应该就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所谓的顽固派并不是完全拒绝西方技术的。顽固派主要是担心在引进西方技术过程中,会对中国的主权和发展造成威胁。而事实上,他们这种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洋务派引进这些技术的同时,也的确造成了中国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的进一步沦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顽固派要比洋务派更进步一些。而且,顽固派对与西方技术的拒斥也不是绝对的。如上所说,顽固派仅仅是拒斥技术引进过程中,可能会对中国主权造成威胁的附带条件,或者隐性条件。如果不对中国主权造成威胁,顽固派也并非加以排斥——像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机器,顽固派也会吸收利用。因此,如果简单地把顽固派视为抵制西方的落后力量,恐怕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也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像张之洞一开始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后来却成了洋务派的干将,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技术。

“顽固派”这个名词,本身就有一种明显的贬义色彩在里面,这显然不是一种公正评判历史的做法。在当时,我们所谓的顽固派被人们称之为清流派,意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人士,但也有一些流于空谈的做法,务虚不务实的情况。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合适和公正的。而如果用“顽固派”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并不是顽固地拒绝西方一切技术的),也带有太明显的褒贬色彩,这实际上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另外,在我们评价洋务派与顽固派时,最终的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否有利于打败外国侵略者,是否有利于克服当时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如果使用这个评判标准,所谓的顽固派当然要比洋务派进步得多,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如果看中国历史不太明显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近邻朝鲜的历史,朝鲜近代的历史与中国非常类似。刚开始的时候,朝鲜以顽固派大院君为首,推行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来抵制外国侵略,但是并不成功。在后来,倒是有一些开化党人(类似中国洋务派,甚至说是类似维新派的)积极引进日本的思想进行变革,结果引狼入室,导致朝鲜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对这两派进行评价的话,究竟是通过一些所谓闭关锁国来抵制外国侵略,维护朝鲜主权的顽固派进步呢?还是引狼入室,使朝鲜沦为殖民地的做法更为进步呢?显然是前者。

当然,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把顽固派都说成是完全正确的一些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因为中国顽固派这些抵抗措施是很不彻底的,包括我们的近邻朝鲜在大院君复出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利用,为最后朝鲜国家的沦丧负有一定责任。但是至少,大院君在前期实行了被视为闭关政策,顽固政策的那个时期,其抵制西方的侵略的做法还是应该被肯定的。同样的道理,中国的顽固派,或者说清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和意志,空谈的成分要多一些,但是他们确实采取了抵抗而非投降的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虽然这种成果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将其完全否定,对顽固派的评价至少也要比主张不抵抗,主张中国主动向外国放弃主权,来谋求中国发展的洋务派要略微高一点。这,才是一个公正的态度。

五、甲午战争是英美代理人的战争——全球视野下的甲午战争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中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1894-1895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止)日本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敌人,日本侵华一直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且中日两国这种对立情绪一直蔓延到了今天。然而,这种解读是有一定问题的。

特别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绝对称不上是中国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充当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代理人的角色,甲午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如果我们采用全球视野就会发现,西方殖民者从早期殖民扩张开始,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所谓的英语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或者说是英美两国实行这种策略的现象是特别突出的。

比如为我们所熟知的黑奴贸易中,实际上英国并没有亲自动手去捕捉黑奴,而是通过挑动黑人部落间的战争。难道,黑奴贸易的主要责任竟要归咎于黑人自身吗?显然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如果英国先选择的黑人部落不愿攻打其他部落,不愿为英国抓捕黑奴的话,那么英国就会资助违命部落的敌对部落,帮助敌对部落劫掠违命部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受英国扶植和利用的民族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长期对立,以及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长期对立,实际上都是西方殖民者,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造成的,是西方统治中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的后果。

让我们把视野放回近代的东亚地区,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帮助西方殖民者进攻掠夺中国的代理人角色,是敲开中国大门的打手。

