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当代西方比较优势理论教条——对中国贸易基础理论的思考

比较优势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造出来的时候,是用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后人把前人生产这套理论所设定和所依赖的环境给无意识地忽略了或有意识地抹杀了。结果,一个特殊的政策建议就变成了一个似乎普适的理论。这个理论用于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的时候,可以给两个国家都带来福利,用于其它异质性的环境的时候,既可能是一个国家以牺牲另一个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得自身利益,也可能是双方形成囚徒的困境,难以自拔。

打破当代西方比较优势理论教条——对中国贸易基础理论的思考

 

一、英国和葡萄牙的历史关系:比较优势理论产生的国际政治基础

 

只有考察英国和葡萄牙的历史关系才能追根溯源地弄清比较优势理论。这是因为李嘉图正是基于英国和葡萄牙来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绝大多数中西方学者都忽视了李嘉图提出这个理论的历史背景。而正是这个背景对于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产生了巨大的限制作用。这就像西方人根据西方实际提出市场经济理论因此只对他们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适用性一样。

葡萄牙和英国的历史关系非同一般。早在12世纪,葡萄牙和英国之间就有了兄弟般的友谊,它们的统治者互相支持,多次签订同盟、多次联姻、多次联合抗击外敌入侵【1】。李嘉图出版其著作前十年的1807年,即拿破仑派军队入侵葡萄牙时,是英国皇家海军护送葡萄牙贵族逃亡巴西,是英国和葡萄牙在接下来的5年中联合抗击了拿破仑军队对葡萄牙的入侵,才使得葡萄牙在1812年摆脱法国的统治【2】。

关于葡萄牙和英国的这种关系不难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下卷第116-126页,即第四篇第六章《论通商条约》中找到印证,并且从这种印证中不难看到即使这两个兄弟般的国家也是亲兄弟明算账的。斯密说:“1703年英葡通商条约,就……博得非常的赞赏。以下便是这条约的直译文,仅有三条:第一条——葡萄牙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继人名义,约定在未受法律禁止以前,以后永远准许英国呢绒及其他毛制品照常输入葡萄牙,但以下条所述为条件。第二条——即英国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继人名义,必须以后永远准许葡萄牙产的葡萄酒输入英国,无论何时,亦无论英法二王国是和是战,并无论输入葡萄酒时所用的桶是一百零五加仑桶、五十二点五加仑桶或其他,都不得在关税这名义下,亦不得在任何其他名义下,对于此种葡萄酒,直接或间接要求比同量法国葡萄酒所纳更多的关税,并须减除三分之一。如果将来任何时候,上述关税的减除,竟在任何形式上被侵害,则葡萄牙国王陛下,再禁止英国呢绒及其他毛制品输入,亦就是正当而合法的。第三条——两国全权大使相约负责取得各自国王批准条约,并约定在两个月内交换批准文件。这条约规定,葡萄牙国王有义务,要按和英国毛织物禁止输入以前相同的条件,准许英国毛织物输入,即不得把禁止以前的税额提高。但他没有义务,要以比任何其他国家如法国或荷兰毛织物输入条件更好的条件,准许英国毛织物输入。而英国国王,却有义务,要以比法国葡萄酒即最能与葡萄牙竞争的葡萄酒输入条件更好的条件,准许葡萄牙的葡萄酒输入,就是说比法国葡萄酒少纳三分之一的关税。就这一点说,这条约显然对葡萄牙有利,而对英国不利了。但这条约,却被称扬为英国商业政策上一种杰作。”值得注意的是,当斯密叙述英葡之间的贸易时,他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的限制贸易是“正当而合法的”。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只针对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兄弟般的国家而于1817年提出的,其适用性是以兄弟般的国家关系存在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考虑到这种背景,李嘉图以葡萄牙和英国为例来说明其比较优势理论就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了。李嘉图本人在他的著作里当然没有提及葡萄牙和英国的这种关系。但这也许只是李嘉图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李嘉图是在阅读了亚当•私密的《国富论》后展开其经济学的研究的。他对他自己的写作功夫殊不自信。他不会料到西方后来的学者会有意地把他的理论延伸到普适化的程度

笔者推测,清政府时代,英国和葡萄牙选择毗邻的香港和澳门分别作为租借地也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

 

二、从当代西方经济思想理解“国际政治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

 

有人或许认为,李嘉图以葡萄牙和英国为例来说明其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一种偶然,并不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具有国家特性。但萨缪尔森(1949年)的观点正好表明,李嘉图以葡萄牙和英国为例来说明其比较优势理论是必然,而不是偶然的。在萨缪尔森(1949年)中,萨缪尔森把整个世界设想为一个被天使分割成不同地域的单一经济体(用埃奇沃斯盒表示)。假如分割并不严重(可以使用同样的技术、都充分就业等),那么,(专业化基础上的)贸易依然可以使世界达到原来的产出和消费水平【3】。萨缪尔森的这个广为接受和传播的观点正好说明了比较优势成立的一种必要条件【4】:即国家之间差别不大、没有重大冲突。一个人如果相信萨缪尔森的博学,就只能推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具有国家特性(因此也具有历史特性)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最多只能适用于兄弟般的国家。【5】