为什么西方殖民者会选择日本呢?首先,中国本土还算是相对统一的,不太可能从中国内部找到代理人。当然,西方殖民者从未停止寻找代理人,像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西方对中国所谓的改良派,革命派的支持,就是想利用他们,以达到瓦解中国的目的。而中国的近邻日本,作为一个相对中国独立的国家,操控起来自然更加方便一点。其次,日本有一个独到的“优势”——并没有什么资源。“缺乏资源”,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劣势。但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掠夺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实际上是西方殖民统治最核心的内容,而日本既然没有什么可供掠夺的,那么日本唯一的利用价值就在于——日本的人力。西方殖民者利用日本,使之充当了敲开中国大门的打手。

因此,对于甲午战争,我们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应该看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整体计划中的一个步骤。而且,挑起战争最主要的责任方恰恰不是日本,而是日本背后的西方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英国和美国。在讨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我们是不能忽视这一点的。

很多人把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中国落后,或者是李鸿章的退让妥协投降政策。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讲的“落后并不等于战败”——尤其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中,落后的大国同样也有战胜先进小国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把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中国落后,或者说是中国没有进行日本式彻底的近代化改革,显然是不足以服人的。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剖析甲午战争呢?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要从当时世界的势力对比来看。就中日两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甲午战争时虽然日本的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但是日本国家较小,其综合实力很难说已经凌驾于中国之上了。但是,如果考虑到日本背后的支持力量(尤其是英美)的话,敌方的实力要比中国强得太多太多了。

而且,在讨论战争中一些具体的策略与得失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英美对中国欺骗性政策的作用。比如说,李鸿章为什么要选择妥协投降的政策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与英美的迷惑政策有关。李鸿章坚持遵守所谓的国际公法(就是英国主导下的这套国际秩序),主张进行退让,主张“不先打第一枪”等等。李鸿章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博得英美等国的好感,从而在对日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说李鸿章早就知道英美是坚决站在日本一边的话,恐怕未必会有如此行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高升号事件以后,李鸿章认为既然日本击沉了挂英国国旗的船,就必然会遭到英国的报复。然而,他所料想的事件并没有发生。日本一个简单的道歉就获取了英国的原谅。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这次事件中的日本换成中国的话,显然是不太可能得到英国的谅解的。因此,李鸿章并没能很好地分析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就没能看到事件背后日本与英美密切的联系。这也李鸿章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假如中国战胜了日本,就能够有效地制止西方国家的侵略吗?我认为并非如此。甚至,很可能会导致日本背后的英美直接站出来,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这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英美等国做过多次类似的事情,即先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进行挑衅,然后在代理人快失败的时候再赤膊上阵。比如说1853-1856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先支持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开战,然后在奥斯曼帝国快顶不住的时候再出兵进行干涉,最后俄国战败。所以,假如甲午战争中国取得胜利的话,的确难保在日本背后的英美会无动于衷,不会站出来进行干涉。

而且甲午战争实际上只是十九世纪末期时西方国家侵略瓜分中国计划中的一个步骤罢了。比如说,中法战争法国战败了,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在十年之后又推出日本与中国作战。所以,即使中国再次战胜了,西方国家恐怕也不会就此罢手,反而会一波又一波地进攻(自己亲自上阵,或者利用日本等一些代理人进行作战),直到打开中国大门,实现瓜分中国的目标,才会停止。

实际上,从甲午战争受益者来看,很明显主要的胜利者并不是日本,反而恰恰是日本背后的西方国家。甲午战争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所获却并不是很大,而位居日本背后的英国则取得了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中国最发达的、巨大的经济区。英国比战胜国日本所取得利益要多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甲午战争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敲开中国大门一系列战争中的一环。

其实恩格斯在分析甲午战争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恩格斯认为甲午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对决,这次对决中,中国的失败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会在中国取得胜利。即“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这种广博的历史视野,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所不具备的。

六、精英与草根的不同救国方案——谈谈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在十九世纪末瓜分中国狂潮之后,中国相继发起了两种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关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是有所变动的。

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人对于戊戌变法的评价是不高的,认为代表中国主要的发展方向的应该是义和团运动,而戊戌变法总的来看属于上层的改良运动。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种是以为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这种主流观点认为,应该把戊戌变法提到和义和团运动大体相当的位置上,认为戊戌变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总的方向是建立起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应给予肯定。而另一种观点以所谓的近现代化学派为代表。他们对于义和团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对戊戌变法的评价相对要高一点,认为戊戌变法要比义和团运动强得多,只是戊戌变法虽然方向正确,但是其评价相比洋务运动低。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呢?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定性式的分析。

诸如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所以就是先进的,而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主导的,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所以义和团运动就必然比戊戌变法落后。或者是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认为戊戌变法有利于现代化,但是其对现代化的规律把握不准,要求过快,而义和团运动是反现代化的,所以应该完全否定。这样的分析,缺乏对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本身的分析,只是一种贴标签式的,实质是以理论去构建实践的分析。

要想分清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两件大事的功过是非,还是应该看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的社会矛盾。

分别就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形式(或者说爆发的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评价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两个运动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不用这个标准来评价的话,其他的标准恐怕很难说是合理的。

首先就戊戌变法来看,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其具体的内容和措施确实反映了过激的倾向。诸如在百日危机期间发表的诏令数量非常多。但是,“诏令发表频繁”这种形式上的过激,并不能掩盖其实质上的保守性。这些诏令数量虽多,但总的来看基本上都是一些泛泛而谈的内容,实际实行的措施并不多。当然,也有可能是维新派还没有取得执政地位,所以不能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但不管怎么说,仅仅因为发布诏令数量庞杂这种有过激倾向的形式,就认为过激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其变革的不彻底性,或者说是其保守性。因为我们评价一个变法能否成功时,首先应该判断其方向正确与否,是否有偏差。应该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再去讨论变革中保守或者激进这些步骤性的东西,是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方向就有了偏差的话,那么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都不可能取得预定的成果。

这样,我们再去看戊戌变法的话,就会发现其方向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对外国的依附性。像康有为就曾提出来应向外国大量借款来作为变法的经费。而变法的激进派谭嗣同甚至提出要把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地区卖给外国来筹措变法的经费。实际上,这种变法措施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把变法看成一种高于一切的天然正确的事情,然而其依靠外国进行变法的结果,只能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中越陷越深,而不可能摆脱这种危机。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悖论,即戊戌变法形式上是要学习西方来自强,但是实际上却因为依附西方,反而加大了中国的衰败。在戊戌变法这种具体内容,措施以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下,戊戌变法本身不管是快还是慢,都很难取得预定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戊戌变法不应该被评价得过高。

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广大被入侵的亚非拉的古老国家往往都采取了学习西方的变法措施。或者是类似于戊戌变法这种比较全面的改革,或者类似于洋务运动这种注重经济型的改革,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是依附于西方的。像埃及在默罕默德阿里之后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向西方借贷,甚至让欧洲人来担任政府的成员。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是与之类似的。朝鲜,前面有说过,当时的开化派依附于日本。依附于西方的改革,本身就不会是什么振兴民族的做法。

而唯一一个相对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除了是由于西方有利用日本打开中国市场这么一种需求之外,还有明治维新本身突出了民族独立自主性,而非片面地向西方引进。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是伴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进行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像戊戌变法那种靠出卖领土主权来换取经费的做法。所以如果考察明治维新成功原因的话,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明治维新适应了现代化的潮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治维新实现了民族的自主性。

戊戌变法表面上是效法明治维新,但是并没有学到其实质。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出于方向上的偏差,而不是措施的缓急。

而义和团运动则和戊戌变法完全不同。现在很多人都极力否定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甚至几乎变成了骂人的话。然而实际上这些下里巴人的义和团成员,却比阳春白雪的戊戌变法精英看问题要透彻得多——义和团不像唯唯诺诺的文人一样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到外国侵略是因为中国落后,义和团旗帜鲜明地提出:既然外国侵略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直接抵抗侵略者。就义和团本身这种看问题的透彻性和直接性来说,的确要比戊戌变法高明得多。有时候,简单直接反而是最正确的。