萨缪尔森本人学识渊博,应该理解比较优势理论在历史上是具有国家特性和历史特性的理论,但正是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普适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6】。在他之后,在西方的教科书和学术研究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特性和历史特性就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被普适化了。在今天笔者所见的所有中外教科书里,比较优势都是针对任何两个国家所进行的分析。这种普适化理论欺骗了许多人,包括中国一些在西方名校取得博士学位的当代经济学名家、名人、名流。因为正是在中国的学术期刊、报纸、报道、教材、专著中,这些名家、名人、名流提出,中国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这种战略饱受质疑之后,又提出要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实,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就是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只是比较优势在市场自发势力演化中所形成的动态而已。它根本否定了一个人口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利用科技资源、产业资源来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实际上为科技领先国家更长时间更大幅度地享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利益服务了。它实际上根本否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至于基于这个观点是否会形成历史虚无主义,比如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那应该是势所必然

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不是主张完全的自由贸易。李嘉图针对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兄弟般的国家而提出的自由贸易只是在已有贸易格局基础上更为自由一些(即更为优化一些)而已。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在其学术文章中说到自由贸易(free trade)的时候,也往往只是指更为自由的贸易(freer trade,把关税从50%的税率降低10%,即降低到45%),而不是绝对自由的贸易(如把关税从50%的税率降低到10%)。这显示他们是不主张剧烈的贸易格局改革的。有了这种理解,就不难提出如下问题:WTO这种国际组织能够替代原来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吗?WTO能够替代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冷战格局吗?冷战对国际格局的解释力强,还是WTO对国际格局的解释力强呢?WTO是否可能是一些强国在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建立某种偏向于自身利益的秩序的“安排”呢?当这种安排不敷需要时,是否就可以、可能被一脚踢掉呢?

国际的相互依赖不仅是双刃剑(经济发展的水涨船高、一损俱损),而且有此多彼少的博弈。美国有人现在可能认为,美墨的自由贸易根本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当中国面临一个准备与中国大打贸易战的强大国家时,中国原来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分工理论所形成的经济格局就可能面临巨大的动荡

考虑到上述因素,也就不难理解,斯大林时代搞出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才是真正实现相对平等、公正贸易的国际政治格局安排(这个安排在苏联迫切需要资源时可能更为服务于苏联的利益)。而打掉这个安排符合哪国的利益也就不言自明了。而打掉这个安排的国家又在安排TPP、某某自由贸易区,意图也不过是想要取得经互会曾经取得的利益罢了。这种一方面自身建立贸易安排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破坏他国建立这种政治基础的戏剧正在世界上演全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国家应该有许多领导人对此是有所感觉的,但是否清醒认识就难说了。韩国、日本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是否会接受遥远国家的遥控,要看其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而世界原来属于第二世界的国家对待霸权国家的更为有利的地位应该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争取的统一战线对象。他们应该同意,霸权国家从其位于世界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撤军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重要条件。

 

三、比较优势决不是仅由价格决定,价格决定也证伪自己

 

被普适化的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实际上都是用价格来定义比较优势的。很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价格只是一国和国际经济利益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国和兄弟国家之间合作的价值主要不是商品的交换,因此不是由相对价格决定的,更不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过程决定的。仅从某港的建设看,它的优势是由其地理位置和国际地缘政治决定的。很显然,当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无需在香港进行大量转口贸易时,香港对于英国的利益就下降了,香港的地位就“回归”正常了。

即使根据当代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贸易理论用价格来定义比较优势,那也产生一个问题,又是由什么决定价格呢?难道不是生产技术、制度、规模等决定价格吗?如果是生产技术、制度、规模等决定价格,价格由决定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决定贸易格局,那不就正好推出马克思的观点:即生产决定交换(国际贸易只是国际间的交换)吗?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比较优势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造出来的时候,是用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后人把前人生产这套理论所设定和所依赖的环境给无意识地忽略了或有意识地抹杀了。结果,一个特殊的政策建议就变成了一个似乎普适的理论。这个理论用于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的时候,可以给两个国家都带来福利,用于其它异质性的环境的时候,既可能是一个国家以牺牲另一个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得自身利益,也可能是双方形成囚徒的困境,难以自拔【7】。

有了上述的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就能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曾经询问关于美国和墨西哥关系历史的书籍【8】,显然不是随意之举了。这样一个年轻人询问这个问题,可能得到了对于国际贸易具有一流知识的学者的指点。它应该显示美国正在进行一系列新的贸易安排!

参考文献:

【1】 关于葡萄牙和英国的关系,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rtugal%E2%80%93United_Kingdom_relations。

【2】 关于这段历史,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insular_War。

【3】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positive theory, in Grossman and Rogoff, 1995, p. 1245.

【4】 传播者是Dixti, A. and V. Norman, 198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克鲁格曼(1979)表明,比较优势甚至不能说明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友好国家之间的贸易。

【6】参见贾利军、王今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谨慎使用“比较优势”话语》,《福建论坛》2017年第5期即出。

【7】参见王今朝、朱安东已完成的待发表论文《重新思考比较优势》。

【8】见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6758.html。

【王今朝,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经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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