今天一些人否定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理由是“义和团运动反对近代化,违背了历史潮流”。然而实际上义和团运动采取的一些激进的,看似反对近代化的措施,都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比如说义和团运动所谓的反对火器,并不是真的完全排斥火器的使用,而是因为义和团自身没有先进的火器技术,而且不管是反对也好赞成也好,都不能改变这种尴尬的地位。义和团无非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反对火器来提高士气。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通过高涨的士气来尽可能地取得胜利。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宣传“武器至上论”——反正武器装备也是落后的,那么还打什么呢?

否定义和团运动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义和团一些诸如破坏铁路的措施。但这只是当时反对侵略战争形势下所必须的。比如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大量破坏日本铁路,公路交通线。这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反对近代化,反对先进技术,而是战时状态下的必需。实际上,通过这种破坏,确实缩小了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义和团运动并不是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世界,就会发现这种批评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阻碍其瓜分非洲,也不能阻止其瓜分另一个庞大的亚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列强只是在瓜分中国时受到了阻碍,为什么会这样呢?就目前所能找到的理由来看,最好的解释还是列强对中国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抵抗力量有所畏惧。而非洲,土耳其帝国虽然也有一些抵抗,但总的来看都是离心的,而且内部矛盾大于外部矛盾。至于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把反对侵略放在一个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义和团运动对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看得最清楚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否定义和团运动也是比较困难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今天的一些学者之所以要否定义和团运动的所谓排外,其实说到底,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们本身与西方构成了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像历史学界的很多人,是跟西方国家一些学术刊物,学者圈子有密切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是不会肯定义和团的。这种情况本身也就表明了:我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又面临了一些近代史中曾出现的问题。

附带的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对日本侵华的研究非常多,而对八国联军的研究却非常地少。实际上,八国联军相比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要大得多。因为八国联军侵华是有可能造成中国被瓜分而走向灭亡的,而日本侵华作为一个孤家寡人,作为一个小国,很难实现灭亡中国的目的。虽然形式上日本侵华战争的规模更大一些,但是就给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来看,却是八国联军侵华要大得多。然而为什么学术界对于八国联军的关注较少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历史研究背后的政治标准起了作用。学者们不敢得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在仍然强势的西方核心国家的侵略,总是尽可能地回避。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于粉饰鸦片战争的观点。而唯一可以宣泄民族情绪的国家就变成了日本。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历史也是与现实的政治分不开的。

七、续命还是自杀——浅谈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期间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一般来说都导致了对清政府不好的结果。比如说,废除科举制度,其实就是把的清政府最忠诚一批人,即受到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堵塞了,编练新军等等也是类似情况。所以人们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原本打算挽救清王朝实际上都成了斩杀清王朝的刀子,是否是清政府有意为之,之后的辛亥革命是否是在奉旨造反?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多角度的来看。

清政府内部是分为很多集团的,像其最高的核心领导集团,也就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贵族集团,肯定是不希望清政府垮台的。同样的一部分先汉族官僚今天我们称之为守旧派,其实也就是和外部资本主义国家联系比较少的人也是不希望清政府垮台的。但问题是,这两个集团已经没有多少影响力。在八国联军侵华以后,这个集团的力量已经十分衰弱。清政府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是与外国密切联系的新官僚,也就是洋务派官僚。这些人往往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对清政府取而代之。因此清末新政的内容普遍对清政府不利,确实是有内部人想架空清政府,最终打倒清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末新政对清政府不利的确是有有意为之的意思。特别是在慈禧太后死后,更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股势力了。相应的,后来辛亥革命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这些人也就借势逼清政府垮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对清政府刻意的一种破坏。

但是传统的观点,也就是说清政府搞所谓的清末新政是一场自救运动也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内部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也赞成搞什么新政呢?难道他们是傻瓜吗?显然不是,我们应该看到当时他们所处的局面是什么样的,他们如果要是不搞清末新政会怎么样。在当时,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政府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合法性。如果要是不通过搞清末新政,一样也是已经难以维持了。特别是就是内部而言,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其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和外国侵略者联系密切的洋务派占了绝对性的优势,而这些人是主张新政的。虽然这些人对清政府的忠诚度不高,很多人还有取而代之之意。但是至少在慈禧太后活着的情况下,勉强尚可驾驭。所以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可以看成是清政府内部权力在实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下的一种再分配,是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对于洋务派官僚的一种退却和让步来换取他们支持的做法。因为清政府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很多派别的。和外国侵略者密切联系的那些所谓的洋务派虽然有取而代之之意,但是这种做法同样也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他们如果是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夺取清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他们也未尝不会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以保存清政府外壳下的继续统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说清政府是自救也是没有错的。

另外,就整个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长达十年的时间。他们具体的做法不同时期内的效果可能也是不同的。在以前的时候说过,清政府与沙俄的关系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沙俄极力要求不改变慈禧太后为中心的统治地位。在1901年清末新政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清政府的背后还有一个沙俄的支持,主要的改革也是模仿沙俄的路子。虽然采取的很多具体措施诸如增加捐税以筹办新政的做法,确实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有一定的破坏,但是更多的还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面临赔款压力和舆论压力不得不为之,也没有什么太激进的措施。总体上来看,这个时期应该说对于清政府统治还是利大于弊的。可是日俄战争爆发以后,俄国在中国的势力急剧衰减。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大国俄罗斯被日本打败的事实让人们感觉到似乎君主专制时代已经过去了,甚至俄国自己也爆发了革命。所以本来可以有个俄罗斯作为盾牌的亚洲那些君主纷纷都难以维持了。按列宁的话说,就是俄国的革命引发了亚洲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感到清政府已经穷途末路了。所以取代清政府,或换一个牌子的想法即使在清政府内部也占了主导地位。诸如像废除科举制等等激进的措施,以及所谓的预备立宪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退却,因为清政府的统治已经进一步丧失合法性难以为继了,只能靠破坏自己的统治基础以饮鸩止渴。而到了1908年,慈禧太后这个最后的能够驾驭中国局势的人走向死亡,实际上清政府就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空壳。而新上台的人又采取了一系列昏招,诸如皇族内阁,削弱袁世凯的权力等等进一步加快了清政府的灭亡。不过,这一阶段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与其说是自杀性的,某种程度上说更是已经丧失了统治基础下无奈的选择。其实,他们即使不采取这些昏招也是难以维持了,因为清政府已经没有根基存在了。

我们如果要是具备一种世界的视野,历史的视野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自毁根基的改革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恰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像法国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及一切意义上的革命都不是在旧制度统治达到昌盛的情况下爆发的,恰恰是旧统治阶级已经作出一系列让步和改革的情况下爆发的。但是,他其实也并没有说到历史的实质上去。因为旧统治集团这种让步也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而是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不得不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退却。然而政治斗争就好像打仗一样,往往一方后退就会兵败如山倒。所以,旧统治集团末年的改革往往是革命的导火线。这不光是说旧统治集团想自杀的原因。当然确实是有一部分就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本来就想取而代之,更多的是他们如果要是坚持传统的方法已经难以维持了。即革命的爆发往往是人民无法照旧生活下去,而且旧的统治集团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情况下。不过政治斗争比战争更复杂,像我们传说中牧野之战时出现了倒戈相向的局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像我们看比较原始的文献《克殷》也能看出来,但是在政治斗争中,这种情况就非常普遍了。往往一方显出颓势,他的手下迅速就会出现叛离,统治就土崩瓦解。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颜色革命,之所以那么快就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其所指向的对象只是政府这个牌子以及最高的几个统治者,而并没有指向原来掌握实权的集团。

总之,清政府搞得这个清末新政既有想续命的一面,也有想自杀的一面。对于清政府内部的不同人是不同的,对于清政府搞的十年新政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但我们应该承认,清末新政中有意无意摧毁清政府统治根基的做法是清政府垮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某种意义上说,新政后期也是清政府垮台的第一阶段。

八、是中共革命赋予了辛亥革命合法性——后现代主义与辛亥革命的再评价

鹿野:超越近代化的迷思 ——中国近代史新探

当前,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史学界争议非常激烈。基本上呈现一种两极化的特征。一部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评价很高,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次伟大变革。另一部分史学家则是对辛亥革命持鄙夷的态度,认为辛亥革命搅乱了实行改良措施的清末新政,导致中国动荡混乱。

表面上看起来这两种观点是对立的,但其实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抬高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人是借抬高民国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他们往往在宣扬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之后,就把民国说成是所谓的黄金时期,并认为如果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国会比现在好得多。

而贬低辛亥革命的人却是从告别革命,反对革命的角度来否定辛亥革命的。他们认为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应该被否定。如果肯定了辛亥革命,恐怕就不好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因此,这些人为了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就把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也一同否定了。

也就是说,这两种貌似南辕北辙的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借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或者否定,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合法性。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辛亥革命呢?我们不应该对辛亥革命进行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应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

在辛亥革命之前,《辛丑条约》已经签订。中国一方面受到了外国的严密控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全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还存在着清政府这个比较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看来,中国由半殖民地彻底转向殖民地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这样,就出现了两个不满于当时社会状况的势力。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满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这种丧权辱国的地位,希望中国向好的方面发展,希望改变现状,争取民族独立。而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和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们(也就是洋务派等)也不满于中国尚非殖民地(这种更彻底地受帝国主义统治)的状态,也希望推翻清政府,以便帝国主义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已经丧失执政基础的清政府,其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发生的。

但是,就辛亥革命的结果来看,最终是帝国主义和代理人的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推翻清政府的结果并不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是帝国主义侵略实力进一步扩大。比如外蒙独立、西藏的麦克马洪线、日本的“二十一条”等等一系列空前的丧权辱国的历史事件,和条约的签订,都是在辛亥革命后很短的几年内发生的。这在清政府还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此就辛亥革命的结果来看,辛亥革命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灾难。

如果仅仅因为这个我们就简单地否定辛亥革命,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仅仅要根据历史事件本身来进行评价,还应该根据其长远的效应——尽管这种长远的效应与历史事件本身未必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传统上人们会觉得后发生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影响到先发生的历史事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尤其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根据后发生的历史事件来对先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

比如说,大体和辛亥革命差不多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走向了瓦解,其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一种长期的分裂、混乱、衰败的状态。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十年,虽然中国也处于一种分裂混乱衰败的状态,但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那么,我们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和对辛亥革命导致清帝国的瓦解的评价,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

说的再明白一点,辛亥革命造成的国家分裂,割据和混乱局面可能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一种就是像后来的中国这样,最终出来了一个强有力的、有生命力的新的政治力量实现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另一种,则是像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之后的阿拉伯世界一样,长期陷入分裂混战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如果辛亥革命以后,外国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像阿拉伯世界那样,直到前几年还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导致人民流离失所,难以生存,那么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肯定和今天人们的评价不同。

因此,辛亥革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赋予的。正是因为,在辛亥革命进行过程中,当时还是基层军官和普通战士的毛泽东、朱德等一批人,后来在吸取了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并且打败了帝国主义,实现了中国的民族独立,辛亥革命才有了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而且,这与“辛亥革命本身造成了国家灾难”并不矛盾。

一句话,辛亥革命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是它又存在着诱发中共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只有把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解,将其放在“中国革命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才能够做到公正全面地评价辛亥革命。所以,无论是借抬高辛亥革命来反对中共革命,或者通过贬低辛亥革命来鼓吹“告别革命论”,都是错误的。

最后,我们就一起看一下毛泽东主席的一段相关论述吧: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底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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